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体西用”的文化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体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献标识码：A
文献编号：1007-0397-(1999)02-0064-03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中国先进思想界表达的一种文化理念，也是近代经世之士面对西方全面撞击所呈现的二元化心理结构的矛盾反映。它萌芽于冯桂芬，集大成于张之洞，风风雨雨30年，最终上升为哲学的概括，翻开了中国文化思想史上历史性的新页。
一、“中体西用”是近代中国人试图缓解历史和价值冲突的理性抉择
当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其“船坚炮利”的优势轰开中国封建深宫古老的城门时，以“天朝上国之主”自居的清王朝身不由己地卷入了世界近代文明的旋流，中华民族在被迫接受西方列强赐予的艰辛、屈辱和苦难的同时，也被鸦片的毒雾和战火的硝烟所惊醒，民族危机的刺激使有识之士生出了强烈的忧患意识，他们意欲构建一种文化层次既能抵御外侮，又能富国强民。分析当时的世界大势与中国的基本国情，我们至少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1.单一的封建正统文化已经不能成为包医近代中国百病的良药
毫无疑问，中国的传统文化曾放射出理性的光芒，它的“道、法、易、理”促进并维系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历程，它的儒家经典产生了一股深沉、博大的民族凝聚力，托起了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脊梁，但是，当近代的史卷翻开的时候，中国传统文化却在欧洲近代文化骤然升腾的火炬中，显得黯淡无光，从价值的视角来判断，它已不再是中国人理想的精神家园。当太平洋的狂涛载着西方的“坚船利炮”呼啸而来的时候，“奇技淫巧”不再是清政府眼中供人欣赏的玩物了，而伴随着“坚船利炮”一起涌来的近代西方文化对中国人来说更具威慑力。从这里可以看出：传统的封建文化沉积下来的历史惰性已经挽救不了内忧外困、风雨飘摇的近代中国，难怪有识之士魏源无可奈何地感叹：“昨岁之历，今岁不可用。”[1]
2.纯粹意义的西方文化在中国难以找到赖以生存的社会经济土壤
“文化”一词的根本涵义是指“文治教化”。汉代的荀悦曾说：“宣文教以张其化。”由此可见，文化是指作为群体或类的人的活动方式以及为这种活动所创造并又为这种活动方式所凭借的物质财富和精神产品，是人的群体或类借以相互区别或与他类区别的依据。它的形成依托特定的社会经济背景并需要数代群居体在心理上积淀一定的观念定势、思维定势、价值标准定势；“定势”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强烈的遗传性，积重而难返，不可能被异域文化所取代。中国的传统文化在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小农社会里孕育了几千年，深深地打上了本民族的烙印，在西方文化的冲击面前不会不堪一击；况且近代西方文化是在近代工业文明的基础上构建的，显然与自然经济的基本特点不协调，这就是近代中国面对西方从表层到深层结构的先进仍死死守住“中体”并坚持“西学中源”的理由。连明智通达的薛福成都如是说：“所谓西学者，无非中国数千年来所创，彼袭而精究之。分门别类，愈推愈广。所以蒸蒸日上，青出于蓝也。”[2]
3.“中体西用”是中国文化获得再生机制以求“制夷”的最佳对策模式
一种拥有勃勃生机而不衰竭的民族文化应是一种以本民族文化为基础，用包容百家、兼收并纳的胸襟改造、融合外来文化，充实和更新自己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从大体上讲是在一种“封闭求同”的状态下伸延，但并不影响它对外来文化的消融，中国文化之所以绵延几千年并在隋唐时期格外璀璨夺目，那是因为在这一时期吸纳了印度的佛教，至宋代被融化，形成了宋明理学，把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完善到了极至。直至西学东渐前中国文化再未遇到外来文化的冲击因而也就走向了僵化。到清顺治十三年，为对付反清势力，清政府采取“闭关锁国”政策，中国文化也处在与外界隔绝的自我封闭中。晚清时期，当西方的不速之客远道而来时，清政府仍愚昧地沿袭“闭关锁国”作为其“防夷”、“制夷”的要策，结果在西方坚船利炮的强大攻势下，国门洞开，经世之士惊起睁眼看世界，介绍西学，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3]的对策。 沿着这一思路历程发展了20年，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从感性上升到理性的初级阶段。先觉者们认为：只有中西文化融合，才能找到近代中国生存的支点。于是，融合的方式就成了思考的主题。冯桂芬率先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4]1893年， 郑观应进一步指出：“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5] 道出了中学与西学的关系；1896年4月， 沈寿康在《救时策》中明确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概念[6]；1898年，张之洞著《劝学篇》， 把“中体西用”概括成一种理论，作为指导“强兵富国”的主体思想。以历史的眼光而论，从“闭关锁国”到“中体西用”应该说是一个理性的选择。当然，当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有所发展、中国人学习西学已形成制度以至深入到哲理层面的时候，“中体西用”又趋于保守了。
二、“中体西用”突破了以儒家道统为核心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建传统文化的基本格局，赋予其开拓的思想价值
中国传统文化就其主体所属来看是一种小农意识的反映，就其文化本身来讲是一种自我封闭、自我完满的体系。从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孔儒一家作为封建社会的精神支柱硬撑了2000多年始终不倒，其“树大根深”由此可见一斑。但是，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中国以后，随着大量外国商品和外国资本的输入，使中国的自然经济逐步走向解体，造成城乡手工业的破产，客观上为中国商品经济的产生和发展创造了条件。商品经济的出现意味着封建传统文化的经济基础已开始动摇。“中体西用”以此为契机应运而生。这便给当时落后、保守、僵化的思想界带来了一丝清晓的光。
1.“中体西用”否定了儒家的“穷尽真理”观，对传统文化的审视面扩大
中国有一句格言：“半部《论语》治天下。”似乎在暗示人们，儒家学说已经达到了真理的极限，修身、养性、治国、平天下已绰绰有余，没有必要再丰富、再发展。因而，朝朝代代以守住祖宗成法为天经地义之责任，并强调家法、师承关系，向慕“三代”，借鉴先贤，惟古是从。到了清朝，满洲贵族为了笼统汉族封建士大夫以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一方面极力强调维护封建典章制度，主张“忠信为甲胄，礼仪为干橹”；另一方面大肆倡扬汉学、理学，尤其是乾嘉两朝，“家家许郑，人人贾马，东汉学灿然如日中天矣”[7]。但是， 当祖宗成法不能守住祖宗之土时，一批忧国忧民之士从师古、泥古的氛围中超脱出来，寻找摆脱中国困境与危机的出路，“中体西用”应时代的要求出现在中国思想界。它主要侧重于向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学习富强之方，阻止地主阶级沉沦，反对顽固守旧势力拒绝任何改革的偏狭与短视，在内忧外患中走向复兴，并在中西文化的比较中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重新审视，超越汉学、理学的范围，挖掘出传统文化的精华，找出西学和中学的衔接点，在坚持自身优势的同时，寻求文化互补的渠道，力图正确处理好古与今、中与外的辩证关系。正如冯桂芬所说：“太史公论治曰：“法后王。为其近已俗而变类，议卑而易行也。愚以为在今日，又宜曰：鉴诸国。诸国同时并域，独能自致富强，岂非相类而易行之尤大彰明较著者！”[4]
2.“中体西用”发展了“变易”思想，使“用”的范围不断扩大
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它不仅使国家主权遭到破坏，而且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侵略和文化渗透，把一个独立自主的封建中国推向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面对中华民族这一前所未有的“奇变”，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发生了分化，一部分爱国开明的官员、知识分子开始突破憎恶与畏惧的消极狭隘心理，从匡时的角度出发，把读书治学的目的从单纯的科举、考据转向“明经致用”，关心国计民生，倡言改革，师夷长技，这种对社会危机作出的积极反应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来都有进步意义。但是，“经世致用”思潮虽然痛斥汉学、宋学脱离实际，主张把儒家经学与社会现实相结合，学以致用，可它仍以传统经学为依托，以振兴朝纲为目的，没有超出自古以来兼济天下之士在社会激烈动荡刺激下要求“变易”的思想框架，再加之传统观念的重重阻力，这一思潮也并没有引起社会广泛的注意。接踵而来的中国时局更加令人忧心如焚，第二次鸦片战争致使帝国主义侵略的魔爪从东南沿海伸进内陆，清朝政府出于巩固其统治的迫切需要，和外国反动势力勾结在一起，风云不测的中国岌岌可危。有识之士认为：救国的思路应该沿着经世思潮的轨迹再发展，并朦胧地意识到突破今文经学的“变易”观，重新考虑中国的前途和出路已是当务之急。基于这样的认识，冯桂芬提出了高出林则徐、魏源一筹的“夷务”观。魏源曾说：“夷之长技有三：一曰战舰，二曰火器，三曰养兵练兵之法。”[8]可见， 魏源所界定的“西用”仅在于军事技术和军事制度。冯桂芬看到西方各国比中国先进的地方远不止于军事上的优势，“至西人擅长者，历算之学，格物之理，制器尚象之法，皆有成书”[9]，“以今论之， 约有数端：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10]。人所尽知，人材、地利、君民、名实这些话题已涉及到国家经济、文化、教育、政治制度等方面。“西用”的范围在这里已经扩展，其内涵亦发生了质变。仁人志士的领悟对“中体”本身产生了怀疑，将“中体西用”的概念模糊，走向“中西会通”，最终引发出一场政治革新运动。
“中体西用”无论从物态文化来观察还是从精神文化来理解都具有一定的弹性，也就是说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思想界对“中体”与“西用”的认识不断深化，体用的界定随之变动。人们小心翼翼地在“守旧”与“西化”之间选择，寻求中西文化交流的缓冲带，不对传统价值提出正面挑战，给守旧势力一个台阶。这种以传统文化为基础，对西方文化采取开放、明智、谨慎的态度，无疑是对的。一个不珍惜传统或拘泥于传统的民族都是一个没有前途的民族。“中体西用”论者既维护传统，又反思中西之间的差异，可以说它是执着的爱国主义精神的体现。然面，当维新变法运动全面展开的时候，张之洞再次举起“中体西用”的旗帜，其目的在于借西学来保卫中学之本体，以便维护封建专制制度，同维新派作斗争。《劝学篇》的开头便说：“图新时者言新学，虑言道者守旧学，莫衷于一。旧者因噎而食废，新者歧多而羊亡，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非薄名教之心。”[11]这段话从字面上理解似乎非常公正地对待中学和西学，实际上是想遏制已经登上近代中国历史舞台的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言人。由此看来，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确保统治稳固，他们誓死捍卫以儒家道统为核心的封建精神支柱，可以不惜付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贫穷落后、被动挨打的惨痛代价。
收稿日期：1998—08—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