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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9.43.49.5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2435（2003）01-0001-07
明清时期的徽商是驰名全国的大商帮，她从兴起到衰落，持续了三四百年时间，不仅在中国商业史上写下绚丽的篇章，也对长江文化的发展和繁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
自明代中叶开始，徽商迅速崛起。他们走出丛山，迈向市场，凭借牢固的宗族关系和地缘关系结成商帮集团，尽管其足迹“几遍禹内”，而长江流域始终是他们的主要活动区域。
徽商大多从事长途贩运贸易，万里长江正是东西贸易的黄金水道。长江流域星罗棋布的城镇，又为商人提供了理想的活动舞台。民国《歙县志》卷一载：“（徽州）田少民稠，商贾居十之七，虽滇黔闽粤秦燕晋豫，贸迁无不至焉，淮浙楚汉又其迩焉者矣，沿江区域向有‘无徽不成镇’之谚。”康熙《徽州府志》卷二也曾指出：“徽之富民，尽家于仪、扬、苏、松、淮安、芜湖、杭、湖诸郡，以及江西之南昌、湖广之汉口，远如北京亦复挈其家属而去。”可以说，从长江上游到下游无不活跃着徽商的身影。
徽商主要经营盐、典、茶、木、粮食、布绸等行业，其贸易就是主要在长江流域进行的。
盐业：扬州是两淮盐运司所在地，杭州是两浙盐运司所在地。两淮盐场是全国最大的盐场，淮盐行销范围极广，“以二十三场所产，供六省数十州县之民食”[1]（卷8），所产之盐销往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河南部分地区，涉及六个省区250余州县，基本上属于长江流域。大量记载表明，经销淮盐和浙盐的商人主体是徽商。从明中叶到清中叶，他们几乎垄断了淮盐、浙盐的销售。由于明清时期，湖广人口众多，故“淮盐引岸，楚省称最”，所以徽商每年要把大批盐斤通过长江黄金水道运往淮盐行销总岸汉口，然后由此再向各地转运。
典业：“徽郡商业……质铺几遍郡国”[2]。就长江流域而言，沿江各城镇几乎都有徽州典商。清光绪年间，日本人专门调查沪汉各地商帮的情况时曾说，典当的朝奉（掌柜），其非由徽人担任者几乎没有（注：转引自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人资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2页。）。这说明在清后期徽州典商几乎垄断了武汉和上海的典业市场。南京在明后期当铺有500家之多，其中大部分是徽商所开。九江、芜湖也有不少徽州典商。在明代，扬州质库就是“新安诸贾擅其利”[3]（卷20）。到了清代，开典当的也“多新安并四方之人”[4]（卷7）。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徽州典铺已开到江浙一带的县城甚至乡镇，据万历时人李乐《见闻杂记》载：仅浙江的乌青镇就有9家徽典。
茶业：徽人经营茶业有悠久的历史。明代中期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徽州茶商逐渐活跃，其中不少人深入到长江上游四川与藏族及其他少数民族进行茶马贸易。如歙县人汪伯龄“始胜冠，辄从父兄入蜀，称贷以益资斧，榷茶雅州。”[5]同县人方景真也“贾茶入蜀”。当然，更多的徽州茶商是在内地经营。除了北方外，沿江城镇也是徽州茶商的重要市场。在外贸方面，鸦片战争前，徽州茶商大多赴广州与外商进行茶叶贸易。鸦片战争以后，上海辟为通商口岸，徽州茶商就大批进军上海，有的从事对外贸易，有的从事批发零售，有的两者兼营。19世纪下半叶，汉口、九江又成为中俄茶叶贸易的主要港口，很多徽商也参与了这种贸易。
木业：徽州地处山区，山地面积占70％以上，林业资源非常丰富，从而为徽州木商提供了取之不尽的货源。而由于江南经济的发展，城市的繁荣，新兴市镇的涌现，对木材的需求量大幅度增加。同时由于明清时期每年都要通过漕运系统从南方调运数百万石粮食供给京师，所以漕船的修造也扩大了木材消费市场，这都给徽州木商提供了空前的机遇。徽州木商的经营方式主要有内采外销和外采外销两种。内采外销的路线主要有两条：一是由新安江至杭州：即将徽州境内的木材通过新安江经淳安、建德直接运到杭州，再继续销往嘉兴、湖州、松江、苏州、常州、上海一带。二是由绩溪循青弋江至芜湖进入长江，再转运到长江下游各沿江城市。外采外销主要是由于明代中期以后，木材市场不断扩大，尤其是对一些名贵木材需求日多，所以不少徽州木商深入川、湘、云、贵、赣、闽等地采购，然后沿长江水道及海路转运到长江中下游各大城市。
粮业：明中叶以后，国内粮食生产格局发生了重要变化。由于丝绸和棉布消费市场的需求不断增长，刺激了长江三角洲一带桑棉种植业的扩大，“弃稻种桑”、“弃稻种棉”的现象十分普遍，从而使这一地区成为缺粮区。然而缺粮区漕粮却不可缺，朝廷每年还要从苏松常镇等府额征漕粮二百多万石，这就更增加了长江三角洲的粮食压力。而入清以后，我国的产粮重心开始西移，湖广经过大开发，竟成了“天下第一出米处”，因而国内的粮食生产格局由原来的“苏湖熟，天下足”变为“湖广熟，天下足”。在这种新形势下，西粮东运成了令人瞩目的现象。每年都有大批粮商从湖广、江西、四川采买无数粮食在汉口集中，沿江东下，再折入运河南下，直抵苏州枫桥，然后转销江浙两省，还有一部分经由上海、乍浦海道运往福建。由于徽州粮商从业早、行情熟、资金充足，从而成为粮商中的主体，加上盐商利用盐船回空之机，也从汉口采买粮食，所谓“徽商载盐而来，载米而去”[6]（卷14）。所以在西粮东运中徽商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布绸业：明中叶以后，江浙一带广种桑棉，从而使棉织业、丝织业获得长足发展。由于棉布与丝绸在国内有着广阔的市场，从明中叶开始，徽商就在这里大显身手了。他们一是介入早。《云间杂识》载：“成化末，有显宦满载归，一老人踵门称拜不已，官骇问故，对曰：‘松民之财多被徽商搬去，今赖君返之，敢不称谢！’官惭不能答”。老人这番话本意是讽刺这位贪婪的“显宦”在任期间搜括了不少民脂民膏，但却无意间透露出徽商的信息。云间（松江的别称），是棉布业生产中心，老人认为“松民之财多被徽商搬去”，其实是说棉布贩售的利润都被徽商垄断了。这正反映了早在成化年间，徽商就占领了松江棉布市场。二是人数多。象南京、苏州、杭州这样的中心城市固然有众多的徽商，就是在各县新兴的市镇，到处也都有徽商的足迹。嘉定南翔镇是著名棉布业市镇，这里就有“众多徽商侨寓”，该县又一棉布集散地罗店镇，“今徽商凑集，贸易之盛，几埒南翔矣。”[1]（卷1）外冈镇“因徽商僦居钱鸣塘收买，遂名钱鸣塘布”[8]（卷1）。平湖县新带镇“饶鱼米花布之属，徽商麇至”[9]。在上海县经营布业的也是“宣歙人尤多”。吴江县的盛泽镇是出产丝绸的名镇，“皖有徽州、宁国二郡之人服贾于外者，所在多有，而盛镇尤汇集之所。”[10]（P356-357）在其他盛产丝绸的名镇，如南浔镇、
院镇、姜湖镇、新市镇、双林镇，徽商都分别建有会馆和同乡同族慈善机构，说明在这些地方经商的徽人非常多。三是徽商还控制棉布染踹加工业，简称布号。明清时期，江南的布号基本上控制在徽商手中。如乾隆四十年，南翔镇上布商字号至少有10家，主要是徽商所开。苏州更是布号集中的城市，康熙年间最多时有76家，乾隆中期有45家，光绪后期仍有44家，这些字号也多被徽商控制。布号规模很大，需要雇佣很多染匠、踹匠，资本非常雄厚，有的布号仅踹匠就有二三百人。据《三异笔谈》卷三载：新安汪氏设益美字号于吴阊，一年销布以百万匹，可见其经营规模之大。
二
徽商是长江经济活动中的重要力量，徽商的活动必然给长江文化带来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引发了长江文化价值取向的变化，促进了重商思潮的出现。
“重本抑末”是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的国策。士农工商，士最贵，农次之，工商最贱。这是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念。“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也就成为人们的价值取向。明清时期，这种传统的价值观念在徽州被打破了，不少人弃儒就贾，逐利成风：“新安多游子，尽是逐蝇头。风气渐成习，持筹遍九州”[11]（卷16）。如祁门倪慕麟“习儒不得志，废书叹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射四方，不贵则富，安事毛锥子（指读书）终老乡井乎？寻仿鸱夷猗顿术，遨游江湖……运筹以鬻诸市，不数载辄拥素封”[12]（卷下）。歙县吴良儒则认为业儒与经商殊途周归，“儒者直孜孜为名高，名亦利也。藉令承亲之志，无庸显亲扬名，利亦名也。”[5]（卷54）这是对传统价值观念的大胆摒弃。明代程澧经商致富，他常说：“籍能贾名而儒行，贾何负于儒！”[5]（卷52）竟然将贾与儒相提并论。在徽州，这种价值取向已被人们普遍接受，所以“徽人十九为商”，人们更加注重功利，注重治生。
价值取向的变化，也带来士商关系的变化。首先，士商之间的传统等级分野被打破了，出现了士商交往的新现象，为长江文化带来了新的气息。在很多徽商那里，谈笑有鸿儒，往来多缙绅。如歙商江仲和“弃儒服贾，贸易吴门……重交游，乐与士大夫款洽。姑苏为冠盖往来地，慕公名者恒造庐以访。”[13]（卷9）“冠盖”能够登门拜访商人，这在过去无论如何是不可想象的。江禹治“总司汉鹾”，“当路巨公迄四方才智士顾与缔纳”[14]（卷3）。休宁商汪新贾于维扬，“既雄于赀，又以文雅游扬缙绅间，芝城姜公、金公辈名儒巨卿皆与公交欢。”[15]（卷6）这类例子举不胜举。明清士人还为徽商撰写贺寿祝文和墓志铭，充分说明他们与徽商的关系已非同一般。这正是长江文化的新气象。
士商关系的另一个新变化就是士商互动，士商合流。一方面，徽商“贾而好儒”，文化素养较好，并且常常通过捐赀获得生员资格甚至官员桂冠，士商双兼，一身二任；同时又大力扶植子弟读书，搏击科场，致身通显。明清时期，徽州籍官员中有商人家庭背景的比比皆是。另一方面，士人（生员）由于做官机会太少，也往往“弃儒就贾”。这表明士商之间的鸿沟已不再不可逾越。士人对商人、商业的了解加深了。前述所谓“贾何负于儒”、“利亦名也”等等，如果说还是徽商对自己的社会价值的自我肯定的话，那么，士商合流的结果，商人的社会价值也得到士人的刮目相看，商人和商业在潜移默化之中已对士人的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明代嘉万年间号称“南北两司马”之一的汪道昆就是徽商的后代，他指出：“大江以南，新都以文物著。其俗不儒则贾，相代若践更。要之良贾何负宏儒，则其躬行彰彰矣。”[5]（卷55）他首先成了徽商的代言人，发出“良贾何负宏儒”的呐喊。几乎同时，内阁首辅张居正也充分肯定了商业的作用：“商不得通有无以利农则农病，农不得力本穑以资商则商病，故商农之势常若权衡。”所以他呼吁“厚农而资商”，“厚商而利农”[6]（卷8）。以后冯应京、黄宗羲先后都提出了“工商皆本”的思想。凡此种种，说明明清时期确实形成了一股重商思潮。而这一思潮的代表者几乎都是江南人士，而江南正是徽商的主要活动区域。可以说这一重商思潮的出现与徽商有着重要关系。
三
徽商一个显著特点是“贾而好儒”，因而这一商帮从整体而言文化素质较高，经商富于理性，同时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也较深。在数百年时间里，他们创造的商业文化丰富了长江文化这一宝库，但在也给长江文化带来负面影响。
首先，徽商良好的商业道德提升了长江商业文化的水平。道德伦理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商业道德是商业文化的重要内容。徽商在商业活动中，“贾名儒行”，“以儒饰贾”，形成了鲜明的商业道德，尤其在长江流域的经商活动中表现得非常突出。
一是以诚待人，以信服人。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徽商把“诚”、“信”作为经商的原则。首先在处理内部关系上讲究诚信，使商帮内部团结一致。歙县木商程之藩随父去四川业木，役夫常有数百人，“之藩遂为之长，结以恩信，役夫无不悦服，悉听其部署。”[17]（卷8）对于经商伙伴，徽商也以诚信为重。婺源木商江恭埙与陈万年合伙业木，后来万年病故，其子才四岁，江恭埙没有将陈万年的股本和股息乘机吞没，而是“检市籍，并年应得子母（本与息）千八百余金，亲致其家，谢以金弗受。”[18]（卷33）清代婺商詹谷，在崇明岛上为其本乡某人经营典业，主人年老归乡。后逢太平军起，崇明岛孤悬海外，道路梗塞近十年。此间詹谷“竭力摒挡，业乃大振”。后主人子来到崇明，詹谷“将历年出入市籍（账簿）交还，涓滴无私。”[18]（卷35）
更重要的是徽商以诚信对待顾客。“贸迁货居，市不二价”，“惟诚待人”、“人宁贸诈，吾宁贸信”已成为徽商的信条。黄鉴有一段话很有代表性，他看到有的商人设智巧，仰机利，嗤之以鼻道：“嘻！此辈卑卑取富，益目前耳，大贾顾若是耶？当种德也。”[19]（卷3）所谓“种德”，就是要留下良好的商业道德。
二是薄利竞争，甘当廉贾。这是徽商在经营中的又一准则。明代南京城内有典铺500余家，主要由闽商与徽商经营，闽商利息高达三四分，而徽商仅取利一二分，结果“人情最不喜福建”。程锁在溧水经商，这里的惯例是春天贷款给下户，秋天倍收利息，但程锁坚持只收十一之利。某年丰收谷贱，程锁仍按往年价格收购存贮。第二年大饥，谷价腾贵，但他“出谷市诸下户，价如往年平。”[5]（卷61）他因此树起了“廉贾”的形象。徽商认识到商家与顾客应是互惠互利、互相依存的关系。鲍直润说得好：“利者人所同欲，必使彼无利可图，虽招之不来焉。缓急无所恃，所失滋多，非善贾之道也。”[20]（卷2）
三是宁可失利，不可失义。徽商认为“职虽为利，非义不可取也”。吴鹏翔某年从四川运米数万石至汉阳，正逢饥荒，米价腾贵，但他没有乘机大捞一把，而是“减值平粜，民赖以安”。又有一次，他购进胡椒八百斛，后发现此胡椒有毒，卖主愿退款，但他仍照价买下，然后付之一炬。他唯恐退给卖主，卖主可能转售他处，坑害更多的人。类似能够正确处理义利关系的行为在徽商中是比较普遍的。徽商舒遵刚说得好：“圣人言，生财有大道，以义为利，不以利为利，国且如此，况身家乎！”有了这样的认识，上述行为就不奇怪了。
四是注重质量，提高信誉。在儒学启迪下，徽商认识到信誉对商业的极端重要性，非常注重质量，树立商业信誉。清代中期崛起的制墨商号胡开文是这样，在江南经营的徽州布商字号是这样，他们的产品销路极好。
第二，徽商的商业实践，推动了众多商书的出现，丰富了长江商业文化的内容。明代后期出现了不少商书，如《统一路程图记》、《水陆路程》、《新安原版·士商类要》、《天下路程图引》、《客商一览醒迷天下水陆路程》、《新刻士商要览天下路程图引》等。这些商书不仅介绍了全国数百条（重点在长江流域）交通路线、水陆途程，而且还详载各条路线沿途食宿条件、物产行情、社会治安、船轿价格等等，确是非常实用的交通指南。有的商书还专门介绍了从商经验，告诫商人在投牙、找主、定价、过称、发货、付款、索债、讼诉等过程中应予注意的各个环节，总结了商人应该遵循的商业道德。
这些商书，有的是徽商请人编印的，有的就出自徽商之手。因为徽商主要从事国内长途贸易，商书对他们极为重要。而徽商文化素养较高，加上丰富的实际经验，编印这类商书应无困难。如《一统路程图记》就是徽商黄汴编印的，他在该书序中说：“余家徽郡……弱冠随父兄自洪都还长沙，览洞庭之胜，泛大江、溯维扬，薄戾蒸都……后侨吴会，与二京十三省及边方商贾贸易，得图程数家。于是穷其闻见，考其异同，反复校勘，积二十七年始成帙”。《士商类要》也是徽商程春宇编印的。《新刻士商要览天下水陆路程图》署名憺漪子，该书由徽人金声作序，其中说道：“岁丙寅，余自楚中回新安……既而憺漪子出《要览》一编……急请命之梓以寓内云”。据此完全可以断定憺漪子也是徽商。商书的出现不仅有利于商业的发展，同时也为长江商业文化增添了新的内容。
第三，徽州盐商的需求刺激了扬州青楼文化的繁荣。扬州是两淮盐商的聚集地，徽商又是淮商的主体。盐业的垄断性贸易给盐商带来巨额利润。而徽人经商又多是别妻离子，常常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不归，为了满足生理上的需要，徽商嫖妓纳妾，所在多有。时人评说：“徽州人有个僻性，是乌纱帽、红绣鞋，一生只这两件事不争银子。”[21]（卷21）这里所说的“徽人”，应是徽商无疑。正是在徽州盐商的刺激下，扬州青楼文化发展并繁荣起来。突出表现就是“养瘦马”成风。扬州娼家物色到童女，延聘名师，教以琴棋书画之艺，训以待人接物之礼，精心调教“瘦马”，提高“瘦马”的文化品位，以满足附庸风雅的徽商的需要。为此，各地琴师画工、名忧硕儒，也纷至沓来。在他们的熏陶下，“瘦马”的文化素养得到提高，使得扬州“瘦马”甲于天下。“瘦马”养成，多作妓女。据《扬州画肪录》卷9引《扬州鼓吹词序》云：“郡中城内，重城妓馆，每夕燃灯数万，粉黛绮罗甲天下”。富商大贾就在其中寻欢作乐。扬州城俨然成为一座销金窟。“瘦马”也作小妾。“要娶小，扬州讨”的谚语在富商大贾和文人士夫中广为流传。四方来扬州买妾者“麇至蝇聚，填塞衢市”，构成一道奇特的风景线。青楼文化的发展自然给长江商业文化带来不可忽视的消极影响。
第四，部分徽州盐商的奢侈带动了消费文化的畸形发展。徽州盐商积累巨额财富后，不少人“盛宫室，美衣服，侈饮食，饰舆马仆从及诸摊钱戏。”[22]（卷71）他们崇尚侈靡，挥金如土，从而带动了消费文化畸形发展。在饮食消费方面，奢侈无度。如徽商黄钧太，每日晨起，先饵燕窝，再饮参汤，更食鸡蛋二枚。而这鸡蛋又非普通母鸡所产，乃喂以参术等物，所产之蛋，每枚纹银一两。单是早餐，所耗就十分惊人。还有某商人每食“庖人备席十数类，临食时夫妇并坐堂上，侍者抬席置于前，自茶面荤素等色，凡不食者摇其颐，侍者审色则更易其他类。”[23]（卷6）富商的衣着也极力追求款式新颖，用料华贵，颜色鲜艳。主人如此，奴仆的衣装也跟着水涨船高，所谓“齐纨被于僮仆，秦珠饰于姬侍”。在徽州盐商的影响之下，扬州原有的“朴质务俭”之风荡然无存，追求奢靡，趋时竞尚，争奇斗富，花样百出。“或好马，蓄马数百，每马日费数十金，朝自内出城，暮自城外人，五花灿烂，观者目炫。或好兰，自门以至于内室，置兰殆遍。或以木作裸体妇人，动以机关，置诸斋阁，往往座客为之惊避”。“更有足异者，有欲以万金一时费去者，门下客以金尽买金箔，载至金山塔上。向风飏之，顷刻而散沿江草树之间，不可收复。又有三千金，尽买苏州不倒翁，流于水中，波为之塞”[23]（卷6）。这种消费文化的畸形繁荣给社会经济文化造成的负面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四
徽州有浓厚的宗族观念，“姓各有祠，支分派别，复为支祠”。徽商在致富后，大多拿出相当资金在家乡修建祠堂和广营私第。在侨寓之地，尤其在扬州这一徽商“殖民地”，一些富商大贾为了追求享乐，陶冶性情，也大造园林亭阁。在徽商的推动下，徽派建筑与园林文化有了较大发展，为长江文化增添了绚丽的篇章。
徽州祠堂之宏伟壮丽，在江南首屈一指，即使经过兵燹灾祸和几百年风雨侵蚀之后，仍有大量的祠堂被保存下来，令后人赞叹不已。如建于万历年间的歙县郑村的郑氏宗祠，规模宏大，布局合理。由门坊、门厅、廊屋、享堂等组成，祠堂前大道上立有石门坊，四柱三间三楼，在直柱、横枋、月梁等处，都刻镌锦纹，典雅华丽。祠堂门厅为五间三楼建筑，额枋上斗拱簇列，门厅后为大天井，青石铺砌，两侧建有敞廊，檐柱均系方形石柱，檐下斗拱有翼拱、翼板透雕图饰。大厅五开间，梁柱用材宏大，楹柱须两人合抱。雀替、叉手、瓜拄、平盘斗、垫木等处均施云头卷草等雕刻[24]（P609）。如此壮观的祠堂得力于徽商的资助。此外，著名的祠堂还有黟县舒氏庆堂、歙县的吴氏宗祠、潘氏宗祠、洪氏宗祠等。还有盐商鲍志道妻汪氏捐建的女祠（清懿堂），架构宏大，雕刻华美，别具一格。
徽商在修建宗祠的同时，也大兴土木，广营私第，聘请能工巧匠，精心设计，结合地势，巧妙施工，把徽州的石雕、砖雕、木雕融入建筑之中，从而形成独具特色的徽派建筑文化。
这里的民宅私第，选址一般按照阴阳五行学说，巧妙利用地形地势，力求达到“天人合一”境界。外部造型上，层层跌落的防火马头墙高出屋脊，粉墙黛瓦，黑白分明。徽州土地极为珍贵，徽州民居多为楼房。在房屋结构上，往往融入徽商的一些理念，如这里多以四水归堂的天井院落为单元，这就寓有财不外流之意。室内装饰，精美绝伦，雕梁画栋，兼采木、砖、石雕艺术，内容包括日月山水、花草虫鱼、飞禽走兽，还有神话、故事等等。尤其是房屋的楹柱上常镌刻各种各样的楹联，体现了徽商的价值取向。如黟县西递村笃敬堂楹联云：“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仰高堂楹联云：“文章本六经得来，事业从五伦做起。”“读书经世文章，孝弟传家根本。”修德堂楹联云：“事临头三思为妙，怒上心一忍最高。”“退一步天空海阔，让三分心平气和。”怀仁堂楹联云：“饶诗书气有子必贤，得山水情其人多寿”等等。民居前后或侧旁，有庭院或小花园，设有鱼池、花卉、果木，甚至迭假山、造流泉，体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正因为徽派民居具有深厚的文化积淀，遂与祠堂、牌坊并称“古建三绝”。
明清时期的扬州，筑园建亭成为时尚，时人曾谓扬州园林，甲于江南。又谓“扬州以名园胜，名园以垒石胜。”扬州园林大兴正是徽商推动的结果。腰缠万贯又“贾而好儒”的徽商，一是为了休闲享乐，同时也是为了吸引四方才俊前来寓居，以便闲暇时与他们诗酒流连，以成雅兴，于是竞相修建园林。如歙商吴无逸，“席先业鹾于广陵，典于金陵，米布于运漕，致富百万”。为了构筑园亭，“远致奇石无数，取‘春色先归十二楼’之意，名其园曰‘十二楼’”[25]。又如歙县汪玉枢在扬州得九莲庵地，“建别墅曰南园，有‘深柳读书堂’、‘谷雨轩’、‘风漪阁’诸胜。乾隆辛已，得太湖石于江南，大者逾丈，小者及寻，玲珑嵌空，窍穴千百。众夫辇至，因建‘澄空宇’、‘海桐书屋’，更围‘雨花庵’入园中，以二峰置‘海桐书屋’、二峰置‘海空宇’，一峰置‘一片南湖’，三峰置‘玉玲珑馆’，一峰置‘雨花庵’屋角”。乾隆赐名“九峰园”[23]（卷7）。单从上述诸景点来看，南园之精美，耗资之巨大，可想而知。在徽州盐商中，拥有园林别墅之多者，首推江春。江春居扬州南河下街，建随月读书楼和秋声馆，并在徐宁门外购隙地以较射，人称江家箭道，他还增构亭榭池沼、药栏花径，名曰水南花墅；还在东乡建别墅，谓之深庄；北郊构别墅，谓之江园；家与康山比邻，遂构康山草堂；又于重宁寺旁建东园。当时扬州的著名私家园林还有汪氏南园、洪氏大虹园、江氏江园、黄氏越园、郑氏桃花坞、吴氏别墅、徐氏水竹居等，皆为徽商所建，这些无不推动了长江园林艺术的发展。园林建成后，四方文人骚客多慕名而来。徽商又在园中常常举行诗文之会，斗诗衡文。据《扬州画肪录》卷8载：“扬州诗文之会，以马氏小玲珑山馆（徽商马曰琯所建）、程氏筱园（翰林程梦星所建，后归徽商汪廷璋，人称汪园）及郑氏休园（徽商郑侠如所建）为最盛，至会期，于园中各设一案，上置笔二、端砚一、水注一、笺纸四、诗韵一、茶壶一、碗一、果盒茶食盒各一，诗成即发刻。三日内尚可改易重刻。出日遍送城中矣。每会酒肴俱极珍美，一日共涛成矣……诗牌以象牙为之，方半寸，每人分得数十字或百余字，凑集成诗，最难工妙。”正是这些诗文之会，大大激发了文人的诗兴，吟出了大量哙炙人口的佳句，构成长江园林文化中的一大特色。
五
徽商的重教兴学为长江文化精英的成长提供了物质保证，也为长江精英文化的繁荣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贾而好儒”是徽商的重要特色。尽管徽商注重功利，追求钱财，但在实践中深深感到文化的重要，加上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影响，当他们钱财的欲望得到满足后，培养子孙读书做官就成了他们的追求。为此，重教在徽商中蔚为风气。他们在致富以后，总是怀着“富而教不可缓也”的迫切心情，延师课子，让儿孙们读诗书，“就儒业”。如明休宁人汪文璧，少有大志，经商的父亲专为他“延名士为师”。歙商许晴川也是“五子咸延名师为训”。盐商鲍橐不惜重金延揽名师，购买书籍教育子弟，并说：“富而教不可缓也，积赀财何益乎？”徽商对子弟寄予厚望，有的晚年干脆弃去贾业，专意课督诸子，见“所业进，则加一饭；所业退，则减一饭”，其望子成才之迫切心情可见一斑。
重教必然兴学。为了让更多的子弟习儒就学，徽商捐资广建社学和义学，让本族子弟学习。如徽商佘文义置“义塾以教族之知学者”。歙县黄氏盐商在《家训》中规定：“子姓十五以上，资质颖敏，苦志读书者，众加奖劝，量佐其笔札膏火之费，另设义学，以教宗党贫乏子弟。”
徽商在侨寓之地也不忘对子弟的教育。如吴江县盛泽镇有不少徽商在这里长年经商，徽商张佩兰因“念新安居斯土者不下数十家，力不能尽延师”，乃于东肠圩建新安义学，以课徽人子弟读书。盐商鲍志道也在扬州建12门义学。由于徽商如此重视对子弟的培养，所以徽州长期保持着“十户之村，不废诵读”的风尚。
书院是青年学子读书之所。明清时期，“天下书院最盛者，无过东林、江右、关中、徽州。”[26]（学校）清康熙年间，徽州所辖六县共有书院54所。这种盛况的出现，正是徽商大力资助的结果。以最著名的紫阳书院而言，它创建于南宋，以后几易院址。由于年久失修，破败不堪。后在乾嘉数十年间，两淮盐商共捐银7万余两进行修葺，鲍肯园一人两次独捐11000两。徽州其他书院也几乎都是在徽商及徽籍士人的资助下修建的。扬州、杭州、淮安等地的著名书院也都由徽商出资兴建。如明万历间，两浙盐商创建崇文书院；康熙元年，两淮盐商建扬州安定书院；徽商马曰琯修建扬州梅花书院，并延名儒前来讲学。乾隆时，扬州府学——江甘学宫，岁久倾颓，徽商汪应庚慨然捐出5万金为之重建，使学宫焕然一新。
徽商还帮助那些力有不逮的士子，为他们求学应试提供条件，他们在南京、北京等地建立试馆，作为乡试、会试试子住宿之所。
徽商的重教兴学，使徽州这个“东南邹鲁”浓厚的读书氛围几百年得以长盛不衰，大批人才不断成长，他们是长江文化的精英，也是长江文化的创造者。就科举而言，仅歙县一地，明清时期获文科进士者就有536人，获武科进士者87人，实在是全国罕见。而这种情况的出现，没有徽商的支撑是不可想象的。正如汪道昆所说：“夫养者非贾不饶，学者非饶不给”[5]（卷24）。清人沈尧也说：“仕者既与小民争利，未仕者又必先有农桑之业，方得给朝夕，以专事进取。于是货殖之事益急，商贾之事益重，非兄老先营事业于前，子弟即无由读书，致身通显。”[27]（卷24）他们的话都非常明确地指出了业贾对业儒的保证作用。所以在徽州，或则父兄服贾在先，子弟业儒在后；或则兄弟数人，有贾有儒。总之，贾者“以给朝夕”，儒者才能“专事进取”。因此，徽商为长江文化精英的成长提供了物质保证。
同样道理，徽商也为长江精英文化的繁荣创造了有利条件。明清时期，新安理学、徽派朴学、新安画派、新安医派等学术流派相继形成，此外在新安篆刻、新安版画、徽剧等方面也是名家辈出，声播遐迩。长江精英文化之所以出现群星灿烂、峰峦迭起的局面，都与徽商的资助、培育、奖掖、推崇分不开的。徽州文化精英所创造的著作也大量涌现，据道光《徽州府志·艺文志》载，明清时期徽人著述中：经部472部、史部306部、子部615部、集部1093部，总计2486部。这些都是对明清长江精英文化的巨大贡献，也是长江文化宝库中弥足珍贵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