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密尔顿的远东之行与罗斯福政府远东政策的调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远东论文,罗斯福论文,之行论文,汉密尔顿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美国远东司副司长马克斯韦尔·汉密尔顿(Maxwell M.Hamilton)1933年8月至1934年3月的远东之行，国内外史学界历来涉及较少，尤其是国内史学界，还未曾提及过此事。而这段非比寻常的远东考察，对第一届罗斯福政府的美国远东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笔者根据美国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所藏的汉密尔顿远东之行日记及报告，并结合美国外交文件中的相关记录，分析这一事件形成的原因，并对霍恩贝克向国务院提交的四份报告所产生的影响做一初步分析。
一、汉密尔顿远东之行成因
1933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就任美国第32任总统，此时正值世界形势转变的关键年代。
从国际环境来说，世界性经济危机此时已经发展到了最为危急的阶段，政治危机亦随之加剧。在欧洲，德、意等有军国主义传统而民主基础薄弱的国家，法西斯势力迅速提升，给一战后形成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带来了巨大挑战。在远东，这种政治上的紧张氛围也毫不逊色。日本关东军于1931年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并于次年扶植建立了伪满洲国，以武力改变了远东政治格局并向华盛顿体系发起了挑战，美日关系异常紧张。面对日本在中国东北对门户开放主义的破坏，胡佛政府提出“不承认主义”以应对。然而，胡佛政府的这一政策由于仅仅停留在道义制裁的层面而显得苍白无力。日本于是变本加厉，于1933年1月初占领了山海关，进攻热河，并进而宣布退出国联，公开与华盛顿体系对抗。同时，日苏之间的关系也由于日本屡次拒绝签署双方的互不侵犯条约而骤显紧张，很多人认为双方战争可能一触即发。这一系列事件表明，罗斯福面临的远东紧张局势毫不亚于其前任总统胡佛。
从国内环境来说，罗斯福面临着凋敝的经济形势与屡遭反对的远东政策双重困境。当1933年初罗斯福公开表示新政府将“不承认主义”作为美国远东政策的基础时，立刻遭到国会及政府部分要人的反对，其中包括他的智囊成员莫利和特格韦尔。他们甚至认为罗斯福实际上是犯了一个“战略性的错误”，“最终将陷入难以自拔的境地”①。因此，如何处理远东问题，成为罗斯福政府执政之初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难题。
然而，罗斯福的主要关注点在于如何带领美国人民走出经济危机的泥淖，对远东地区具体事务的处理，则放手交给新上任的国务卿赫尔及其领导下的国务院。赫尔是经济自由主义的虔诚信徒，醉心于打破各国间的关税壁垒，对外交事务尤其对于中国和日本了解较少，于是远东事务自然留给了远东司处理。时任远东司司长的霍恩贝克(Stanley K.Hornbeck)是当时美国为数不多的几个中国通之一，他早年曾就学于担任过驻华公使的芮恩施，1909-1913年在华任教，1928-1937年执掌远东司，一直是美国远东政策的重要设计者。甚至在他1937年离开远东司直到1944年出任驻荷兰大使期间，美国的远东政策都打上了深深的“霍恩贝克烙印”②。
执美国远东政策之牛耳的霍恩贝克开始考虑是否需要放弃“不承认主义”而采取一种全新的远东政策。他在中国生活过多年，做过浙江高等学堂的教员③，浙江都督朱瑞的幕僚④，奉天法政学堂的教习，并对美国的远东政策形成了一套完备的理论体系⑤，但这毕竟已事隔多年。20世纪30年代日本靠武力占领了中国东北，并扶植建立了伪满洲国政权，远东地区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很大变化。对于这些变化，美国只是从驻外使领馆发往国务院的电报中有所了解，而没有日本侵占东北所造成远东危机的第一手资料。于是，霍恩贝克决定派遣他的副手汉密尔顿前往远东了解情况。
霍恩贝克之所以选择汉密尔顿出使远东，一方面固然由于两人长期以来的良好关系，另一方面更由于汉密尔顿对远东事务的了解。汉密尔顿早年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随即进入陆军工作，1920年转入美国驻外机构，被派往北京、广州、上海等地，1927年返回华盛顿任职，并于次年进入远东司，1931年开始担任国务院远东司副司长直至1937年接任霍恩贝克任远东司司长⑥。他在中国的经历，使他成为国务院内仅次于霍恩贝克的远东问题专家。
为了得到国务院对此行的支持，霍恩贝克颇费了一番周折⑦。终于在1933年8月19日，汉密尔顿从华盛顿出发，开始了为期半年的远东之行。
二、汉密尔顿在远东的重要会谈
据日记索引显示，汉密尔顿在远东期间共与159人进行过深入的交谈，其中包括美国驻远东各国的外交人员、日本军政界要人、国民政府官员以及美国驻远东各国的商业代表和宗教界人士等⑧。
(一)在日本的活动
日本是汉密尔顿远东之行的首站，据日记记载，副司长先后于1933年9月29日—10月18日、1934年2月1日—6日在日本停留，而后一次仅仅是为了转道回国。
9月29日晨，汉密尔顿在横滨登陆，随即入住东京帝国饭店，前日本驻美使馆参赞加藤外松在饭店等候迎接。在与美国驻日使馆人员共进午餐后，汉密尔顿向美国驻日大使格鲁(Joseph Grew)询问了使馆人员状况、日本国内的反美宣传、移民问题以及伪满洲国现状等。格鲁一一作答，并提到此前与花旗银行经理约翰·柯蒂斯(John L.Curtis)关于伪满洲国问题的交谈情况。实际上，包括柯蒂斯在内的一些美国商界代表们对“不承认主义”是不赞成的，他们认为这一政策使得美国的商业利益备受打击，因此应尽快对“满洲国”予以承认。除此而外，格鲁还提到日本政局的变化：广田弘毅已经取代了内田康哉成为新任外相，由此而带来的美日关系走向尚不得而知⑨。
在日期间，汉密尔顿还与日本政界要人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包括10月11日受到宣仁亲王夫妇的接待、10月2日—11日先后与天羽英二、加藤外松、重光葵及广田弘毅等的会谈。会谈内容主要涉及日美关系、日苏关系、日中关系三个方面。10月2日，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部长、外务省发言人天羽英二与汉密尔顿会谈时询问美国人对远东问题的最新看法，并表达了新任外相广田希望改善对外关系的意愿。接下来的几天里，加藤外松、重光葵、广田弘毅在与汉密尔顿会谈时，详细谈到了改善日美关系的办法。日本打算派遣亲善使团赴美以增进双方了解，汉密尔顿委婉地予以拒绝，并说解决美日间紧张关系的最好办法应该是注意日常事务的处理，尤其是要限制报界不要进行反美宣传⑩。日苏关系同样是汉密尔顿与日本政要会谈的重点，汉密尔顿于10月4日花费一整天时间研究了双方往来文件，在会谈时就伪满、苏联、日本关于售让中东铁路的谈判、苏日间的渔业问题等交换了意见，初步判定双方近期内不会发生战争，但认为1935年春天将很有可能兵戎相见，并将这一判断迅速通知了霍恩贝克(11)。对于日中关系，日本表示随着华北局势的稳定，会尊重国联及《凯洛格—白里安公约》的精神予以妥善解决。同时，双方都认识到一个事实，即作为个体的中国人的强健及作为整体的中国人的虚弱，而日本则恰恰相反(12)。
除此而外，汉密尔顿在日本期间还广泛接触了商界、报界人士，如托马斯·巴蒂(Thomas Baty)、休·拜厄斯(Hugh Byas)等。巴蒂是英国著名国际法学者，曾长期担任日本外务省法律顾问；拜厄斯是《纽约时报》驻东京记者，两人对日本的情况颇为熟悉。汉密尔顿从他们那里获悉了日本国内的经济、政治状况。为了获得更详细的驻日美商对美国远东政策的建议，汉密尔顿还与花旗银行经理柯蒂斯会面，认真听取了关于是否承认伪满洲国问题上的态度。
按照原定行程安排，汉密尔顿计划10月18日从大阪出发前往大连，但由于美国驻华公使詹森(Nelson T.Johnson)来信表示希望在10月末前与其见面商谈远东政策，于是汉密尔顿临时改变计划，于10月19日离开神户前往天津，并于10月24日晚抵达北京，开始考察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
(二)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
从10月25日开始，汉密尔顿先后对北平、天津、汉口、南京、上海、广州、厦门等地进行了考察，期间与美国驻华外交人员、商界代表及国民政府政界要人、各国驻华代表等广泛交谈。从时间跨度上来看，这部分考察所占时间接近3个月，占其总考察时间的一半以上，足见对华政策在其远东政策中的重要性。
为详细了解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汉密尔顿先后与何应钦、汪精卫、孔祥熙、孙科、宋子文等进行了会谈。在与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会谈时汉密尔顿指出，美国人向来对中国怀有友好感情并乐于帮助中国，但前提是中国要实现国内统一且保持政治稳定。何应钦一方面解释了国民政府所面临的困境，另一方面提到了由于人口众多、文化水平较低等因素使得国家的完全统一相对困难(13)；在与汪精卫、孔祥熙会谈时，两人均表示对中国目前的状况颇为担忧：外有日本的侵略，内有各派军阀割据混战、江西等省份共产党势力的日益壮大(14)。汪精卫提到美苏两国建交并不能起到阻止日本侵略的作用，而国际社会孤立日本将使其对中苏两国侵略的可能性加大(15)；孔祥熙则向汉密尔顿介绍了福建事变的情况以及国民政府对苏美建交的看法(1933年11月16日，苏美两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16)；汉密尔顿还会晤了立法院院长孙科与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委宋子文，前者向汉密尔顿介绍了立法院的组成情况，以及国民政府重建计划主要致力的三个方面：通过增修公路进行交通重建、城市的发展、乡村建设。后者提到了全国经济委员会的进展情况，如聘任外国顾问尤其是美国顾问，并致力于一系列建设，如扶持棉花、煤炭、石油以及生丝产业的发展，通过增修公路进行交通建设，投入力量促使农村经济尽快恢复等(17)。
与汉密尔顿会谈的美国在华商务人员，包括花旗银行、美孚石油公司、英美烟草公司、通用电气等企业的驻华代表。
由于花旗银行与美孚石油公司在华拥有大批业务，自然成为汉密尔顿此次接触的重点。花旗银行是美国在中国设立的第一家银行，在北京、天津、哈尔滨、大连、汉口、厦门、广州、香港设有八家分行(18)。11月2日，汉密尔顿与花旗银行北平分行经理贝诺德(C.R.Bennett)会谈，贝诺德对中国的财政状况甚为担忧，认为财政困难主要是由于军费开支加大所致。同时认为此时宋子文辞去财政部长一职，主要源于蒋宋之间的政见分歧，并说宋可能在适当的时候重新担任该职。11月20日，汉密尔顿会见了花旗银行天津分行经理诺斯(North)。据诺斯称，东北市场的丧失使得天津的经济状况日益下滑，在天津的商人们甚至希望日本控制京津地区，这样便可以继续他们的商务往来。之后汉密尔顿又分别会见了汉口分行的托里(Ed Torrey)与广州分行的斯特拉(Stelle)，两人都分析了中日贸易增长的趋势，并认为日本将逐渐主宰对华贸易(19)。
美孚石油公司(以下简称美孚)自1894年以上海为基地侵入中国开始，便迅速向内地扩展营业范围。20世纪30年代时，美孚已经在中国建立了一个庞大的销售系统，煤油销售遍及全国……在中国的投资达4300万美元，是当时美国企业在远东各国最大的直接投资(20)。对于这样一个企业在华代表对远东问题的看法，汉密尔顿显然是不能忽视的。据日记记载，汉密尔顿在华期间与美孚汉口经理多兰斯(A.A.Dorrance)、上海经理杜克德(F.J.Twogood)、广州职员舒尔茨(Schultz)、桑格(Sanger)、柯尔比(Kirby)等进行了会谈。多兰斯指出，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中国在政治上鲜有进步，经济上却取得了很大的发展，美孚石油公司在华发展势头虽好，但仍面临着苏联石油工业的激烈竞争。杜克德认为中国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尤其是民众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没有提到关于美孚在华经营状况。1934年1月2日、8日，汉密尔顿分别听取了美孚驻广州三位职员对华南地区石油工业状况的介绍。他们表示由于受欧美经济危机的影响，华南地区的经济大为萧条(21)。令人奇怪的是在汉密尔顿日记中并未发现美孚驻华人员过多地谈论伪满洲国问题及对远东政策的看法，然而相关的内容却在随后的四个报告中有所涉及。
在美国远东政策的制定中，驻外使领人员的意见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华期间，汉密尔顿广泛接触了包括美国驻天津总领事罗赫德(Lockhart)、汉口总领事沃尔特·亚当斯(Walter A.Adams)、南京总领事裴克(Willys R.Peck)以及上海总领事詹金斯(Douglas Jenkins)等在内的外交人员(22)。
11月19日，汉密尔顿会见了罗赫德并听取了他对美国远东政策的看法。罗赫德认为美国暂时没有必要改变其远东政策，虽然中国已经开始与伪满洲国签订一系列的协定并会逐渐接受其存在，美国最终也不得不承认伪满洲国，但现在却没有必要承认。亚当斯在与汉密尔顿会谈时提到，中国在过去的二十几年里没有取得太大的进步，但在国民党统治之后很多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对于领事裁判权等一系列权利的存在，亚当斯认为应该继续保持下去，这样更有利于美国对中国进行援助及中美贸易的发展。亚当斯还对美国允许菲律宾独立发表看法，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日本将最终占据该岛并与美国开战。12月2日、27日—29日，汉密尔顿分别与裴克和詹金斯会谈。遗憾的是，日记中对这两次会谈内容没有详尽的描述，只是提到了詹金斯与汉密尔顿私人关系非比一般(23)。
30年代美国在华新闻事业迅速发展，《大美晚报》(Shang Hai Evening Post and Mercury)、《华北明星报》(North China Star)等英文报纸名噪一时且对舆论产生了很大影响。汉密尔顿在华期间与这些报业代表进行了接触，其中包括与美国《纽约时报》驻华记者阿班的会谈(24)。阿班认为，共产主义在中国颇具活力，加之苏联的从旁经济支持，不出两年将会成为一支真正的力量并可能在中国得势；对于苏日关系，据其从日本得到的消息称，双方不久即会爆发战争，最晚可能在1934年春天。不过，阿班的这种判断并未使汉密尔顿信以为真。
11月4日，汉密尔顿踏上了前往伪满洲国的行程。
(三)在伪满洲国
11月7日—16日，汉密尔顿先后在大连、奉天、哈尔滨三地与美国驻伪满洲国外交人员、商务代表等会谈，而这一系列会谈基本围绕着“不承认主义”而展开。
汉密尔顿抵达大连的当天，便与美国驻大连领事范宣德(John Carter Vincent)及南满铁路总裁林博太郎会谈。林博太郎认为，日本经济正趋于好转，其部分原因要归功于伪满洲国的建立，但当汉密尔顿询问伪满政权采取何种方式推动了日本经济发展时，林博太郎却没有深入解释。范宣德与汉密尔顿谈论的内容则主要集中在是否对伪满洲国政权予以承认。范宣德说，尽管随着日本占领中国东北而导致中日贸易额激增，但美国的石油、烟草、棉花、重型机械等一直是中国所需要的，因此美国不必担心贸易下降问题，更不必急于承认伪满洲国(25)。
11月8日，汉密尔顿抵达奉天，并向美国驻奉天总领事梅尔斯(Myers)及领事、副领事详细询问了当地情况。梅尔斯与汉密尔顿的会谈持续了两天，期间谈到了“不承认主义”、日苏关系、伪满洲国现状等诸多问题。梅尔斯分析道：南京国民政府正在与伪满洲国商谈签署铁路、邮政协议，而随着这些协议的签订，对伪满洲国事实上的承认必将确立。即便如此，美国仍没有必要承认伪满洲国政权，因为并没有急迫的商业利益要求他这样做(26)。当然在是否承认伪满洲国问题上也存在着不同意见，如花旗银行驻奉天经理丘奇(Sam Church)认为，要想保住美国在中国东北的商业利益，美国必须立刻承认伪满洲国。汉密尔顿回应道，这种担忧是没有必要的，美国政府将尽一切可能维护在伪满洲国的利益，包括通过驻东北各地的领事直接与伪满洲国当局进行交涉。在奉天期间，汉密尔顿还邀请英、法、德等国领事会谈，了解到日苏间在短期内不会爆发战争。
离开奉天后，汉密尔顿转道新京(即长春，伪满洲国政府所在地)前往哈尔滨，并于11日晚顺利抵达。美国驻哈尔滨总领事汉森(Hanson)安排了盛大的晚宴，出席者包括美国驻哈尔滨外交人员，法国、苏联、日本、捷克、丹麦、波兰等国外交代表，美孚石油公司驻哈尔滨负责人、花旗银行驻哈尔滨经理、美国基督教青年会会长以及南京国民政府代表等数十人。在哈尔滨期间，汉密尔顿广泛了解了各方对伪满洲国的看法，与梅尔斯一样，汉森也不赞成立刻承认伪满洲国政权及对伪满洲国政策进行变更。美国驻哈尔滨的商业代表对是否承认伪满洲国态度并不一致：花旗银行哈尔滨经理比廷(S.Bitting)抱怨美国的“不承认主义”阻碍了其在伪满洲国的经营，美孚石油公司哈尔滨经理奥托(G.B.Ott)则对其经营状况基本表示满意。
(四)在菲律宾
汉密尔顿远东之行的最后一程是其海外殖民地菲律宾。由于受30年代国际大气候的影响，此时的菲律宾独立呼声日高，加之其商品免税进入美国市场损害了美国利益，美国开始考虑变更对菲的殖民统治形式(27)。1934年1月15日—17日，汉密尔顿在马尼拉会见了美国驻菲律宾总督弗兰克·墨菲(Frank Murphy)。墨菲认为美国目前的远东政策、包括对菲律宾政策在内都不够明确，应该成立一个专门机构研究该区域状况以利于政策的制定。关于日本对菲律宾的威胁，墨菲多少有些担忧：虽没有明显迹象表明日本将在美国从菲律宾撤出后取而代之，但其意图却是显而易见的。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只有静观待变，并避免卷入菲律宾国内政治中去，也不要公开表示支持哪个党派。稍后几天，汉密尔顿又会见了菲律宾大学的拜尔(H.Ottery Beyer)教授，从他那里，汉密尔顿得到了与从墨菲那里获得的相似结论，即日本是对菲律宾觊觎最甚的国家，其次才是英国、法国(28)。
汉密尔顿在马尼拉逗留时间极短，随后按计划回国。因为此时苏美已经建交，汉密尔顿便于2月10日从海参崴出发，通过西伯利亚大铁路前往莫斯科，取道伦敦回国。3月8日，汉密尔顿顺利抵达华盛顿。
三、汉密尔顿报告对美国远东政策的影响
返回华盛顿后，汉密尔顿向国务院呈递了四份报告：关于日本、关于“满洲国”、关于中国、关于美国远东政策(29)。这近70页的报告除介绍了在远东期间的一系列重要会谈外，还综合分析了所获资料，尤其是第四份报告，以大量的数据论证了美国在远东的经济、军事利益，对美国远东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美国重新调整了远东政策，即在中日之间维持某种平衡，并持续对该区域的出口
汉密尔顿在报告中提到，目前美国在华人员约为1万人，在日人员约为2000人；在华投资总额约为2亿美元(30)，在日则约为7000万美元；美国对华贸易占其对外贸易总额的3％，对日贸易则占9％。由此可见，日本在美国对外贸易中较中国占更重要地位，但中国潜在的巨大市场又使得美国在华有更大的投资。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远东政策就需要在两国之间维持一种平衡，时刻以是否有利于美国经济利益为衡量准绳(31)。
汉密尔顿的报告对霍恩贝克、赫尔以及罗斯福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后来的事态发展表明，美国实际上是接受了这一建议的。即便在美日关系相对紧张的1934年4月，当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部长天羽英二发表声明，声称推行“亚洲门罗主义”，排斥英、美在华势力时，赫尔为不触怒日本，直至一周以后才发出一个比“史汀生主义”更软弱的照会，称“中美关系，正如美国与日本及其他国家的关系一样，是受普遍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及美国所加入的各项条约支配的”，“在涉及其他国家的权利、义务和合法利益的情况下，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不经其他有关国家的同意，而达到它自己的企图”(32)。美国远东司进而表示，“今后美国政府不再给中国以财政援助，如要提供借款，应由国际银行团提供，也就是与日本合作提供；应劝阻美国人充当中国政府的军事顾问；严格控制对中国的军火输出”(33)。从中可以看出所谓的政治上的对华支持在经济利益面前显得次要得多；4月末，赫尔又发表了各国间贸易互惠原则的演讲，表明美国对于传统政策的基点不在于“尊重中国领土之完整”，而在于商业经济利益。
由于1934年开始美国远东政策做出了调整，这一年的贸易额较之前发生了很大变化：美国对日出口额为2.1亿美元，而1930年至1933年间基本维持在1.5亿美元左右(34)；对华出口为271.285百万美元，占比达到26.2％，而1933年则只占21.9％(35)。
(二)美国摆脱了对战争的担忧，认为短期内苏日、美日间不会发生武力冲突
罗斯福上任伊始，就遇到了日本因不满国联对伪满洲国问题的最终决议而退出一事。同时，在日本军部宣传的影响下，相当多的日本人和陆军都认为，日本与苏美两国终将不免一战。这种传言在日本国内极为盛行，甚至连苏联驻日大使尤勒涅夫也认为战争极有可能在1934年春天发生(36)。
汉密尔顿在远东期间，与相关人员就苏日关系进行了广泛的交谈，得出两国在短期内不会爆发冲突这一结论，从而打消了美国对苏日战争的担忧。同时，汉密尔顿还建议美国政府不要过早地从菲律宾撤出，因为菲律宾一旦独立，日本将迅速占领，并进而引起英、法、荷在东亚地区殖民地的一连串连锁反应，这也将加大美日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37)。
尽管美国摆脱了对短期内爆发战争的担忧，但罗斯福政府一直在为未来的美日战争做准备。继1933年6月拨款在三年内建造32艘军舰后，美国国会又于次年3月27日通过了《文森—特拉梅尔法》，使美国海军有了它第一个系统的更换舰艇的计划，即于1935年修造1艘航空母舰、2艘巡洋舰、14艘驱逐舰和6艘潜艇；1936年建造15艘驱逐舰和另外6艘潜艇；1937年建造2艘战列舰、12艘驱逐舰以及6艘潜艇；1938年和1939年每年各建造2艘战列舰、8艘驱逐舰和4艘潜艇(38)。从中可以看出罗斯福对远东事务的远虑。
(三)对伪满洲国继续奉行“不承认主义”
如前所述，尽管罗斯福上任之初就公开表示会继续奉行“不承认主义”，但实际上，无论是总统本人还是国务卿赫尔、远东司司长霍恩贝克等对此问题的态度都是不甚明了的。汉密尔顿此行的目的之一就包括与美国驻伪满领事、商业代表接触，并充分了解他们对“不承认主义”的看法。总体来说，大部分的美国驻华、驻日外交人员及美孚石油公司代表是不赞成立即承认伪满洲国政权的，以花旗银行为代表的美国银行家及少量商人则看法相反。
从关于伪满洲国的报告来看，双方观点是针锋相对的。
主张立即承认伪满洲国政权的一派认为：“满洲国”已经成为既成事实；承认其法律上的地位将为双方外交人员交往提供更多便利；可以使“满洲国”公民增强稳定感，恢复与其他国家的正常贸易；有利于美国银行业对其开展借贷；有利于“门户开放”原则的贯彻；将会阻止日本合并“满洲国”。
反对立刻承认伪满洲国政权的一派认为：一旦承认伪满洲国，将有损于自一战以来建立的和平体系；一旦承认，各国就要对伪满洲国政府现在及将来所采取的行动承担责任；“不承认主义”目前并未给美国及其他国家带来利益上的损害；伪满洲国形势并未稳定，改变目前的“不承认主义”是不明智的；中国在一两年内会改变对伪满洲国的政策，其他国家应静观待变；伪满洲国是日本策划扶植的，不具有国家属性(39)。
基于以上分析，汉密尔顿最后总结道，美国对伪满洲国政权应继续奉行“不承认主义”，承认将不会带来任何好处。
由于汉密尔顿在返回华盛顿之前便将伪满洲国的情况及政策建议提交给了国务院，这使得美国在应对1934年发生在伪满洲国的变局时能够有所准备。3月初，外界盛传华盛顿和东京正计划启动谈判，日本将在1935年海军会议上放弃其一贯坚持的与英美海军的同等地位。作为回报，华盛顿将修改移民法、放弃在菲律宾的海空军基地，并在外交关系上承认满洲国(40)。并说广田与赫尔的近两次通信已经谈到了此问题。3月21日，美国国务院一方面公布了广田—赫尔信件内容，否认了“两国政府正在进行和谈”这一谣言。两天后，美国驻南京使馆顾问亲自将广田—赫尔交换意见通报了中国外交部(41)。同时，再次重申了在伪满洲国问题上的“不承认主义”立场。
综上所述，汉密尔顿的远东之行是在特殊条件下的一次非同寻常之举。他肩负的重大使命主要是：重新估价史汀生的“不承认主义”，对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他条约权利问题进行调查，调查美国远东贸易状况，预测苏日之间的微妙关系及战争的可能性，听取美国驻华、驻日外交人员对远东政策的看法。同时，汉密尔顿在远东期间发往国务院的电报、远东之行日记及提交的四份报告，使美国获得了远东问题的第一手资料，并在此基础上相应调整了远东政策。
注释：
①伯纳德·斯登歇尔：《史汀生主义：富兰克林·罗斯福对莫利与特格韦尔》(Bernard Sternsher,"The Stimson Doctrine:F.D.R.Versus Moley and Tugwell")，《太平洋历史评论》(The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1962年第3期。
②关于霍恩贝克在美国远东政策制定中的作用，可参见欧内斯特·梅、小托马斯·詹姆斯：《美国与东亚关系》(Ernest May and James C.Thomas,Jr.,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剑桥1972年版，第217页；弗雷德里克·马克斯：《沙漠大风：富兰克林·罗斯福外交》(Frederick W.Marks Ⅲ.,Wind over Sand:The Diplomacy of Franklin Roosevelt)，佐治亚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8—49页；弗兰克·梅尔里、西奥多·威尔逊：《美国外交的制定者》(Frank J.Merli and Theodore A.Wilson,Makers of American Diplomacy)，纽约1974年版，第431—432页。
③浙江大学校史编写组编：《浙江大学简史》第1、2卷，浙江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页。
④胡仕章：《斯坦利·霍恩贝克与门户开放政策1919-1937》(Shizhang Hu,Stanley K.Hornbeck and the Open Door Policy,1919-1937)，格林伍德出版集团1995年版，第23页。
⑤1916年，霍恩贝克完成《当代远东政治》(Contemporary Politics in the Far East)一书，该书出版后风靡一时，曾先后八次再版，霍恩贝克亦因此奠定了远东问题专家的地位。
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89页。
⑦1933年远东司的经费极为紧张，从1800百万美元下降到1350百万美元，职员薪水缩减50％。见多萝西·博格、冈本俊平等：《作为历史的珍珠港事件：日美关系，1931-1941》(Dorothy Borg and Shumpei Okamoto,Pearl Harbor as History:Japanese-American Relations,1931-1941)，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83页。
⑧《马克斯韦尔·汉密尔顿文件》第一匣《远东之行日记·索引》(Trip to Far East,Diary,I.Index—by Name—of Important Conversations,Box 1，Papers of Maxwell M.Hamilton)。
⑨《远东之行日记》，1933年9月29日。
⑩关于日本亲善使团的派遣及美国政府的态度，见多萝西·博格：《美国与1933-1938年的远东危机：从满洲事变到不宣而战的中日战争的最初阶段》(Drothy Borg,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of 1933-1938:From the Manchurian Incident through the Initial Stage of the Undeclared Sino-Japanese War)，哈佛大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40页。
(11)美国国务院：《美国外交文件·1933年》(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第3卷，第424—427页。
(12)格鲁对此亦早有觉察，见约瑟夫·格鲁：《使日十年——1932至1942年美国驻日大使格鲁的日记及公私文件摘录》，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45页。
(13)《远东之行日记》，1933年10月26日。
(14)《远东之行日记》，1933年11月5日、11日。
(15)《美国外交文件》，1933年第3卷，第477页。
(16)《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编辑委员会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33年10—12月》，台北文物供应社1984年版，第734—746页。
(17)《远东之行日记》，1933年10月26日，12月5日、11日、12日。
(18)颜品忠主编：《花旗银行在华掠夺纪实》，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第27页。
(19)《远东之行日记》，1933年11月2日、20日、27日、29日，1934年1月8日。
(20)入江昭、孔华润：《巨大的转变：美国与东亚1931-1949》，复旦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22页。
(21)《远东之行日记》，1933年11月29日，12月13日，1934年1月2日、8日。
(22)《远东之行日记》，1933年11月19日、29日，12月2日、27—29日。
(23)汉密尔顿与詹金斯曾于20年代初在广州共事。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1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第773页，该书将Maxwell M.Hamilton误写为Manwell M.Hamilter。
(24)哈雷特.阿班(Hallett Abend)是30年代美国在华记者中地位极为特殊的一员，其作用已完全超出了记者的层面。“对美国政府而言，他是个不支薪的高级情报员，免费提供绝密情报，分量超过任何正式间谍。对其余各国政府而言，他是个编外的美国外交官，其作用，常常是美国大使所不能及。因此，日美之间、中美之间、苏美之间，都要由他来频频传话。”参见哈雷特·阿班：《民国采访战：〈纽约时报〉驻华首席记者阿班回忆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译者序第3页。
(25)《远东之行日记》，1933年11月7日。
(26)《远东之行日记》，1933年11月8日；麦克雷戈·埃罗尔：《罗斯福政府与满洲国1933-1941》(MacGregor Errol,"The Roosevelt Administration and Manchukuo，1933-1941")，《历史学家》(Historian)1970年第4期，第599页。
(27)1932年12月17日，美国国会终于通过了《海尔—哈卫斯—加亭法案》。该法案规定在10年过渡期满后准予菲律宾独立。过渡时期建立一个自治政府，菲律宾自治宪法由民选的宪法会议制定，但必须由美国总统批准。
(28)《远东之行日记》，1934年1月15—17日。
(29)《马克斯韦尔·汉密尔顿文件》第一匣《远东之行报告》(Trip to Far East,Reports,Box 1,Papers of Maxwell M.Hamilton)。
(30)这一点与雷麦的估计是相同的。见雷麦著，蒋学楷等译：《外人在华投资》，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77页。“美国在华投资的数目现在大致已达2亿美元。更详细些说，根据我所能收集且能应用的查料，估计美国在华的投资截至1931年1月1日，可以相信，值196,606,400美元”。
(31)关于这一点，历史学家德·休·桑蒂斯的判断与史实有很大出入。在他看来，汉密尔顿打算放弃在华部分市场以平息日本的敌意。同时，桑蒂斯也是美国为数不多的提到汉密尔顿远东之行的历史学家之一。见德·休·桑蒂斯：《安静的外交：美国外事处、苏联与冷战，1933-1947》(Huge De Santis,The Diplomacy of Silence:The American Foreign Service,the Soviet Union，and the Cold War,1933-1947)，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51页。
(32)《美国外交文件·日本1931-1941》第1卷，第231—232页。
(33)陶文钊：《中美关系史》第1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2页。多萝西·博格：《美国与1933-1938年的远东危机：从满洲事变到不宣而战的中日战争的最初阶段》，第81—82页。
(34)美国对日出口额1930年为1.65亿美元,1931年为1.56亿美元，1932年为1.35亿美元，1933年为1.43亿美元。见《商业月报》第17卷，第3号，1937年3月，第2页。
(35)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65页。
(36)约瑟夫·格鲁：《使日十年——1932至1942年美国驻日大使格鲁的日记及公私文件摘录》，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82、131页。
(37)《远东之行报告——美国远东政策》，第10页。
(38)斯蒂芬·豪沃思：《驶向阳光灿烂的大海：美国海军史1775-1991》，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422—425页。
(39)《远东之行报告——“满洲国”》，第10—12页。
(40)麦克雷戈·克劳斯·埃罗尔：《罗斯福政府与满洲国，1933-1941》，第601页。
(41)《美国外交文件·1934年》第3卷，第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