社会法中的人——兼谈现代社会与法律人格的变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的人论文,现代社会论文,人格论文,法律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任何社会科学都隐含着对特定的“人”的行为模式 的预设，法学也同样如此。尽管法律制度中可能没有直接用语言表达一种法律中的人的 形象，但不可否认，基于法律的价值宣示功能，人们还是可以根据法律的规定，获得某 种“法律中的人”，甚至这种“法律中的人”反过来会塑造社会上对人格的看法。(注 ：Note,What we talk about when we talk about persons:The language of a legal fiction,Harvard Law Review,Vol.114,2001,p.1758.)
社会法作为第三法域刚刚兴起，社会法关于“人”的假设明显不同于传统的私法，因 此无论在立法中还是在法学研究中，都急需解决“社会法中的人”这一课题。本文就是 在有关的现代社会理论的关照下，在法学思想层面上，对“社会法中的人”作一观念史 的梳理。
一、社会法：经济法的本质
20世纪以来的西方经济法制的发展，与早期资本主义相比，可以用一句“私法公法化 和公法私法化”来形容。
早期资本主义社会，以“市民社会—政治国家”的对立模式，来涵盖个人利益和公共 利益的关系。这种“公—私”二元对立的社会格局，在洛克、卢梭、康德、黑格尔等启 蒙思想家那里都有反映。与这种二元社会结构对应的是二元法律结构：解决私人纠纷的 私法，以意思自治为原则，排除政府的干预；处理公共事务的公法，以国家强制为保障 ，强调公共权力的作用。排除国家干预的私法，维持着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转， 政府只是充当“守夜人”的角色。
随着资本主义向垄断经济的过度，资本主义的社会危机频频发生，传统上大部分由私 法调整的矛盾迅速激化。例如，垄断和不正当竞争限制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商品生产者 、销售者利用“生产者主权”(加尔布雷斯语)的优势侵害消费者权益，雇主剥削雇工、 损害劳动者权益，大工业制造污染侵害居民健康，另外社会保障、教育文化卫生事业、 妇女儿童老人残疾人权益保障问题也日益突出。在这种形势下，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不 能坐以待毙，纷纷制定法律和政策，对市场进行干预。因此给国家增添了一些自由主义 时代不具备的功能，即“保护、补偿和平衡经济上处于弱势的社会群体，如工人、职员 、承租人、消费者等等”和影响私人投资行为和管理公共投资行为的“控制和平衡总量 经济循环运动”的功能。(注：[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译， 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175页。)如此，造成了公共领域向私人领域的延伸。
另一方面，20世纪以来，非政府部门(或称第三部门)在资本主义各国迅速发展起来。 它们包括劳工组织、消费者组织、环保组织、妇女组织、教育组织等等。这些组织将传 统上孤立的社会弱者整合起来，形成强大的社会力量，参与政治和法律活动。于是，国 家在这些领域相应退缩，让出部分公共权力给这些组织。如最低工资标准、产品质量标 准、环境污染排污标准，以及其它社会保障标准等，第三部门都纷纷介入。由此与上述 过程相反，形成了私人领域向公共领域渗透。
就这样，传统上国家和社会分离的格局，被晚期资本主义的“社会的国家化”和“国 家的社会化”所取代。(注：[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译，学 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171页。)与传统的“公法—私法”的二元法域的法律结构不同， 法律领域出现了“私法公法化”和“公法私法化”的趋势，这表现在反垄断法、经济的 宏观调控法、劳动法、消费者保护法、产品质量法、以及妇女老人儿童残疾人权益保护 法等部门法的产生和发展，这些新兴的法律的主要目的就是保护社会弱者群体的社会利 益。它们既不同于私法，也不同于公法，形成一个独立的“第三法域”——社会法。( 注：哈贝马斯说：“在社会福利国家的工业社会中，各种社会关系越来越多，它们无法 再用私法或者公法加以分门别类；它们促进了所谓的社会法的诞生。”《公共领域的结 构转型》，曹卫东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176页。社会法在制度实践上，最为显 著的就是1983年《德国社会法典》的颁布。)因此在现代社会中形成了“私法—社会法 —公法”的三元法律结构，取代了传统的“公法—私法”的二元法律结构。
简言之，社会法就是以维护社会弱者的生存和增进其福利为目的，国家干预自由放任 经济而产生的法律。(注：[日]星野英一：《私法中的人》，王闯译，载梁慧星主编： 《民商法论丛》(第8卷)，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86页。另参见董保华、朱晓喆、刘险峰：《社会法原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1—15页。)根据日 本学者金泽良雄的观点，经济法(注：此处所指的经济法包括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 法、消费者保护法、广义的产品质量法、环境和自然资源保护法、劳动和社会保障法， 这些法律都明显区别于传统私法和行政法，其独特性已如正文所述，它们是20世纪法律 发展的产物，有必要对之作理论总结。而今天中国的经济法学界普遍地将合同法、公司 法、证券法、保险法、票据法、海商法、税法、金融法、价格法、预算法等等划入经济 法的范畴。其实稍具法律常识的人都会看出这些所谓的经济法，要么属于商法、要么属 于行政法，对它们进行整合完全是徒劳。)正是在“私法公法化”和“公法私法化”的 背景下产生的，所以可以将经济法视为社会法的一部分。(注：[日]金泽良雄：《当代 经济法》，刘瑞复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2—25页。)国内也有学者对此表 示赞同。(注：代表性的文章有张守文：《社会法论略》，《中外法学》1996年第6期。 董保华、郑少华：《社会法——对第三法域的探索》，《华东政法学院院报》1999年第 1期。郑少华：《经济法的本质：一种社会法观的解说》，《法学》1999年第2期；《社 会经济法散论》，《法商研究》2001年第4期。)
通过社会法的视角来理解经济法的产生，可以使我们清楚地勾勒出经济法的轮廓。第 一，经济法部分是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法律，部分是社会调节自身的法律，前者典型如 反垄断法、产品质量法，后者如劳工团体、消费者团体的自治法。第二，经济法以保护 社会弱者的社会利益为根本目的。第三，经济法既非个人本位，亦非国家本位，而是社 会本位。唯有如此，才能发现经济法存在的价值，才能为经济法奠定可靠的理论基石。
二、理性化的社会与私法中的人
近代以来的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形式合理的社会和抽象的社会。只有在这样的背景下 ，我们才能深刻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近代人”的形象。
理性主义是一个含混多义的概念，最初资产阶级启蒙学者用它来指近代西方兴起的哲 学思潮，它认为人类认识世界的起点不在于上帝，而是基于人类自身的“理性”，应该 相信理性是人类进步的最终决定因素。理性主义思潮弥漫于近代的欧洲社会，社会学家 马克斯·韦伯认为欧洲文明的一切成果都是理性主义的产物：只有在理性的行为和思维 方式的支配下，才会产生出严格推理证明和实验的实证自然科学、才会产生“可计算” 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会产生“可预期”的作为社会调整器的法律制度。(注： 苏国勋：《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思想引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1页。 )
在韦伯看来，所谓形式合理性，是指人的行为为达到一定目的，只要采取最有效率的 方法，就是理性的。换言之，形式合理性主要被归结为手段和程序的“可计算性”，而 不计目的和后果的价值。(注：苏国勋：《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思想引论》，上海 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1页。)因此，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是相对而言的。就资 本主义社会来说，为保证市场的繁荣和交易的顺利进行，采取了尽可能精确和迅速的方 法，达到增加个人财富的目的。因此，资本主义社会可以说是形式合理的。但是，人人 都为了获得财富，满足个人的欲望，却造成了贫富分化、强弱对立的结果。从这个意义 上，资本主义社会又可以说是形式的合理而实质的不合理。
另一方面，现代社会又是一个“抽象社会”。社会学上认为，传统社会中人们行为的 互动，主要建立在个人特征和熟人关系基础之上，而现代社会中的交往则不论对象具体 特征和亲疏远近关系，统统将他人视为一般的、抽象的行为主体。(注：李猛：《论抽 象社会》，《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1期。)因而，抽象社会中的市场交易不同于传统社 会在于，后者解决交易的信任(Trust)机制问题依靠熟人之间的面对面关系，而前者依 靠普遍化的抽象的人际关系。
社会学家吉登斯认为，现代社会中的人际信任，建立在一种“抽象系统”之上，最主 要的抽象系统就是符号系统(如货币符号)和专家系统(对专家知识的信任)。抽象系统的 存在，使人们的互动机制脱离了时间和场所的特殊性，使得现代社会呈现出一种“抽离 化”(Disembeding)趋势。抽离化就是将社会关系从地方性的场景中“挖出来”并使这 种抽象的社会关系在无限的时空地带中“再嵌入”。(注：[英]安东尼·吉登斯：《现 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9—31页，第72—73页。另见安东尼 ·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方文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9—22页 。)例如，我们在法律上塑造出一个标准的“契约”的权利义务模式(典型合同)，然后 将这一模式适用在各种各样的现实契约关系上。(注：有意思的是，有一些现代的学者 从“抽离化”的对立面，反向研究具体的契约关系。如社会学上加芬克尔的“常人方法 学”，经济学中的威廉姆斯的“嵌入性合同关系”，法学上麦克尼尔的“新社会契约论 ”，以及德国民法学说中的“事实上的契约关系”。)对于“人”来说，抽离化就是塑 造一种普适性的人的形象(经济人、自由人、理性人)，由此在抽象的社会，人们在互动 中不会因为对方是陌生人而产生不信任，反而正是因为每个人都被看作同质的、平等的 、理性的行为主体，才是信任的关键。
那么，具体地说，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社会科学对人的形象的设计是如何符合形式合 理性和抽象性的社会特性的呢?
首先，从哲学上说，从笛卡儿开始，就将人树立为一个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理性主 体，最具代表性的是康德关于“自我”的理论。他认为，理性主体在认识论领域(现象 界)就是认识主体，它是一个先验的、抽象的构架，当它接触到经验的材料时，就形成 了人类关于自然科学的知识；理性主体在社会历史领域(本体界)就是实践主体，它是具 有自由意志的行为主体，应当对自己的基于自由选择的行为后果负责，这种自由意志就 存在于人的理性之中。(注：[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韩水法译，商务印书馆199 9年版，第47—49页。)这两方面结合就是一个完整的“自我意识”。这样的哲学主体是 一种先验的、孤立的、与世隔绝的“单子”(莱布尼茨)。
其次，“经济人”的假说。启蒙时代的大多数经济学家如魁奈、亚当·斯密、休谟都 认为，人类的本性是利己的，每个人都是一个理性的经济人，是自己的利益的最佳判断 者，在市场上的行为遵循着“效用最大化”的原则。古典经济学相信，人们追逐私利的 行为，会带来社会的繁荣，整个社会在“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有序地运行，最终会达 到个人私利与社会福利平衡的结果。
最后，在法律上，就将这种“理性人”、“经济人”转换成法律制度中的“抽象人格 ”。“在法律面前，一个法律上的人格person与另外一个人格不应有区别，他们的地位 一律平等。……其结果必然是，每个人都应当独立自主。智力与经济来源的不平等，尽 管为人所注意，但从法律角度看，却无关紧要”。(注：[美]艾伦·沃森：《民法法系 的演变及形成》，李静冰、姚新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0页。)形式 平等的人格，在私法制度中最能够体现出来。私法强调意思自治，自治的前提就是每个 人与他人都同样地成为自由决断自己行为的主体。资本主义民法典对于各种各样的民事 主体是不加区别的对待的，他们不是具体的人，而是所有权人、债权人、继承人。特别 是在《德国民法典》中，人被抽象成“权利能力”与“意思能力”两个概念，人成为一 种“意思表达机器”、一种“抽象人格”。(注：赵晓力：《民法传统经典文本中“人 ”的观念》，《北大法律评论》(第1卷第1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8页。)
抽象人格是近代私法塑造人的形象，是各项私法制度的逻辑前提。抽象人格是被抽空 了一切具体实在的、同质的、标准的主体。而这种标准的民事主体，是按照资产阶级市 民的原形设计的，即日本学者星野英一所说的私法中“强有力的智者”。
这种关于人的假设是近代私法的一项高度的法学成就，它在促进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秩 序的扩展、保障人民自由、发展宪政民主等方面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随着历史进入19 世纪末20世纪初，垄断经济出现，弱势群体的权益问题日益突出，劳工运动、消费者保 护运动普遍展开，人们发现传统的私法救济方式越来越不敷用，于是西方各国进行了大 量的保护社会弱者的社会立法，形成独立于传统公法与私法的社会法。社会法与传统私 法对于人的设计是决然不同的，从而带来法律中的人的形象的转型。
三、转型之一：从抽象人到具体人
从社会法的视角来看，私法中的人与现实中的人有很大的差距。私法把人都设想成齐 一的理性主体、“强有力的智者”，而社会法则认为，现实生活中人不可能都是理性的 、平等的。在现代社会，自由竞争成了人类活动的准则，虽然这带来社会的繁荣，但也 必然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实力悬殊越来越大，实质上的不平等也日益加剧。再者，19世纪 以来，法人组织不断扩张，逐渐形成大公司、大企业掌握绝大多数的社会财富的现象， 它们排挤市场中的中小企业，漠视消费者的权益，影响政府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由此， 社会出现了两极分化，一边是社会实力的强者，另一边是劳动者、消费者、大工业污染 的受害者等星野英一教授所称的“弱而愚者”。传统上就被认为是弱者的妇女、儿童、 老人、残疾人等也都可以划入社会弱者的群体。
如此一来，现代社会中的法律的现实基础就是“强—弱”对立的二元格局，私法中抽 象人格的假设不攻自破。
其一，抽象人格所假定的理性主体是脱离环境的。20世纪以来的西方哲学有一个共同 的倾向就是破除理性主义的狂妄。如尼采、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认为，人的特性是 未定型性，人是什么永远有待于具体人的活动的过程，先验的人是不存在的。海德格尔 将“人”称作“此在”(Dasein)说：“此在总作为他的可能性来存在。……此在本质上 总是他的可能性”，“对人之本质的任何一种规定，……都是形而上学。”(注：[德]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50页。[德]海 德格尔：《路标》，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377页。)转换一下海德格尔的语 言，就是说具体的人没有绝对的本质，他有作出各种选择、各种决定的可能性，因此抽 象的人是一种虚构。(注：存在主义研究者威廉·巴雷特认为存在主义的靶子就是“抽 象性”。参见[美]威廉·巴雷特：《非理性的人——存在主义哲学研究》，杨照明，艾 平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65页。)
自索绪尔、列维—斯特劳斯以来的结构主义以及福柯、巴特尔、德里达倡导的后结构 主义哲学都强调：“理性的人”只不过是启蒙运动发明的产物，而事实上不是人先于社 会结构，而是各种语言结构、经济结构、文化结构决定了人的说话和行事。(注：有关 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可参见[英]斯特罗克(编)：《结构主义以来》，渠东、李猛、李 康译，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福柯指出，我们应当清除“先验 理性主体”的观念，现代社会是一个规训权力笼罩的社会，没有先于权力的主体，相反 倒是权力关系制造出了“人”。(注：D.E.Litowitz,Postmodern Philosophy and Law,Kansas:University of Kansas,1997,p.69.关于规训权力与现代社会的问题，参看[法] 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德里达认为，笛卡 儿的式的“自我”(Cartesian cogito)，应当被当作一个形而上学的实体而解构，“自 我”根本不存在，自我永远都在各种压制、冲突、分解的活动中挣扎。(注：Ibid,p.90 .关于在法律上对“人格”解构的分析，参见前注17引书，第1745—1768页。)
其二，抽象人格所假定的经济人是值得怀疑的。古典经济学认为每个经济人都有一套 完整而内在一致的偏好体系，在进行决策时他总能通过精确的计算，选择最佳方案，实 现目标最大化。而新制度经济学家H·西蒙指出，这种全智全能的经济人无异于一种“ 神”，而现实中的人则只具有“有限理性”，受制于环境的不确定性和人的计算能力， 他通常并不时时按照最大化的原则行动，而是依据习惯和文化进行选择，所以只能求得 一个“足够好”而不是“最好”的结果。(注：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中国 发展出版社1996年版，第11页。)循着西蒙的思路，笔者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强势主体 会利用一些“有限理性”因素，如隶属关系、信息不对称、经济力量差距、自然原因等 因素，控制与弱势主体的交往活动，甚至对其进行剥削和掠夺。(注：董保华、朱晓烜、刘险峰：《社会法原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0—72页。)
由此可见，我们根本不能得出一个统一的理性主体的“人”的形象。现实中的人总是 处于特定环境中的具体的人，他是由各种话语、知识和实践活动建构出来的。具体的人 就存在经济、智力、能力、性别、年龄等各方面的差别，就存在强弱之分。在法律上就 应该有区别地对待。社会法正是采取了更切近具体的人的眼光，重新审视传统私法无法 接近的领域，将社会弱者作为一个需要特殊照顾的群体，予以“倾斜保护”。如劳动法 、消费者保护法、环境污染防治法、妇女儿童老人权益保护法都是针对这些具体的弱势 群体进行的立法。日本经济法学者丹宗昭信就此认为，社会法用具体的人如劳动者、中 小企业、消费者，来代替私法上抽象的人，(注：[日]丹宗昭信(编)：《现代经济法入 门》，谢次昌译，群众出版社1985年版，第48页。)由此，现代社会中的法律关系“人 ”的观念呈现了一个从抽象人到具体人的发展过程。
四、转型之二：从原子化的人到团体化的人
古典自由主义的社会也是个人主义的社会，个人主义强调个人权利的优先性，认为个 人先于社会和国家而存在。起先人们生活在一种自然状态中，为了避免“一切人对一切 人的战争”(霍布斯语)，人们通过缔结“社会契约”放弃私人武力而进入文明状态，因 此社会只不过是“原子化”的个人临时组成的。照此推论，社会与国家是为了保护个人 的天赋权利而顺便存在，当人民认为社会不能实现他们的权利时，就可以放弃社会的约 束，重新进入缔约之前的“原初状态”(罗尔斯语)。
在一定意义上抽象人也就是个体化、孤立的原子化的人。原子化的人与团体化的人(组 织化的人)相对，后者是指处于各种团体组织中的人。从社会法的角度来看，现代社会 中的法律关于“人”的观念的另一个发展就是从原子化的人到团体化的人。
中世纪的欧洲，社会团体主要是自治城市中的行会组织。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出 于对封建制度和等级身份的痛恨，资产阶级扫荡了一切封建团体，取消法人的合法地位 。这一方面弘扬了个人的主体性，但另一方面也使社会陷入一种原子化的瓦解之中。如 此一来，在政治秩序上就出现了“个人—国家”的两极化格局：一极是掌管统治权力的 国家机器，另一极是孤零零的原子化的人。其潜藏的危险就是：“无组织的个人在极端 强大的国家面前被解除了武装。……因此，国家便毫无限制的统治一群孤立而无能的个 人，统治像一盘散沙的人们。”(注：[法]狄骥：《宪法论》(第1卷)，钱克新译，商务 印书馆1959年版，第473—474页。)法国大革命酿成的血腥结局与此不无关系。(注：托 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社会研究表明，集权政治往往出现在一种极端个人主义、毫 无社会团结的社会中。[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6 年版，第137页。关于这一点另可参看朱学勤：《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上海三联书店1 996年版。)
这样就出现了矛盾的局面：一者，原子化的人的个人权利不能代表特定群体的团体利 益以及更广泛的社会利益，所以黑格尔说，市民社会中的每个人只关心自己的利益，其 他人都被看成“虚无”；二者，出于对国家的不信任，更不能将一切管理社会、保护团 体利益的权力统统交给国家行使。正如社会学家涂尔干所说：国家并不能过多地承担整 合社会利益的任务，“国家既好管闲事又无能为力”(注：[法]涂尔干：《自杀论—— 社会学研究》，冯韵文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370页。)那么如何协调私益与公益 、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呢?
涂尔干认为，现代社会基于社会分工，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虽然社会成 员完成交换的时间非常短暂，但他们之间的联系却远远超出这段时间之外。他们在执行 每一项职能的过程中，都必须依赖于他人，继而最终形成了一个牢固的关系系统。”( 注：[法]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译，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84页。)因此，人 们必须意识到只有这种集体生活，才能为个人提供精神的归依。涂尔干给现代社会开出 的救赎药方是作为社会组织的“职业团体”。(注：[法]涂尔干：《自杀论——社会学 研究》，冯韵文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372页。)如果我们放宽涂尔干的视野，会 发现各种各样的组织、团体在现代社会中广泛发挥着沟通个人与国家的作用。尤其对于 社会弱势群体来说，在既不能靠个人，也不能靠国家，既不信任市场，也不信任政府的 情况下，只有组织起来，结成团体展开维权运动。在19世纪的劳工运动、20世纪的消费 者运动、女权运动、环境保护运动的过程中，工会、消费者保护协会、环境保护协会、 妇女儿童老人残疾人保护组织纷纷涌现。
团体运动的结果在于：第一，在强弱对立的社会生活中，弱势群体结合成各种团体， 利用集体优势参加社会活动，这些社会团体代表弱势群体的利益，能够站在弱者的立场 ，对抗社会强者的剥削和压榨，平衡强弱对比力量。第二，从政治统治上说，各种团体 组织对内整合其成员的利益，控制团体的分裂；对外负责将团体的利益、呼声集中传达 到国家的决策体制中，使个人不直接暴露在国家权力的威胁之下。由此就形成团体与团 体之间、国家与团体之间的良性关系。这就是近年来流行于欧美的“法团主义”(Corpo ratism，又译合作主义)所倡导的国家与社会的互动模式。(注：张静：《法团主义》，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3—25页。)
批判法学家R昂格尔将法团主义与现代法律观结合起来，认为在法团主义国家，国家与 社会的界限愈渐模糊，公法与私法日益交融成为社会法，团体规则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 国家法。(注：[美]昂格尔：《现代社会中的法律》，吴玉章，周汉华译，译林出版社2 001年版，第194页。)更有的学者认为，团体自治规则促成了一种代替国家秩序的团体 内部的“私人统治”。(注：Aviam Soifer,Law And The Company We Keep,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5,p.82.)
可见社会法与社会团体的发展是分不开的，社会法中的人与社会团体有一种天然的契 合。社会法强调社会利益、社会本位、社会团体的重要性和优先性，最终使得社会法超 越了从个体的角度看待人的方法，用团体化的人、组织化的人来补充原子化的人的不足 ，传统私法中的原子化的人在社会法中变成了团体化的人。
五、结论
随着现代社会向着理性化和抽象化方向发展，法律也不断地抽象化和概念化。传统私 法所假设的抽象人和原子化的人越来越陷入困境之中。但这并不意味着现代社会和法律 失去了拯救的可能性。只要我们改变对“人”的看法，采取一种更切近真实的人的角度 ，探讨解救现代人的困境的问题还是能找到出路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社会法正是 对这一问题进行的努力。
社会法突破了私法对人理性化、抽象化、原子化的形象设计，返回到生活世界，重新 发现了强弱分化的人类真实生存境况，从而用“具体人”、“团体化的人”重塑了现代 社会中的法律人格。在这样的宏观社会背景下考察社会法中的人性设计，无疑具有极其 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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