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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一位乡党委书记向国务院上书中对三农问题几乎是危言耸听的概括，在上个世纪末还是他被迫出走的原因之一；而刚到新世纪初，这话倏忽之间便成为上下左右都接受的共识。这显然是因为，人们仍在试图坚持已给我们带来今天成绩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尽管“三农”问题无论是在今年的中央工作重点中，还是在“十五”规划中，都被列在了各项工作的首位，但实际中的工作措施和社会舆论的关注，都远未达到使解决问题的措施得以真正落实的程度。特别是在加入WTO日益临近之时，多数人似乎还没有察觉到入世将带给中国农村经济的全面冲击，更未就此做出积极准备或采取应对措施。近日，一批研究中国农村问题的专家便表达了此种忧虑。原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司长、搞了一辈子农村政策的郭书田直言道：“过去加入WTO，大家普遍认为金融、保险、汽车、电信等四大行业将受到较大冲击。而事实上，WTO对这四个行业的冲击都只是局部的，它对中国农业的冲击才是全局性的。因为它涉及到中国九亿农民，解决得好，是利大于弊；解决得不好，就是弊大于利！”
严峻的农村形势
从全国范围来看，在整个的城市及农村人口中，已有1/3人口的收入进入了停滞或负增长区间。
未来中国的贫困人口会进一步增加，而在制度内可做的文章却已很少。
目前我国多数农产品价格已超过国际市场的平均价格，而多数农产品的生产成本也高于发达国家。因此，指望入世后农产品的价格回升也成为了奢望。
这些年来，农村经济虽在各种政策引导下取得了不小进展，但追求“政绩”的官场作风，却使我们对农村、农业的发展状况普遍高估；对地区间的不平衡发展也没能给予充分评价。记得经济学家范恒山先生在新近的一项研究中说，目前中国真正富裕起来的农民是沿海、沿边地区，是靠卖土地、租房屋赚了钱的农民；是靠借助城镇优势办工厂赚了钱的农民；是借助资源办企业或直接卖资源赚了钱的农民。而那些真正靠耕种土地吃饭、搞种植业甚至包括一部分靠搞养殖业生存的农民，是很难说真正富起来了。而正是他们，才代表着中国农村的主体，代表着中国农村经济的主体，代表着中国农民的主体。
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一些地区甚至出现了负增长。90年代中期，就在城市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建立，城市最底层贫困人口人均收入不断提高的同时，约有近1%低层农户的收入进入了负增长阶段。到了1998年，收入增长为0的农户比例已扩大为16%；1999年，这个数字更是进一步扩大，收入为0增长和负增长的农户数量居然达到了百分之四十五点多。这意味着有近一半的农村人口收入进入了0增长和负增长的行列中。这样，从全国范围来看，在整个的城市及农村人口中，已有1/3人口的收入进入了停滞或负增长区间。
从宏观大势来看，贫富差距与城乡关系是主要矛盾。在农村改革取得初步成果后，我们的政策便倒向了城市，使改革初期农民从农产品价格提升中得到的好处，又因种植成本上涨而被城市拿走。一些地区的农业已走到了连简单再生产都无法维持的地步。根据公开数据，我国农村约有3000万人的温饱问题没有解决，尚有6000万人口处于温饱的边缘，与此同时，还有一部分由于天灾人祸而返贫的人口。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黄平博士一语破的，点出了问题的严峻性——“未来中国的贫困人口会进一步增加，而在制度内可做的文章却已很少。”
农业收益大幅下降，农产品价格上涨空间几乎见顶。农产品价格连年走低，种植成本越来越高，有的农户甚至因此抛荒土地。据农科院的一项分析，目前我国多数农产品价格已超过国际市场的平均价格，而多数农产品的生产成本也高于发达国家。因此，指望入世后农产品的价格回升也成为了奢望。
乡镇企业开始萎缩，吸纳劳动力功能削弱。就在农村出现如此严重问题之时，与之相伴行的却是曾经生机勃勃的乡镇企业在微妙的国际、国内环境下走入了一个收缩期。不仅企业的产品销路受阻，市场收缩，而且连年裁员，甚至将过去已吸纳的数千万农村劳动力重又回吐给了社会。而此时，在城市下岗职工的压力下，剩余的农村劳动力想在城市中谋得工职也越来越难。
其实，所有这些问题的出现，都与改革20多年来，农村经济、农民收入以及农村改革所面临的深层次矛盾始终未能得到解决不无关系。比如，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一家一户的分散经营同大市场的矛盾；现行财政、金融体制同农村高度分散的小农经济之间的矛盾；庞大的行政管理机构、过高的行政管理成本同现实的财政供养能力间的矛盾；不切实际的、过高的社会发展指标同农民实际生活水平及收入水平间的矛盾等。如果这些矛盾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增加农民收入、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业生产效益，便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加入WTO对传统农区的影响
两高两低（成本高效益低；价格高质量低）的农业现实，使我们很难面对国际市场的竞争。
中国加入WTO后，就业机会可能会丧失3o%。
国内市场会被外国产品挤占，同时会有1亿多个农户受到直接影响，每户的纯收入最少会下降200元。
加入WTO不管对经济是有1%或更多的增长拉动,低收入层农民在土地占有、打工收入及消费结构上都可能受到侵害。
为整治问题多多的“三农”现实，政府也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方向性措施，但类似农业结构调整、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推进农村产业化、发展小城镇、农村税费改革等措施，在“洋军”兵临城下之时，总给人一种远水解不了近渴的感觉。不少学者指出，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加入WTO对中国农业的冲击将是多方面的，包括经济方面和社会方面的冲击。
易受冲击的农产品及地区。原中央政策研究室秘书长张从明坦言，两高两低（成本高效益低；价格高质量低）的农业现实，使我们很难面对国际市场的竞争。他介绍道，“曾有一位美国人写文章分析，中国加入WTO后，就业机会可能会丧失30%。这个判断准不准确，我不太确定，但也不是毫无根据的。比如在粮食方面我们没有优势可言，特别是玉米、小麦、大豆与国外的差价为20%左右。在这种情况下，国外的粮食是很容易进来的，从而导致我们拱手让出很大的一块市场。我觉得，入世后对黄淮海平原、东北平原的农民冲击很大。”
谈及农产品的进出口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卢迈研究员指出，目前的农产品贸易已使沿海地区得到了好处。美国人就曾抱怨说，他们强迫日本打开农产品市场，而中国却最先得到了好处。从山东、辽宁的蔬菜出口来看，现在出口增长很快。入世后，沿海地区仍可得到农产品市场开放的好处，但中部地区却不那么走运。由于这些地区属粮食剩余区，它们将遭受最大的冲击。像吉林、河南、湖南、湖北等地，这个问题会非常突出。
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李善同研究员曾就此问题做过一个模型计算，其结论是，加入WTO会使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提高一个百分点，如果把技术进步考虑进去，会产生l-1.5个百分点的增长空间。但她同时也指出，虽然入世会使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加快，但在农业方面，中国农业部门得到却是净损失。其中农民收入、农业收入受到的影响最为直接。
而卢迈先生也从直观感受上得出了一致的看法。他指出，加入WTO，如果每年进口3500万吨粮食，并以1000元1吨的国内价格计算，农民收入会减少350到400亿元。也就是说，增加粮食进口，就意味着一部分国内市场会被外国产品挤占，同时会有1亿多个农户受到直接影响，每户的纯收入最少会下降200元。
对农村社会的影响。WTO究竟会给中国的农村社会带来怎样的影响，我们无法预知，但据印度反全球化组织的材料说，加入WTO对印度的农村、社会、农民消费等均产生了负面影响。
第一是土地兼并大量发生，农民收入下降。这和我们目前出现的现象几乎是一样的。由于农业收入越来越下降，印度农村的劳动力逐渐放弃自己的土地，给他人做雇工。土地也以这种方式得到了集中。随着打工人数的增加、打工时间的延长，农民收入却呈下降趋势或没有明显增加。过去，印度农民给地主打工的收入，一半是以工资方式支付，一半则以粮食进行支付。因此，当时这些人可以有足够的粮食供自己消费。加入WTO后，商品经济的发展，使支付形式发生了变化。打工的农民失去了粮食来源，收入全部变为了现金。而农民获得的现金还不够购买食物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第二，低收入农民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由于外国的农业大规模地投资，使印度的种植品种发生了根本改变。以前印度种植的传统品种是作为主食的粘玉米，而国际跨国公司进来后便改种高产的饲料玉米。这无疑使过去靠种玉米为生的贫苦农民生活，受到进一步打击。
这给我们的一个提醒就是，除了中部产粮为主的地区可能易受伤害以外，低收入农民也将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加入WTO不管对经济是有1%或更多的增长拉动，低收入层农民在土地占有、打工收入及消费结构上都可能受到侵害。这是又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问题。
农村政策面临全方位挑战
加入WTO，将促使政府考虑如何通过国际市场调节国内粮食供需，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库存。
由于拓宽渠道，增加农民收入的效果不会太明显，因此，减负的重要性便远远超过了增收。
发展农村合作金融。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解决扶贫等资金的来源问题，使各项投资尽量不再进入各专业部门，尽量减少专项资金的数量。
我们的希望就全寄托在农民就业和城镇化身上了。
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是无法抵御入世的挑战的，必须组织起来。
看来，充分估计加入WTO带给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影响，拿出我们的回应办法，将是决定中国农村未来发展的关键问题。
卢迈先生指出，加入WTO将对政府、对整个农业体制产生影响。比如粮食购销体制。现在大量收购农民粮食，通过高储备的制度来保证粮食安全，并用保护价来维持农民的收入。这项制度虽然动机好，但实际操作难度很大。而它所造成的结果可能是推迟农民对市场做出的反应，最后所造成的损失，还是要由农民来负担。从这个角度讲，加入WTO，将促使政府考虑如何通过国际市场调节国内粮食供需，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库存。
在全球国际化的背景下，为提高我国农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为应对WTO的挑战，我们现在就应从宏观措施入手，提供强有力的政策支持。
学者们普遍认为，首先应解决增收减负问题。由于拓宽渠道，增加农民收入的效果不会太明显，因此，减负的重要性便远远超过了增收。第二是依据不同地区农民的收入水平，调整不同地区的社会发展指标。其中，首当其冲的便是教育和文化建设。第三是发展农村合作金融。第四是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解决扶贫等资金的来源问题，使各项投资尽量不再进入各专业部门，尽量减少专项资金的数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谢杨先生对强调增收减负却有自己的看法。他指出，不应把增收和减负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主要工作，“三农”问题应首先落在农民就业上。谢杨认为，谈农民就业比谈增收减负更切实际。由于入世后，我们的粮食和农产品将受冲击，并会造成农民大量失业，因此，我们的希望就全寄托在农民就业和城镇化身上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根本就没有农民就业这个概念。而提农民就业，实际上就把非农化和城镇化摆在面前了。谢杨最后指出，未来必将要走城乡统筹就业和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之路。他同时还表示，反对有关家庭经济潜力已经挖尽的提法。在中国如此众多的人口条件下，搞规模经营，只能造成农民大量失业和破产。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韩德强先生则强调，市场经济它有两面性，一方面促进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就是科学技术发明的优势。市场竞争机制就是一个优胜劣汰的机制，这个优胜劣汰的机制必然会造成两极分化，实际上就是内在的两极分化。
天则经济研究所的盛洪先生提醒人们，市场制度在某种意义上讲是导致两级分化的，但是中国现在两级分化是市场不发达造成的，使很多人的市场权利被剥夺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要细细的分析，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两级分化。同时也说明，现在该是思考、讨论改变我们农业政策的时候了。
谈到国民待遇问题，所有学者都认为应首先给农民国民待遇。不少学者指出，农民在很多地方没有享受到同城里人、外国人平等的待遇。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是无法抵御入世的挑战的，必须组织起来，把过去的农村合作经济体制完善起来，同时按照商品经济的要求，发育新的专业的合作组织。
不难看出，入世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怎样和市场接轨、怎样实现市场调控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