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概念的哲学基础及现实指向
张 敏,胡建东
(吉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摘要：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生命共同体”概念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以中华文明丰富的生态智慧为其民族土壤和文化基因，而且也对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实现了合理继承与发展，体现着唯物辩证法和自然辩证法的高度统一。此外，由这一概念而衍生出的生态生产力思想行将成为21世纪全球先进生产力理论的一大亮点，其为世界解决环境治理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贡献了中国智慧。
关键词： 传统文化；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生命共同体；生态生产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的变化，生态环境状况持续好转，出现了稳中向好的趋势。但生态文明建设事业依然任重道远。2013年，习近平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正式提出了“生命共同体”重要概念。“生命共同体”重要概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高度概括凝结，既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理论成果，也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正确理解“生命共同体”概念的哲学基础及现实指向对于我们全面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民族文化土壤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世界人类难题的重要启示。其中，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浑然一体的朴素生态思想对于解决当前的生态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2018年，习近平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指出：“中华民族向来尊重自然、热爱自然，绵延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孕育着丰富的生态文化。”[1]“生命共同体”这一概念的提出与中国传统文化所蕴藏的生态思想有着不可割裂的联系，在这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 天人合一的价值追求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类与大自然的关系往往被表述为“天人关系”；“天人合一”就是视“金木水火土，天地万物人”为一体的辩证统一思想。汉代大儒董仲舒在《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中指出：“天人之际，合二而一。”“天”，意指大自然；“人”，就是人类；“合”就是相互作用、相互成就，只有在这种二元互动的过程中，世间万物方能生灭不息、浑然一体。在儒家看来，人在天地间，与万物同流。天人无间断。[2](P119)也就是说，作为主体的人是不能游离于自然之外的，也是不能违背自然规律、凌驾于自然之上的，而只能是生于自然、归于自然，协调进化、共生共荣。宋代儒学代表程颐指出：“人之在天地，如鱼在水，不知有水，只待出水，方知动不得。”[2](P43)也就是说，根本无法出现人游离于自然之外、超越于自然之上的状态。人本身就是自然之物，自然之物是为生存发展之根本。所以，“天人合一”以人生修行为价值体认，追求的是人与自然共生共存、和谐统一的活动状态。“天人合一”的价值理念事实上就是“生命共同体”这一概念的理论雏形。
(二)道法自然的生存之道
《老子》第二十五章指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也就是说，自然法则不仅是宇宙万物的自然法则，也是人类世界的最高法则。老子认为，自然法则不可逆而为之，违背自然法则就可能招致大自然的“报复”。所以，“人道”必须顺应“天道”，人必须“效天法地”将自然之法则转变为人类生存发展之法则。王弼注曰：“法谓法则也。人不违地，乃得安全，法地也。地不违天，乃得全载，法天也。天不违道，乃得全覆，法道也。道不违自然，乃得其性，法自然也。法自然者，在方法方，在圆法圆，于自然无违也。”这就告诫人们在处理人与自然时不能妄意为之、不能强行为之，而必须究其本性，顺应自然之道，因势利导，重视自然规律，从而达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合而为“一”的生存发展态势。
1935年，天才钟表匠Louis Cottier发明了震惊钟表界的世界时区腕表的结构。他以精巧的设计使24个时区代表城市容纳在表盘外圈，本地时间按常规的12小时方式直接读时，其他23个时区的时间则可以从表盘24小时刻度内圈读取。Louis Cottier将时针与可旋转24小时的内圈连接，这样当佩戴者调节时间时，时针前进 1 小时，内圈的24 小时刻度环将逆时针旋转 1 小时，加起来一共是2小时，正好是一个时区相差的时间。Louis Cottier将其命名为Heures Universelles，百达翡丽世界时表机心后缀HU缩写就来源于此。
(三)崇尚和谐的生态智慧
中国古人们很早就认识到改造自然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规律的重要性。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崇尚和谐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价值取向。孟子在《孟子·尽心上》曰：“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也就是说作为天地万物之灵长，人类不仅要关爱自己的同胞，而且还要关怀大自然其他动物、植物的生命，以仁慈之德、包容之心善待宇宙万物。这充分反映出我国古代先哲朴素的生态伦理思想，展现出古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独特思考和生态智慧。2016年，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就引用了《吕氏春秋》“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焚薮而田，岂不获得？而明年无兽”这句话，并在此基础上指出：“这些关于对自然要取之以时、取之有度的思想，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3](P19)
在国防部长、国务卿相继对“一带一路”倡议提出批评后，特朗普本人在11月份的东亚之行中，也把与亚洲盟友一道应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纳入行程表。在访问日本时，特朗普与安倍商讨了两国在印太地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合作事宜，强调“印太地区的基础设施项目应该与市场竞争和透明度、负责任的金融安排、开发和公正的市场准入以及高标准的良治相一致”，两国将致力于支持在第三国进行高质量基础设施开发上的合作。[8]
(四)保护自然的可持续思想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had expected that passport and visa disputes might happen, so a timely instruction was sent to Grady:
为了终结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实现主客体的对立统一，近代西方哲学家做了大量努力。康德从“认识论转向”出发将世界划分为现象世界(自然本体)和物自体(精神本体)，力图使主客体在认识论范畴内得到统一。康德认为，在现象世界中科学知识是能够成立的，但是这种知识只能认识现象，而不涉及事物本质。本质、真理只能存在于物自体世界，而对于这种绝对本质的追求又超出了人的理性能力，其必然会陷入“二律背反”的矛盾之中。最终，康德回归到“善良意志”，把形而上学与人的信仰联系起来。所以，马克思对其批判道：“康德只谈‘善良意志’，哪怕这个善良意志毫无效果他也心安理得，他把这个善良意志的实现……都推到彼岸世界。”[7](P211～212)这样一来，虽然康德在极力克服主客体之间的对立，但实质上却默认新的本体之两极对立，并且以“物自体”限制了主体认识的界限，进而证明了主客体对立的不可克服。
二、 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合理继承与发展
(一)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形成的理论过程
VR阅读正在成为新型阅读方式之一，国内外出版企业和技术公司都在致力于这一领域的研发和推广。在2018年3月举办的意大利博洛尼亚国际儿童书展是世界少儿和青少年图书出版及多媒体产品行业最重要的展览之一。在这个展览上，备受关注的虚拟现实（VR）设备和增强现（AR）设备纷纷亮相。比如Google Daydream VR平台团队带来了可以让使用者在虚拟空间中进行3D作画的设备，作家、插画家通过这款设备可以画出虚拟的星星和火焰。新加坡MXRi公司设计的Snap-to-Learn VR头盔则专为5岁-6岁的儿童设计，内置了四款虚拟世界，重新定义了儿童阅读体验。儿童文学作家孙玉虎
2018年的洛丽塔，已经是50多岁高龄的虎鲸了，大部分人工豢养的虎鲸，平均寿命差不多只有30岁，当年洛丽塔所在的虎鲸家族，全部成员都已离世，有网友甚至称洛丽塔是“世界上最孤独的虎鲸”。
黑格尔通过引入“概念”范畴，将主体理解为能动的实体，从而在某种意义上消除了主客体之间的僵硬对立。“概念”作为精神性实体是先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具有第一性，也就是以世界之本源而存在。但是黑格尔通过对“概念”在精神层面的实践性理解，以“概念”的“外化”“对象化”为中介手段，在外部现实性活动中理解人的世界的生成，从而在思维、精神层面“实现了”自在与自为、物质与意识的统一。一方面，“概念”通过自在的外部自然界向自为的精神世界的生成，结果使得外部世界转化成思维、概念的规定；另一方面，“概念”通过自为的精神世界向自在的外部自然界的生成，能动地形成了以思维、概念所构成的客观世界。可见，“概念”范畴以人与自然关系的中介出现，将人与自然关系以唯心主义的方式描述成相互生成、相互转化、相互作用的过程。这是关于主客体关系理解的一大进步。但这种哲学的缺陷在于，对于实践的理解只是单纯停留在精神性上，其孤立夸大了主体精神作用，以思维、概念的运动消解了人类社会生活真实的实践活动，自然界只是作为精神的异在而存在，反映到自然观上，这就把人与自然的真实辩证关系神秘化和唯心化了。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是在批判和超越近代主体形而上学、实现“实践转向”的过程中形成的。近代西方哲学发展到17世纪，出现了以培根为代表的经验论和笛卡尔为代表的唯理论，虽然他们在认识的来源、方法等认识论问题上存在根本分歧，但从根本上来说他们并未摆脱传统形而上学的藩篱，其典型特征是将世界划分为主观与客观、精神与物质、现象与本体等一系列二元范畴。“把哲学的任务和功能规定为运用哲学理性，探寻整个世界的普遍规律，体现为一种知识论哲学。”[5](P159)但是，无论是旧唯物论还是旧唯心论，由于它们始终秉持两极对立的哲学思维方式，其自然观也秉承的是机械自然观。旧唯物论以自然为世界本源，力图以客体统摄主体，将“物的尺度”作为人类生存发展之规范，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所以只能以被动的、机械的方式来理解主体与客体、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旧唯心论以精神为本原，抽象夸大了主体思维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力图将自然性还原于概念性、将实物还原于思维，把“主体尺度”作为人类生存发展之规范。旧唯心论虽然弘扬了主观能动性，但这种脱离人类生存发展基础的思维方式带来的是虚幻的单一抽象主体。因此，这两种形式、内容不同的哲学理论在其实质上都指向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孙正聿教授指出：旧唯物论和旧唯心论不仅固执于“本原”问题上的自然本体与精神本体的抽象对立，而且造成了思维方式上的客体性原则与主体性原则的互不相容。[6](P3)由于旧唯物论和旧唯心论在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的统摄下，人与自然真实的关系事实上被遮蔽了，自然观也只能是以“机械自然观”的形式出现，从而造成了人与自然对立的二元世界图景。这是生态问题产生的哲学根源之一。并且，在旧唯物论和旧唯心论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影响下，衍生出了现代生态哲学领域的“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的对立。在现代哲学实现“实践转向”和“语言转向”的前提下，两种主义的对立事实上是两极对立的哲学思维方式再现。从本质上说，它们都无助于我们理解生态问题的本质以及解决生态问题。
此次网格化管理试点在原来基础上加以改进，以前社区网格化成员是由社区里面的工作人员下网格，他们既要完成自身的工作还要承担网格里的工作，导致分身乏术，两边工作都无法兼顾。 本次网格化管理是区里面统一从社会上招聘专门的人员，分配到各个社区，工作归各个社区管理，档案工资等人事方面归街道管理。 刚开始试点两个月多月，书记表示如果此次网格化试点运行顺畅，确实能够帮社区减清一些负担。
对马克思自然观的理解必须建立在马克思实践观的基础之上。人与自然是一个辩证统一的整体，这是马克思的自然观的一个核心观点。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指出：“人靠自然界生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8](P52)在这里，马克思首先承认了自然先在性，自然是人类社会存在之基础，人是自然存在物。但是，马克思还肯定了人是对象性存在物，能动地改造世界的活动是其区别于动物的根本特征。正是通过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自然界开始分化为“自在自然”和“人化自然”，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人类社会。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谈到人类最重要的实践活动——生产活动时也提到，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这种生产活动的进行也是以自然存在物提供的原始材料为基础的，当这种材料与人的劳动力相结合时，便出现了生产，进而出现了交换。生产实践活动不仅连接起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同时也创造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不得不承认，这两种关系的出现都是以自然为先在基础的，自然不仅给人类提供了生活资料的来源，而且给人类提供了生产资料的来源。所以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人类的独立性是相对的，而对自然的依赖则是绝对的。”[10](P126)马克思在承认自然的存在物构成了人类生存的最为基础的自然条件的基础上，将自然纳入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进行理解，阐述了自然的社会历史性特征，主张人类合理地改造开发利用自然，人是在与自然的有机互动中生产、生活和发展。通过引入实践中介，进而实现对人与自然两极状态的对立性消解，这对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的确立所起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此外，马克思通过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唯心主义哲学和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直观唯物主义的批判，完成了对以往唯心主义历史观和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的清算，从而实现了自然观与历史观的辩证统一。因此，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与自然只能是一种和谐统一的整体性存在，是一种以实践为基础的对立统一的关系性存在，而不是像传统主客二分式的哲学所主张的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游离状态。
(二)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具体内容
和唯心主义不同，马克思在构建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首先承认了自然界的优先地位，在此基础上引入了“实践原则”和“历史原则”，从而还原了人与自然真实的辩证统一关系。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鲜明地指出：“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8](P103)并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其表现为能动的存在物，另一方面又表现为受动的存在物。相对于能动性而言，受动性是具有基础性意义的。“对象性的存在物所以创造或设定对象，只是因为它是被对象设定的，因为它本来就是自然界。”[8](P102)所以，人虽然区别于自然，但却始终依赖于自然。但是这种依赖却不是像旧唯物主义哲学那样的机械关系，而是能动的辩证关系，这种辩证关系得以统一依赖于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在《手稿》中，马克思赞扬了黑格尔《现象学》一书中以否定性表征的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辩证法：“黑格尔首先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人自己的劳动的结果。”[8](P98)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进一步发展了“实践原则”，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得以进一步科学化。他首先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把能动的方面发展了，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9]接着在人与环境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指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是一致的，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9]这样一来，作为全部社会生活本质的实践活动成为人与自然关系的“连接器”，环境塑造了人，人也改变了环境，“自然”被纳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中被理解。因此，“人化的自然”和“自然的人化”在这里得到了真实还原。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同样对费尔巴哈式的旧唯物论进行了批判。虽然在自然观上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论者，但由于他看不到人类与自然在实践活动下的辩证关系，导致在历史观上滑向了唯心主义，进而造成了自然史与精神史的对立。马克思通过引入人类实践活动中最重要的“生产劳动”概念，指出生产劳动既是一种连接起人与自然关系的物质性活动，同时也是形成社会关系重要基础的社会性活动，也就是说“人同自然界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和人的关系，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同自然界的关系”。这一切都依赖于对主客体关系的实践性理解。所以，马克思通过将主体与客体的对立关系在实践过程中进行统一，从而超越了以费尔巴哈为代表旧唯物论的机械自然观和唯心主义的精神解释模式，摆脱了近代哲学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哲学思维图景，为人类真正理解主客体关系、实现主客体的对立统一奠定了理论基础。
“生命共同体”概念的提出，解决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最基础的自然观问题。它在继承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基础上，克服了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抽象于伦理、道德的研究方法，把对人与自然真实关系的阐述落实到人类实践，进而实现了“主体尺度”与“客体尺度”的高度统一。所以，习近平的“生命共同体”概念主张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生态问题，通过发展高级生产力，走生态生产力的绿色发展道路，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永续发展。
在古代，我们先人就通过立法，形成了对自然资源按自然规律顺时取用、禁止灭绝种群等习俗规定。据文献显示，早在上古时期夏禹执政时就曾颁布禁令：“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大致意思就是春天的三个月期间，正是万物复苏、草木生长的季节，这就要对人们上山砍伐进行限制。夏季的三个月期间，正是鱼鳖繁殖和生长的季节，这时就要对渔民捕捞进行限制。孔子在《论语·述而》中说道：“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意思是打鱼不要用大网一网打尽，打猎不要射夜宿之鸟。辅助齐桓公称霸的管仲也同样指出：“春政不禁，则百长不生；夏政不禁，则五谷不成。”这一系列保护自然、顺应自然规律的主张初步体现了对自然资源永续利用的可持续发展思想。可以说，中华民族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优秀传统生态理念，开了人类生态文明之先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习近平指出：“中华民族传承五千多年，积淀了丰富的生态智慧。‘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哲理思想，‘劝君莫打三春鸟，儿在巢中望母归’的经典诗句……这些质朴睿智的自然观，至今仍给人以深刻警示和启迪。”[4](P6)在今天，这一系列生态思想依然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念和价值指引，其对于习近平“生命共同体”重要概念的形成提供了文化培育土壤，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指出：“生态文明建设秉承了天人合一、顺应自然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理念”，“我们应遵循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理念，寻求永续发展之路。”
三、“生命共同体”概念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提供了现实路径
在自然观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更多地继承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认为“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最为基础的条件”。[4](P13)并且以矛盾的观点指出：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4](P11)“生态是统一的自然系统，是各种自然要素相互依存而实现循环的自然链条……”[4](P55)从这种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出发，习近平在多个场合极具创新性地提出了以“生命共同体”为概念表征的绿色自然观:“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所以，“人与自然是一个生命共同体”。这一提法不仅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继承发展，同样亦体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生态哲学观。我们知道，环境伦理学侧重从道德层面研究生态问题，对人与自然真实关系只能从应然的层面进行“假设”；生态马克思主义侧重于从资本逻辑批判入手，多数倡导的是建立在生态社会主义基础上的绿色乌托邦。事实上，二者对于环境问题的解决路径在某种程度上都缺乏现实可能性。“生命共同体”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哲学基础命题之一，“彰显的是以人类实践为基础的人类与自然的辩证统一与共生关系”。[11](P6)这一概念的提出从生存论的角度揭示了人与自然的血肉联系；从发展论的角度解释了人与自然的共生共荣关系；从价值论的维度揭示了人与自然的价值互补关系；从实践论的维度揭示了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动态平衡关系。在理论上深入回答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生共存是否可能以及何以可能，消解了在发展问题上单纯的保护主义和单纯的发展主义之间的对立，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绿色发展指出了现实路径。
(一)改造自然的前提是要尊重自然规律
恩格斯早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就认为，在尊重自然规律、利用自然规律的基础上进行改造自然的活动是人类获得“自由与必然”的必要前提。无论人类文明发展到何种程度，“自然必然性”始终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性制约。违背了这种必然性，自然界就会对我们进行报复。所以，习近平指出“人与自然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对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只有尊重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3](P11)生命共同体从人与自然的有机联系和整体性出发，指出自然规律是人类实践活动中不可逆的根本规律。2016年8月24号，在青海省考察工作结束时的讲话中习近平同样指出：“‘天育物有时，地生财有限。’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存。人类发展活动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否则就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这是规律，谁也无法抗拒。”[4](P13)因此，生态环境作为我国可持续发展的最基础的载体，我们必须在尊重自然规律前提下改造自然，做到生产发展与生态良好的和谐统一。
(二) 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生态问题
“生命共同体”描述的是人与自然在实践基础上的辩证统一关系。从“生命共同体”这一概念出发，习近平提出了以整体论和系统论为特征的生态治理观。习近平指出：“过去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为了多产粮食不得不毁林开荒、毁草开荒、填湖造地，现在温饱问题稳定解决了，保护环境就应该而且必须成为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4](P14)至于如何治理环境问题，这就要从自然环境的整体性有机联系出发，按照系统工程的思路，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着力强调事物的有机联系及整体性，如“熵”概念。习近平认为：“生态是统一的自然系统，是各种要素相互依存而实现循环的自然链条。”这就要求我们“要用系统论的思想方法看问题，应该统筹治水和治山、治水和治林、治水和治田、治山和治林等”。[4](P56)此外，必须在五位一体的战略方位下理解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关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领域的系统工程，只有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以党的领导为有力抓手，培育全民生态文化，在社会上积极组织各种生态活动、建立生态组织，做到政府与社会二元主体相互促进，齐头并进，将生态文明理念融入五位一体建设的全过程，才能从根本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使生态问题得到系统治理。
(三) 走发展生态生产力的绿色发展道路
生态问题实质是发展带来的社会问题，发展的问题只有在发展中才能得到解决。习近平“生命共同体”重要概念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哲学的基础命题之一，不同于环境伦理学停留于生态价值观的抽象研究方法和生态马克思主义的资本逻辑批判和制度批判。相反，这一概念综合了环境保护主义和发展主义的单纯对立，重在解决现实存在的生态问题，主张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科学地开发自然、利用自然，进而形成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辩证统一的进化关系。生态文明建设不是不追求发展，而是要追求高质量、全方位的发展，这种发展必然要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要实现这种发展，就必须转变发展理念，树立生态生产力的发展观，发展更高级的生产力。
生态生产力发展观的提出贯穿于习近平“两山论”思想的发展过程。从“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到“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再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充分体现了习近平生态生产力发展理念的确立过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提出从根本上转变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对立关系。所以说，“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12](P234)生态生产力是资本逻辑主导下的工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其核心是追求生态发展与生态良好的高度统一，以满足人们既要生存，又要发展；既要生态，又要生产的全方位需要。在理论层面，发展生态生产力需要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改革不适应高级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厘清我国先进生产力发展制约因素的历史根源、现实背景和化解机制，拓新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具体路径。在现实层面，需要将生态生产力发展理念落实到生产发展和生产生活的全过程，通过培育劳动者的生态意识，促进生态观念变革；利用科技源头创新，提高生产资料的绿色化水平；对生产对象进行绿色开采、循环利用，走符合自然规律的自然资源开发道路，进而在全社会形成以绿色发展为价值指向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结 语
“生命共同体”重要概念作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基础概念，系统描述了人与自然和谐统一、共生共荣的辩证关系。一方面，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所蕴藏的生态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另一方面，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合理继承。此外，由这一概念而衍生出的系统治理思想和生态生产力发展理念对于当今全球环境治理和全球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借鉴。所以说，“生命共同体”概念不仅具有哲学层面的理论创新意义，更具有现实层面的政策指向意义。正确理解这一概念，对于我们加快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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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and Realistic Orientation of Xi Jinping ’s Concept of “Life Community ”
ZHANG Ming, HU Jian-dong
(School of Marxism,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130012, Jilin, China)
Abstract :The report of the Nineteen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oints out that man and nature are life community, and human beings must respect, conform to and protect nature. The modernization we want to achieve is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of man and nature. The concept of “life communit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Xi Jinping’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ought. It takes the rich ecological wisdom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s its national soil and cultural gene. On this basis, it carries on the reasonable inheritance of Marx and Engels’ view of nature, reflecting the high unity of materialist dialectics and natural dialectics. In addition, the idea of eco-productivity development derived from this concept will become a bright spot in the theory of global advanced productivity in the 21st century, which is a Chinese solution to the difficult problem of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for the world and contributes Chinese wisdom.
Key words :traditional culture; natur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life community; ecological productivity
中图分类号: D6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723X( 2019) 07-0012-06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16YJA710030)；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16B27)；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专项项目(MKSLL27)；吉林大学研究生创新研究计划项目(101832018c091)
作者简介:
张 敏(1970—)，女，吉林长春人，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哲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环境伦理学研究；
胡建东(1995—)，男，安徽六安人，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社会研究。
〔责任编辑：李 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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