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中国比较教育的重建和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建和论文,年中论文,改革开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059.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667（2008）12－0001－06
比较教育在中国是一门新兴学科，它是随着中国新学制的建立而从西方引入的，当时主要是介绍各国的教育制度。教育世界出版社从1901年至1907年连续出版了《教育丛书》，商务印书馆于1909年创刊了《教育杂志》，发表了许多介绍德、法、美、日、俄、瑞士等国教育的文章。[1] 直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中国大学才开始开设比较教育课程。1927年广州中山大学教育系主任兼教育研究所所长庄泽宣教授所著的《各国教育比较论》，是我国出现的第一部比较教育专著。[2] 以后虽然有的大学教育系开设了比较教育课程，而且也有几部著作问世，如钟鲁斋的《比较教育》、常导之的《各国教育制度》等，但比较教育这门学科在我国并不太发达。
1949年新中国诞生以后，国家实行向前苏联学习的一面倒政策，没有人研究其他国家的教育，比较教育作为一门学科也就不复存在。直到1964年，中央提出要研究外国，中共中央国际问题研究指导小组和国务院外事办公室批准了高等教育部在高等学校建立研究外国问题的机构，这时对外国教育才开始进行研究。当时成立的有北京师范大学外国教育研究室、华东师范大学外国教育研究室、东北师范大学日本教育研究室、河北大学日本问题研究室（含日本教育）四个外国教育研究机构。同年北京师范大学筹备《外国教育动态》杂志，并于1965年作为内部刊物正式出版。但好景不长，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比较教育研究被打入冷宫，研究机构差一点被裁撤。
“文革”以后，在邓小平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和重视教育的战略思想指导下，外国教育研究才逐渐得到恢复。1977年8月，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在北戴河召开外国教育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河北大学外国教育研究室的代表。会议讨论了外国教育研究和资料收集问题，并制订了初步规划。1978年7月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了第一次外国教育研讨会。从此，比较教育研究开始走向恢复和重建。
改革开放30年来，比较教育的发展是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发展起来的。比较教育研究与“文革”前的外国教育研究有着本质不同。“文革”前的外国教育研究是在“左”的思想路线指导下开展的，是以反帝、反修为目的，以批判的姿态评介外国教育。“文革”以后，“左”的思想得以纠正，思想得以解放，通过教育本质的大讨论，人们逐渐认识到教育不仅有上层建筑的属性，也有发展生产促进文化交流的功能，教育作为培养人才的实践活动，有着共同规律，各国教育可以互相学习，互相借鉴。因此，我们应该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客观地评介西方发达国家的教育。另外，在评介外国教育的同时，我们发现我国教育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需要虚心地学习它们的先进经验。
30年来我国比较教育研究大致经过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期至80年代中期）是描述和介绍阶段，这时比较教育还处在外国教育研究的阶段。
这一时期，比较教育学科建设开始起步。1979年11月全国外国教育研究会在上海成立，并在1983年更名为比较教育研究会。1979年，北京师范大学外国教育研究所在全国招收第一批硕士研究生。198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颁布后，比较教育被列为教育学科中的二级学科。1980年3月至6月，教育部邀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教育美国华裔学者胡昌度教授来华在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讲学，同时组织了10所大学的10多名教师参加研修班。胡昌度教授除给学生讲授比较教育课程外，还给研修班讲授比较教育方法论。研修班结束之际，大家提出要编写一本中国自己的比较教育学。经过两年的努力，中国第一本比较教育著作终于在1982年问世。该书作为大学本科生的教科书，主要介绍了6个发达国家的教育制度，简要地比较了这6国各级各类教育的异同。
这个时期比较教育学科建设的发展，不仅反映在很多师范院校设置的比较教育课程上，而且也体现在许多学校设立的研究机构上。比较有影响的有：杭州大学教育系在老一辈比较教育学家王承绪教授带领下成立的以外国教育研究为主的高等教育研究所，华南师范学院（后为华南师范大学）以朱勃教授为首成立的外国教育研究所；其他一些院校，如福建师范学院（后为福建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也都开展了比较教育研究。
这一时期比较教育研究主要是介绍美、英、法、西德、日、苏6个发达国家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在教育制度方面，代表性的译著有：《日本的经济发展和教育》、《六国教育概况》、《苏联教育法令汇编》等。在教育思想方面，主要介绍了四大流派，即：以皮亚杰、布鲁纳为代表的结构主义教育思想、布鲁姆的教育目标分类思想、赞可夫的发展教育思想和苏霍姆林斯基的和谐教育思想。
从1980年我国开始陆续出版发行了五大外国教育刊物，它们是：北京师范大学外国教育研究所主编的《外国教育动态》、华东师范大学外国教育研究所主编的《外国教育资料》、东北师范大学外国教育研究所主编的《外国教育研究》、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的《外国教育》、上海师范大学主编的《外国中小学教育》，① 其中没有一本叫比较教育。这一时期五大刊物发表的论文总数为2054篇，其中有关外国教育制度、概况与发展的描述最多，论文篇数达511篇，占到总数的四分之一强。同时，从论文的形式来看，对国外研究成果的译介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五大期刊的译文达753篇，占总篇数的37％。② 可见当时我国比较教育还停留在介绍外国教育的阶段。
这一时期出版的专著和译著有20余种。③ 影响最大的除王承绪、朱勃和顾明远主编的《比较教育》外，还有人民教育出版社在1979至1982年间出版的《外国教育丛书》，这套丛书共12册，不仅对30余个国家的教育状况进行了描绘，而且广泛涉及到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师范教育以及业余教育等各级各类的教育。同期，在全国教育科学“六五”规划时期，比较教育学科共承担了7项研究课题。④ 值得一提的是“战后各国教育研究”这个重点课题，王承绪、顾明远、马骥雄等比较教育专家都参与到其中，并分别承担了英国、前苏联和美国等国家的研究任务。此后，该课题得到延续和扩展，其研究成果《战后国际教育研究丛书》于1991年由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第二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是国别研究和专题研究阶段。
进入80年代中期以后，比较教育界认识到，要借鉴外国教育的经验，必须对各个国家的教育发展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才能把握各国教育的本质特点和发展脉络，于是开始了国别研究。除国别研究外，许多学者开始进行专题研究和专题比较，如各级各类教育比较、课程比较和各种教育思想流派的评介。
这一时期，在全国教育科学“七五”、“八五”规划中比较教育学科承担的课题得到大幅度的增长，达到46项之多。其中，王承绪承担的“各国高等教育比较论”、顾明远承担的“民族文化传统与教育现代化”、汪永铨承担的“英、法、德、苏、日、美高等教育思想的比较研究”、钟启泉承担的“面向21世纪教育课程模式比较”、王英杰承担的“亚洲主要发展中国家农村地区普及义务教育比较研究”等课题都使得国际和专题研究得到深入和拓展。
比较教育界除了承担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外，几个主要研究所和其他一些高校还研究出版了大量著作，据不完全统计达到30余种。比较有影响的有：顾明远主编的10卷本《战后国际教育研究丛书》，符娟明主编的《比较高等教育》，吴文侃、杨汉清主编的《比较教育学》以及朱勃的《比较教育史略》，商继宗的《中小学比较教育学》，苏真的《比较师范教育》，周蕖的《中外职业技术教育比较》等。
同期，五大刊物发表论文也有很大的增长，总篇数达到3603篇，无论在研究的对象还是内容上都呈现出繁荣的景象。从教育类别和层次来看，基础教育研究最多，为1173篇，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随后依次为高等教育（12％）、职业／技术教育（5％）和师范／教师教育（4％）；从教育专题来看，对各国教育制度／概况及改革／发展的研究分别为325篇和712篇，两者之和占总篇数的29％，其次教学／课程为855篇，占24％，同时有关教育理论／思潮、教育行政／管理以及比较教育学科建设等方面的论文也所增长；此外，在全部论文中译文数量明显减少，其比例下降到22％。
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事件是北京师范大学和杭州大学的比较教育学科在1984年分别取得了博士学位授予权。王承绪和顾明远率先成为我国比较教育学专业的博士生导师，此后也诞生了我国第一批比较教育学博士。1988年北京师范大学外国教育研究所比较教育被评为全国重点学科，并成为全国重点资助的12个研究所之一。学科建设上的另一突破是薛理银完成的博士论文《当代比较教育方法论研究》，它被认为是我国第一部研究比较教育方法论的力作。
第三个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是深入和扩展研究的时期。
如果说前两个阶段我国比较教育学者的精力主要放在评价6个发达国家的教育上，那么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比较教育研究则扩展到许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我国周边国家的教育，研究内容也从教育制度发展到课程、教育思想观念、培养模式和方法、国际教育、环境教育、比较教育方法论等诸多方面，可谓百花纷呈。
全国教育科学“九五”、“十五”、“十一五”（2006～2008年度）规划比较教育承担的课题已达155项之多。从这一时期比较教育承担的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可以看出，我国比较教育研究向两个方向延伸：一个方向是宏观的教育发展战略比较研究，如“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四国教育发展与国家竞争力的比较研究”、“民族文化传统与教育现代化研究”、“日本与韩国‘科教兴国’战略研究”等，重视教育与国家发展的研究；另一方向是微观的基础教育课程和教学的理论与方法的研究，如“各国基础教育改革的基本理论及其实践课题的比较”、“中外母语教材的比较研究”、“中美小学教师课堂教学方式及特点的比较研究”等。同时，我国比较教育研究工作者也更加关注比较教育基本理论与方法的研究，涌现出“中国比较教育理论建设的研究”、“比较教育理论与方法系统研究”、“比较教育思想发展研究”等一系列研究课题。这说明我国比较教育研究深入了一大步。
这一时期主要的比较教育专著和译著至少有60余种。其中20卷本的《世界教育大系》可谓是这个时期的一项恢弘巨著。这套丛书分国别教育和类别教育两部分，在国别教育部分选取了美国、英国、法国、德国、苏俄、日本、印度、埃及、巴西和中国这10个国家，在类别教育部分选择了幼儿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教师教育、特殊教育、社会教育、妇女教育和教育财政等10个类别。这套丛书本着“洋为中用”的原则，古今结合，厚今薄古；中外结合，弘扬借鉴；纵横交错，各具特色，绘成一幅世界教育的雄伟画卷。[3] 同时，人民教育出版社还陆续出版了多卷本《比较教育论丛》和《比较教育译丛》，其中包括顾明远、薛理银合著的《比较教育导论》、王承绪主编的《比较教育学史》、吴文侃主编的《比较教学论》等著作以及《比较教育概论》、《世界教育危机》、《教育的新时代》等国外比较教育名著。这几套丛书，基本上反映了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到本世纪初我国比较教育研究的动态和成果。
四大刊物在这个时期也有了新的变化。北京师范大学主办的《外国教育动态》于1992年改名为《比较教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主办的《外国教育资料》于2000年改名为《全球教育展望》，这说明中国比较教育研究正在朝着国际教育和比较教育学科研究的方向发展。这一时期，四大刊物上发表的论文不断攀升，总数达6758篇，甚至比前两个时期的总和还要多。研究者们更加以国际的视野来审视和思考我国本土的教育现实和实践，有关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论文有1096篇，占总数的16％；而随着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启动和推进，课程和教学成为热门的研究领域，这方面的论文达到1909篇，占到总论文数的28％。此外，有关职业／技术教育、师范／教师教育、全纳／特殊教育、教育理论／思潮、公民／道德教育、国际教育、农村教育、全面教育等方面的论文也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增长。
这一时期比较教育学科建设得到进一步重视。截至2006年，我国比较教育学专业的博士点发展到7个、硕士点发展到30个。[4] 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等高校的比较教育研究所都先后更名为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同时，中国比较教育研究机构的研究逐渐形成了各自的特色。例如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着重于国际问题的比较和文化与教育比较的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特别关注课程论的研究，并且把外国的先进课程理念引入我国的新课程改革中；浙江大学教育学院的前身是杭州大学教育系，他们在王承绪教授的带领下对英国教育进行了系统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成为我国的英国教育研究中心；东北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以日本、韩国教育为重点；华南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研究东南亚和我国港澳台地区教育。最近几年还出现了一支比较教育研究新秀，这就是浙江师范大学的非洲研究院。他们对非洲教育开展大量研究，填补了我国比较教育研究的空白。还有许多比较教育研究队伍分散在如北京大学、西南大学、河北大学、辽宁师范大学、哈尔滨师范大学等高等学校，他们的研究也各具特色。
这个时期，在比较教育方法论上出现了许多争论，一部分学者认为比较教育方法论缺乏自身的独特性，比较教育存在学科身份危机。但另一部分学者认为，社会科学的方法论是可以互相借鉴的，不一定需要有自己独特的方法，关键在于研究的领域和对象。比较教育研究的领域是其他学科不能包含的，例如各国教育制度的比较、教育与国家发展问题、国际环境教育问题、人口问题与教育、国际组织与教育等，都不能包含到教育的其他分支学科中。
关于比较教育方法论，笔者在上个世纪末曾提出文化研究的比较教育方法论。笔者认为，“比较教育要了解一个国家的教育，就需要研究影响这个国家教育制度的各种因素，特别是文化因素。……最重要的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价值观、思维方式、民族心理和民族精神。例如西方文化强调个人主义，而东方文化则重视集体主义；发达国家多少具有大国沙文主义倾向，不发达国家总是抱有民族主义倾向。……只有从文化研究中才能认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教育的本质”。[5]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从上个世纪末开始了民族文化传统与教育现代化研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华南师范大学冯增俊教授引进教育人类学方法，实际上也是文化研究的重要方法；这些研究使我国比较教育研究深入了一步。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比较教育的重建和发展在解放思想的前提下，遵循“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方针，不断深入、扩大了研究领域。30年来，我国陆续派出教师和学生到国外访问、学习、进修。比较教育学者是教育界到国外学习最多的群体。30年来，我国培养了一大批中青年学者，他们学历高、外语好，大多有外国学习和生活的背景，是比较教育研究的生力军。他们的研究为中国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许多国际经验。
30年来，中国比较教育逐渐融入了世界比较教育大家庭。1980年我国比较教育学会就应邀出席了在日本琦玉县举办的第四届比较教育大会。同时，我们申请加入世界比较教育学会联合会，并于1984年第五届比较教育大会得到世界比较教育学会联合会执行委员会批准，正式成为世界比较教育学会联合会的成员。以后第六届、第七届、第八届大会，我国比较教育学会均派出代表参加。本来第九届大会拟定于1993年在北京召开，但是自从我国台湾比较教育学会加入世界比较教育学会联合会以后，由于名称问题未能按照“一个中国”的原则处理，大会未能在中国召开。中国比较教育学会也就不便派代表参加世界比较教育大会，这实在是很大的遗憾。不过，我国比较教育界并未与世界比较教育界同行失去联系。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举办的几次国际教育论坛和研讨会上，许多国家的比较教育学者都来参加。亚洲比较教育学会于1997年在日本东京成立，我国比较教育学会是发起单位和筹备成员之一。亚洲比较教育联合会第二届年会还于1998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参加这次年会的有来自世界各地区的代表达170多人，世界比较教育学会联合会的几任主席和秘书长都来参加了会议，多少弥补了世界比较教育大会未能在北京召开的遗憾。平时我国比较教育学者与国外学者的交往更是十分频繁。近年来比较教育学者的互访、合作研究、留学生交流日益增加。
比较教育学者的国际交往，不仅拓展了教育研究领域，而且促进了各国的互相了解。当今世界，一方面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由于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各个国家互相依存，美国次贷危机在全球掀起了金融海啸，世界各国谁也避免不了它的影响；另一方面世界多极化趋势也在不断加强，政治、文化、军事冲突不断，用一种价值观来统治世界已经不可能。世界只有在互相理解、互相信任、互相尊重中才能得以安宁。虽然我们不同意享廷顿的文化冲突理论，但是不能不承认文化背景的不同会影响到人们的价值观、思维方式和对事物的判断。世界和平的出路在于互相理解，互相尊重，在任何事情上都要达到互利互惠。为此，第一步就要互相了解，只有在了解的基础上才能互相理解，互相尊重。教育是互相了解和互相理解的最好途径，它不但影响成年一代人，还影响下一代年轻人。比较教育研究更是互相理解与互相尊重的桥梁。让我们携起手来，为实现一个世界、一个梦想——世界和平而努力！
注释：
① 《外国教育动态》1965年创刊，1966因“文革”停刊，1973年复刊，1980年开始正式公开发行。《外国教育资料》创刊于1972年，1980年开始公开发行。《外国教育研究》创刊于1974年，原名为《日本教育情况》，1981年改名为《外国教育情况》，1983年改名为《外国教育研究》。《外国教育》1979年创刊，1989年停刊。《外国中小学教育》创刊于1979年，原名为《外国教育资料选译》，1981年改名为《外国中小学教育选译》，1982年正式更名为《外国中小学教育》。
② 由于各刊物创刊、复刊、公开发行即停刊时间的不同，本文对各刊物论文统计的时限分别为：《比较教育研究》（1980～2007年）、《外国教育研究》（1981～2007年）、《全球教育展望》（1978～2007年）、《外国中小学教育》（1982～2007年）、《外国教育》（1979～1989年）。本部分的数据由作者对五种主要比较教育期刊的统计、整理而得。（下文同）
③ 本部分的数据由作者对主要比较教育专著和译著的统计、整理而得。（下文同）
④ 本部分的数据由作者对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的统计整理而得。资料来源：http://onsgep.moe.edu.cn/edoas2/website/ktgl.jsp?tablename=1204623593281047.2008－09－22.（下文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