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中的国际安全环境与两岸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岸关系论文,环境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1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02)04-0066-05
国际安全环境的新变化
在一个以全球为中心的反恐怖主义联盟出现之际，国际安全环境已经逐步转变为以议 题为中心的合作导向，这种情形与冷战时期两极体系内、各自以意识形态坚持作为极内 的合作关系并不相同。冷战时期各个联盟之间，成员国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必须支持核 心国家与敌对体系进行对抗，在强权的卵翼之下，才能获取自己国家的安全保障。然而 ，“9·11”事件以后的国际合作，多半是在美国的威慑与担心恐怖主义的扩散之下， 不得不选择向美国靠拢。
尤其不同的是，冷战时期是以两极权力均等的体系进行对抗，而“9·11”事件所形成 的对抗体系，却是一个极度不平衡的战略关系，是个无法确定敌人的战争状态，这就很 难以传统的国家安全观来加以界定。因此，新的联盟体系势必还是要以国际安全的角度 作为切入点，而这个国际安全却是以单一议题构成全球合作的基础。也就是全球将以“ 反恐怖主义”这项议题为中心，并从地缘政治上形成三个圈层的战略包围状态。相对的 议题本身的变动性，也将影响未来三个圈层所构成的战略包围，是否能持续巩固的基本 要素。
当然，新的“全球包围战略”所构成的三个圈层，本文认为可划分为以下三种防御线 ：
第一圈层——美国旧围堵防御线
这条防御线是冷战以来美国以凯南(G.F.Kennan)所界定的“安全疆界”为主体，也就 是北从日、韩穿过东亚第一岛链，经东盟、南亚的印度、中东，再到北约。这条围堵线 隐含着传统的不对称反应(asymmetrical response)的战略观，是美国在冷战时期认为 战争不可能随时爆发，所以必须在政治、经济与外交等诸层面，进行与苏联集团之间的 对抗。惟有在利益遭到紧要的攻击、条件是有利的以及手段是可达到目标时，才采取军 事行动的观念。①(注：John L.Gaddis,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Oxford Universi ty Press,1982,p.101.)冷战以后，美国并未放弃这条围堵线，在“中国威胁论”的炒 作下，它仍是美国作为遏制中国进出太平洋的地缘战略线，因此，即使“9·11”事件 以后国际战略环境有所改变，但这条防御线仍是美国作为防御国家安全的底线。
第二圈层——大国联手反恐怖主义安全线
在第二圈层中是以中国、俄罗斯与印度等大国为主体，美国试图从北、东、南对中亚 的核心区域进行第二圈层的战略包围，尤其是中国有“疆独”的分离主义问题，俄罗斯 有车臣游击队的恐怖行动问题，印度也不时遭到来自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及内部激进主 义的攻击，各国急需进行反恐怖主义的合作，在反恐怖主义被列为最优先的国际合作议 题之下，原先大国间所存在的矛盾，均被暂时搁置，各国为了寻求自身的安全，也愿意 配合美国的反恐怖主义战争。因此，第二圈层的防御线是否能够巩固，将是未来国际社 会能否持续建构以议题为导向合作的试金石。
第三圈层——中亚、西亚、南亚核心攻击线
由于美国把军事攻击目标设定在阿富汗境内，使得阿富汗周边的国家在美国所建构的 战略围堵圈层中，就居于核心的位置上，这条核心攻击线上的国家，包括中亚五国、土 耳其、巴基斯坦与沙特阿拉伯等国。美国为了争取它们的支持，把战略目标缩小为仅是 针对塔利班和本·拉登作为攻击对象，因此，在“9·11”事件以后，核心攻击线上的 国家变成了美国进行前线作战的军事要地。在2001年10月7日美国首度发动对阿富汗的 空中攻击行动之前，已经同意支持美国军事行动的国家主要有巴基斯坦、乌兹别克斯坦 、土耳其、阿曼与沙特阿拉伯(参阅表1)。美国借结盟以取得支持，除了获得重要的战 略位置外，也可避免在对阿富汗的军事行动中，促使穆斯林国家可能采取联合的反制行 动，所以它具有美国采用分化的“两手策略”用意。
战略包围中的国际安全与中国的角色
在逐渐形成的三个战略包围的圈层中，处于第二圈层的中国，在新的国际环境里，随 着全球权力板块的更替，势必也会面临重要的转折，本文将从以下几个不同的方面进行 讨论。
表1 美军在核心攻击线上的盟友及支持项目
国家 支持项目
乌兹别克斯坦
允许美军地面部队进驻，并使用其领空。该国机场可供支持性质 用途。
土耳其 允许美军使用其领空及基地，执行任何形式的任务。
沙特阿拉伯 允许40～50架非攻击性飞机进驻该国苏尔坦亲王空军基地，并允 许美机飞越该国领空。
阿曼
允许美军使用该国的机场作为支持性质使用。
巴基斯坦
允许美军使用该国机场做支持性质用途，美机并可使用其领空， 愿意就情资搜获与美方合作。
资料来源：《中国时报》，2001年10月8日，取材自《纽约时报》。
1.反恐怖主义议题上的作为与主张
从反恐怖主义的议题上来看，中国虽然支持美国对阿富汗采取军事行动，但仍坚持美 国必须依照联合国宪章行事，在没有确切的打击目标下应尽量避免伤及无辜。中国的坚 持基本上具有两层意义：(1)要求美国依照联合国宪章行事，既可避免美国借打击恐怖 主义之名，无限地扩张全球的权力板块，在“9·11”事件以后变成是全球惟一真正的 超强，让中国原先主张“一超多强”战略格局借以分散美国霸权力量的国际战略，可能 被这次的事件给打破，使得美国在事件以后将实质变成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制衡的超强。 因此，确立在联合国的规范下行事，未来美国在扩张势力之时，各国仍可在联合国中进 行外交上的制衡行动。(2)中国原本也是遭到恐怖主义威胁的国家之一，为了切断恐怖 主义与新疆分离主义的结盟，中国自1996年起就不断地主导从“上海五国”转变成“上 海合作组织”，以实现与中亚五国及俄罗斯共同联手打击恐怖主义的机制与目的。就像 2001年6月所扩大成立的“上海合作组织”，在六国共同签署的“上海公约”中，就明 确地把“共同打击恐怖主义、分离主义和极端主义”列入公约中。②(注：《联合报》( 中国台湾)，2001年10月9日，第8版。)这次美国直接以军事行动对新疆分离主义的后援 地区进行打击，就这一点上来看，也解决了中国的心腹之患。因此，如果不考虑美国在 中亚地区的权力扩张，中国支持美国的军事行动，站在第二圈层防范恐怖主义向东扩散 ，确实具有不可忽视的战略意义。
2.地缘战略格局的处境
由于中国位于全球反恐怖主义战略包围的第二圈层，过去美国已经运用第一圈层的旧 围堵线，对中国进行包围，如今美国在对阿富汗的军事行动中，未来可能在中亚、南亚 地区建立军事据点，虽然名义上是防范恐怖主义的扩张，但新军事架构的建立，也预示 美国在该地区将占有更强的主导权力。也就是说，美国可以借这次的军事行动，实质上 掌控了冷战以来美国围堵战略中最弱的一环，使得美国以反恐怖主义出师的行动，得到 更多外溢的效果。
面对美国军事权力向中亚、南亚区域进行扩张的可能结果，中国在西部的后院地区除 了面临分离主义的威胁之外，未来若恐怖主义的议题消失，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回到“战 略竞争者”的思维，将让中国处于第一和第三圈层的包围之中，使得中国的国家安全环 境，势必面临比冷战时期更为严峻的形势。中国若无法找到一条可以进行反包围或是突 破包围的战略路线，在可见的未来，中国在国际议题上的主导权可能会被边缘化。
3.全球性议题的转型
原本新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的扩展，经济安全议题已经成为各国最为关切的问题， 中国也逐渐以“全球化战略”积极向外扩展。①(注：王昆义：《全球化与台湾——陈 水扁时代的主权、人权与安全》，创世文化事业出版社(台北)，2001年版，第27～58页 。)但“9·11”事件以后，反恐怖主义的议题上升为全球性最为重要的问题，使得中国 原先希望转向以经济战略跟美国进行国际合作与较量的空间，相对的被挤压得很小，这 不但打破中国在新世纪以来的战略构想与布局，军事安全被重新提升为全球性安全防卫 的核心，势必也增加中国在面临新的国际环境上的压力，也就是在全球战略上，中国将 陷入是持续以经济发展为核心还是转向以军事安全的建构为核心的两难困境。
事实上，如果未来美国采取以军事议题为核心的安全建构，为了防范恐怖分子或所谓 “流氓国家”使用高技术战争的攻击模式，势必加紧美国在导弹防御体系上的建构，而 美国若以反恐怖主义之名作为建构导弹防御体系的借口，将使中国更难以找到适当的理 由加以反对，当然这就会促使新一轮的军备竞赛，减缓中国在经济建设上的步伐。
4.“超限战”想定所带来的危机
从“9·11”事件以后，各国很容易把恐怖主义的攻击行动想像成是采用中国军事专家 所想定的“超限战”攻击模式，这或许正如《超限战》作者所说：“如果超限战这一命 名能够成立的话，那么，这种战争意味着手段无所不备，信息无所不至，战场无所不在 ；意味着一切武器和技术都可以任意加叠；意味着横亘在战争与非战争、军事与非军事 两个世界间的全部界限，统统都要被打破；还意味着已有的许多作战原则将会被修改， 甚至连战争法也需要重新修订。”②(注：乔良、王湘穗：《超限战——对全球化时代 战争与战法的想定》，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6～7页。)在这种观念的传播 之下，未来各国可能也会由于忧心中国是否可采取类似的战法，而把打击恐怖主义的战 争层层加码到对中国的军事防御上，让中国再一次地陷入亨廷顿“文明冲突”的陷阱之 中。这也就是说，一种渲染式的“中国威胁论”观念，将可能成为中国在面对“9·11 ”事件以后国际安全环境中最大的敌人。
5.中国在未来世界可能扮演的角色
当然，若从正面的意义上来看，如果美国为了防范恐怖主义，而把防御重心逐渐从欧 洲移转到东亚，再重新移回到欧洲与中东，那么东亚地区的权力真空，反而让中国有一 个喘息的机会。中国可以继续选择作为美国的“战略伙伴关系”，持续进行经济发展的 方向，在战争可能带来的全球经济不景气中，继续扮演像在1997年东亚金融风暴时中流 砥柱的角色，减低各国对中国在发展中的疑虑，那么中国未来进入全球核心国家的行列 ，势必指日可待。因此，“9·11”事件所产生的国际安全环境的变化，对中国而言， 虽然是一场危机，也是转机，而这有待于中国的决策者在危机环境中作出最佳的战略选 择。
战略包围中的国际安全与台湾的角色
在转变中的国际安全环境里，台湾为了避免在反恐怖议题上被边缘化，从“9·11”事 件以后，即紧随着美国的政策，并坚定地支持美国反恐怖主义中所采取的军事行动。尤 其是美国在2001年10月7日开始对阿富汗进行空袭行动之后，台湾领导人陈水扁即发表 四项具体支持的声明：(1)台湾全力支持美国对恐怖组织所采取的行动，并支持联合国 提出的各项反恐怖公约与决议；(2)对美国采取对恐怖组织精准攻击并兼顾阿富汗百姓 生命与人道的做法表示肯定；(3)美国及其盟国在这次行动中，若有需要通过台湾空域 时，台湾将予以必要和适时协助；(4)未来阿富汗难民的安置与所需援助，台湾愿意提 供适时协助。①(注：《联合报》(中国台湾)，2001年10月9日，第11版。)
事实上，从陈水扁执政以后，台湾在政策上就紧紧地跟随着美国的价值倾向，包括对 民主价值的坚持、人权价值的坚持以及对“中共不武、台湾不独”的美国主流价值靠拢 。②(注：王昆义：《全球化与台湾——陈水扁时代的主权、人权与安全》，创世文化 事业出版社，2001年版，第130～132页。)尤其是陈水扁在选举中所提出的“新国际主 义”更显露这种完全亲美的思维。陈水扁的“新国际主义”是指：“借由广泛参与国际 活动，以永续经营，厚实长远友谊为务实策略。在‘新国际主义’的主导下台湾得以国 际社会一分子的身份，加入拥护和平、倡导安全、持续繁荣、维护人权、生态保育以及 重视气候变迁与人道援助等国际组织。在‘新国际主义’的带领下，台湾的新角色将是 一个崇尚国际主流价值，积极与国际交往，同时广泛参与国际各层面事务的‘国际秩序 忠诚维护者’，绝非‘麻烦的制造者’。”③(注：陈水扁：《新世纪、新出路——陈 水扁国家蓝图1》，陈水扁“总统”竞选指挥中心国家蓝图委员会出版(台北)，1999年 版，第121页。)
在“新国际主义”的主张下，陈水扁“政府”即不断地抓紧各种机遇，向美国与国际 社会释出各种善意，并认为惟有依靠美国与国际社会的干预，才能确保台湾自身的安全 。
当然，在“9·11”事件以后，台湾对国际安全环境的改变，也呈现出对时局的忧虑，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台湾当局忧心中国大陆可能趁着美国无暇东顾的情况下，加紧对台在政治、经济与 军事上的施压，逼迫台湾走上谈判桌。尤其是担心中国大陆可能把新疆的分离主义与台 湾的分离主义相提并论，可能导致台湾与恐怖主义一样变成全球的“公敌”，而被排挤 在国际反恐怖联盟之外，台湾会被国际社会隔离。因此，陈水扁政府多次发表支持美国 的反恐怖主义的声明，就是希望台湾不会在国际社会中被边缘化。
2.过去台湾当局一直敏感地认为，中国大陆对台的统战工作是“以商逼政”，而陈水 扁上台以后则认为，中国大陆方面极力拉拢在野党的作为，颇有“以政逼政”的作用。 ④(注：王昆义：《台湾的预防性防御》，载《自由时报》，2001年9月24日，第4版。) 在“9·11”事件发生以前，美国还有余力插手介入两岸的争议，但“9·11”事件以后 ，美国急需中国大陆在反恐怖主义行动中采取协同的政策，这就让台湾忧心美国是否会 对中国大陆让步，甚至出卖台湾的利益，这使得两岸关系更加复杂化。因此，为了自身 的安全起见，虽然国际环境起了变化，台湾仍然没有改变对美国的亲善态度，即是希望 美国不会在反恐怖主义的议题上，与中国大陆方面对台湾问题进行交换。
3.从新世纪以来，在中国大陆采行“全球化战略”积极向外扩展之前，台湾的资金早 已“大举西进”，这就让部分敏感的人士认为是造成台湾经济景气萧条的原因之一。虽 然陈水扁“政府”已经决定松绑“戒急用忍”的措施，并改采“积极开放，有效管理” 的政策，⑤(注：《联合晚报》(中国台湾)，2001年8月12日，第2版。)民进党中常会也 已经通过“开创台湾经济新局决议文”草案，明确主张把大陆市场及资源纳入台湾产业 的全球化布局，调整了两岸经贸政策。⑥(注：《联合报》(中国台湾)，2001年10月3日 ，第1版。)但中国大陆方面仍然坚持先政治、后经济的两岸谈判方式，未能给予响应， 这就让台湾对中国大陆的不确定感一直无法消除。
国际安全环境的转变与两岸关系的发展
虽然“9·11”事件已经逐渐改变国际安全环境与安全议题，但两岸关系的发展却仍然 持续在原有的架构中运行。这个架构即是中国大陆方面所主张的“先政治、后经济”的 接触路径，以及台湾所主张的“先经济、后政治”的交往模式。例如中国外交部长唐家 璇在2001年9月20日访问华府时，除了再一次表示中国愿意与美方加强对话，开展合作 ，共同对抗国际恐怖主义之外，也重提“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原则，在“一个中国 ，两岸对话，迅速三通”的条件下，“希望台湾当局早日回到一个中国原则，为两岸恢 复谈判创造条件”。并要求美国能够继续遵守三个公报，履行一个中国政策，支持和平 统一。⑦(注：《中国时报》(中国台湾)，2001年9月22日，第5版。)唐家璇在华府的谈 话中，把反恐怖主义的议题与台湾问题相提并论，正是导致台湾方面忧心美国可能会与 中国进行议题交换的缘由。
另外，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也在“纪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中呼吁，台湾方面应明确 接受“一个中国”原则，并且在这个原则上进行“三通”和恢复对话。江泽民主席也强 调：“台湾在一个中国原则上，不能回避，也不能模糊。”①(注：《中国时报》(中国 台湾)，2001年10月10日，第3版。)
相反，陈水扁在2001年的讲话中也呼吁：“中共领导人应以宏观布局抛弃僵化的思维 模式，重新面对21世纪的两岸关系，透过经贸文化交流，打开政治死结。”②(注：《 中国时报》(中国台湾)，2001年10月10日，第3版。)台湾的陆委会也发表声明指出：“ 和平解决两岸问题是我方一向的主张，希望中共当局处理两岸问题不要过度政治化。同 时台湾也愿意秉持民主、对等的原则，并在两岸既有的谈判基础上，共同处理‘未来一 个中国’的问题。”③(注：《中国时报》(中国台湾)，2001年10月10日，第3版。) 由于陈水扁“政府”坚持先经济、后政治的谈判途径，这种跟中国缺乏共识的主张， 仍无法获得中国大陆方面的响应。两岸关系的僵持，也让陈的施政难以向前开展。为了 打破这场僵持，陈水扁原先寄望能出席2001年10月在上海举办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的 非正式领导人会议，但并未能成行。未来两岸关系的突破僵局，陈水扁“政府”则把它 寄望到两岸加入世贸组织(WTO)之后，期待借世贸组织的架构，让两岸能在经贸交往的 基础上，打开接触之门。只是这样的期待是否能成真，在中国大陆方面丝毫没有在政治 架构上有所让步的情况下，恐怕能实现的机会并不大。
从上述的观察中，可以发现“9·11”事件对国际安全的冲击并未影响两岸关系的架构 ，台湾方面最大的期待，仍然是希望美国在寻求中国支持反恐怖主义的行动中，不会改 变传统东亚第一圈层中对中国的战略包围。尤其是美国、中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三边关 系能继续维持既有的架构，虽然两岸僵局不能突破，但这已经是台湾当局在面对未来国 际环境变化中，最有把握掌控局势的一种选择。
结论
两岸关系的发展既是政治问题也是经济问题，虽然中国一直把它界定在国内问题之上 ，但两岸之间所牵涉的国际安全环境的变化，其实一直是国际社会所共同关切的焦点。
“9·11”事件以后，国际反恐怖主义议题虽已上升为全球性安全的最重要问题，但由 于美国坚持打持久战，并以“持久自由”(Enduring Freedom)取代原先“无限正义”(O peration Infinite Justice)的名称作为攻击行动的代号。如果反恐怖主义的行动是种 持久的战争，那么以议题为导向的国际合作，就不太可能改变美国长久以来所建立的全 球战略架构。因此，两岸间任何一方想透过美国在对恐怖主义的军事行动中获取相对的 利益，恐怕是不现实的做法。
因此，在转变中的国际安全环境下，中国不可能让自己重回冷战后初期，被美国认为 是全球最大威胁的来源，所以中国在“9·11”事件以后，对美国的反应就显得审慎。
同样，台湾在“9·11”事件以后极力支持和帮助美国，也显露其对美国可能改变全球 战略架构的忧心，在两岸关系的思维上，台湾长久以来即不断地期待美国的介入，缺乏 美国在背后的支持，台湾在安全上恐怕难以自持。
当然，最重要的是台湾内部所存在的分离主义，台独人士现在大部分都已主张采取民 主的、和平的手段来达到政治上的目的，这与新疆的分离主义采用宗教激进主义的做法 显然有所不同。因此，台湾方面尽量避免被中国大陆把自己与新疆分离主义划上等号， 从而造成在国际社会上被孤立的状态。
所以，“9·11”事件以后新的全球战略架构，并不必然会改变两岸关系，但却可以给 两岸一种新的启示，那就是两岸也可以透过议题为取向，寻求双方联手合作，以便为两 岸间共同的安全利益建立良好的基础。毕竟，双方面的安全利益愈深，就愈不可能发生 冲突，就像台湾对美国的依赖一样。惟有安全利益能兼容，信任机制能建立，中国大陆 就越不需要担心台湾会自中国分离出去，两岸间的统合也才能看到光明的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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