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富恩特斯的小说看墨西哥的民族文化意识〔1〕，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墨西哥论文,民族文化论文,意识论文,恩特斯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民族文化意识是民族的灵魂，是一个民族内在的不同于别的民族的东西。没有民族文化意识的民族，如同没有本质、没有特性和形象的人，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墨西哥就是一个曾为寻求确立其民族文化意识而苦恼的民族。
从文化根基上看，墨西哥是一个古老而又年轻的民族，其文化既是古印第安文化的延续，又是欧洲文化的延续，是两种不同文化相撞的产物。然而这个新生民族，既不承认自己是印第安人的后裔，也不承认自己是西班牙人的子孙，寻求民族的文化根基成了墨西哥半个多世纪所追求的目标。
1910年爆发墨西哥大革命。〔2〕这是墨西哥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是墨西哥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和文化意识的矛盾的大爆发。大革命的宗旨在于摧毁自征服时期开始确立的一直在阻碍国家经济发展的生产关系。大革命虽然不彻底，却唤醒了民族的觉悟，墨西哥进入了一个朦胧的自我意识时期。然而，年轻幼稚的墨西哥虽然从欧洲那里得到启发，却远未形成自身的民族文化意识体系，只好从自身的深层底部盲目地发掘其根基。这个新生的国家匆匆忙忙地临时画了个脸谱戴上，转向印第安人的过去，向世人宣布它有了“墨西哥主义”。然而，“墨西哥主义”不应当仅仅是恢复过去的东西，还应当有现代的东西，于是又从欧洲搬来了“乌托邦主义”。
到本世纪中期，是面向过去，还是面向未来，墨西哥仍然举棋不定，仍然是一个寻求自我定义的国家。有关大革命功过的结论刚刚得出，又要推翻重新评说。奥克塔维奥·帕斯〔3〕曾这样写道：“墨西哥的历史就像是在寻找自己的祖籍和出身的人的历史”（Luis Hass,Los nuestros,Ed.Sudamericana,1969,p.342）。它既反对称它为西班牙人的墨西哥，也反对称它为印第安人的墨西哥；这个民族既不想是西班牙人，也不愿是印第安人，更不承认是二者的后裔.它拒绝接受这些名称，只承认自己是自身形成的“混血儿”.因此，这个民族开始自相矛盾，被它认可的与其说是“混血儿”这个名称，倒不如说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一种人”，属于子虚乌有的“儿子”，没有祖先的“孤儿”。帕斯曾归结道：“大革命没能够以通观全局的眼光看清它那带拯救性爆发的价值。墨西哥的聪明也没能够解决我们缺少文化传统和需要文化传统之间的矛盾”（同上。P.342）.当时墨西哥人的思想很明确，就是尽可能弄清“墨西哥人”的本质，于是大家都致力于本体学〔4〕和文化心理学的研究。到60年代，墨西哥人终于在自身的连续性方面比较实际了，“墨西哥主义”已经不再是一种代号，而成为民族的共同心理感受，它含着共同的志愿和共同承担责任的感情；发现联结他们的不仅仅是共同的文化遗产，而且还有更深层的精神上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来源于他们对同一个自然环境所怀有的激情；领悟到他们真正的一致性就在于他们的个性，换句话说，一个20世纪的墨西哥人就是所有这个时代的墨西哥人的同代人。
二
卡洛斯·富恩特斯就是一位极具代表性的墨西哥人。他1926年出生于墨西哥城，然而他的青少年时代却是在智利的圣地亚哥、巴西的里约热内卢、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乌拉圭的蒙特维德奥、厄瓜多尔的吉多和美国的华盛顿等美洲大陆各国的首都度过的.这要归功于他的职业外、交官父亲，富思特斯的祖先是德国人和加纳列群岛人.祖父是社会主义者，在俾斯麦统治时期被流放，后来到墨西哥的维拉克鲁斯种植咖啡。外祖父是一位商人，曾在墨西哥马萨特兰港口做进出口生意.富恩特斯愉快地称自己是地道的小资产阶级出身.
富思特斯曾在美洲大陆一些最好的学校接受教育，4岁时即在华盛顿开始学英语.在日内瓦修了国际法，并且继承了父亲的职业，进入外交界。他曾是墨西哥驻国际劳动办公室成员，同时又是墨西哥驻瑞士大使馆文化参赞。回到墨西哥，他曾在大学里任教，后出任外交部文化司司长.1955年获律师头衔，在此之前他已经投身文学创作。他是享有盛誉的《墨西哥文学杂志》的创办人之一，该杂志的出版宗旨即是他的“只有地道的民族文化才能成为具有世界意义的文化”的观点。
文学是民族文化意识、政治经济现实的真实反映.对富思特斯来说，文学创作是一种需要.爱情、暴力、性关系、吸毒、堕落 、家庭、工作、失败等都是他要写的对象，然而他着力写的是那些除他外谁都不留心的东西。通过他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民族文化意识模糊、社会形态漂浮、各种思潮混杂、乱哄哄无一共同哲学思想的墨西哥，一个亟待确立自我定义的墨西哥.
三
我们从富恩特斯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戴假面具的口子》里看到一个非常特别的，不同于其它曾被征服过的民族的墨西哥.它的过去是那样的可悲。因为它被西班牙征服了，在武力较量上失败了；它又是那样的幸运，因为它是唯一用自身文化功力压倒征服者的民族，在文化意识上胜利了.在秘鲁首都利马有皮萨罗〔5〕的塑像，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有巴尔迪维亚〔6〕的塑像，然而在墨西哥的首都墨西哥城敬仰的却不是埃尔南·科尔特斯〔7〕 的塑像，而是瓜乌特莫克〔8〕的塑像，失败者反而得到世人的敬仰.在这个国家，进了棺材的人方能成为英雄。倘若弗朗西斯科·马德罗〔9〕、埃米利亚诺·萨帕塔〔10〕或者潘乔 ·比利亚〔11〕还活着，而且在做官倒生意，他们也不会是英雄了。他们之所以是英雄，是因为他们牺牲了；瓜乌特莫克之所以受到敬仰，正是因为他牺牲了，失败了。墨西哥怀念过去，因为它失去了过去、成了一个丧失自己民族语言、民族传统和一切权利的民族，成了一个被奴役的民族.这个新独立的国家需要一个面具，需要以神话的面孔出现，尽管历史已进入20世纪的现代文明时代，尽管它的统治者已是大革命后的资产阶级。
我们在《查克·莫尔》这个短篇里会看到阿兹特克雨神的化身查克·莫尔.这个雨神的威力并未因现代文明而有所减弱。1952年，这位雨神的塑像曾作为墨西哥的艺术展品被装船运往欧洲，于是整个欧洲大陆下起了倾盆大雨，由此这位雨神出了名.西班牙的一些谷地以前未下过雨，那里的农民通过邮局往艺术展地寄了些比塞塔，〔12〕让人将这些钱放进查克·莫尔的胃里，让他50年以后再给他们的谷地下场雨.故事是这样引起的，一位小官僚在拉古尼利亚（湖）找到了查克·莫尔的一个塑像。于是他把塑像拿回家放进地窖里，结果地窖神秘地被水淹了。查克·莫尔身上长满了青苔开始软化，像是有了血肉，并见主人在床上睡得很香。然而这是个错觉，因为主人一见地窖被淹就跑了，死在了阿卡普尔科，尸体是他的一位朋友运回来放在那儿的。他的朋友一进屋便发现一个奇怪的绿色印第安人，穿着一件无袖上衣，非常漂亮，散发着浓郁的香味……
如果说富恩特斯的创作意图在《戴假面具日子》里还显得朦胧的话，那么在《最明净的地区》（1959）里已经清晰可见了。
《最明净的地区》是一部超级小说，同时又是墨西哥城的传记，是对当时墨西哥人的一个概括。小说的着眼点很高，然而却牢牢地扎根于现实。富恩特斯对一个富有的墨西哥和一个贫穷的墨西哥、对一个稀奇古怪的墨西哥和一个平淡无奇的墨西哥的生活和价值进行了深入研究。小说向读者全面地揭示了50年代初墨西哥的民族文化意识，勾勒出一个一直在左右权衡、在寻找自我定义、确认自我身份的墨西哥的现实图景。富恩特斯以批评的目光向读者描绘了当时墨西哥城的社会环境、社会阶层，从中上阶层、新工商阶层、旧封建贵族残余阶层，一直到完全被压迫的最底阶层。小说的着重点在于对新生的资产阶级、暴发户、投机钻营分子的描写，逐渐画出一个无脊椎骨的墨西哥，一个诞生于革命时代，而当出现制度化革新浪潮时，当“革命者”爬到银行行长或工商业主的地位时，又很快背叛了革命初衷的墨西哥。
在那样一个人人都晕头转向的社会里，各自都在捞能捞的东西，缺少共同的哲学思想，没有民族的目标，不存在共同的责任感，弱肉强食，胀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这就是富恩特斯所描绘的世界，一个动荡的、道德规范不确定的、被剧烈的冲突撕碎了的、摇摇欲坠的世界。那里发生的一切在告诉人们，今天的被征服者正在变成明天的不稳固的特权阶层，每个人的生活都在发生相反的变化，一个人爬到了最高点，另一个人却跌到了最低点，进步好比一颗明亮的拖着尾巴的彗星。在这个世界里，恭维背后是怨恨，现代的彬彬有礼的背后是部落时代的古老表情。富恩特斯以入木三分的手法，将墨西哥现实生活中出现的倒行逆施的返祖势力同积极有效的现代文明势力进行对比，二者都有其代表形象：代表倒行逆施的有伊克斯卡·西恩富戈斯，代表投机钻营的有里布拉多·伊巴拉，代表靠出卖灵魂塞满腰包的有工会律师，代表搬弄是非制造纠纷的有罗伯特·雷古莱斯。他们都是属于那个没有祖先的阶级的人，都在试图创造自身的价值，而且都获得了骑在别人头上作威作福的特权。剩下的就是这个世界的牺牲品：老朽的工会主义者、妓女和短工。他们由于剥削和失业被抛到社会的边缘。至于姘妇们，她们是些盲目的、无自卫能力的、沉浸在肉欲里的人，是供好色的富翁们享乐的玩偶。在她们身上，那些阔老们的奢侈、贪婪和占有欲可以一并得到满足。在墨西哥，占统治地位的是消费型人种，他们把社会地位、政治影响、占有豪华住宅、游艇、轿车和女人等物质享受，看作是权势的象征。
这种不稳固力量的一位杰出代表就是银行家弗德里科·罗夫莱斯。他出身于一个贫寒的佃农家庭，当他身怀纯洁的志愿而不能立足社会时，便靠行欺骗奸诈之能事而生存.他的骗术在某种意义上是象征当时墨西哥的功利主义意识。罗夫莱斯是那个社会的建筑师之一，他为自己的作用而自豪。他为了完善他的金融“帝国”，拿钱买了一位漂亮妻子，名叫诺玛·拉拉戈蒂。他的这位买来的漂亮妻子将同他一道实现其勃勃野心。诺玛·拉拉戈蒂巧妙地将自己的轻薄水性变成一种上等礼仪。她天生慕虚荣，爱钱财，对别人的非议嗤之以鼻，上等地位来自她的聪明才智，用她自己的话说，来自她对生活的激情。她作为小店主的女儿，要在这个国家出人头地，除了舍去脸皮，没有别的办法。诺玛早就发现，那些懂得什么是自已所希望得到的人和那些准备孤注一掷的人迟早会发大财。现在她嫁给了一个富翁，一个有声望的人，他可以很好地保护她，甚至在她那荒唐的轰动全城的风流韵事方面也会得到他的保护。要成功就得冒险。罗夫莱斯利用她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就像她为了自己的目的利用他一样，说到底就是为了赚钱。为什么不赚钱！“没有我，没有罗夫莱斯一伙人和他们在30年中建立的这一切，什么都不会有。没有我们，我是说没有这个小小的权力集团，一切都会在民族传统主义的麻木不仁中丧失。……只有一个真理，那就是要么建设繁荣的国家，要么我们饿死；要么富有，要么贫穷，两者之间必择其一。要富有，就得快奔资本主义，一切都置于这个社会模式。”（C.Fuentes,Obras completas,Ed.Mexicana,1974,P.427）罗夫莱斯俨然以创造财富的代言人自居，根本不觉得难为情。他说的是已成事实的结果，以此来证明他的信条。
并非所有的人都赞同罗夫莱斯的这种观点。然而仅仅反对这种观点的人们有时出发点也是善意的，但却拿不出事实来。萨马格纳的情况就很典型，他是一位踌躇、低效、清高淡泊的知识分子。他除了怀着杞人忧天的心态往墨西哥的离心律上涂油加彩之外，便再没有别的事可干。在萨马格纳看来，墨西哥已经偏离轴心。这是一种失去自重和自身次序的物体中出现的现象，脱离了整个合理的构造。萨马格纳认为墨西哥是在病态地模仿外国的文化和习惯的过程中丧失了自身的根本的，他说：“我们总是喜欢追求那些不属于我们的模式，穿那些我们穿起来不合身的衣服……”（同上，P.425），指出墨西哥已变成堆放海潮从别处带来的乱七八糟东西的垃圾场。唯独墨西哥这个国家，它既完全不同于欧洲，又必须全面接受欧洲的语言、生活方式和宗教信仰。这个国家到目前为止，唯一的抉择就是背过世界隐藏起来，因为来自欧洲的影响曾经是一种强奸行为。墨西哥必须寻回失去了的东西，于是它醉心于发掘自身的根本，同原始混在一起的根本。问题就出在这儿，一个像墨西哥这样的杂交国家里（根本上的杂交不仅是人种的而且也是文化意识的），越是原始的东西越是不纯的、混合的。墨西哥不应当向过去寻找自我，而应当向未来寻找自我。然而在萨马格纳看来，未来是一片黑暗，现实又是病态的，没有什么诗意，整个情形的荒唐程度比欧洲的集中营有过之而无不及。“那些曾遭受轰炸和集中营之苦的人们最终吸取了他们的教训，结束了苦难，对他们自已的和刽子手们的角色有了解释……最可怕的经历使受到侵犯的自由和尊严得到了尊重。……然而对墨西哥所受的痛苦来说，没有类似的解释。土著人世界的毁灭，在美国面前的失败，伊达尔戈〔13〕式的马德罗之死有什么理由？饥饿、灾祸、凶杀、暴力有什么理由？为什么伟大的理想家们必须承受这一切？处于什么样的理由这些是可以理解的？最后求助于宗教，主张在社会上建立基督的人道主义，人人都像基督那样承受痛苦和同类们的罪过，甘心情愿为赎罪而献身。这种拿墨西哥同为了再生而承受酷刑的拉萨罗〔14〕相比的观念，事实上是在失去个性的社会里所有消极被动的人们所持的个人主义立场，是自我陶醉的立场。”（同上，p.424）
萨马格纳的反面是伊克斯卡·西恩富戈斯这个神话般的形象。他是征服前墨西哥的化身，强烈反对改革，是一股比所有记忆都古老的无名的力量。伊克斯卡在小说里无处不在，几乎所有的场面都有他的影子，他仿佛就是一只锐利的、洞察秋毫的眼睛，是每颗心灵深处的声音。无论是官场还是巨富和名流的沙龙上，都有他的存在。我们从来定不准他是谁，然而却知道他是以谁的名义在说话。他是见证人，是揣摩人们心思、探测人们隐私的人。他的眼睛能看透一切，看到人们内心深处的本质所在。“我知道你本人，你生活的细节”，这句话是他用来战斗的王牌。他是暗中做事的魔鬼，是突然降临到不幸者身上的先祖神灵。在他看来，个人的责任感毫无意义，因为责任感基于一种能够滋生人体个性的理念，然而在骨骼被折断了的肉团上是不存在这种个性的。墨西哥就是这样一个只有血肉而没有骨骼没有姓氏的混合物。伊克斯卡的世界就是没有个性的传统主义的世界。“我知道你本人”是回响在他的牺牲品耳边的声音。富恩特斯在谈到他的这个小说人物时说：“‘我知道你本人’不过是种精神陷阱”。（Luis Hass,Los nuestros,Ed.Sudamericana,P.356)。人们听到的是自身心灵深处的声音，它最终会把人们引向灾难，因为墨西哥——似乎永久固定在那儿的，不会起变化的墨西哥——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它死去的英雄的呼唤。现代的墨西哥是海市蜃楼，由假面具和表皮掩盖着的没有心脏的国家。伊克斯卡最后一次使用隐身术。当他从一连串无名小巷隐匿于稀薄空气中，融化在这座庞大的城市里时，声言将剥去所有的面具，让每个人都看看自己的本来面目。这种对自身本来面目的急切追求，正是《最明净的地区》的主题。不同的人物所提出的不同观点是小说辩证思想的不同极点。
富恩特斯旨在揭示50年代的墨西哥正处在十字路口。这不仅对他本人而且对整个民族都是十分关键的时刻。波费里奥·迪亚斯〔15〕执政时期，“在墨西哥的文化领域，一窝蜂地模仿外国，墨西哥原有的东西被一概抹煞。而大革命又使得这一现象矫枉过正，出现了发掘民族文化的运动，推出古印弟安民族的整个文化：色彩、食品、音乐、生活方式等”（Luis Hass,Los nuestros,Ed.Su-damericana,P.357）。这一切在墨西哥的壁画、绘画运动中得到充分表现，在卡洛斯·查维斯〔16〕和雷维尔塔斯〔17〕的音乐里，在阿苏埃拉〔18〕的小说里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然而一旦认识的阶段过去，就应该走向再认识的阶段，对过去的东西有选择地批判地接受的阶段。这种有选择的理智的再认识阶段，就是奥克塔维奥·帕斯等人50年代发起的“墨西哥化”运动。然而“墨西哥化”本身只是一种抽象的提法，因为没有墨西哥化的东西，而只有墨西哥化的人。当时关于“墨西哥化”的辩论出现分化：政治上，以拉萨罗·卡德纳斯〔19〕为代表的人主张在墨西哥建立人民政府，建立一个基于人民这个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制度，政府的各个环节都要以马克思的思想行事；以米格尔·阿莱曼〔20〕为代表的人则主张汉米尔顿〔21〕主义，在墨西哥建立中央集权的联邦政府。当时的墨西哥不仅面临民族文化传统意识危机，同时也面临政治制度的选择。
从一定的意义上说，《最明净的地区》是各种对立观点展开的一场辩论会。之所以称之为辩论，是因为没有最终结论。萨马格纳的观点最典型，他那没完没了的嗫嚅言谈和杞人忧天的复杂心态既耐人寻味又富有讽刺。他是墨西哥很多知识分子的复合肖像、重影。事实上，在整个“墨西哥化”运动的深处确实存在着某种复古的意识。我们在富恩持斯的第二部小说《好良心》里会看到一个保守主义集中的典型：瓜纳华多。那里曾是墨西哥独立战争的策源地，然而旧的东西根深蒂固。那里有残忍的传统主义者，有墨西哥最令人尊敬的耶稣大学的创办人，有西班牙陈旧风格的卫道士，他们都是愚昧和伪善的体现者。小说的年轻主人翁海梅·塞瓦哈斯是他们这些人的后辈，出身于富有而又十分高傲的店主家庭。少年时代的一次不幸使他看破红尘和性行为。海梅肉体上遭受着社会和家庭伪善的摧残，心灵的感情意识被冲垮。他要反抗，于是陷入了信仰危机。海梅要在自身而不是在教堂虚假的仪式上寻找真正的基督精神。同《最明净的地区》里的萨马格纳一样，海梅感到自已在默默死去，肉体上承受着所有的过错和罪责。他感到从焦灼浮动的青春欲火深处对社会行为的呼唤，这种行为对他来说是自身个性的肯定。
海梅在自己少年时代的记忆里第一次隐约看到了通向自我解脱的途径。有一次他把一个逃犯藏在一个谷仓里。他当时从那个由于企图组织一个合作社而遇到迫害的人的正义表情中，看到了英雄主义和献身精神。逃亡者最终没能躲过去，被关进了监狱。这件事使他的良心受到折磨。在同他的朋友罗伦索谈话中，显得疑心越来越重。海梅为自己生母阿德丽娜的不幸遭遇感到难过和愤慨。塞瓦洛斯家鄙视她出身贫贱，在海梅出世不久就将她逐出了家门，后来靠卖身为生。爱过她的鲁道夫，海梅的父亲，与其说是一个毫无自卫能力的软骨头，不如说是那种社会的另一种牺牲品。海梅的姐姐阿松森是一个忍受着痛苦和折磨的俗家修女。
作者在《好良心》这部小说里展现给读者的是一个奇特的、气氛令人室息的社会环境，是一个现代化社会形态和陈腐文化意识相冲突的空间环境。 生活在这种氛围里，人们的个性、感情、理念受到极大的压抑，变得扭曲奇形。如海梅的姐姐阿松森熬过失眠的夜晚，起床对着镜子观察身上毫无用处的乳罩和枯萎了的肤肌，然后把扣子一直扣到脖子上，迈着高傲的步子走出房间，开始了新的一天；再如海梅双膝跪地，划着十字，撩开教堂基督的下摆，期待神的启示，热烈亲吻耶稣的脚；海梅平日里萎缩在一套粗呢衣服里，面色灰白，时而抽打自已，时而痛恨一切，自暴自弃和痛苦沮丧使他形成了虐待狂心理，无缘无故地将大街上的一只猫砸死。
更加深刻反映本世纪中前期墨西哥民族文化意识的小说是《阿尔特米奥·克鲁斯之死》（1962）。同《最明净的地区》一样，《阿尔特米奥·克鲁斯之死》视野宽阔，不同的是后者的视野是精神上的。小说的目光向内，对准人物的心灵世界，在死亡的温床上再现他的生活，从而引伸到再现墨西哥民族的生活。
阿尔特米奥的故事延续几十年，是整个墨西哥大革命的历史。革命使他成长，革命使他发迹，革命使他死亡。在最初的艰苦岁月里，他曾带领义军英勇作战。眼看着他的曾不断延伸扩大的事业犹如潮水冲出的一条大河，潮水退落后便成了干涸废置的河道。同《最明净的地区》一样，阿尔特米奥在人生道路上懂得了爱情、忠诚和正义，然而后来丢弃了这些，陷入了行为上唯利是图、精神上懦弱绝望的境地。他的死亡即墨西哥革命的死亡，这是两条完全等量的平行线。发生在青年时代的而且一直在折磨他的爱情，同他在革命期间的茹苦含辛相一致，他那缺乏爱情基础的门当户对的婚姻同墨西哥的制度化革命的停滞不前相一致。在他的成年时代，一位崇拜他的情人曾使他有可能醒悟，然而他最终放弃了这个机会；当他的儿子罗伦索投身西班牙内战时，革命的理想再次微微叩响他的心扉，然而在他身上重新焕发革命精神的最后一点希望熄灭了。他只有吞噬自己投下的苦果，继续聚敛财富，继续毒化自己和周围的人，直至死去，从而结束了墨西哥革命这一历史章节。作为一部描写精神世界的蜕化和瓦解的作品，《阿尔特米奥·克鲁斯之死》的突出主题是精神悲剧。阿尔特米奥作为墨西哥军阀的典型，是一个非常容易分辨的人物，然而作者的真正意图却在于塑造一个能反映大革命中蜕化变质、窃取革命果实、成为新型贵族的形象，一个既是红脸又是白脸的人物形象。
阿尔特米奥·克鲁斯是在其冒险生涯中发展演变的。他的确受到自身生活经历的局限，然而他对社会的认识一直在深化，最后尽管已经崩溃，对问题的认识却比当初深刻了。他有残忍的一面，同时或过后又有和善的一面；有狡猾的一面，又有憨直的一面；有卑鄙的一面，又有可敬的一面；有固执、忧郁的一面，又有爽快、动人的一面。如果说他是糊里糊涂地活着，他在了结同世人的恩怨往事时却很具有思考能力；如果说他是个骗子，在行骗时却感到吃惊。他对自己很清楚，这种在事实面前良心发现的表现正是使他的经历有效应并引起反响的东西。阿尔特米奥·克鲁斯缺少的不是别的，正是统一的内在的民族文化意识，是无形的带支配作用的精神导向。他是过去了的墨西歌大革命的化身，是自相矛盾中繁荣起来的墨西哥的化身，是一个缺少民族文化传统意识的民族的化身。
富恩特斯在《盲人之歇》这部短篇小说集里从不同的角度将诓骗、伪善、轻薄、追求时髦成风的墨西哥展示给读者。《两个埃莱娜》里的艺术家埃莱娜对画廓、艺术馆已经厌倦，看完电影《朱尔斯和吉母》之后，便宣布自己是性解放论的信徒，然而她没想到自己的丈夫已经先行一步，爱上了她的母亲老埃莱娜。《一颗纯洁的心灵》里有一位神秘的道德伦理上的凶手在暗地里与人合谋为非作歹，搬弄是非。《玩偶皇后》里，寻找少年时代失去的女友的叙事者自身是一个被父母监禁在一座房子里的毫无用处的废人。父母将瘫痪了的女儿，隐匿起来，同时将她过去的美丽以腊制玩偶的形式保留下来，加以宠爱。墨西哥，说到底既年轻又古老，在它虚伪的表皮下隐藏着衰退的种子，在现代化的汽笛声中可以辩别出将墨西哥系于过去生活体系的音律。
四
纵观富恩特斯的小说，其主旋律在于揭示本世纪中前期墨西哥处于严重的民族文化意识危机之中，以及在危机中所出现的各种违反事物发展规律的荒唐可笑的甚至错误反动的观点和思潮。
墨西哥经过无数民族英雄、仁人志士前赴后继的长期奋斗，最终摆脱了西班牙长达几个世纪的殖民统治，争得了民族独立。民族的独立唤醒了长期被抑制直至濒于泯灭的民族感情和自尊心。要尽可能彻底地清除作为殖民地的形象，证明自己不是西班牙人，要确立属于他们自己的或曾经属于他们自己的文化体系，于是黑西哥开始面向过去，发掘被征服者毁灭殆尽的古印第安文化。然而这种文化与现实生活之间存在着几个世纪的断层，现代的墨西哥人不可能回到15世纪前的文化环境中去，重新发掘出来的古印第安文化更不可能一下融入现代墨西哥人的思维和行为中去。
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在同自然界漫长斗争中，在发展生产改善生存条件的斗争中共同创造的物质的和精神的文明成果：民族文化体现的是一个民族内在的不同于别的民族的本质特性和精神面貌。一个民族不同时期的文化反映着该民族不同时期的本质特性和精神面貌。今日墨西哥的文化既是古印第安文化的也是欧洲文化的延续，是两种不同文化碰撞后的产物，是墨西哥民族的本质体现。所谓民族文化意识，即是指一个民族在自身民族创造的文化环境中所形成的共同文化观念。这种观念不是也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文化环境的演化而演化的。今日的墨西哥人不可能回到被征服前的文化环境中去，更不可能形成当时的文化观念。民族文化观念不是以某人或某些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存在决定意识，它是一个民族整个历史发展的客观反映。
注释：
〔1〕墨西哥：位于北美最南端的国家，古代玛雅文化的中心之一，12～16世纪印第安阿斯特克族的文化已有相当的发展。1521年沦为西班牙殖民地，1810年9月16日独立。
〔2〕墨西哥大革命；指墨西哥1910年爆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史称墨西哥大革命。
〔3〕奥克塔维奥·帕斯：墨西哥诗人（1914～），1981年获西班牙塞万提斯文学奖，199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4〕本体学：德国哲学家康德唯心主义哲学中的重要概念，指与现象对立的不可认识的自在之物。辩证唯物主义否认现象和本质之间有不可逾越的界限，认为只有尚未认识的事物，没有不可认识的事物。
〔5〕弗朗西斯科·皮萨罗：征服秘鲁的西班牙人（1475？～1554）。
〔6〕佩德罗·德巴尔迪维亚：征服智利的西班牙人（1500？～1554）。
〔7〕埃尔南·科尔特斯：征服墨西哥的西班牙人（1485～1547）。
〔8〕瓜乌特莫克：墨西哥阿斯特克帝国的最后一位皇帝（1495？～1525）。
〔9〕弗朗西斯科·马德罗：墨西哥政治家（1873～1913），曾参加反对连选的圣路易斯计划，并发起了推翻墨西哥共和国总统（1911～1913）波尔费里奥·迪亚斯的运动，马德罗上台后又被一场军事叛乱推翻并被枪杀。
〔10〕埃米利亚诺·萨帕塔：墨西哥政治家、革命家（1883～1919），土地改革的发起人，1911年颁布阿亚拉计划，要求土地归农民，后被杀身亡。
〔11〕番乔·比利亚：墨西哥农民武装领袖（1887～1923），曾支持马德罗领导的墨西哥1910年革命，同卡兰萨联手反对韦尔塔，后来又坚持反对卡兰萨，1923年被杀身亡。
〔12〕比塞塔：西班牙货币。
〔13〕米盖尔·伊达尔戈·伊科斯蒂利亚：墨西哥神甫，被誉为“独立之父”（1755～1811）。
〔14〕拉萨罗：玛尔塔和玛丽娅的之弟，由于耶稣的帮助，死后4天复活。
〔15〕波费里奥·迪亚斯：墨西哥将军、政治家（1830～1915），在抗击法国入侵的战争中表现出色，长期担任共和国总统职务（1876～1880和1884～1991）。他的独裁统治引发了墨西哥革命，后被迫流亡别国，死于巴黎。
〔16〕卡洛斯·查维斯：墨西哥作曲家（1899～），作品有印第安交响曲等。
〔17〕雷韦尔塔斯：用现代技术表现土著音乐的墨西哥作曲家（1899～1940）。
〔18〕阿苏埃拉：墨西哥小说家（1873～1952）。
〔19〕拉萨罗·卡德纳斯：墨西哥政治家、将军（1895～），1934～1940年任墨西哥共和国总统，曾根据1917宪法改组国家，1938年施行石油工业国有化，进行了农业改革。
〔20〕米盖尔·阿莱曼：墨西哥政治家（1900～），1946～1952年任墨西哥共和国总统。
〔21〕美国联邦党领导人汉密斯顿（1757一1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