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易象到意象
——宗白华论《周易》与意象的创构
王怀义
(江苏师范大学 文学院， 江苏 徐州 221116)
〔摘 要〕 宗白华对《周易》易象观和“观物取象”等思想与中国艺术审美特点及精神之形成的关系，进行了较为深入的阐述，为其美学思想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其一，宗白华对《周易》“革”“鼎”“离”“贲”等卦象及其思想对中国艺术独特的时空表现形式、“以丽为美”“以动为美”等审美特点形成的影响进行了阐述；其二，宗白华通过对《周易》“观物取象”思想的阐述，指出了中国艺术尤重“气韵生动”的审美特点；其三，宗白华通过对《周易》易象创构的论述过渡到对审美意象创构的论述，提出了他的意境结构论思想，推进了《周易》易象论思想从哲学向审美和艺术的转化。宗白华对《周易》易象观的新检讨，为建构新时代中华美学精神提供了启示。
〔关键词〕 宗白华；卦象；观物取象；意象创构；意境结构
宗白华先生的美学思想，是融汇中西美学思想资源而形成的。在宗白华美学思想的中国古典美学资源的发掘方面，有些学者注意到《周易》的重要意义。例如，王明居指出了宗白华《周易》研究对21世纪易学研究的重要意义。〔1〕孙喜艳、屈行甫等人的论著对这一问题也有所涉及。〔2〕笔者曾将宗白华对《周易》“观物取象”观的阐释置于近现代时期中国古典美学现代转型的背景中加以阐述。〔3〕这些论著对宗白华美学与《周易》之间的关系的探讨是成立的，但未能指出宗白华的《周易》阐释对其美学思想(如艺术意境论等)形成的意义何在。本文从意象创构的角度，重新阐述宗白华的《周易》阐释对其美学思想形成的影响及其对构建新时代中华美学精神的启示价值。
一、宗白华对《周易》卦象与中国艺术 之关系的阐述
宗白华对《周易》卦象的阐释采取了综合多元的方法：一方面，他对传统的《周易》注疏的内容进行了遴选，指出其中蕴含的与艺术和审美创造相关的哲学内容，这方面他抓住了“象”这个核心概念或范畴；另一方面，他将青铜器、陶器、玉器等器物制作与《文心雕龙》《古画品录》等传世文献相结合，与《周易》卦爻辞的阐述进行互证，概括出中国艺术的审美特点。在《周易》卦象中，宗白华尤其重视“革”“鼎”“离”“贲”等卦所阐述的思想对中国美学和艺术的重要意义，并对中国艺术独特的时空观、“以动为美”“以丽为美”的审美意识特点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阐述。这些思想，为宗白华讨论审美意象的创构问题，为他的艺术意境论的提出，奠定了基础。
宗白华认为，“革”卦和“鼎”卦对时间与空间的讨论，与中国艺术独特的时空观念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革与鼎为中国人生观之二大原理，二大法象。即‘治历明时’与‘正位凝命’是也！一象征时间境，一象征空间境，实为时空合体境。”〔4〕宗白华将“革”卦定性为“天地革而四时成”，是四时之变革而万物更新之后的境界，是自然生命创造达到新境界的典型表征。因而“革”卦之象，也是世界万物变化、发展的整体抽象，是一种“法象”，为人类文化和艺术创造提供了范导性的价值。他还指出，“革”卦应与“既济”“未济”等卦合起来考察。在艺术创作中，“革”卦对四时变化而创造生命新境界的价值的论述，就表现为艺术家对时间和生命之生生不息状态的领悟和呈现，由此形成中国艺术在打破平衡而不断推陈出新、自强不息等方面的创造性和自我更新的特点。
在宗白华看来，“鼎”卦在《周易》各卦象中意义重大，是“中国空间之象”的表征：它是天地之象的代表，因而也是所有象的代表。宗白华借用柏拉图的“范型”概念指称“鼎”卦所示之象，认为它也是《周易》卦象之范型，亦即“法象”。所谓“法象”，是指鼎卦之象和作为器物的鼎上的物象，均具有示民的功能，乃世间万物之法则的显现。因此，“鼎”卦所表明的是圣人对宇宙万物变化的根本认识(“此卦明圣人革命，示物法象，惟新其制，有鼎之义”)。而且，“鼎”是所有器物的代表，因而鼎卦所示之象，也是所有器物制作的法象，亦即范型。而“鼎”之所以被称为“象”，是因为“鼎”即“美与善之范型”。〔5〕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象”成为一种“尽意的创构”：“象者，有层次，有等级，完形的，有机的，能尽意的创构。”〔6〕宗白华认为，这种类似于古希腊神庙建筑的“鼎”及其“法象”综合了神话与哲理，是华夏先民创造精神的集中体现，也是中国艺术尤重生生不息的创造精神的集中体现。
宗白华将对“贲”“离”等卦审美内涵的阐释，与中国古代青铜器、汉画砖石、陶器、玉器等器物制作联系起来，与《文心雕龙》等传世文献文本结合起来，综合论述了它们对中国艺术精神的影响。按照《周易》的论述，自然万物自我附丽，彰显自身的存在，并为人类文化和艺术创制提供典范。宗白华专门讨论“贲”“离”二卦与中国艺术的关系，指出装饰、附丽之美对古代中国器物制作和艺术创作的重要影响，由此形成中国古代艺术“以丽为美”的显著特点。这种附丽透明之美，从商周鼎彝到汉唐楼阁，最后演变为绘画中的皴染、戏法中的折叠和书法、印章中的布白等，都是中国艺术擅长创作“虚实相生的审美意境”的体现。《易经》亦指出“丽”美不仅是天地万物彰显自身存在的典型表征，而且人们在“仰观俯察”的过程中，通过对万物之“丽”的观察而创制了文物制度和艺术——“丽”美由此成为天地万物和艺术的本体性特征。
同时，宗白华结合古代器物制作及其雕饰创制的特点，讨论了它们所蕴含的艺术思想及其对中国艺术的影响。首先，宗白华从刘勰《文心雕龙》“情采”“征圣”等篇章提出的“贲象穷白”“文章昭晰以象离”的观点出发，认为刘勰的观点是受到《易经》的启发而提出的。宗白华认为“贲”卦所讲的是文与质的问题。“贲”的本义是用线条勾勒出形象，是一种雕饰之美，然而这种雕饰之美不是单一的，而是包括了“华丽繁富的美”和“平淡素净的美”两种形态：“贲本来是斑纹华采，绚烂的美。白贲，则是绚烂又复归于平淡。”〔7〕这就是中国艺术尤其是绘画艺术追求以无色表现有色的水墨境界，是二者的和谐统一，是文与质的相得益彰，是真正的美、至高的美。中国园林艺术追求自然，诗文艺术讲究“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等，都是“贲”卦思想在艺术方面的反映。其次，宗白华对“离”卦的含义进行了多样的解释，这些内容与中国艺术创造均有重要的联系。宗白华认为：其一，“离”是“丽”的意思，指的是器物制作需要附丽装饰的内容，因此，它首先对中国古代工艺制作有重要影响，器物制作和装饰，是先民美感的凝结，也是美的体现；其二，“离”者，“明”也，是古代窗子雕空透明状态的真实反映，这与中国古代建筑艺术“既隔又通”的审美特征是密切相关的，也是一种虚实相生、内外通透的美学；其三，“离”者，“并”也，是指两鹿在山中并排奔跑的美丽景象，是一种骈偶的美，六朝的骈俪文、园林里的对联、京剧舞蹈形象的对比等，都是这种骈俪之美的反映。〔8〕与“贲”“离”两卦相关的这些例子，说明“以附丽为美”是古代中国器物制作和艺术创造的一个基本特点，也是古代艺术意象创造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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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ctive Touch Man-Machine Operation Pannel……………WANG Mengdi, ZHANG Liyun, HUA Jin, SHEN Hongbin(3·45)
“蓝天计划”提出以规范化、专业化为方向，坚持以人为本的工作理念，有步骤、有计划地建设和完善儿童福利机构，为孤残儿童提供优质的特教、康复和保育服务，推动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儿童福利服务体系。国际最新的观念提出要实现专业整合的服务模式。特殊教育、康复、保育这三个部门能够协调起来，连同其他专业，为残疾儿童提供适合其本人的服务，就是特殊教育、康复、保育三位一体整合的服务模式。
二、宗白华对“观物取象”与中国艺术 之关系的阐述
除了对具体卦象及其含义与中国艺术审美特点之间关系的论述，宗白华还对《周易》“观物取象”观与中国艺术创作思想的关系问题进行了阐述。他通过对《周易》“观物取象”与中国艺术之关系的阐述，揭示了中国艺术尤重空间性特质和宇宙意识的特点。与前人多对王国维“观”之内涵及其西学渊源的详细揭示不同，学术界对宗白华借助《周易》“观物取象”思想重新阐释中国艺术之特质的做法尚缺乏系统的研究。在1919年的论文中，宗白华曾将《周易》中的形上思想与康德的思想进行比较研究，对两者的相异、相同之处多有讨论，〔9〕由此可见宗白华对《周易》“观物取象”思想的重视。
首先，宗白华认为中国画对空间的全景式描绘和独特的观赏方式(“空间意识”和卷轴画)，其哲学基础是《周易》“观物取象”的思想。宗白华对《周易》“观物取象”的思想进行系统阐释，同时将之与中国艺术创造的思想方式结合在一起论述，认为在它的影响下形成了中国艺术尤重空间的特质。对此，他反复申说：“俯仰往还，远近取与，是中国哲人的观照法，也是诗人的观照法。而这观照法表现在我们的诗画中，构成我们诗画中空间意识的特质”，〔10〕“我们的宇宙是时间率领着空间，因而成就了节奏化、音乐化了的‘时空合一体’。”〔11〕宗白华还说：“中国人的最根本的宇宙观是《周易传》上所说的‘一阴一阳之谓道’。我们画面的空间感也凭借一虚一实、一明一暗的流动节奏表达出来。”〔12〕宗白华将《序卦》提出的“正位凝命”“观象取新”思想定义为“此中国空间天地定位之意象”。〔13〕宗白华指出中国哲学、宗教和艺术之间存在合体性关系，三者之间相互融合，这一特点与西方将三者对立的传统迥然不同。宗白华认为，《周易》“观”卦提出的“圣人以神道设教”中的“神道”，“即‘形上学’上之最高原理，……为观天象、察地理时发现‘好万物而为言’之‘生生宇宙’之原理！”〔14〕此原理亦是“神妙之生机”，因而宇宙生机、生命律动由此成为《周易》哲学与中国艺术一体两面的思想根源和基础。宗白华对《周易》“观”卦提出的“以神道设教”“观物取象”等观念及其与中国艺术的综合互补而不对立、分裂的关系作出说明，指出了中国艺术与宗教之关系的这一独特性。〔15〕宗白华指出的这种情况是客观存在的，可以看到，在古人的著述中，无论是哲学著作、神学著作还是书论、画论等艺术著作，都在讨论“观物取象”的问题，或者按照“观物取象”的思维方式讨论各种问题。这是中国宗教、哲学与艺术合体而不对立的又一重要表征，邵雍的“观物”思想、王国维的“观物”“观我”等思想，都是《周易》“观物取象”思想的延续和发展。同样，与埃及、希腊等国家和地区的雕刻、建筑艺术以团块的方式进行造型的方法不同，中国艺术则使用富有变化性的线条，打破团块造型，实现虚与实的相融相通。即使是雕刻艺术，中国雕刻也与埃及、希腊雕刻使用物质材料本身颜色的做法不同，它十分注重线条的流动性及其与色彩的和谐搭配。汉唐砖石雕刻对线条与节奏的把握与呈现，充分体现了中国艺术“以动为美”的特点。《周易》思想与上述艺术实践对“动”的重视，最后凝结在谢赫“气韵生动”的概括中，这一标准也成为后来人们评价艺术作品是否优秀的根本标准。
具体言之，宗白华认为《周易》“观物取象”在两方面深刻影响了中国艺术，即空间意识和“动”的思想，其空间意识通过“动”的艺术形式而呈现出来。宗白华引用《易经》“无往不返，天地际也”的思想，指出中国诗画在表现空间方面具有的特点，认为“中国人看山水不是心往而不返，目极无穷，而是‘返身而诚’，‘万物皆备于我’”，〔16〕这正是中国画表现空间意识的独特之处。中国人对自然山水等物理空间与自我生命的态度，“中国诗中所常用的字眼如盘桓、周旋、徘徊、流连，哲学书如《易经》所常用的如往复、来回、周而复始、无往不复，正描出中国人的空间意识。”〔17〕在绘画中，中国人之所以避免使用西方的透视法，其目的在于避免那种固定的观察自然万物的视角，而追求自我流连万物之间，随时变化自己的观察视角和对象，进而对自然对象往复交流、彼此发现。这种观察方法与宇宙变化万端的气韵是符合的、适应的，由此形成中国艺术对“动”感的追求。
〔7〕〔8〕宗白华：《中国美学史中重要问题的初步探索》，《宗白华全集》(第3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459、461页。
宗白华关于意象创构的思想，首先是从《周易》中获得启发而有所发展、更新形成的，他所说的“象”既指易象，也指意象。在1928年前后的文章中，他说：“‘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成者结构，创构也。象是有井然秩序之结构，可以取正者也。故‘以制器者尚其象。’以象为有结构之范型也。”〔24〕“成”即结构、创构；“成象”“成形”即意象的创构。实际上，《周易》卦象正是对纷繁复杂的自然人事现象的高度抽象，以揭示这些现象内在的秩序与规律，古人用“数”加以表示——“象”“数”之关系，是宗白华探讨意象创构的重要哲学基础，〔25〕从哲学角度揭示了《周易》易象观对艺术创造的价值。因此，宗白华高度重视《周易》及后来易学家对“数”的讨论，并将“数”与“象”的创构联系起来；他引用唐初易学家侯果“吾求诸数，明数之妙，通于鬼神矣”的观点，认为“中国之数，遂成为生命变化妙理之‘象’矣”，从而揭示了物理性的“数”所蕴含的充分的生命性和审美意义。“数”是“立象尽意之数，非构形明理之数”，〔26〕是“完形之结构”，“完形”即“象”，因而“数”是“象”得以形成的基础，是“象”得以存在的内在规定。这种“结构”“规定”，就是和谐、中正的“秩序”和“节奏”，这是易象结构的根本，也是中国艺术意境结构的根本。宗白华说：“中国之数为节奏与和谐之符号，故有‘中心’之为‘黄钟’之声，之数，以生其他音与数！是一完形。”〔27〕“象之构成原理，是生生条理。数之构成是概念之分析与肯定，是物形之永恒秩序底分析与确定”。〔28〕因此，宗白华认为中国的“数”是“生成的”“变化的”“象征意味的”“流动性的、意义的、价值性的”“以构成中正中和之境为鹄的”。〔29〕对于艺术创造来说，艺术家模仿自然并非模仿纯粹的自然，而是模仿自然现象之间那种“自在的”“完形底趋向”而“实现之于‘象’中，完成自然之动向”。〔30〕因此，“数”的生成性、象征性成为易象创构的基础，同时也是意象和意境创构的基础。
总之，宗白华将《周易》“观物取象”“生生为易”等思想作为中国艺术创造的哲学根据和思想根源加以看待，具体而微地论证了《周易》哲学思想与中国艺术意境创造之间的关系，他借助《周易》的相关论述，提炼了中国艺术的精神内涵和审美特点，促成《周易》思想从宗教向审美的转化，直到今天仍产生着影响，以至于有学者认为“观物取象”观是“中国艺术的根本思想”，〔22〕朱良志进一步强调它“影响中国艺术的意象符号创作”。〔23〕这些观点都可以看作是宗白华思想在当代的回响。
在上文分析造成科技危机的原因时已经提到科技与生俱来的内在缺陷与外部缺陷，显然这也是阻碍化解科技危机的难点。特别是科学无禁区、缺乏关于科学发展与应用正确与否的纠错机制、优先权与眼前利益优先结合与管理上的奖惩极不对称。科技与资本结合并在市场经济制度下运行，必然导致急功近利。目前社会危机重重，生态危机、气候变化、经济危机、道德下滑、信任危机、贫富悬殊、急功近利、恐怖主义等等，这些危机放大了科技发展模式的内外缺陷，危机相互加强，使得科技危机更加严峻和凶险。
三、《周易》易象论与意境结构论：宗白华 论审美意象的创构
可以看到，宗白华对艺术意境的界定，实际上就是他对《周易》易象“以情挈情”“生命范型”等特点的进一步阐发。他在讨论境界的类型时，将之分为功利境界、伦理境界、政治境界、学术境界、宗教境界和艺术境界等六种。其中，艺术境界是界于学术境界和宗教境界之间的一种境界类型，即它是界于真和神之间的，以追求美、实现美为核心。在艺术境界中，宗白华认为艺术家创造的意象是艺术意境的核心：“画家诗人‘游心之所在’，就是他独辟的灵境，创造的意象，作为他艺术创作的中心之中心。”〔34〕他又说：“意境是‘情’与‘景’(意象)的结晶品。”〔35〕因此，在宗白华的美学语境中，“意境”与“意象”基本是同义使用的，他的意象创构论由此也可以转化为意境创构论。他说：“艺术意境的创构，是使客观景物作我主观情思的象征。”〔36〕宗白华此处使用的“象征”不是黑格尔意义上的，而是卡西尔意义上的，它是一种综合时空与生命情感的纯艺术形式，是“一切艺术的根本形态”，是客体景物与主观情思融合而生的最终结果。同时，由于关涉艺术创造的讨论，宗白华以主体情思置换了《周易》《庄子》等语境中的“道”，自然景象与主体情感之间的关系由此转化为“情”与“景”的关系，这为艺术意境达到“虚室生白”“神合体道”之境界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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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宗白华认为《周易》之“象”即“中国形而上之道”，“宗教的，道德的，审美的，实用的，溶于一象”。〔31〕易象是中国“历律哲学”的体现：它不是纯粹的物理时间与物理空间的体现，而是四时与四方的抽象、凝缩和体现，因而它也是情感化的、节奏化的和审美化的，也就是“意象”。宗白华对《周易》中的卦象(“易象”)以“范型”称之，这是因为易象能够“指示人生在世界中之地位，状态及行动之规律、趋向”“适合于人生之行动”。〔32〕这些易象，同时也是主体摆脱现实物象之实用关系而“以情挈情”的结果，活跃的、解放的生命情感才能无往不适、乐享生命的乐趣，因而“易象”某种程度上也是“意象”，既是哲学的，也是审美的。可以看到，宗白华对艺术意象性质的界定，首先与他对《周易》易象性质的分析、界定有关。他认为“象=是自足的，完形的，无待的，超关系的。象征代表着一个完备的全体！……‘象’由仰观天象，反身而诚以得之生命范型”。〔33〕宗白华高度强调“象”的创造性、生命性和示范性及其自然来源。“象”如日月，能使万物显现，因而是“建树”万物的标准(范型)，也为人们认识万物和创造艺术提供了条件。艺术意象作为“象”的一种，也是一种生命的范型，因而创造艺术和欣赏艺术都须以生生律动的意象为前提、基础，通过意象明了万物、艺术和自我的生命本质。
在对《周易》易象的阐释中，宗白华明确地、不断地使用“创构”一词，来讨论意象或意境的生成问题，因而可以说宗白华的意境论是建立在意象创构论的基础上的。有时，宗白华还使用“意象创现”“意境创成”“意境创化”之类的表述，但“创构”一词使用最多。这说明宗白华的意象创构论思想此时还处于形成过程中，需要我们对之进行系统的梳理、总结、发展。宗白华通过对《周易》易象创构的论述过渡到对审美意象创构的论述，最后提出了他的意境结构论思想，推进了《周易》易象论思想从哲学向审美和艺术的转化。
〔1〕王明居：《宗白华先生的周易美学研究》，《安徽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
宗白华意境结构论思想的形成经历了很长时间。在宗白华的表述中，前期和后期对这一问题的论述存在不同，意境结构的内涵和构成也发生了变化。1919年前后，宗白华在对叔本华和康德等人哲学美学思想的介绍中，对“心”“物”关系问题作出过阐述，提出“心象”“真境”等概念或命题。在早期论文中，他所谓“意境”，是指“诗人的感想情绪”，也就是一般意义上的“情”。在1920年发表的《新诗略谈》一文中，宗白华把诗分成“形”和“质”两部分。所谓“形”，就是“能表写的、适当的文字”，即“诗中的音节和词句的构造”；所谓“质”，就是“所表写的意境”，就是“诗人的感想情绪”。〔39〕他进一步说道：“因‘诗的意境’就是诗人的心灵，与自然的神秘互相接触映射时造成的直觉灵感，这种直觉灵感是一切高等艺术产生的源泉，是一切真诗、好诗的(天才的)条件。”〔40〕此时，宗白华所说的“诗的意境”类似于后人常用的“意境”或“境界”，宗白华认为它是由哲理研究、自然活动和社会活动综合而生成的。在1926—1928年的《艺术学》讲演稿中，宗白华使用了“艺术品境层”的标题。在1933年的文章中，宗白华说：“艺术不只是和谐的形式与心灵的表现，还有自然景物的描摹。‘景’、‘情’、‘形’是艺术的三层结构”，〔41〕初步使用了结构分析的方法来讨论意境的结构构成。
总之，宗白华很早就关注了《周易》与中国艺术创造的关系，而通过对《周易》易象的分析和阐释，宗白华提出了意象创构的初步构想。他对易象与意象之关系的讨论，对易象创构蕴含的艺术创造价值的揭示和阐发，都具有开创意义。宗白华以“同情的了解”对《周易》易象观、“鼎”“离”等卦和“观物取象”观与中国艺术精神、审美特点之关系所作的阐述，他所提出的意境结构论思想，为他建构自己的美学思想奠定了基础。宗白华以《周易》易象创构论为基础建立的艺术意境论美学，是20世纪现代中国美学建设的重要创获。在新的时代语境中，如何重新审视以《周易》等为代表的中国古典资源，重建引领时代的中华美学精神，宗白华的《周易》阐释实践，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注释：
综上所述，苯磺酸顺式阿曲库铵引起严重过敏反应仍应引起重视，麻醉药物所致过敏性休克的患者，致敏原已确诊的情况下，再次行全身麻醉诱导时宜改用其他药物替代，不能确定致敏原的情况下，应在充分监测血流动力学情况下谨慎用药，并做好抢救准备，急救设备与药物应处于随时备用状态。
《一抹夕阳》是子君的一首浪漫曲，浪漫曲没有严格的形式，任凭作曲家随意应用，着重的去体现个人的内心情感。这一首抒情的咏叹调充分的显现出中国歌剧的文学特征。
总之，宗白华结合出土文物和传世文献对《周易》各卦蕴含的哲学思想和美学思想进行了新的阐释，深化了我们对中国艺术审美特点的认识。宗白华对“革”“鼎”“贲”“离”等四卦内涵及其与中国艺术创造之关系的论述，将对《周易》卦象的解释从哲学、宗教转移到了对艺术意象创造的分析上，揭示了中国艺术意象创造的哲学基础、基本原则和审美特点的独特性，是这一时期人们对《周易》美学价值进行归纳、总结的代表。
在此基础上，宗白华过渡到对艺术意境结构的讨论，提出了他的意境结构论思想。宗白华对《周易》意象创构思想的阐述，可以看作是他意境创构论思想的萌芽。他也明确使用了“中国艺术意境结构”的表述。之所以要引入结构论的分析，是因为在意象创构的过程中，“情”与“景”的关系是不断变动的，由此生成艺术意境不同的层次结构。在宗白华看来，艺术意境是由层层深入、逐渐层深的结构构成的。这种逐渐层深而成的意境结构，是意象创构过程中由逐渐层深的“情”和“景”的变化构成的，因为原初的、粗糙的“情”和“景”在相互交融的过程中会相互影响、相互改造进而相互提升，已不同于此前的状态，进而生成了不同类型的自己，一个“新我”，这样，两者重新结合而生成的意象、创设的意境自然更加晶莹剔透、圆润玲珑，即宗白华所说的“替世界开辟了新境”，也是恽寿平所说的“皆灵想之所独辟，总非人间所有”。〔37〕艺术意境的结构可分为三层，每一个层次宗白华用“境层”一词加以表示：“艺术意境不是一个单层的平面的自然的再现，而是一个境界层深的创构。从直观感相的模写，活跃生命的传达，到最高灵境的启示，可以有三层次。”〔38〕具体而言，宗白华把印象主义、写实主义等比作是第一境层，把浪漫主义、古典主义比作是第二境层，而象征主义、表现主义、后期印象派等，则相当于第三境层。这三个“境层”又相当于明代画家李日华所谓的“身之所容”“目之所瞩”“意之所游”等三种画境。宗白华指出，中国艺术意境结构的这种特点可以用“道”“舞”“空白”三者进行表述，其根本是“最自由最充沛的深心的自身”“一个活跃的、至动而有韵律的心灵”，它通过生生不息的生命节奏、宇宙创化的纯粹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一般认为，意境创构完成后便是一个混融一体的整体，不能使用结构分析的方法，而只能以主体的情思加以体悟、领略，宗白华引入的结构分析是意境研究中颇具开创性的方法，值得重视。
〔2〕孙喜艳：《〈周易〉美学的生命精神》，台北：花木兰出版社，2014年，第79-85页；屈行甫：《宗白华的艺术本体论研究——基于〈周易〉生命条理思想的视角》，《中国文学研究》201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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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怀义：《近现代时期“观物取象”内涵之转折》，《文学评论》2018年第4期。
〔4〕〔5〕〔6〕〔13〕〔14〕〔15〕〔24〕〔25〕〔26〕〔27〕〔28〕〔29〕〔30〕〔31〕〔32〕〔33〕宗白华：《形上学——中西哲学之比较》，《宗白华全集》(第1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617、622、621、612、586、586、591、629、621、596、629、597、629、611、627、628页。
宗白华指出中国艺术精神强调以线条创造“气韵生动”的审美效果，创造“有生命的节奏”或“有节奏的生命”，与伏羲画八卦“以最简单的线条结构表示宇宙万象的变化节奏”〔18〕是一脉相承的。宗白华通过对中西画法的比较，指出中国画“以动为美”的审美特点，这一特点与《易经》也是互为表里的：“中国哲学如《易经》以‘动’说明宇宙人生，正与中国艺术精神相表里。”〔19〕他又说：“中国画所表现的境界特征，可以说是根基于中国民族的基本哲学，即《易经》的宇宙观。……这生生不已的阴阳二气织成一种有节奏的生命。中国画的主题是‘气韵生动’。”〔20〕宗白华将《周易》提出的宇宙生生不息变动的思想(“艺术的节奏”)，看成是中国艺术的根本思想。在1926—1928年的笔记和手稿中，宗白华进一步将《周易》阐述的“易”(“变易”“动”)的思想提升为艺术形式之根本。〔21〕一切生命以节奏、有条理的运动为根本，因而艺术形式也以此为根本。这就把艺术创造与天地大道建立了联系，或者说是用天地大道提升了艺术创造的地位和作用；而将二者容纳为一个整体的，则是“至动之生命”，宗白华的艺术美学由此具有了《周易》“生生为易”的底色。
〔9〕宗白华：《康德唯心哲学大意》，《北京晨报副刊·哲学丛谈》1919年5月16日。
〔10〕〔11〕〔12〕宗白华：《中国诗画中所表现的空间意识》，《新中华》1949年第12卷第10期。
〔16〕〔17〕宗白华：《中西画法所表现的空间意识》，《宗白华全集》(第2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48、148页。
3)不同的微物理和积云参数化方案的组合可能会影响模式对云微观结构的预报情况,进而会影响降水。本次实验中Morr-KF方案预报的云水、雨水质量比相对于其他几种方案偏弱,对应区域的降水强度也偏弱。选取较优方案开展集成试验发现,集成之后的RMSE降低了,ACC提高了,TS评分虽然不是最优,但也排名靠前。由此发现多方案集成可改进预报结果,降低模式预报的不确定性,使预报结果更加精确。
〔18〕〔19〕〔20〕宗白华：《论中西画法的渊源与基础》，中央大学《文艺丛刊》1934年第1卷第2期。
〔21〕宗白华：《艺术学》，《宗白华全集》(第1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548页。
〔22〕张汝伦：《道还是技：中国艺术现代性的若干省思》，《文汇报》2016年1月22日。
〔23〕朱良志：《中国艺术的生命精神》，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47页。
〔34〕〔35〕〔36〕〔37〕〔38〕宗白华：《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增订稿)》，《哲学评论》1944年第8卷第5期。
〔39〕〔40〕宗白华：《新诗略谈》，1920年2月15日《少年中国》第1卷第8期。
〔41〕宗白华：《哲学与艺术》，1933年1月《新中华》创刊号。
作者简介： 王怀义，文学博士、博士后，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古典美学。
DOI： 10.3969/j.issn.1002-1698.2019.07.011
〔责任编辑：李本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