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地区的伊斯兰复兴及其发展前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亚地区论文,伊斯兰论文,发展前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伊斯兰复兴，存在着两种含义：一是从一般意义上讲指的是宗教本身的复兴，它是宗教自然发展的表现，是一种无组织、无纯粹政治目的的、满足群众宗教信仰追求的宗教现象。另一含义是指借助于宗教复兴的名义达到某种社会和政治目的，具有组织性、目的性和强烈政治性的特点。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既是一场以穆斯林大众为主体的社会运动，又是以各种表现形式存在的“既包括思想内涵也包括政治和社会内涵的”一场变革。其表现形式是群众性的宗教活动的增加、自上而下的宗教革命和改革、以合法形式获得参政权、知识分子倡导的意识形态的“伊斯兰化”以及极端恐怖活动等等。当代世界出现了两股具有地区特色的伊斯兰复兴势力，一股是以中东、西亚为主，它侧重于以意识形态全面伊斯兰化为目标，消除世俗主义非伊斯兰特征，在穆斯林世界建立真正的伊斯兰秩序，夺取政权建立伊斯兰政府；另一股则是在前苏联解体之后，中亚五国出现的新兴的伊斯兰复兴的浪潮。中亚伊斯兰复兴是世界伊斯兰复兴的组成部分，但是，这两股伊斯兰复兴势力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本文从中亚伊斯兰复兴的历史地理条件入手，分析中亚伊斯兰复兴的原因、特点、影响，并与中东、西亚的伊斯兰复兴运动作适当的比较。
一、中亚地区宗教历史现状及伊斯兰化
中亚地区居民的宗教信仰的演变和发展经历了四个历史时期：古代多元文明时期、伊斯兰传播和发展时期、东正教和无神论控制时期及伊斯兰复兴时期。
古代多元文明时期：大致相当于公元7、8世纪以前。历史上中亚就作为东亚、西亚、欧洲的驿站，汇集了不同的文化和文明，被称为民族和文化的“大熔炉”和“大十字路口”地区。各种文明如中国文明、波斯文明、印度文明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这里，宗教呈现多元化的现象。居民信奉佛教、摩尼教、景教、萨满教、琐罗亚斯德教以及其它以崇拜精灵为特征的原始宗教。多元宗教信仰的局面大约维持到15世纪初。当时在“撒马尔罕居民中，亦不乏突厥人、阿拉伯人及波斯人等，这些人仍各尊其教派。至于伊斯兰教以外的亚美尼亚人，希腊教徒，基督教之雅各布派，聂斯托利派皆有。尚有信奉拜火教而自称基督徒的印度人，亦所在多有”[1](P.157)。而在今天伊斯兰教色彩较为淡薄的中亚地区，仍残留一些古老宗教崇拜的遗迹[2](P.61)。
伊斯兰教传播和发展时期：相当于公元7世纪至19世纪60年代。公元7世纪后期开始，阿拉伯人通过“圣战”，先后征服了近东、中亚、外高加索和印度北部地区，使中亚归并于神权国家“倭马亚王朝”（公元661年—750年）的治下，并在该地区实行伊斯兰化。到了十五世纪，中亚广大地区（除了阿富汗外）先后形成了以伊斯兰教一教为信仰的哈萨克、乌兹别克、土库曼、吉尔吉斯等现代中亚民族[3](P.263)。伊斯兰教在中亚地区的成功传播归因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靠武力传播，即强迫当地居民放弃原有的宗教信仰，转而皈依伊斯兰教。他们每到一处就焚烧袄教、佛教的神像和大量的宗教文献，摧毁圣火庙和佛寺，在其废墟上建立清真寺。他们强制实行伊斯兰教律法。凡是去清真寺做礼拜，信仰伊斯兰教的人，都能得到奖赏，可以免交人丁税，而违反伊斯兰教法令者，则要受到惩罚或被加重劳役负担，甚至惨遭杀害。他们还派阿拉伯士兵居住到当地居民家中以监视其是否真正信仰伊斯兰教和做礼拜。第二，说服统治者把伊斯兰教定位国教。这是除了武力传播以外的一种较快的传播手段。例如，10世纪伊斯兰教在中亚得到了广泛的皈依，主要是在喀喇汗朝统治时期，该朝的沙杜克·波格拉改宗了伊斯兰教，将其定为国教，使他的突厥语民族从此以后遂全部改信了伊斯兰教[4](PP.74-75)。第三，联姻政策。在历史上，联姻政策是改善民族关系的常见手段，但是阿拉伯人实行联姻政策，表现出很大的灵活性。根据伊斯兰教教法规定：穆斯林实行族内通婚和教内通婚，禁止与教外人通婚。这就意味着穆斯林男子只能娶穆斯林女子或“有经人”（指拥有“圣经”的教徒）中的女子，但是不可以娶多神教教徒的女子。而女性穆斯林只能嫁给穆斯林男子。但是，如果女子所嫁之人愿意改奉伊斯兰教，那就不受这种约束了，因此联姻手段显然是使异教徒接受伊斯兰教的一种好办法。到了十五世纪，伊斯兰文化已经席卷了整个西域包括今天中亚和我国新疆广大地区，伊斯兰教也发展成为地跨欧、亚、非三大洲的世界性宗教，其所用时间之短，是其他宗教所不可比拟的。
东正教和无神论控制时期：相当于19世纪50年代—20世纪90年代。从19世纪50年代——中亚各国独立，这近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中亚伊斯兰教和其他宗教由于政权的干预，大起大落，较大部分时间里处于受压抑和排斥的状态。其中(1)19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末，除了沙皇俄国强制推行东正教失败以外，对当时占优势地位的伊斯兰教基本上实行支持政策，这一阶段穆斯林信教自由，能够过正常的宗教生活；(2)20世纪20年代末至60年代，除了在卫国战争时期，禁教政策有所放宽外，前苏联政府在错误理论的指导下对伊斯兰教采取压制的办法。如关闭了清真寺和一些宗教设施，迫害神职人员和普通教徒，限制穆斯林的正常宗教活动，尤其是赫鲁晓夫当政时期，把宗教和迷信混为一谈，加强了无神论的教育和宣传工作，培养所谓的“共产主义思想”，严格控制包括伊斯兰教在内的宗教活动，大部分清真寺被关闭，还对违反宗教法律的人员进行惩处；(3)20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90年代，从勃列日涅夫当政起，前苏宗教政策有所调整，中亚宗教势力开始趋于活跃。尤其是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中亚地区的宗教活动呈现迅速发展的趋势。这是戈尔巴乔夫推行了新思维，提倡“民主化”、“公开性”，并从法律上取消了对宗教的种种限制的缘故，从而为伊斯兰教复兴，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和难得的机遇。
伊斯兰教复兴时期：这一时期从1991年（或者更早些）开始，一直到今天。1991年8月底至12月，中亚五国（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土库曼斯坦共和国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先后独立。中亚地区的宗教活动迅速发展，其信徒人数、宗教团体的数目和清真寺的数目急剧上升，表一列举了中亚各国独立前后的清真寺数目上升的情况。
上述情况表明，早在公元8世纪后半期至9世纪初期，伊斯兰教就在中亚逐渐取代佛教、祆教和其他原始宗教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尤其是河中地区（指阿姆河流域和锡尔河流域）在公元9世纪就已经成为伊斯兰教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虽然中亚地区经历了蒙古铁蹄的践踏（13-16世纪）、沙皇俄国的侵犯（16-19世纪），但是到20世纪初即俄国十月革命前，河中地区的清真寺数目达到26279座，初级宗教学校6000所，中级宗教学校300所，职业宗教人员有45399人[5](P.86)。后来中亚地区又经历了前苏联近70年的“无神论”的压制（20世纪20年代末—80年代），伊斯兰教不但没有在中亚地区消失，反而在20世纪90年代再度复兴，说明伊斯兰教在中亚有着较为深厚的历史基础。
表一 中亚五国独立前后清真寺数目统计表
乌兹别克斯坦 87座（1987年） 300多座（1991年） 5000座（1993年）
塔吉克斯坦70座（1989年） 90座（1990年）2870座（1992年）
哈萨克斯坦
25座（1987年） 63座（1990年）
4000多座（1997年）
吉尔吉斯斯坦 30座（1985年） 60座（1990年）
2000多座（1996年）
土库曼斯坦
4座（1987年） 115座（1991年） 200多座（1994年）
资料来源：常玢《苏联解体前后的中亚国家伊斯兰教状况》，《东欧中亚研究》，2001年第5期，第60-68页。
二、中亚地区伊斯兰教复兴的表现形式和原因
中亚伊斯兰复兴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1991年至1996年，为伊斯兰教全面复兴阶段，具体表现为宗教场所的恢复和宗教活动的增加。尤其是清真寺的数目猛增和去麦加朝觐人数的增多。（参见中亚五国独立前后清真寺数目统计表）。第二，宗教极端势力的出现。宗教极端势力即伊斯兰极端主义，它是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为发展方向，宣传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主张，鼓吹政教合一，建立伊斯兰国家。从1997年起，中亚的宗教极端势力呈现出迅速扩张的势头，对社会的稳定和人民的安全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到目前为止，中亚地区存在着“伊斯兰复兴党”、“伊斯兰解放党”、“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等，其中“伊斯兰复兴党”是一个十分活跃并具有政党性质的极端组织，它的组织遍及世界。据称20世纪50年代在中东成立，现已扩展到世界其他地区。这一组织过去在中亚完全以一种地下方式进行活动，时隐时现地出来煽动宗教情绪，制造混乱，威胁政府。“伊斯兰复兴党”1990年出现在塔吉克斯坦，是塔吉克斯坦政府许可的合法的政党组织。它曾经一度夺取了塔吉克斯坦的政权。最近几年，中亚又出现了“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它也已经发展成为有组织、有纲领、有根据地、有国际联络、有自己财政保障的一股政治势力。他们以各种方式危害社会和政治的稳定。一种方式是以所谓的合法的议会斗争的方式，企图打入政权内部，建立政教合一的政权。如在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取得了合法的地位后，它利用中亚独立后国家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参与政治选举，挑战世俗政权，引发了塔吉克斯坦的内战。另一种是在中亚各国陆续出现一些宗教极端组织，他们往往从事一些谋杀等暴力事件，对政权构成极大的压力。
中亚地区伊斯兰教复兴既有宗教本身的根源，又与中亚地区内外的政治、经济环境密不可分。首先，伊斯兰教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从历史上看，有许多原来信仰佛教、摩尼教或基督教的民族改信了伊斯兰教，却至今未发现任何一个信仰伊斯兰教的地区或民族改信佛教、摩尼教或其他宗教。巴托尔德认为：同其他宗教相比较，“即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领域中，伊斯兰教世界在这个时代的文明民族里是具有显著的优越地位”。[6](PP.74-75)在伊斯兰教义中，更多的体现了社会中下层人民的利益。如伊斯兰教教义强调的社会理想是所谓的“平等”和“社会公正”。穆罕默德说：在真主面前，所有穆斯林都是平等的。伊斯兰教没有等级差别，凡是男性穆斯林都可以领头做礼拜或布道，没有像基督教那样的介于上帝与信徒之间的中介者，而穆罕默德也只不过是真主安拉的使者或代言人。关于“社会公正”，库布特的解释是，它“不仅仅是经济公正，它包含了生活的所有方面，它不仅涉及思想，也涉及物质、心灵和意识”[7](PP.114-115)。社会公正是伊斯兰社会与政治学说的灵魂，它作为一种社会理想赋予了穆斯林以巨大的精神力量和行动力量，是穆斯林生活中的内在激励。因此伊斯兰复兴势力是对当前社会上出现的种种经济的、政治的和社会生活等方面诸多不合理或不公正现象的挑战，它代表了社会中下层人民的利益。
伊斯兰教产生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变革，它是在改革阿拉伯社会存在的种种不合理的社会习俗的基础上产生的。《古兰经》经文的内容是包罗万象的，其中有许多关于穆斯林社会生活的规定，包括酗酒、家庭婚姻关系、妇女地位、食物禁忌、伦理行为、斋戒，甚至是政权建设等方面的内容，非常全面。因此，《古兰经》不仅仅是伊斯兰教的经典，而且也是穆斯林社会、文化、政治生活的依据，就是说，穆斯林的社会、个人道德和社会伦理都是源于《古兰经》和《逊奈》的。伊斯兰教宜称《古兰经》是穆罕默德在传教过程中宣布的“安拉的启示”的汇集，是“安拉的语言”，是安拉启示给穆罕默德的最大奇迹。因此，千百年来，《古兰经》在穆斯林心目中一直享有崇高的地位，一直是指导穆斯林宗教生活和社会生活乃至政治生活的准则，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民族特色的宗教文化。正如英国的詹森所言“伊斯兰教是一个包括僧俗的、总体的、一元化的生活方式；它是一整套信念和生活方式；它是一个广泛而又相互联系的法律体系；它是一种文化和文明；它是一种经济制度和经营方式；它是一种政体和一种统治手段；它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和治家方式；它对继承和离婚、服装和礼仪、饮食和个人卫生都作出规定”[8](PP.8-10)。正因为如此，伊斯兰教在维持传统文化方面具有突出的作用。当代伊斯兰教国家的许多改革就是由于教法的原因难以取得突破性的成果。反过来看，伊斯兰教文化维护了穆斯林的团结和伊斯兰教的地位，使之具有较强的生命力。
其次，宗教信徒人数上升，宗教团体的增多，是当今世界宗教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中亚地区伊斯兰复兴的原因仍然可以归结为传统的解释：即贫、病、争。中亚在前苏联时期就一直是贫困和人口众多的地区，居民的生活水平比较低下。苏联解体以后，原来各加盟共和国的传统经济联系遭到了破坏，使中亚各国都不同程度地陷入了经济危机中。经济萧条，企业倒闭，大批工人失业，居民的生活水平进一步下降；同时，社会秩序混乱，犯罪率上升，有些地区的民族矛盾加剧。尤其是位于河中的费尔干纳地区，这里是前苏联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之一，这里经济不景气，失业问题严重，特别是年轻的失业者十分消极、悲观，他们往往去清真寺打发日子。而塔吉克斯坦更是长期动荡，战乱不已，一些思想苦闷的人开始信仰宗教以寻求精神寄托。据1996年4月吉尔吉斯斯坦的报纸报道，有80%的青年人“进入祈祷室聚礼”，都是“无所事事”所至。[9](P.18)
再次，中东、西亚伊斯兰国家的渗透、支持对中亚地区的伊斯兰势力的复兴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1991年底开始，伊朗一再派出政府要员访问中亚诸国，向他们提供经济援助，并开放边界，连通航空、公路和铁路，同时拨出巨款帮助中亚各国发展伊斯兰教育，援建清真寺。土耳其同哈萨克斯坦积极开展经贸合作，并热心帮助哈萨克斯坦建造清真寺，为哈萨克斯坦青年传经布道。沙特阿拉伯在1992年起对中亚四国进行经济援助，其金额总数为22.5亿美元。1993年起埃及宗教部长访问哈萨克斯坦，达成在哈萨克斯坦建立伊斯兰文化中心等协议，其投资总额约为1000万美元，全部由埃及承担[10](PP.19-20)。
伊斯兰教在传播过程中，同化了中亚原有民族的宗教，成为中亚地区的主体宗教，并成为中亚各民族社会生活中的一部分。但是，伊斯兰教传入中亚后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吸收和顺应了中亚民族的传统文化，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亚伊斯兰教。与中东、西亚一些伊斯兰教国家比较，中亚伊斯兰教对中亚国家的影响毕竟是有限的，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亚地区的伊斯兰教复兴运动更多地表现为中下层人民参与的群众性的宗教信仰运动，且大多数在政府的控制之下。而非中东和西亚地区一些国家自上而下的革命、改革或其它以比较激进方式进行的抗议活动，对现存政权产生极大的压力。在中亚伊斯兰复兴运动中，产生了大量的、非官方的、民间的教职人员，估计在前苏联解体前后，民间的教职人员已经十倍于官方注册的教职人员。这是在官方伊斯兰教机构无法满足信教群众的精神需要的情况下出现的。中亚大多数的清真寺和祈祷场所也都是伊斯兰宗教组织自筹资金建筑的。由于清真寺数目的增加，每个清真寺都需要2-3名神职人员，各类学校以及各种社会、国家组织团体也都需要宗教学家，因此神学成了如同法律、医学专业一样的“热门”专业，备受青睐。与此同时，也出现了许多私立的民间宗教学校，以解决教职人员缺乏的问题。这些组织基本上受控于政府。
第二，中东国家除了土耳其外，大多数国家属于政教合一或政教界限不明的国家，宗教组织往往对政治乃至社会生活进行干与。而中亚地区五国实行政教分离的原则，宗教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影响有限。中亚各国独立后颁布的新宪法都明文规定：国家保证信仰自由，公民不分种族、民族和宗教信仰，都享有平等的权力和自由，同时规定他们是世俗国家，教会不得行使国家职能，不得干预国家事务。
第三，伊斯兰教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并不均衡，穆斯林的虔诚信仰的程度在中亚五国之间和各国内部不同地区之间有较大的差异。中亚的河中地区即中亚的核心地区，伊斯兰教地区势力比较强大。河中地区包括作为文化摇篮的撒马尔罕和布哈拉，作为伊斯兰文化中心的塔什干、乌兹别克斯坦北部的卡拉卡帕克自治共和国和花拉子模州以及北、东、南三面为高山环绕的费尔干纳盆地。尤其是在城市和定居的绿洲地区，宗教观念浓厚。在这里，正统的逊尼派占据统治地位，人们遵守着逊尼派伊斯兰教法规。而在河中以外的广大游牧地区和其他地区，情况不然。虽然说在19世纪中亚地区大部分游牧民族都成了穆斯林教徒，但是传统的习俗在他们许多人身上仍有轻微的保留，支配人们生活的部落的习惯法仍然有一定的影响，人们可能会“无视《古兰经》的戒律、喝马奶酒、有时还喝血，吃非鲜肉以及自然死亡的牲畜”[11](P.18)，而在哈萨克斯坦的北部有7到8个州，是俄罗斯人的聚集区，那里东正教的影响大于伊斯兰教。
中亚地区在过去近70年的时间里，接受了前苏联的“无神论”的思想，其宗教观念与周边伊斯兰国家相比普遍淡漠。长期的反宗教政策的实施，使得一般的中亚人难以遵守伊斯兰教规，如由于边界受封锁而不能履行朝觐义务；由于影响工作、劳动而不能严格从事斋月活动；关于遵守习俗方面，除了割礼、婚嫁、殡葬等习俗较为普遍遵守外，在其他方面各有不同，妇女带面纱的习俗仅见于费尔纳干盆地，在参加聚礼活动方面，除了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人数一直在增加外，在中亚其他三国，人数不多，最多的是乌兹别克人，从表一中也可以看出，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两个中亚国家伊斯兰教教徒人数上升快，清真寺数目多。
三、伊斯兰教复兴对中亚五国的影响和发展前景
中亚伊斯兰复兴的主要影响是中亚地区的稳定和发展问题。中亚地区的稳定取决于两个方面的因素。
一是地区性的宗教极端势力和宗教矛盾。
极端主义分子的活动具有国际性，他们不限于一国范围内进行活动。他们往往以分裂为目标，以暴力为手段，以宗教为外衣，进行恐怖活动，是国际恐怖势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曾与阿富汗、车臣等极端分子有联系，也与本国政治反对派、民族分裂势力和国际恐怖势力相结合，极大地威胁着中亚地区和国家的安全和稳定。9·11事件和阿富汗战争，使中亚宗教极端势力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使“乌伊运”等恐怖活动组织失去了有力的经济支柱和保护伞。但是宗教极端势力在国际上还受到沙特阿拉伯、伊朗等国的支持，仍然是一个潜在的威胁。此外，由于历史的原因，中亚五千万人口中，信奉东正教的俄罗斯人占五分之一。中亚五国独立后，这部分俄罗斯人的地位下降，他们被排斥于当地的政治生活的主流之外，因而中亚地区可能会出现新的宗教矛盾，会影响民族关系和地区的稳定。问题的关键在于中亚各国的领导人应正确处理好民族关系和宗教问题，尽快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充分发挥政府和国家的职能作用。
二是大国瞄准中亚，向中亚渗透，威胁着中亚的安全。
中亚是亚、欧大陆的中心，位居东亚、南亚、中亚、高加索和里海地区、俄罗斯的欧洲部分和亚洲的中间部分，是欧亚大陆的连接点和结合部，是控制欧亚大陆，进而控制全世界的地理枢纽。中亚地区的资源十分丰富，里海地区被称为“第二个波斯湾”或称作“21世纪能源基地”，其石油和天然气的储量仅次于海湾地区，位居世界第三位。因此中亚地区是世界霸权争夺的重要地带，有“第二个巴尔干”之称。除了中亚周边的伊朗、土耳其等伊斯兰国家外，还有美国和俄罗斯的势力渐渐向这一地区渗透。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就开始关注中亚地区，将其作为美国全球战略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美国不仅对开发这一地区的资源感兴趣，而且要阻止俄罗斯和里海沿岸国家对中亚的控制和渗透，阻止伊斯兰教极端势力的染指，把中亚纳入美国的势力范围，维护其经济和军事战略地位。苏联解体后，中亚国家选择了政治民主化、经济自由化、国家世俗化的社会发展模式，美国便乘机推行“政治多元化”，具体表现是美国与中亚国家的高层领导人互访频繁，并签署合作协议，提供附带政治条件的经济援助，扩大投资领域以及军事合作和军事渗透。俄罗斯虽然就其综合国力而言已经退居其后，但是仍然把中亚地区视为自己传统的势力范围，加上中亚许多人口属于俄罗斯族，在地理位置、民族关系、文化传统等方面有特殊的优势，因此俄罗斯对中亚地区仍有相当大的影响力。普京自2000年以来也访问了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俄国和乌兹别克斯坦两国讨论了军事技术合作，发展经济合作以及共同抗衡宗教极端势力等问题。这样，俄罗斯的中亚政策与美国相抗衡，从而在中亚地区形成了小范围的势力均衡，这种均衡局面有利于中亚地区的暂时稳定。但是维持中亚的长期稳定，就很难说了。历史上维也纳体系所确立的均势局面维持了较长的时间，然而最终由于列强之间的矛盾，导致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战争局面，显然均势理论对于维护长期的世界和平局势是不可靠的。最近（2002年5月）黑海地区的紧张局势的出现已表明，黑海地区的法律地位和归属问题长期悬而未决，在里海沿岸国家集体协商办法未达成任何实质性结果后，一些国家开始另寻它途。俄罗斯与哈萨克斯坦捷足分肥，引起美国的插足，而伊朗则表明为“随时捍卫在里海地区国家利益”做好各项准备。因此，中亚地区的局势令人担忧。在今后一段时间里，中亚地区局势会出现不太稳定的局面。
中亚伊斯兰复兴是当代世界伊斯兰复兴的一部分。在世界范围内伊斯兰复兴运动突出表现在中东地区，它与中亚伊斯兰复兴并不是一回事。当代中东、西亚等地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实际上是“以穆斯林为主体的，以反对西方的物质与精神（文化的）冲击，重建穆斯林文化认同，确保穆斯林社会在伊斯兰属性下独立发展为基本目标，且不惜以任何方式实现上述目标的一场社会运动”[12](P.273)。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口号就是“不要西方，不要东方，只要伊斯兰”。企图在政治上，建立符合伊斯兰教法的政教合一的统治，在经济上实行公正平等的经济制度，在律法上以伊斯兰教法代替受西方影响的律法，在文化上也是反对西方的意识形态、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等。而在历史上，任何宗教在其传播发展的过程中，都不可避免的受到地区文化的影响，形成独具特色的宗教文化现象，因此，同样是属于伊斯兰文化的范畴，其复兴的意义是不同的。中亚伊斯兰复兴“更多的是一种文化的复兴和民族自觉性的复兴。从中亚的信教阶层来看，青年知识份子对伊斯兰教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在这里宗教不仅仅是一种信仰，而且是一种生活方式，一份博大精深的宗教文化遗产”[13](PP.60-68)。在历史上，中亚伊斯兰教是建立在原始宗教和古代宗教如佛教、袄教、摩尼教文化之上，必然要受到这些宗教文化的深刻影响，与原教旨主义有一定的距离。
总之，伊斯兰复兴并不代表中亚国家历史发展的趋势。伊斯兰教在中亚的发展会遇到种种阻力。第一，伊斯兰教复兴的阻力来自过去的“多元文化”和“无神论”的影响。第二，伊斯兰教复兴运动的阻力来自于政府。对于中亚伊斯兰复兴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的发展，中亚五国基本上采取了抵制的立场，严格禁止宗教极端势力进行恐怖活动，并与周边国家联合起来采取有效措施实行打击，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它的发展；第三，伊斯兰教复兴的阻力也来自于外部大国的干预。美国的中亚战略之一就是遏制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限制伊朗等伊斯兰势力的渗透。大国的渗透和干预是中亚各国政府十分头疼的问题。中亚各国政府目前已经陷入既要维护民族独立，又要打击恐怖势力，既不希望依靠大国的干预，又不能完全依赖自己的“两难处境”。中亚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国际和国内各种复杂的关系和问题，维持中亚地区的和平和稳定。目前，中亚国家出于安全的考虑，奉行全方位的、多元化的外交原则，试图通过与世界强国打交道，为国家的发展和安全保留更大的活动空间。第四，从世界范围来看，伊斯兰复兴势力代表着伊斯兰世界中的传统的、保守的力量，与世界发展的大趋势是背道而驰的。近年来伊朗的政治选举情况也表明，在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最猖獗的伊朗，改革派多次战胜了保守派。但是，未来无论是中东国家还是中亚国家，其现代化的道路都是艰难而漫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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