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营科技企业发展模式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企业发展论文,中国论文,民营科技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民营科技企业是实行自由结合、自筹资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机制，从事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和科技成果产业化活动的经济实体。在国际学术界，与科技企业相对应的概念是创新企业或高技术企业(Hi-tech firm或Hi-Tech Companies)。本文拟在分析世界高技术企业集群模式——硅谷模式的基础上，探讨我国民营科技企业发展模式。我认为，我国民营科技企业发展模式可分为三种类型：技术推动或“内生”主导型、市场拉动或“外引”主导型和资本推动或产业升级主导型。第一种模式主要靠技术推动，有雄厚的技术资源优势；第二种模式主要靠市场拉动，有良好的制度和市场环境优势；第三种模式靠民间资本扩张推动，有庞大的资本和文化优势。中关村是以技术驱动为主或以内生为主的模式，深圳是以市场驱动或以外生为主的模式，而温州则是以民间资本驱动或以产业升级为主的模式。三种模式都应相互取长补短，形成杂交优势，从而进入一个新的嬗变期。
一、硅谷高技术企业发展模式
硅谷位于美国旧金山以南的圣克拉拉谷地，面积约1500平方公里，人口约230万。1998年的产出大约是中国全国GDP的四分之一，是北京中关村开发区GDP总值的140倍。硅谷是世界公认的高科技发源地，是信息技术革命最早的产业核心，是当今信息技术发展的神经中枢，是美国乃至全世界著名的高技术企业集群。为什么硅谷会成为高技术产业集群的成功模式？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释。经济学家重视经济制度的作用，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青木昌彦认为，硅谷模式的独特的制度特性在于创业资本治理结构和创业资本协调下的信息模式的独特作用；社会学学者注意到社会网络对硅谷模式的贡献，一位社会学家认为大学和产业之间的网络联系在硅谷的发展中非常重要；法学家高度评价法律制度对硅谷的影响，美国斯坦福大学法学教授吉尔逊(Gilson)认为，硅谷的成功在于加州的法律在人才的流动和劳动力市场方面要比其它地方宽松；还有学者认为硅谷的成功在于它三合一的构成，即硅谷就是一所大学、一个科技园区和很多的资金汇总而成。
本人认为，硅谷是通过创业来实现技术创新和高技术产业化的典范，从根本上来说，硅谷的成功得益于它特定的文化氛围和制度环境。正是特定的文化和制度环境为创业公司提供了良好的“温度、湿度、土壤、植被”等，使硅谷成为创业人和创新者的“栖息地”(Habitat)。
（一）硅谷模式的文化优势
硅谷是特定文化的产物，它特定的文化因素有三点值得高度重视。
一是竞争合作的价值观念和共生共享的开放氛围。硅谷的实践表明，硅谷发展的推动力不仅仅是在于某一项技术、某一种产品或某一个企业，而且还在于各个系统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竞争与合作。企业内部各单位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以及企业与大学、行业协会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开放的，同行业的企业之间在相互竞争的同时又相互协作，相互交流市场与技术方面的信息。每个企业都设法利用本地区所有知识来开拓市场，利用当地的各种关系网络来建立新的市场和开发新技术，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竞争者之间的相互交流就成了硅谷文化的一大特色。硅谷需要竞争，而竞争需要不断创新，创新又需要合作。在硅谷半导体行业发展最早的30年中，各种合资企业迅速成立，许多企业积极地与竞争对手交换使用各自的专利，这就确保了先进技术得以迅速传播，确保了行业作为一个整体得以进步。当地生产商之间存在着无处不在的广泛合作和信息共享，有一家名为“马车轮”的酒吧，工程师们经常在那里相互交换意见，传播信息，由此“马车轮”也就被喻为“半导体工业的源泉”。在硅谷，商业模式通行外包，正如管理大师Tom Peters所言：“做你做得最好的，外包剩下的(Do what you do best and outsource the rest)。”
二是献身职业、成就事业的职业精神和自我创业的开拓意识。硅谷的工程师们养成了强烈的对技术进步的忠诚而不是对个别企业忠诚的职业精神，对风险的接受比对公司的忠诚更受重视。在硅谷，对地区经济和行业的忠诚将硅谷的创业者们联结到一起，人才市场的组织和创业的方式使企业员工相互之间对市场和技术有着充分的信息交流，工程师们经常从一家企业转移到另一家企业，这已经被硅谷社会所认同。硅谷成立之初，受过专门教育的青年工程师，抛开了原有的社会环境，来到这个充满挑战的地区创业，硅谷创业者常常通过不断跳槽来培养自我创业的开拓意识。开办自己的公司(start-up)是硅谷人生活的一部分，硅谷人甚至把这句话当成久别重逢的问候。20世纪70年代，硅谷电子公司的雇员平均每年变动35%，在小公司更是高达59%，很少有人一直在一家公司工作。有时创业者跳槽可以只换公司而不换停车场。最著名的案例是仙童公司，它有一大批创业者跳槽从而实现了自我创业的理想。硅谷的这种献身职业、成就事业的精神还得益于移民文化。支撑美国IT产业发展的一股重要力量就是来自亚洲的移民学者，尤其是以中国人和印度人为多。据加利福尼亚公共政策研究所2000年发表的报告书显示，在美国的高科技中心硅谷，由中国人和印度人经营的高科技企业达2775家，占企业总数的24%。硅谷没有复杂的家族纽带，它是独立无依的新来者的世界。
三是鼓励冒险、允许失败的创新文化和踏实吃苦的创业精神。传统价值观念只承认成功，不允许失败。而硅谷文化的重要特色就在于它具有鼓励冒险、宽容失败的价值观念。创业者有容忍失败的胸怀和强烈的风险意识。有志者都拥有一颗创业的心，他们都不在乎创业为他们带来的得失，失败了就再找一份工作。有人认为：一个创业者在硅谷创业失败，不仅不是污点，反而是一个奖章。在硅谷，一个创业者的几次失败也会被当成可贵的经验，各企业争相雇用。硅谷创业人追求的是“冒险求变，勇于竞争”的进取精神，开创从前没有的事业。从无到有，弃旧从新，标新立异。企业家创建一家公司成功后，往往卖掉这个公司，再去创办另一家公司，以此为乐”（注：钱颖一：硅谷的故事，《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0年第1期。）。正是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和敢于冒险、勇于创新的创业精神，使得大量高技术产品创意在硅谷不断出现并不断转化为产业。据统计，由于丰富的智力资源、企业家的创新精神等因素的推动，硅谷地区反映高技术产品创意的专利发明连年上升，专利注册一直在全美国遥遥领先。1996年，硅谷地区专利发明比1995年增加15%，注册的专利数量位居世界第4位，仅决于美国全国、德国和日本。硅谷地区以每天几十项推动世界科技发展的技术成果确立了其世界上最大科技创新中心的地位。硅谷创业人发扬的是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硅谷一些企业如惠普和苹果是在废车库里起家的，地下室是著名的Cisco公司的摇篮，雅虎的新世纪是杨致远在废旧拖车里谱写的，大学生宿舍也是一些高技术公司的诞生地。硅谷年轻的工程师们工作之余参加各种各样的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组织。对外界来说，茶余饭后是大众相聚闲聊的好时光，可是在硅谷，这正是在一个新会场继续参加重要讨论的时间，许多新思想、新创意正是在餐桌上而不是在办公室里诞生的。
（二）硅谷模式的制度环境
硅谷，作为创业公司的“栖息地”，其制度环境有五方面值得肯定。
一是由美国的全国证券交易商自动报价系统(NAS-DAQ)股票市场和风险投资构成的硅谷高技术公司融资环境。硅谷有大量富有创新创业精神的科技人才，他们有魄力，有胆识，有新的创意，有新的技术，也有新的管理理念，但缺乏创业最重要的资金和管理经验。风险投资的出现对这些年轻人来说无疑起到了“雪中送炭”的作用。硅谷的风险投资家常常本身就是企业家，他们通过自己创立企业然后卖掉企业来赚钱。他们帮助风险企业进行投资决策，对风险企业的经营计划、经营战略进行咨询，帮助寻找合作伙伴，培训主要经理，担任董事会成员等。硅谷的成功还与多层次的资本市场、特别是面向中小科技企业的创业板市场有关。
二是以大学和科研院所为主的创新源头和产业需求终端之间不断互动的创新环境。硅谷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在如此狭小的地区内拥有一大批高等院校，比较有名的就达48所。在这些大学和学院中，有名列全美国前50名最佳大学第6名的斯坦福大学和加州伯克利大学等。在硅谷，大学允许教授到企业兼职，培养大量高技术人才，企业也大力支持大学的研究与开发。20世纪50年代，斯坦福大学通过“荣誉协作计划”对当地的公司开放其课堂，鼓励电子企业中的工程师们直接或通过专门的电视教学网注册，学习研究生课程，将斯坦福大学的课程带入企业的课堂中。这一计划强化了企业和斯坦福大学之间的联系，并且有助于工程师们学习最新的技术，建立专业联系（注：Emilio J.Castilla,HokyuHwang,Ellen Granovetter and Mark Granovrtter,Social networksin Silicon valley.Chong-Moon Lee,William F.Miller,MargueriteGongHancock,and Henry S.Rowen(eds.),The Silicon Valley Edge:AHabitat for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218-247.）。创新源头和需求终端之间不断互动的创新体系和完善的人才流动机制使邻近斯坦福等大学的优势得到了充分利用。
三是以股票期权为特征的知识股权制度(Knowledge Stock Ownership)和人才激励环境。硅谷新思想、新创意的不断出现得益于以股票期权为主的强有力的激励机制。据统计，1999年，硅谷的767名老板共获得收入23亿美元。在这些老板的巨额收入中，有76%来自于行使他们的股票期权。股票期权已成为激励员工、留住优秀人员的强有力武器，也成为美国企业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色。股票期权制度对高技术产业有以下几个功能：(1)体现了人力资本的产权价值。高技术企业具有完全不同于传统企业的特征，突出表现在企业成长过程中专有技术的特殊价值，而技术是与人力资本联系在一起的。股票期权制度的实质是让资本所有者、技术人员、经理人员共同拥有企业的剩余索取权，确立“以人为本”的理念。(2)克服行为短期化倾向。期权制度是一种分享制度，可以克服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行为短期化。(3)使内部激励外部化与市场化。股票期权给持有人带来收益的大小取决于公司股票市场价格的高低。股票市场价格一般而言代表了所有投资者或整个社会对公司的评价。这种市场评价通常比内部评价更加客观与公正。(4)吸引和留住高素质人才。为了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一些公司的传统做法是向高层员工提供优厚的薪水和奖金。但对于高层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来说，股权的吸引力远大于现金报酬，故股权又有“金手铐”之称。(5))增强企业凝聚力。股票期权制度使员工拥有公司股份，从而成为公司的一部分，使员工的利益与公司的命运更紧密的联系再一起，为增强企业凝聚力创造了条件。(6)降低企业的成本。通过股票期权，企业授予管理人员的仅仅是一个不确定的预期收入，它的价值只有在管理人员经过若干年的奋斗，使公司经营业绩上升和股票市价上涨后才能真正体现出来。这种收入是在市场中实现的，公司始终没有现金流出。此外，股票期权还使公司在激励员工方面的信息成本降低。
四是诚信、有序、高效、竞争的市场环境。形成这种市场环境有五个方面的要素。(1)健全的信用体系和市场规则。硅谷有诸如金融、律师、会计师、猎头公司、市场营销商、租赁公司、设备制造商和零售商等良好市场基础设施，有适合于高新技术企业成长的市场规则。(2)商会和行业协会。商业协会也在硅谷分散的产业体系中扮演着重要的整合角色。生产协会积极与州政府配合，为地区发展解决环境、土地使用和运输问题。西部电子产品生产商协会（即美国电子产品协会的前身）发起了能提供有用信息的管理讨论班和其他教育活动，并鼓励中小规模公司之间的合作。半导体设备和原料协会也在努力寻求半导体芯片技术标准的统一。(3)大公司支持。硅谷小企业的迅速成长还得益于与大公司的合作，大多数美国计算机和电子大公司都与小企业保持着广泛联系。20世纪60年代硅谷新崛起的企业就得益于与已成功的科技公司的联合。在半导体行业中，多年以来，硅谷各个半导体公司的最大客户均是IBM公司。(4)政府扶持。美国政府对高科技企业进行各种支持，将航空和军事领域的R&D资金用于支持硅谷较为成熟的企业，或帮助国内电子行业获得研究和开发优势。由于中小企业管理局的诸多政策，社会对小企业传统的不信任观点有了极大转变，小企业同样能够得到美国政府的合同。(5)开放的劳动力市场。本地区的企业网络和开放的劳动力市场也有利于创新和企业家的创业，这里具有使跳槽变得容易的法律环境。
五是良好的基础设施和生活环境。良好的软、硬环境是世界各国科技园区共同具有的优势。硅谷地区的通信设施发达，交通十分便利，拥有2300英里高等级公路，形成网状交通枢纽，有5座跨海大桥连接旧金山海湾。旧金山、圣何塞和奥克兰国际机场直通世界各地。硅谷地区的区域生态环境和生活质量相当不错，气候宜人，各类文化、教育、娱乐设施齐备，社会安定，犯罪率低。
为了进一步研究硅谷模式，我们可以将波士顿128公路地区高技术产业带与硅谷模式作比较。
表1表明：虽然它们的共性在于两个地区都有著名大学和科研院所作为技术支撑，但它们在企业模式、开发主体、创新基础、发展路径、金融支持、政企关系、产学传统和文化环境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区别。例如，在创业文化方面，美国硅谷创新公司之所以层出不穷，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为有利于人们“人人都有想当老板”的创新冒险、追求成功的创业文化。硅谷在经济上之所以获得奇迹般的成功，是靠创业文化特别是创新文化制胜。在硅谷，创业的两个最初的基本要素是人和创意(Ideas)。硅谷创业文化的核心是“鼓励冒险，宽容失败”，这一创业文化得益于硅谷风险投资制度。与硅谷相比较，波士顿128公路地区高技术产业带最缺乏的是创业精神。又如，在产业体系方面，硅谷作为一个成功的产业集群，产业内部有良好的分工协作体系和竞争合作文化。波士顿128公路地区高技术产业带是分散的自给自足的组织结构，偏重于在企业内部孤立地进行生产。又如创新体系方面，硅谷的创新体系是开放的，大学、科研院所与企业之间有一种良性互动关系，企业与企业之间有一种竞争合作关系。而波士顿128公路地区高技术产业带是一种相对封闭的关系。在创业与创新的关系问题上，硅谷人是通过创业来实现创新；而波士顿128公路地区高技术产业带的创新主要是在大学和科研院所的实验室中进行的。再如，在人力资源制度方面，硅谷有一种人才不断流动的环境和机制，人才可不断“跳槽”，创业者可以不断分化，企业可以不断裂变。此外，硅谷在人力资本的激励机制方面，有股票期权等一系列有激励人才的激励机制。而波士顿128公路地区高技术产业带则不然。还如，在配套服务体系方面，一个成功的产业集群，不仅产业体系内部要有好的分工协作体系，而且在配套服务方面也要有好的“软件”和“硬件”。硅谷的配套服务体系是一流的，不仅有诸如金融、律师、会计师、猎头公司等优质的中介服务，而且有一系列适合于高新技术企业成长的市场规则。
表1： 美国高技术企业集群两模式比较
波士顿128公路地区硅谷地区
大公司具有分散的自给自足的组
力图使每个成员都
织结构，工业体系建立在独立公司
把共同的目标转化
模式上；偏重于在企业内部孤立地
为自己的个人追求；
企业模式
进行技术改进，而对市场信息的重
大多数公司实行灵
要性往往熟视无睹，在实验和学习
活的工作制和开放
中缺乏自由全面的讨论。
的组织结构，让职
员享有股票期权。
知识开发活动主要集中在一些特
创新是通过创业
殊的研究机构，如大学、研究院、
(Start-up)来实现
开发主体
大型企业的研究所等一些专门的
的，企业家精神主
研究机构。导着企业的创新活
动，创业者敢于承
担风险，表现出强
烈的敬业精神。
创新基础
有雄厚的产业基础和科教资源，但
科教资源差于波士
地区创新具有封闭性。
顿地区，但是具有
开放式的创新传统。
发展路径
技术推动型产业化路径。
市场需求推动型产
业化路径
是风险投资制度的起源地，但风险
是风险投资最活跃
投资者往往是一些保守的银行家；
的热点地区，风险
金融支持
以联邦政府的国防支持基金为主
投资和股票期权是
要融资通道，风险资本只是一种补
支撑该地区高技术
充。
企业的两大支点，
集中了美国半数以
上风险投资企业。
战后美苏军备竞赛，大量的国防投
受到战时科研基金
资为该地区的企业提供了强大的
和军事定货的恩惠，
政企关系
市场支持，该地区同政府联系密
但是它毕竟远离首
切，并且这一关系主导了相当长一
都；硅谷企业家崇
个发展时期。
尚自由，市场是硅
谷的真正的孕育者。
这一地区高技术企业技术研发、生
斯坦福大学着重为
产学传统
产活动内部化，偏重于国防的麻省
小企业提供重要发
理工学院，以政府和成熟的大公司
展机会，强化与企
为导向。 业之间的地区合作
的传统。
文化环境
等级森严、僵化、保守、封闭；鼓励 开放、灵活的创新
稳定、自力更生的地区文化。与创业文化造就了
一批勇于进取和敢
于冒险的人，培育
了充满活力和竞争
力强的企业。
总之，世界高技术企业发展的经典模式是硅谷模式。这一模式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有效地实现了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结合，是特定的文化、特定的制度、特定的环境孕育了硅谷。硅谷模式是一种通过内部资源开发而“内生”高技术产业的自主创新模式，它不同于模仿创新和“外引”技术和产业的发展模式，从这一点来看，硅谷是高技术产业的高地和源头。
二、中国民营科技企业集群模式
中国民营科技企业是改革的产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北京中关村一批科技人员在无需政府提供任何保障的条件下，放弃原有稳定工作，创办技工贸紧密结合的实体。随后，上海、武汉等地也有一批科技人员，相继创办了类似的企业。民营科技企业包括国有、集体、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私营、个体等多种经济成份。在目前的民营科技企业中，国有民营性质的占总数的6%；集体性质的占总数的12%；私营与个体性质的占总数的25%；股份制性质（包括股份合作制、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占总数的50%；其他经济形式的占总数的7%。据统计，1991年底中国民营科技企业的数量是15000家左右，到2001年，民营科技企业已经突破10万家，从业人员近千万，拥有科学家和工程师150余万人，工业产值占到了全国总量的12%以上，缴纳税金占总额的7%左右，投入研究开发经费500多亿元，已成为我国纳税大户和最有潜力的创新群体。根据高技术企业现状，我国民营科技企业发展模式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内生”产业主导型，这种模式是将区内丰富的智力资源先演变为市场化导向的科技成果，再演变为高技术中小企业，进而发展为高技术大企业，如中关村和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属于这一模式。二是“外引”产业主导型，这一模式主要靠引进大型高技术企业，如深圳和苏州高技术开发区是这种模式。三是产业“升级”主导型，即通过传统民营企业的升级来发展民营科技企业，如浙江温州模式。
图一：1992-2001年民营科技企业数发展情况
（一）技术驱动为主的中关村模式
中关村模式是一种技术源头驱动模式或称作“内生”主导型模式，其特点可以归纳为以下六个方面：
1.科技资源非常丰富，有最为先进的技术源头，政企关系密切。中关村高技术园区是建立在高校和科研院所支撑上的，这就像硅谷是建立在斯坦福等高校基础上一样。它的主要优势是拥有以北大、清华、中科院为代表的中国最强大的人才资源和“知本”优势。在高技术产业的竞争中，中关村的优势更多集中在人才群体和“创新源”上。据2000年统计，中关村实施国家八六三计划、攀登计划、攻关计划的项目总数分别约占全国的41%、61%和40%。中关村地区的研发经费的投入一直占全国总投入的六分之一以上。作为中央政府所在地，北京中关村发展高技术产业有来自于中央部委各方面的大力支持，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密切。
2.知识产业以“内生”为起点，发展为“内生”与“外引”并存。高技术产业发展有两条基本技术路线，一条是注重引进大型高科技企业，有选择地吸引国内外高技术大公司进驻园区；一条是将智力成果、园区内丰富的智力资源先演变为市场化导向的科技成果，再演变为高科技中小企业，进而发展为高科技大企业的过程（注：陆昊：从中关村看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技术路线，《高新技术产业化》2001年第4期。）。很显然，从起点来看，中关村的发展道路是后者。随着中关村园区环境优势的逐步完善，中关村越来越受到海内外投资机构的青睐和金融资本的支持。在2001年，就有374家外资企业入驻中关村。微软、松下、朗讯、三星、诺和德等国外高技术公司在中关村设立了23家研发中心；在世界500强企业中，已有43家在园区设立了分机构；华为、大唐、中兴、巨龙国内四大通信领域巨头，海尔、海信、浪潮、东方电子等家电业“名牌”都在“村”内有“常住户口”。中关村地区活跃着上百家国内外风险投资机构，到2002年5月，区内共有134家创业企业获得风险投资。
3.中关村是一个创新型社区，高技术企业的企业家多由科技人员“下海”演变而成，带有很强的科学家的色彩。中关村是科技人员创业的“栖息地”(Habitat)。2002年末中关村科技园区从业人员40万人。在10万余科技人员中，博士、硕士近3万人。截至2002年5月，中关村科技园区共有留学人员回国创办的企业1223家，约占园区高新技术企业总数的10%。2002年，在这个创新型社区中，科技园区专利申请3934件，其中发明专利1529件，已经产生了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牌企业。
4.中关村科技园区打破了科学研究与生产实践相互分离的状态，高技术产业成为具有辐射能量的知识高地和增长源。中关村通过组建高技术园区，率先创造一个大学与产业相结合的环境，打破了科学研究与生产实践相互分离的状态。从科研院所和大学中生长出来的一批科技企业，促进科研成果迅速转化为商品（注：吴添祖，冯勤，余春生：高新技术企业发展一般规律，《中国软科学》2000年11期。）。中关村高技术产业具有极强的辐射能力，企业的技术、信息、人才、生产要素等向周围地区流动，对周围地区的经济增长起到了不可替代的拉动作用；同时对传统产业提供新的技术装备和工艺，使“夕阳产业”获得新生（注：李寿德，张春莹：高新技术产业带的基本理论探讨，《中国科技论坛》2002年第1期。）。2002年中关村科技园区实现技工贸收入2404.8亿元。实现增加值519亿元，占全市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16.6%。但是中关村民营科技企业集群的不足之处也要引起重视。
5.在产权制度方面，同温州和深圳企业多是单一业主制企业、合伙制企业和股份合作制企业不一样，在中关村民营科技企业中，戴着“红帽子”的集体企业和国有企业比较多，面临一个产权归属不清的问题。中关村是民营科技企业的发源地，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关村科技人员纷纷走出科研院所，下海兴办企业。民营科技企业最初注册时，由于私营企业是犯忌的，为了适应当时社会的接受程度，大多是找了一些挂靠单位，戴上一顶集体或全民的“红帽子”。据有关部门估计，目前中关村仍有2000多家科技企业被不清的产权所纠缠（注：黄威，张学全，叶国标：面对入世新形势中关村企业如何长大？新华网2001-11-14。）。为此，中关村产权制度的改革是下一步发展的重要任务。
6.从产业配套服务环境来说，中关村现在的大小企业达到上万家，但没有形成产业链和配套服务环境。海淀区缺乏制造业配套条件和一定规模的蓝领工人两个条件。海淀区过去是文化区，80年代初只有锅炉厂，煤球厂和砖瓦厂等，以后一直没有发展起能为电子设备配套的中小企业（注：王缉慈，周宇：中关村与国外发达高技术区域的主要区别，《高新技术产业化》2001年第5期。）；中关村企业间没有形成分工协作的体系，影响了上、中、下游产品配套发展的产业链的形成。企业要想把自己的技术变成产品，必须完全独立地搭建所有发展平台，完成研究与开发、制造、流通、服务等等所有环节。
（二）市场驱动为主的深圳模式
深圳模式是一种市场主导模式或称作“外生”主导型，其特点是：
1.内在科技资源短缺，但能借助环境和市场机制的优势招揽天下人才，吸引天下科技成果。深圳没有发达的高等教育和高水平的科研机构，发展高技术产业“先天不足”。但深圳有良好的融资条件、宽松的政策环境、领先的商业意识和完善的市场机制以及毗邻香港的地理位置。深圳大力改善投资环境，引进外国高技术大公司并促成其本地化。同时，推动高新技术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国际化，形成一批跨国经营的高新技术大企业，广泛参与国际分工协作，使深圳高技术企业成为全球高技术制造业的有机组成部分（注：张颖，国世平：新经济时代深圳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前景，《特区经济与港澳台经济》2001年第9期。）。深圳从海外引进了一大批高科技公司。不仅吸引了包括IBM、康柏、希捷、菲利普、朗讯科技等一批全球500强企业到深圳投资高技术产业，而且也使一大批国家科技项目在深圳扎根开花。一批“顶尖级”科学家、学术带头人也通过“候鸟”或“飞人”计划为深圳的发展奉献才智（注：刘莉，扬龙芳：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特点与对策，《中国科技产业》2001年第9期。）。深圳模式最重要的特点是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在一张“白纸”上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深圳高技术产业发展经历了“四级跳”：从无到有——崭露头角——步入佳境——进入“快车道”。2002年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实现产值1321亿元、出口额为110亿美元，分别占本地工业总产值、出口总额的46%和29%，约占一半的高新技术产品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注：余力，王莉：深圳和深圳金融业你被谁抛弃？《人民网》2002年12月13日。）。
2.发展高技术产业最坚实的依托和优势在于强大的产业配套服务能力。目前深圳仅为电子信息产业配套的企业就超过1600家，计算机产业配套能力达3000万台，计算机零部件的99%都可在深圳及周边地区直接配套采购（注：见《深圳商报》2002年12月2日。）。如要找一块IC，在深圳两个星期就行了，但在别的地方可能要两个月。一个个外资企业到深圳考察的时候发现，以深圳为基点，在50公里半径的范围内，可以找到几乎所有需要的配套零部件。仅在2001年，IBM在华南和深圳地区“消化”配套零部件就突破了20亿美元。
3.在政企关系方面，特区是小政府，大社会，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少，科技企业有更为宽松自由的社会环境。深圳市政府对高技术企业扶持而不干预，政府职能由“决策主导型”向“服务主导型”转换，重视对企业的服务。深圳较早取消不合理的审批制度，先后参照国外的有关做法，及时制定新的市场规则，规范市场行为，保护高新技术创新和高新技术商品化、产业化中各方的正当权益，建立起科技与经济结合的新机制。
4.在创新体系方面，在全国率先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模式。深圳仅用10余年时间便构建起独具特色的技术创新体系，目前已有730家研发机构，其中679家为企业所创，全市研发人员90%集中在企业，90%的研发经费来自于企业，200多家高新技术企业几乎都与高校院所“攀亲”，在生产技术和产品上不断创新升级（注：刘莉，杨龙芳：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特点与对策，《中国科技产业》2001年第9期。）。
5.作为全国证交所的所在地，较快较好地实现了高技术产业同资本市场的结合。深圳民营科技企业不仅得到了深圳资本市场的大力支持，而且引起了境内外许多风险机构的关注，很多民营企业获得了国内外风险机构的投资。
6.作为移民城市存在着有利于创新创业的文化氛围，创业、求实、艰苦奋斗的精神已经融入深圳的创业实践中。
（三）资本驱动为主的温州模式
浙江温州模式是以民间资本驱动为主的发展模式或称作产业升级型模式。从集群经济的标准来看，温州和硅谷都是典型的产业集群，只不过温州是传统特色产业集群，硅谷是高技术产业集群。温州和硅谷最大的共同点是二者都有勤劳而又敢冒风险的炽烈的企业家精神和人人争当老板的创业文化。温州模式具有以下特点：
1.温州模式的文化基础是温州人有“人人想赚钱、个个当老板、处处创事业”强烈的致富欲望和坚忍不拔的创业精神，这种模式是典型的创业型模式。温州人异常勤劳，敢于冒风险，勇于闯天下，工作不挑拣；“敢为天下先，特别能创业”。温州的创业精神可归纳为：(1)勇于创业而又坚忍不拔，有炽烈的企业家精神。温州人血管里流动的是创业的热血。温州百姓不依靠国家投资，也不依靠外资，甚至不需要政府的动员，在强烈的创业致富欲望和冲天热情驱使下，家家户户自觉投身于创基立业的进程中。有人把温州人炽烈的创业精神称为“四自精神”，即“自主改革、自担风险、自强不息、自求发展”。(2)争当老板而又不断开拓，具有强烈的创业精神。温州人“人人想赚钱、个个当老板、处处创事业”，宁为鸡首，不为牛后，独立性强。(3)务实而不取巧，踏踏实实地做实业，赚常人不愿赚的小钱，能进能退。温州人能进能退，“既能睡地板，又能当老板”；既能享受最好的，又能承受最差的。至今，温州只有一家上市公司（东方集团），而且是由国有企业改制在我国证券市场上市的，民营企业上市的连一家也没有。温州人不受外界过多干扰，少浮躁，沉下去踏踏实实地做实业。一天做一件实事，一月做一件新事，一年做一件大事，一生做一件有意义的事。中国其他地方很多人有钱炒股票，温州人有钱就办实业。“温商”与“潮商”不同的走势在于“潮商”偏重贸易而“温商”则以有竞争力的制造业为基础，不去赚太好赚的钱。(4)勤劳而又敢冒风险，有鲜明的吃苦冒险品格。温州人敢冒险，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创业，有一种吃苦耐劳的精神。温州人的勤劳可以用“千万”精神来说明，即“克服千难万险，走遍千山万水，想出千方百计，道尽千言万语，不惜千辛万苦，挣得千金万银。”不少学者破解浙商的致富“密码”是：没有靠山，白手起家，再加上吃苦耐劳、精于算计的品质。(5)竞争而又合作，重视产业的“扎堆”效应和创业者之间“扎团”理念。温州出“群商”，企业采取群落式的发展格局。温州人双赢重诚信，做生意，不是你吃掉我，我吃掉你，而是你好，我也好，共生且共荣。一个温州人，孤身一人来到异国他乡，只要他一说温州话，就能找到素不相识的老乡，“老温州”会帮助“新温州”。(6)善于四海为家、到处闯荡，既有模仿力又有渗透力。温州人自豪地说，地球上有鸟儿飞不到的地方，但没有温州人到不了的地方。哪里有人群，就有温州人，哪里有市场，也就有温州人。温州已把市场建到国外去了，如在意大利、巴西、美国、荷兰、俄罗斯等都有温州人办的市场。在海内外共有200多万温州人分布在世界各地。
2.浙江温州模式不同于中关村模式之处在于它是民间资本和产业升级推动的模式，民营经济与科技产业的结合是出于资本扩张和产业升级的需要。据国家科技部有关资料显示，2001年初，浙江科企总数已达2000多家，总产值达1000多亿元人民币。温州民营科技企业发展模式具有天生的民本、民生、民营、民享特征，产权明晰，这与中关村的“红帽子”现象形成鲜明对照。浙江是中国沿海地区市场开发度较高、民营经济发展非常活跃的地区之一，也是中国股份合作制的发源地。浙江的魅力就在于其地方“草本”金融漫山遍野地生长。据估计，“十五”期间，浙江民间资本形成能力约8300亿元左右。据2001年的统计，浙江省的风险投资达到了22亿元，风险投资机构已为146个高新企业和项目注入了风险资本6亿多元。与中关村知识产业具有很大的“内生性”和技术供给推动不一样，温州民营科技企业发展模式的技术源头具有“外生性”和需求拉动。浙江省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53%是由市场需求直接拉动，16%是受市场需求启发促进的，13%是通过国内外技术检索而形成，18%则是技术轨道发展的必然结果。在浙江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中，市场的拉动作用明显大于技术的推动作用（注：陆立军：浙江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研究，《中国软科学》2001年第7期。）。
3.如果说中关村是高技术的产业化为主导，那么浙江温州则是传统产业的高新技术化、用高技术和先进的适用技术改造和武装传统产业为特色。一项调查表明，浙江76%的科技型中小企业由传统产业改造或转产而来。从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创办主体看，由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创办的只占3%（注：陆立军：浙江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研究，《中国软科学》2001年第7期。）。温州表明，民营企业通过一系列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来实现三个转变：一是启动“乐清市中心工业园区”、“永嘉东瓯工业区”、“苍南龙港工业区”等一系列特色产业园区，扶持100家重点企业和100个重点技改项目，运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实现从块状经济向工业园区的转化；二是引导家族式、股份合作企业不断提高产业层次和产品档次，向高、精、尖转变；三是引导传统企业逐步摒弃家族式管理方式，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注：李丁富：“温州模式”新阶段－－兼论形成“三个模式”杂交优势，人民网2002年11月5日。）。
4.从产业领军人物来看，如果说中关村是科技家“下海”，温州产业领军人物则是企业家（老板）“上山”。浙江企业家或创业者大多是农民企业家，在非常艰苦的环境中创业。早期浙商是“被逼下海”的，绝大多数有农民的“身份胎记”。抽样调查表明，浙江的数十万户私营企业主中，70%以上的只有初中以下学历，近80%出生于农村。早期作坊式的家庭工业是农民成为经营者的主要“孵化器”。据统计，如今浙江全省已有600万农民业主。大大小小的农民业主占全省农村总人口的1/4（注：杨轶清：中国企业家的品牌，《国研网》2002-08-29。）。浙江科技型中小企业的领导体制比较简单，78%的股份制企业中，最大的股东是董事长或董事长兼总经理，66%的企业总经理是企业的创办人。温州模式的发展路线是贸工技，首先是从做贸易开始，有所谓10万推销人员走遍全中国，拾遗补缺，闯荡市场，然后在做贸易的基础上发展到工业，再到产品升级、技术升级和技术创新。（注：李丁富：“温州模式”新阶段－－兼论形成“三个模式”杂交优势，人民网2002年11月5日。）
5.从要素集聚方式来看，温州民营科技企业发展模式是在产业集聚的基础上形成技术集成。温州经济主流模式是“集群成长”模式。众多民营企业并非彼此孤立离散，而是紧密簇拥抱团，构成大小规模不等、专业特色鲜明的一个个民营企业群落。如温州乐清市柳市镇的低压电器集群、苍南县金乡镇的标牌集群、苍南县宜山镇的再生晴纶集群、永嘉县桥头镇的纽扣集群、瑞安市场桥镇的羊毛衫集群等都是闻名遐迩的产业集群。浙江省其它地方纷纷效仿温州产业集群模式。据资料统计，浙江年产值10亿到50亿的民营企业群落有91个，年产值50亿到100亿的民营企业群落有13个，年产值100亿以上的民营企业群落有4个（注：李永刚：浙江民营企业的独特发展模式分析，《国研网》2002-03-11。）。浙江民营企业相互依存伴生，功能互补的“集群成长”模式为民营科技企业的集聚奠定了基础。
6.在温州民营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商会、行业协会等市场中介组织发挥着重要作用，政府在处理和企业的关系问题上基本上是遵循市场规律。温州民营经济的成功发展得益于民间商会作用的发挥。从1988年温州第一批民间商会成立以来，温州市本地现已建立各类商会或经济行业协会100家。温州人在四川、内蒙古、上海、天津、南京、昆明、沈阳、哈尔滨等25个省市先后建立了温州商会。浙江温州商会主要承担了行业自律、维权、组展、服务、协调、管理等六方面的任务，承接了一些政府做不到、做不好或不便去做的事，办成了许多单个企业想办而又难以办成的事。商会还充当了各当地政府与温州私营企业、个体经营户之间的桥梁，并成为温州各级政府对在外创业的温州人进行组织协调的渠道（注：陈李英：“浅思温州行业协会与商会，《中国·温州政务》2003-03-25。）。一些学者把在民营经济发展中的民间商会作用的发挥称作“后温州模式”。
总之，我国民营科技企业发展模式分成三种类：技术推动或“内生”主导型、市场拉动或“外引“主导型和资本推动或产业升级主导型。这三种类型的主要区别如下表所列。除了主要驱动因素不同外，这三大模式在以下几个方面还有差别，在发动主体方面，如果把中关村称作科学家“下海”，温州则是企业家（老板）“上山”。如果说中关村是科学家主导型模式，温州则是企业家、或民营企业家主导模式。在生成机制方面，中关村和温州都有是以本地资源为依托，中关村依托本地的科技资源，温州依托本地的产业资源。都有是一种“内生”为主导的模式，而深圳则是在一张白纸上画画，是“外引”为主导的模式。在产业方向方面，如果说中关村主要是高技术产业化，那么温州则是传统产业升级化，用先进适用技术提升传统产业。在开放路径方面，三大模式在开放路径上是不一样的。如果说温州的开放主要是“走出去”，温州人四海为家，深圳则是“引进来”，既引进人才、技术，又引进产业，中关村主要引进产业。在配套体系方面，温州通过自身的发展形成了一个特色产业集群，建立起配套产业体系，深圳通过高技术企业引进，形成了很好的产业配套体系。中关村在这一方面则具有更多的自给自足的特色。在产权关系方面，温州孕育着的民间经济活力和草根精神，温州模式以发达的民营经济为土壤，民营经济在温州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达到85%以上，在工业总产值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均占98%左右，温州的企业产权归属清晰。中关村模式以发达的国立大学和科研院所为依托，中关村企业的产权归属需要有一个清晰的过程。在创新体系方面，硅谷模式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通过创业来实现创新。科技成果在企业家手中变成现实的生产力。温州模式最引入注目的是它的创业精神，企业和企业家是创新的主体。深圳最重要特点也是企业是创新主体。但是中关村与此不同的是创新主体是大学和科研院所，创新是由科学家而不是由企业家实现的。
表2：中国民营科技企业发展的三模式比较
标准中关村
深圳
温州
驱动因素
技术推动
市场拉动资本和升级发动
发动主体
大学科研系统大中企业界
民营中小企业
领军人物
科学家
企业家 民营“老板”
要素组合
知本＋资本 市场＋知本
资本＋技术
技术路线
技－工－贸 工－技－工
贸－工－技
资本来源
银行或单位 资本市场民间资本积累
产业配套
配套体系不全配套体系好
配套体系较好
政企关系
联系紧密
扶持不干预
联系不紧密
文化基础
校园（研发）文化
移民文化创业文化
产权关系
“红帽子”问题
产权较明晰
产权明晰
发展趋势
知识资本化 引进人才和资本 资本知识化
创新模式
自主与模仿相结
引进与消化相结 市场推动的产品
合的内生型创新
合外生型创新
集成创新
三、研究结论
根据以上研究，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四点结论：
1.世界高技术产业区域集群的经典模式是美国硅谷。特定的文化、特定的制度、特定的环境孕育了硅谷。硅谷模式是一种自主创新，通过内部资源优化“内生”高技术产业化路径。这一点不同于模仿创新和“外引”高技术产业化的模式。从这一点来看，硅谷是高技术产业的高地和源头。世界许多科技园区要么作为硅谷的外包厂商，要么作为装配基地，要么作为战略联盟的节点，是硅谷的延伸。虽然硅谷的成功在于特定的文化和制度，但作为高技术企业集群，硅谷具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资源的集聚与共享。企业集群内形成大量的信息集聚、技术集聚、资金集聚、人才集聚、政策集聚等。公共物品共享使资源在企业集群内具有更高的运用效率。二是社会分工与协作。企业集群类似于生物生态系统，产业集群不是众多企业的简单集中，而是以专业化分工与社会化协作为基础，大、中、小不同类型企业共生互补的生态化企业群体。硅谷高技术企业集群有以下明显优势：一是成本优势。成本优势可用集聚经济、规模经济、劳动分工、范围经济和劳动力供给得到体现。二是质量优势。集群中同类企业同居一地，同行业相互比较，有了价格、质量和产品差异化程度评价标尺，为企业带来了竞争的压力。三是创新优势。集群可以促进高技术企业技术创新。通过促进企业间有序竞争来激活企业创新能力，企业间的相互信任使之进行技术创新的合作大大强化，集群中集体学习和“干中学”，促进了企业创新网络的形成，集群使企业学习新技术变得容易和低成本。四是协同优势。在国际化发展中，仅仅依靠个体力量，单枪匹马闯入国际市场难度很大。集群有助于企业建立战略联盟和伙伴关系，从而获取集体效率(Collective Efficiency)。
2.依据这些民营高技术企业集群的动力机制，我们可以将把我国民营科技企业发展模式分成三种类：技术推动或“内生”主导型、市场拉动或“外引”主导型和资本推动或产业升级主导型。第一种模式主要靠技术推动，有雄厚的技术资源优势，第二种模式主要靠市场拉动，有良好的制度和环境优势，第三种模式靠民间资本扩张推动，有庞大的资本和文化优势。上表概括性地总结了我国三类民营科技企业发展模式的特征：中关村是以技术驱动为主或以内生为主的模式，深圳模式是以市场驱动或以外生为主的模式，而温州则是以民间资本驱动或以产业升级为主的模式。三类模式在发动主体、领军人物、要素组合方式、主要技术路线、初始资本来源、和政企关系方面很不一样。中关村模式得益于雄厚的研发基础和校园文化，而深圳模式的成功在于它是移民城市和深厚的移民文化，温州模式在于温州人的强烈的致富欲望和坚忍不拔的创业精神。如果说中关村的发展需要实现知识的资本化，是科技人员“下海”，温州是资本的知识化，属于老板“上山”，深圳则是通过引进人才和资本来实现产业升级。在技术创新方面，中关村是自主与模仿相结合的“内生”型技术创新，深圳是引进与消化相结合“外生”型技术创新，温州则是市场推动的产品集成创新。
3.与美国高技术企业发展模式相似，我国的中关村模式、深圳模式和浙江、温州模式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高技术企业都与企业创新紧密相联，都与“人人都想当老板”的创业文化相关。特有的创业文化、创新精神与商业模式的结合，形成了各地发展高技术企业的特色。从集群经济的标准来看，温州和硅谷都是典型的产业集群，只不过温州是传统特色产业集群，硅谷是高技术产业集群。温州和硅谷最大的共同点是二者都有勤劳而又敢冒风险的炽烈的企业家精神和“人人争当老板”的创业文化。创业文化是美国硅谷高技术企业集群的基础，硅谷人通过创业而实现技术创新。温州历史上永嘉学派的功利主义价值观的沉淀对温州人的市场经济意识有着很大的影响，1876年温州被辟为商埠后，西方商品经济的意识形态与永嘉学派功利主义哲学观的融合，造就了温州人的强烈的创业意识。但由于文化基础和制度因素的不同，我国民营科技企业与硅谷高技术企业有着重大的区别。在动机与风险意识方面，由于硅谷有鼓励冒险，宽容失败的制度，硅谷高技术企业用杰出创意改造世界，勇于承担风险，我国民营科技企业把创业作为谋生和经济上成功的手段，力图使风险最小化。在股权和控制对象上，硅谷高技术企业是通过控制市场使利益最大化，我国民营科技企业通过控制所有权使利益最大化。硅谷企业不仅满足现有顾客，而且更加重视培育未来顾客。不仅重视竞争，而且更重视合作，他们通过外包和组建战略联盟加强合作。不仅重视研究与开发(R&D)推进技术进步，而且重视收购与开发(A&D)来实现技术和产业扩张。
4.如果把硅谷作为参照系，我们可以发现：在某些方面，中关村、深圳和温州同硅谷都有一些相似之处，但又有不同点。中关村、深圳、温州和硅谷都是制造业发展模式。制造业是高新技术的载体，也是高新技术发展的动力。中关村和硅谷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以坚实的科教资源优势为支撑。但两者的不同点是，硅谷是技术领先者的发展模式，而中关村则是技术追赶者的发展模式。深圳和硅谷的相似之处在于，两者都以移民文化作为源动力，移民文化不受传统观念的约束，有利于创新。但硅谷的高技术产业是“内生”的，而深圳的高技术产业则是“外引”的：一方面引进可供产业化的成果，另一方面引进高技术产业。温州与硅谷的共同点是两者都有“人人都要当老板”创业激情。但硅谷走的道路是高技术成果的产业化，把知识和创意变成产业，而温州则是传统产业的技术升级，用先进的适用技术改造和武装传统产业。中关村模式、深圳模式和浙江温州模式都要相互取长补短，形成杂交优势，进入一个新的嬗变期。这就是说，中关村要大力引进高技术企业，形成新的高技术企业生态环境；深圳要大力引进高技术人才和资源，加强技术源头建设；而温州既要引进技术和人才，又要重视企业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网络的建设，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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