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激宇[1]2005年在《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文中研究指明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差异以及由此造成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差距问题一直是理论界经久不衰的热点问题，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然而，以往关于区域经济增长的研究多数是从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的要素报酬递减规律、完全竞争的假设出发，认为区域经济增长源于区域的资本、劳动及土地等生产要素的禀赋，区域之间要素报酬的差别将会通过要素流动趋向均衡，市场机制的作用最终会消除区域之间人均收入的差别，导致经济增长的均衡。多数学者正是从新古典增长理论出发，致力于探讨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各种因素，认为之所以产生地区差距，是因为这些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因素存在区域差异，如果消除或缩小这些区域差异就有可能缩小地区差距，实现均衡增长。然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地区尤其是东、中、西部叁大经济地带之间并没有出现理论预期的条件收敛，区域经济增长的极化现象尤为明显。面对非均衡增长的中国经济，将空间因素排除在外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缺乏足够的解释力。在此背景下，本研究试图改变以往的新古典经济学研究区域经济增长的视角，将产业的空间集聚因素引入区域经济增长的研究框架之中，建立一个新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的新框架。 论文在回顾与比较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和新经济地理的制造业中心-农业外围经济增长模型的基础上，以中国制造业集聚为例，重点从产业集聚促进区域劳动力要素、资本要素、土地要素供给的质量提高和数量增加，以及产业集聚促进区域产业结构变动、资源再配置效应提高等方面，揭示了产业集聚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内在作用机理。从而构建了一个基于制造业集聚的区域经济增长理论分析框架，也为全文的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提供了必要的分析视角、研究范围和逻辑框架。 论文通过宏观数据的计算与分析，证实了自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中国制造业发生了显着的空间集聚现象，东部沿海省份成为制造业聚集地；另一方面，中国各省、尤其是叁大经济地带之间存在着显着的增长差异，制造业集中分布的东部沿海地区经济一直处于高速增长状态，东部地区的增长优势不断被强化，处于正反馈的累积循环之中。 为了探究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论文分别从制造业区域集聚与区域劳动力要素供给、资本要素供给、区域土地集约利用，以及制造业集聚与区域产业
王雅莉[2]2003年在《城市化经济运行分析》文中指出城市化是当今世界上各门学科的一个热门话题。然而，能够深刻揭示城市化原理和基本机制的，应当是经济学。当然其他学科对于认识城市化现象也有重要作用。本文是针对城市化现象的经济运行过程所进行的分析。 城市化的经济运行分析，在我国还是全新的命题。城市化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必经的质变阶段，但直至20世纪60年代，人们对这一阶段的必然性、经济性、社会性、历史性等等还没有形成系统性的经济学逻辑认识，尽管这种认识对于指导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十分重要。60年代以来，虽然国内外的城市经济学着作已经很多，但运用均衡经济模型进行分析的还不多；其次，我国在跨世纪的发展中，各级政府在现实生产力的推动下，先后确定了以城市化为目标的发展战略，然而对于城市化机制、城市化道路、以及城市化政策策略等经济决策问题的理论基础还比较薄弱。本文以此为宗旨，在总结城市化经济发生机制的基础上，通过建立城市化均衡模型探讨了城市化经济运行过程的运行机制和调节机制。本文的主要内容如下： 导论部分阐述了城市化经济运行的分析意义、内容与视角，指出运用均衡与非均衡分析方法是适用于城市化经济运行问题的，并说明了研究城市化经济运行均衡态和调节城市化经济运行非均衡态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第1章，在众说纷纭的城市化经济运行的矛盾现象中，根据经济学原理揭示和归纳了两种现实的非均衡状态及其各自内部的不同表现：一是由“城市病”与城市短缺所展现的城市化经济运行的资源约束形态，另是由城市“空心化”、郊区化与村镇经济所展现的城市化经济运行的需求约束形态。同时指出现阶段中国城市化经济运行的非均衡态是囿于制度性供给约束的特殊非均衡形态。 第2章，总结归纳了城市化经济运行一般状态的历史基础和运行机制，是研究城市化经济运行形态的理论基础。这一部分，按照由抽象到具体和由历史到现代的研究方法，分析了市场机制作用下的城市化经济运行机理，从经济学角度提出了农业剩余与比较优势、非农产业、聚集经济、外溢效应四大城市化经济定理；在此基础上，一方面分析了城市化经济运行沿时间增长的两个内在内容提要机制:城市输出产业的城市化经济增长机制和从专业化到综合化的城市性质变迁机制，它们主要表现为“市”发展的延续;另一方面分析了城市化经济运行沿空间增长的两个内在机制:从单中心到多中心的城市化经济运行的内部空间扩展机理和表现为城市区域化、城市连绵体的城市化经济运行的外部空间扩展机理，它们主要表现为“城”发展的延续。从而纵观了整个城市化经济沿时空纵横的多维空间的运行机理。 第3章，具体分析了市场机制作用下的城市化经济运行的均衡状态，是本文理论的核心部分。首先对构成城市化经济的两个方面“城”的概念和“市”的概念作了专门的界定，然后在分析人们对城的行为特征的基础上导出了城需求函数和城供给函数，进而推出了“城，，均衡曲线U;在分析人们对市的行为特征的基础上导出了市需求函数和市供给函数，进而推出了“市”均衡曲线Y。在此基础上，定义了由U曲线与Y曲线的交点所决定的城市化经济均衡的概念，并分析了由此表现的城市化经济运行的均衡态。 第4章，分析了城市化经济运行均衡态的目标状态的概念与内涵，是本文理论核心部分的延续。城市化均衡态不等于目标状态，现实中有多种目标状态。对目标状态的选择取决于一定时期城市化经济运行的实际矛盾和城市居民的福利倾向。在我国，在加速进行的城市化进程中，其最主要的矛盾，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如卿匝利地向城市转移。因此，从我国来讲，能够使进人城市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与城市原有的劳动力一起，实现了充分就业，是我国目前城市化经济运行的最理想状态。为此，本章着重分析了劳动力流动对城市化均衡态的影响，并指出目标状态的实现要靠政府在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基础上，制定正确的城市化政策并实施有效的调节。 第5章，分析了城市化经济运行的非均衡态和对非均衡态的调节。这是城市化经济运行理论走向实际应用的过渡理论。城市化经济运行的非均衡点由U曲线与Y曲线的交点划分成城市化经济运行的四种非均衡态类型:老城萎缩型的城市化非均衡态、开发区型的城市化非均衡态、成长型的城市化非均衡态、老城综合化型的城市化非均衡态。这些非均衡态是城市化经济研究的现实对象，本章根据中国城市化的发展实际，研究了四种非均衡态的调节机制，并从城市化均衡状态的要求出发，提出了调节四种非均衡态和“城”非均衡态、“市”非均内容提要衡态的调节措施。 第6章，结论和政策建议。城市化经济运行具有政策依赖性，即保持城市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的均衡、保持城市化区域的经济运行均衡和城市产业高级化的动态均衡，都离不开政府政策的支持。指出城市公共产品配备率增长率的正值性，是保证城市社会福利提高的动态均衡条件。根据中国目前城市化经济运行的目标状态，认为中国现阶段对城市化经济非均衡态的调节，应促使城市化经济运行的均衡点
唐耀华[3]2014年在《区域城市化进程机理研究与实证》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我国一些典型城市的人口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为研究对象,从消费需求的视角,采用规范研究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为城市化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分析框架,借助SPSS、Eviews等统计软件建立起我国典型城市的城市人口与城市经济关系模型,探索在资本约束条件下,如何通过人为选择有重点的投入,使得特定区域社会的城市化进程比该区域社会城市化的自然进程要快,以填补在这一方面理论研究的空白,并力图为城市人口消费需求推动城市经济的发展提供参照。本研究对城镇与城市概念上的差异进行了梳理,以城市化的本质为切入点,对城市化概念进行完善和重新定义,认为人口的汇聚集中了各种各样的消费需求,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以不断满足这种消费需求,从而推动城市经济的发展。由此引入消费需求变量,论证社会经济发展加快、社会生活转变的主要原因是消费需求突变增量。在对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的关系理论梳理的基础上,本研究认为,农业剩余(剩余农产品和农村剩余劳动力)是城市化的先决条件,而工业化则加快了城市化进程,这种加快作用是通过比较利益驱动农业剩余生产要素向城市转移实现的。随着城市化进入都市化阶段,城市人口规模突破一定的数量界限后,满足某种商品或服务供给的最低市场规模要求时,新型的消费需求将会变为现实的供给,本研究将这种消费需求定义为消费需求突变增量,城市化和消费突变增量二者之间形成一种加速循环,促进城市经济迅猛发展。消费需求突变增量不仅意味着消费总量的增加,更意味着新的消费领域的开拓。本研究借助消费与经济发展关系理论的分析框架,得出结论：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是影响消费需求突变增量最重要、最基本的因素；在收入水平不变的情况下,城市人口越多,消费需求突变增量能被更多更快地创造出来；消费需求突变增量生产成本越低越容易实现。本研究认为,消费需求突变增量对城市化发展的作用以如下路径如何实现：一方面,随着城市发展人口聚集,城市的土地价格或地租价格不断上升,成为消费需求突变增量生产成本的主要部分,导致城市不断向城市郊区扩张,城区不断扩大；另一方面,消费需求突变增量形成新的消费领域,推动产业结构变化,吸纳新增就业人口,从而加速城市经济的增长和城市化发展。建立起“人口与消费需求增长简单曲线模型”,得出如下结论：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只要有消费需求突变增量Qt,必然存在至少1个城市的人口规模增长使该城市的经济加速增长的拐点。本研究采用基因突变理论来论证消费需求突变增量Qt对城市的演进与发展能够发挥巨大的作用力。根据消费需求突变增量可以论证出单个消费需求性质与状况的变化将导致城市发展过程中的自然选择,按照物竞天择的规律,适者生存并不断延续,不适者将被淘汰。消费需求突变增量也将发展壮大适应城市发展规律的消费需求,促进生产力的改进和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本研究从经济学意义上对城镇与都市进行了严格的区分：都市主要指由于人口规模的不断扩展,使各种消费需求的突变增量不断地产生与满足,在满足各种消费需求的突变增量过程中,将会使资本、劳动力源源不断的进入,从而推动城市人口加速聚集和社会的经济发展加速：而城镇则没有上述的特点。为了进一步论证人口的聚集对经济要素的聚集产生加速增长效应的拐点,本研究采用聚类分析、回归分析等实证研究方法,选择以上海、杭州、南宁为不同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水平的城市代表,进行城市经济增长与城市人口规模的模型分析,得出如下结论：叁类城市的GDP增长都存在一个与非农业人口相关的拐点,上海市在非农业人口约750万时；杭州、南宁则在非农业人口约110、130万时。这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明每一个城市肯定存在一个拐点,城市人口规模超过这一拐点人口数时,城市GDP加速增长。为了使模型更具普适性,对我国120多个大中小城市进行了统计分析,模拟出我国大中小城市人口与GDP增长关系典型曲线,发现城市经济增长加快的拐点出现在城市人口约54-55万时。运用以上实证结果探索广西的城市化道路,得出结论：实施优先发展大城市,培育一个超大城市作为广西城市化发展的领头羊,做大做强中心城市,是广西未来一段时期经济与社会高速发展的战略选择。地方政府为加快广西城市化发展,应当优先发展南宁、柳州、桂林、梧州等大中城市,培育南宁成为一个超大城市作为领头羊,做大做强柳州、桂林、梧州等中心城市,加快广西城市化的进程,缩短与全国城市化水平的差距。
李春生[4]2016年在《我国产业结构演进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产业结构演进与城市化发展不仅是现代经济增长的两个最重要的结构转变,而且二者还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一般认为,产业结构演进是城市化发展的动力,而城市化会对产业结构演进产生重要的影响。产业结构演进与城市化的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有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实现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二者关系的不协调则会给经济发展造成严重的困难和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产业结构得到了很大程度的优化和升级,城市化取得了较快的发展,二者的协调发展度也明显提高。但是,当前我国仍然存在着一些影响产业结构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的因素和问题,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探寻实现产业结构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的机制与路径,评价二者互动与协调的状态,辨识它们发展中存在的偏差并加以纠正,具有重要的意义。本研究在产业结构理论和城市化理论的基础上,对产业结构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的内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界定,形成了论文研究的主要框架。从“良性互动”促进“协调发展”的理念出发,在从理论上提炼归纳出二者互动机理的基础上,本文对我国产业结构与城市化的互动发展历程和状况进行了分析,对二者的关联性进行了统计与计量分析,对二者的发展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价,对二者的协调度进行了测算与分析,并从产业结构与城市化互动效应的角度对影响二者协调发展的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在整个研究的基础上,总结了影响我国产业结构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一定的探索和创新。第一,在经济理论和系统论的基础上,概括出产业结构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的四层内涵:基本条件是二者在一定条件下的良性互动;必要前提是二者各自的有序发展;具体表现是二者在发展速度和发展水平上的匹配得当;实现过程是“协调”与“失调”的动态变化调整。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个较为全面的研究框架。第二,在产业结构理论和城市化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较为完整的产业结构与城市化的互动机制,并在具体分析其作用机制时,针对有些研究不严格区分“互动”与“良性互动”的问题,分析了由“互动”到“良性互动”与“不良互动”的条件与可能性。第叁,在产业结构与城市化协调度的评价方面,建立了较为全面地反映产业结构与城市化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和距离协调度模型从纵向和横向两个角度,对我国及分省市产业结构与城市化的协调度进行了测算和分析,得出了全国的协调发展度逐渐提高、分省的协调发展度存在明显区域差异的结论,同时也发现了我国产业结构与城市化水平存在着偏差的实际情况。第四,针对两个系统互动关系研究中存在的方法上的困难,将PLS模型(偏最小二乘回归)引入到产业结构与城市化的协调发展研究中,定量分析我国产业结构与城市化的动态效应,既从整体上评价和把握二者的互动作用,也得出了二者互动发展中存在的几个突出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林国蛟[5]2004年在《中国城市化的动力机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城市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滞后的城市化水平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我们需要加快城市化进程,使其符合并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而加快城市化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就是必须深化中国城市化理论的研究,准确把握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动力机制。西方学者对于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已经作出了一定的研究,但是一方面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信息化,知识化和科技化日益显现,原有的城市化动力机制理论已经难以完全涵盖当代城市化的推动力,另一方面,中国城市化有其特殊性,国外发达国家的一般理论难以完全解释中国的情况,因此本论文对当代中国城市化的动力机制进行深入详尽的研究,希望构建一个基本的动力机制体系。 本文运用发展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信息经济学以及相关的经济学前沿理论,以我国城市化实践为背景,沿着“现象→分动力机制→综合机制模式→现实运用”的逻辑路线,进行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分析而最终获得对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并借此对中国城市化发展的问题进行探讨。首先,论文研究了城市化的第一种动力机制——工业化,在阐释工业化的经济学内涵以及工业化与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基础上,论文着重研究了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关系,得出工业化是现代城市化的根本动力,之后论文创新性的研究了高新技术产业与城市化的互动关系,并以杭州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 其次,论文研究了聚集效应这一城市化的动力机制。我们先分析了聚集效应的基本内涵,同时对聚集经济这一推动城市化发展的内容进行了研究,分析了聚集经济的类别、成因与度量。之后,我们从聚集效应与城市规模、聚集效应与城市经济增长以及聚集效应与城市空间布局叁个方面,研究得出聚集效应对城市化具有积极的推进作用。最后,我们运用刘易斯模型和拉尼斯一费模型分析了人口聚集与城市化的关系。 第叁,制度是城市化进程的又一重要动力机制,论文对此展开了研究并得出制度对于城市化发展是重要的,如果缺乏有效率的制度,或是提供不利于生产要素聚集的制度安排,则城市化就不能正常发展。此外,我们还从理论的角度以及实证的角度(以苏南模式为例)研究了制度变迁对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的作用,同时分析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制度障碍,并提出了一系列推动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制度创新方面的对策。 第四,论文在进一步对我国城市化的其他动力机制,包括产业结构的变化、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以及技术进步等进行了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对城市化动力机制
李学鑫[6]2007年在《基于专业化与多样性分工的城市群经济研究》文中认为本研究运用城市经济学和经济地理学等多学科的基本原理和观点,采用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动态分析与静态分析相结合,以及比较分析等多种方法,从产业专业化与多样性分工的视角研究了城市群形成与发展的基本动力——城市群经济。本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第1章主要阐述本研究的意义、框架和方法。第2章通过对国内外有关城市群形成与发展机理研究的述评,明确本研究要采用的视角和理论观点,以及要解决的问题。首先基于对国内外有关城市群,如大都市带、大都市区、城市体系、城市——区域等的形成与发展机理研究的回顾,梳理出了目前学界取得的成绩与存在问题,并确定了本研究要采用的视角——专业化和多样性分工。其次,通过对国内外有关产业专业化、多样性分工与不同区域尺度上经济发展研究的综述,如地方尺度上的专业化、多样性对单体城市和专业化产业区形成发展的影响;区域尺度上的产业同构、专业化和多样性在城市群形成发展中的作用机理及效应表现;国家尺度上的宏观地域分工与区域发展、影响区域专业化和多样性的因素、产业专业化与城市体系的职能结构、基于产业专业化和多样性分工的城市体系基本特征;全球尺度上的新国际劳动地域分工与世界城市体系的形成以及全球—城市区域的浮现等的述评,进一步提炼了本研究要解决的基本问题与研究思路。第3章主要辨析本研究所采用的基本概念和传统集聚经济在解释城市群体现象中的局限性,并提出“城市群经济”。首先在辨析两组概念(一组与城市群相关,包括大都市圈、城市密集区、都市连绵区等;另一组与分工相关,包括专业化、多样化、多样性等)的基础上,界定了本研究所采用的城市群、专业化与多样性等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其次,通过对城市群形成与发展机理研究比较集中的两大学科——地理学和经济学的分析,发现两者多认为城市群的形成与发展在于经济活动集聚与扩散的矛盾运动,根本动力是集聚经济。第叁,从集聚经济的类型出发,分析了传统集聚经济在解释城市群体现象中的局限性。发现无论是地方化经济还是城市化经济,所解释的重点均是专业化产业区和城市的发展,并不能很好地解释多个城市在一定地理空间中的集聚、分工与合作。第四,从企业的生产活动出发,发现在分工、专业化、多样化的过程中,企业经济的来源不仅在于内部和外部的规模经济、范围经济,而且还在于其内部和外部的交易经济、学习经济,据此,提出了“城市群经济”概念,认为城市群经济是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分工交易经济、学习经济的有机统一。第4章主要从抽象空间研究城市群经济形成的微观基础,具体回答:①影响区域或城市专业化、多样性的因素有哪些;②专业化城市和多样性城市是如何形成的;③专业化城市和多样性城市在城市群中共存的条件是什么。首先,影响区域或城市专业化、多样性的因素很多,主要包括要素禀赋(绝对优势和相对优势)、需求偏好、规模经济、外部性和交易成本等,这些要素在不同区域或城市及其不同发展阶段起着不同的作用。其次,专业化城市形成的传统解释实际上是杜能圈在城市空间的延伸。Henderson(1974)的模型显示,专业化城市形成的主要原因在于只存在着地方化经济而无城市化经济。但在Henderson(1974)的模型中,城市仍是一个“黑箱”。后来的一些学者基于D-S框架对Henderson(1974)模型进行了改进,从中间投入品共享、劳动力市场匹配和知识溢出等视角进行了微观解释。但无论是在D-S框架内外,规模报酬递增典型地依赖于单一产业的规模;任何另一产业在城市的增加都会导致拥挤成本的上升且无生产率的提高。因此,所有均衡的城市或城市体系都应该是专业化的。第叁,导致多样性城市形成的一种方法是引入相关产业的交互作用及其外部性,或考察城市间商品运输成本的大小,因此,范围经济和高运输成本的存在就成了多样性城市形成的关键;另一种方法是假定产业间存在着知识溢出。当产业间知识溢出给企业带来的收益大于增加的拥挤成本时,多样性城市自然就会稳定地存在。基于对Duranton和Puga (2002)以及Firestone(2004)的模型的分析,本研究认为,从知识技术溢出的角度看,多样性城市在城市群中存在的必要条件是:①不同产业一定要有某种程度上的技术联系;②由技术联系而导致的产业间知识溢出给企业带来的收益一定大于因不同产业共区位而增加的拥挤成本。因此,专业化城市和多样性城市在城市群中共存的必要条件是,产业间知识溢出给企业和家庭带来的效用等于产业内知识溢出给企业和家庭带来的效用。第5章主要分析城市群经济在地方尺度上的表现与作用:地方化经济、城市化经济、学习经济。第一,地方化经济、城市化经济和学习经济在都市圈中心城市形成中的作用。从静态效率上看,地方化经济较城市化经济更利于中心城市的成长;从长期稳定性上看,产业多样性较专业化更利于城市的长期稳定增长;从创新及潜力上看,动态的城市化经济(Jacobs型)较动态的地方化经济(MAR型)更利于城市创新和持续增长。第二,产业专业化、多样性与大都市郊区化。造成大城市郊区化的原因有多种,但中西方国家有别。西方的郊区化主要来自于富裕和中产阶层对生活质量的追求,中国的郊区化则主要源于城市土地有偿使用制度的建立、住房制度改革、大规模危旧房改造、城市交通和通讯等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国内外的大量投资,以及新经济动力的强烈牵引等。然而无论是中国或是西方国家,经济学意义上的大都市郊区化主要是产业郊区化。城市化不经济,或城市多样性不经济是推动成熟产业向郊区迁移的主要动因,而地方化经济和城市化经济对生产性服务业在中心城市的再集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第叁,对中原、关中和山东半岛等城市群的实证分析表明,在欠发达地区城市群的形成发展中,尽管地方化经济和城市化经济在城市的发展中起一定作用,但相对于资本和劳动力等传统因素其影响力较小;长期地,产业专业化,特别是缺乏多样性的“纯粹”专门化不利于城市增长,而多样性可能有一定的正向作用。第6章主要分析城市群经济在区域尺度上的体现:分工交易经济。第一,在简要地归纳产业区域分工3种模式——垂直分工、水平分工和网络分工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城市间产业交易联系的主要方式:垂直联系、水平联系和互补联系,及其所产生的叁种效应:产业关联效应、产业竞争效应和产业互补效应。第二,以中原和长叁角等城市群等为例,对分工交易经济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①产业整体水平上,目前中原城市群的产业多样性程度最高,专业化程度最低,可能的原因与各城市群所处的发展阶段有关;1992年以来,中原城市群的产业专业化发生了较大的波动,其中,1998、2001和2004年为专业化度的叁个高峰点;总体上专业化程度趋于平缓和下降,但幅度不大。②工业水平上,中原城市群各中心城市的主要专业化产业变化较大,工业结构调整初见成效,但仍需加强。③动态地,中原城市群内部及城市群与非城市群之间的经济联系不断加强,但非中原城市群内部的联系有减弱的趋势;目前,一个以郑州为中心、包括四级经济联系空间的大“十”字型网络城市已经浮现;虽然“距离衰减”规律仍在起作用,但城市间的产业分工也是一重要影响因素。④据2002年中原城市群投入—产出表的分析,目前中原城市群具有强辐射且强制约性质的产业较多,弱辐射力且强制约性的也较多,但强辐射力且弱制约力的较少。表明中原城市群的产业关联度还比较低,与发达地区的城市群等相比有较大差距。⑤随着产业分工的加深,中原城市群制造业正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升级;无论是专业化产业还是非专业化产业,其技术进步增长率都逐渐升高;但专业化产业的技术进步贡献率较工业总体水平和非专业化产业的要高;横向上,中原城市群的技术进步贡献率,无论是工业总体水平、专业化产业或是非专业化产业均低于长叁角城市群;中原城市群的市场垄断程度也较长叁角城市群偏高。综合地,中原城市群的整体经济效益虽较过去有所提高,但与国内发育较为成熟的城市群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第7章主要分析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产业专业化和多样性对城市群融入世界城市体系的主要方式——出口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第一,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城市群要想持续快速发展,必须积极主动地实现与全球生产网络的链接,而能否实现有效链接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就是城市间的产业分工。第二,产品出口贸易是城市群与世界城市体系对接的传统方式。城市群产品出口贸易的内容、数额主要取决于城市群的产业专业化。研究显示,城市群的专业化生产增长率、技术变化率、资本劳动力比率增长率、产出增长率、产品输出增长率等变量之间存在着因果循环关系。第叁,外商直接投资(FDI)是城市群与世界城市体系对接的新方式。一方面,FDI对城市群嵌入全球生产系统的产业区、中心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次中心城市的生产基地以及区域创新网络等的发展均有重要影响;另一方面,集聚经济、产业专业化和多样性分工是除生产信息成本和政策等因子外影响FDI区位的重要变量。第叁,通过对2000-2004年中国13个城市群的定量分析,发现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城市群的制造业集聚经济、外商集聚经济等地方化经济,以及城市化经济均有利于FDI增加;当加入产业分工组织变量后,FDI与城市的产业专业化正相关,或与多样性负相关。第8章给出本研究主要结论与创新。主要结论有:①从专业化和多样性分工研究城市群的形成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②由集聚经济和分工交易经济复合成的城市群经济是城市群形成发展的根本动力;③城市群中专业化城市和多样性城市形成的微观基础在于企业、家庭间的相互作用;④地方尺度上城市群经济的主要体现是地方化经济、城市化经济和学习经济;⑤区域尺度上城市群经济的主要体现是分工交易经济;⑥产业专业化、多样性是影响城市群与世界城市体系对接的重要因子。主要创新有:①提出并界定了“城市群经济”概念;②运用数理模型解释并验证了城市群形成发展机理;③多视角分析了产业专业化和多样化对城市增长的作用;④城市产业分工是影响FDI区位选择的重要因子。
程开明[7]2008年在《中国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统计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城市化是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种空间聚集现象,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程度密切相关。经济增长促进城市化,城市化反过来也对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不可小觑的影响。处于体制转型期的中国,城市化快速推进已成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人口乡城迁移,必将对本国乃至全球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城市化水平迅速提高的同时,城市资源、环境、交通等问题也日益突出,影响到城市和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增长中技术创新的作用日显重要,内生增长理论随之兴起,构建国家及区域创新系统、提升创新能力,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国家或地区的技术创新能力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包括制度环境、研发投入、人力资本等,城市化是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因为城市是技术创新产生及扩散的“温床”和“天然实验室”。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增长与城市化进程,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成为影响整体收入分配的重要因素,且与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全面小康的目标不相适应。如此背景下,将技术创新作为中介因素,考察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机制及具体表现;以城乡收入差距为切入点,探讨经济增长与城市化的影响效应,并直接开展城市化与经济增长协调度的综合评价,对于深刻理解、认识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性,合理推进城市化,保持中国经济既快又好地发展,增强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协调性,显得必要而紧迫。为考察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机制及影响效应,评价两者之间的协调性,本文把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对城市化、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理论机制的探讨采用规范研究的方法,对理论机制的检验和实际效应的测算则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在实证研究中体现出明显的定量特征,采用多种统计与计量方法来开展分析。统计方法主要包括相关分析、回归分析、主成分分析、聚类分析、空间统计及统计分组等;时序数据的动态计量分析方法主要包括协整模型及检验、误差修正模型、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及预测方差分解等;对于面板数据则利用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通过一般最小二乘法、工具变量法(Ⅳ)、矩估计法(GMM)等多种方法进行估计。另外,借鉴重力模型的形式提出创新空间扩散模型,通过模拟分析来判别创新的空间扩散是属于等级扩散还是传染扩散;利用叁类模型对全国31个省、巿、自治区及全国整体上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度进行评价。本文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部分的内容:第一部分阐明选题的背景及理论、实际意义,回顾相关内容的研究动态,开展文献综述,提出研究视角、方法、目标及技术路径,给出本研究的难点、创新及不足。第二部分利用时序及省级横截面数据,对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城市化的时空特征进行统计描述、对比分析,发现经济总量不断扩大、经济结构逐步调整的同时,经济增长的周期特征明显、地区之间的差距日益拉大;我国城市化已进入中期快速提升的阶段,城市空间聚集明显,城市化水平具有空间自相关性,城市化的区域间差异不断扩大,区域内部差异有所缩小,城市化逐步体现出大城市优先发展的规律,整体上处于集中型阶段,大城市出现明显的郊区化现象。对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相关性的初步考察发现,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确存在密切的相关性。第叁部分在综合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首先,从产业结构变动、就业结构转换及制造业、服务业聚集叁个方面,阐述经济增长促进城市化的机制;利用新古典城市增长模型、新经济地理城市化模型及新兴古典城市化模型来说明经济增长促进城市化的思想,并比较了叁类模型的异同。其次,从聚集效应与扩散效应两方面概括城市化推动经济增长的机制,从物质资本驱动、投入——产出联系、要素迁移驱动及技术创新驱动几方面阐述城市化经济增长的模型。从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互动理论与模型分析中发现,聚集经济是两者相互作用的基础。最后,把技术创新作为城市化推动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中介因素,城乡收入差距作为经济增长与城市化的一个显着影响效应,提出本文的研究框架。第四部分简述技术创新的概念及其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后,重点探讨了城市化与技术创新的关联机制,并利用城市、省级数据对两者之间的关联性进行实证检验,发现城市有利于技术创新,城市化水平与人均技术创新产出高度相关;进一步把城市体系与创新扩散联系起来,提出两者的空间关联机理,以长叁角城市体系为例利用相关分析与模拟分析对两者之间的空间关联性进行实证检验;在综合技术创新促进经济增长宏观、微观机制与模型的基础上,将城市化、技术创新作为自变量纳入经济增长模型,根据省级面板数据利用多种估计方法对城市化、技术创新促进经济增长的实际效应进行计量分析,发现我国城市化与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但地区间的效应差异明显。第五部分首先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历史轨迹及现实状况进行统计考察,从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原因分析中发现,城市偏向政策是造成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根本性原因;进而探讨经济增长、城市化促进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机制,提出城市偏向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理论模型,并以全国的时间序列、省级横截面及面板数据描述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利用时序数据开展城市化、城市偏向与城乡收入差距关联的动态分析,以省级面板数据对经济增长、城市化及城市偏向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具体效应进行混合模型、固定效应及随机效应模型的估计。第六部分在概述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几种关联模式及关于我国城市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争论后,对我国城市化是否滞后于工业化及近几年城市化速度是否过快的问题开展再考察;进而利用时序数据,直接对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动态计量分析;最后利用灰色关联模型、熵变方程及耦合协调度模型对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协调性进行综合评价,得到全国及各省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协调度。第七部分对转型期中国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及影响效应进行总结,从主要结论中得到推进城市化进程,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提高两者协调性的政策启示,提出未来需进一步探讨的方向。将技术创新作为城市化促进经济增长的中介因素、城乡收入差距作为经济增长与城市化的影响效应,对转型期我国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开展多角度的理论与实证分析,主要得到以下结论:(1)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关性,经济增长促进城市化,城市化反过来推动经济增长,两者互促共进,内在基础是聚集经济。(2)城市在专业化和多样性、人力资本积累、形成知识和信息交流网络及提高交易效率等方面的优势,使得城市成为创新和发明的集中地,城市化有利于技术创新及其扩散。(3)城市体系具有等级分布特征,创新扩散具有从中心城市向中小城市等级扩散的效应,两者之间具有较强的空间关联性;(4)城市化有利于技术创新,而创新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日益突出,故在城市化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中技术创新成为一个重要的中介因素;(5)伴随着我国经济增长与城市化进程,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由于众多政策都具有明显的城市偏向特征,城市偏向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效应明显;(6)总体上我国城市化仍滞后于工业化,近几年的城市化速度并未过快。(7)转型期我国城市化与经济增长总体上较为协调,但也存在一定的不协调性且地区间差异明显。为促使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之间良性互动机制的形成,上述结论对于中国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未来之路,不无以下政策启示:(1)随着经济发展,城市化水平大幅提高是必然趋势;而提高城市化水平,必须以经济增长为基础;(2)积极推进城市化不失为提高技术创新能力的一个有效途径,应鼓励各级城市发展,特别是提高中心城市的功能等级应作为提高区域创新能力的一个重要手段;(3)加强城市的交通、信息网络建设,为创新扩散提供良好渠道,有利于加速技术创新的扩散;(4)贯彻落实“西部大开发”及“中部崛起”战略,不断缩小区域差距;缩小不断扩大的城乡差距,必须彻底扭转政府在价格、投资及财政支出等方面城市偏向政策,实现城乡的平等发展;相应地建立起城市支持农村的机制,发挥城市辐射效应,带动乡村发展;(5)继续推进城市化的同时,一方面要注重转变城市增长方式,另一方面要防止出现城市偏向及城乡差距引致的过度城市化现象。本文在借鉴众多学者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力求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创新:(1)研究视角的创新。将技术创新作为一个中介因素,对城市化与经济增长关联效应进行理论探讨和实证分析,给出城市化与技术创新、城市体系与创新扩散之间的关联机理及实际证据;将城乡收入差距作为经济增长与城市化的影响效应,认为众多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都具有“城市偏向”特征,对“城市偏向”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理论联系与实际效应进行模型推导及计量分析。(2)研究方法的创新。利用城市化水平的空间自相关性来反映城市空间聚集现象;大部分实证都利用时序数据、截面数据及面板数据分析了时空两方面的特征;开展城市化、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以及城市化、城市偏向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实证分析时,除采用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外,还考察工具变量法、矩估计法的估计效果。(3)研究思路的创新。为反映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直接联系,采用时序数据对两者的关联进行动态计量分析,利用叁种模型从不同侧面对两者之间的协调度开展综合评价,思路上有所创新。本文的研究虽在一定程度上达到预期研究目标,但也存在遗憾与不足。未能从数理形式上推导出同时考虑城市化与技术创新因素的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对技术创新溢出机理及实际溢出效应没有具体阐述及实际测算;对城市化促进经济增长的人力资本、结构变动等中介因素的具体效应有待进一步考察。这些都将是未来进一步学习和研究的主要方向。
赵红军[8]2005年在《交易效率、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文中指出研究城市化的文献浩如烟海,有从建筑规划角度单纯研究城市内部空间布局的,也有从地理区位角度研究城市与农村之间经济活动区位分布的,还有从社会学角度研究城市犯罪、城市人口流动的,但从主流经济学角度系统研究城市化以及相关经济发展问题的则并不多见,这就是当前城市化领域研究的基本现状。 单就当前城市化研究的主流经济学这一角度来看,国外对城市化的理论研究大多借用报酬递增和运输成本之间的两难冲突(trade-off)来解释城市化进程以及相关的经济问题。其普遍结论是,生产中的劳动分工,或规模经济能产生报酬递增,给生产带来不断增加的利益,但严酷的地理空间(澳大利亚人的说法)却会形成对这种报酬递增的一个天然制约,结果,这种正向作用力与负向作用力相互作用的结果就会产生一个最优的城市化进程。其中,“经济人”拥有选择经济活动空间和迁移的自由,对一定范围内的经济信息能够做出灵敏反映,生产要素能自由流动与配置,结果“经济人”权衡各个空间区位带来的报酬递增以及由此产生的运输成本的结果就内生出了一个经济体中的城市化水平,从而与城市化相关的城乡劳动分工局面、城乡差别、最优的城市规模、城市区位、城市体系的形成等都将是最优的。 这一分析视角的优点在于:第一,它将地理空间(space)这一长期被主流经济学遗弃的内容重新拉回到主流经济学当中,并运用“运输成本”这一范畴巧妙地处理了空间问题,从而使它能够巧妙地解决空间与竞争分析框架难以相容的历史难题;第二,它抛弃了主流经济学长期以来奉行的完全竞争分析框架,并启用不完全竞争(incomplete competition),从中给城市经济活动的报酬递增和效率优势在经济学中找到了栖身之所,从而改变了过去新古典经济学在城市经济学问题上无能为力、对很多问题避而不谈的被动局面。第叁,它克服了新古典经济学对城市经济问题所给出的单重均衡分析结果,用多重均衡(multiple equilibrium)这一结果描述了城市化进程中的多中心城市、城市体系等问题。 但这一视角的问题是,它没有考虑一国的法律体制、政府服务、管理水平、户籍制度、银行体系的竞争性、对产权的保护状态、社会诚信等制度因素对城市化和相应经济发展问题的影响,因而不能为转轨经济体、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问题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事实上,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问题十分复杂,其中既有交通条件、基础设施、自然、地理因素对城市化和经济发展造成的障碍,也有相当多城乡两分的政治、经济、社会、法律制度对城市化和经济发展带来的诸多阻碍,并且在相当程度上,我们可以将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和经济发展问题归结为一个制度问题。比如,如果考察我国的城市化问题,你会发现它并不是一个纯然的经济问题,而往往是我国重化工业战略、建国初的政治社会稳定、反对西方资本主义对新生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封锁等政治目标内生出来的。这些年,我们只谈工业化,只谈工业救国,有意或故意遗忘或淡化城市化问题,这并不是发展中国家的人们愚蠢,而反映了整个经济学对城市经济现象的无能和无奈以及我们认识的有限和肤浅。
王恩才[9]2007年在《基于产业集群的城市与区域经济发展》文中认为产业集群是一组在地理上靠近的相互联系的机构，它们处于相同或相关的特定产业领域，因为具有共性或者互补性而联系在一起。对它的研究最初来自对“第叁意大利”成功经验的总结，随着工业化在世界范围内的推进，产业集群现象已经在全球各个角落里出现并壮大起来，成为一种普遍性的广泛分布的工业组织形式。产业集群的发展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结构和层次，既有低端道路的以劳动力密集型为代表的传统产业集群，也有高端道路的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业集群，前者如我国沿海的纺织和服装产业集群，后者有中关村信息产业集群等，在一个国家和地区，可能存在着各种类型的产业集群，表现出明显的层次和结构。对产业集群的研究经历了几个阶段，20世纪30至60年代，以Hoover(1937)为代表的研究者首次将集聚经济分解为内部规模经济、地方化经济和城市化经济，从而推动了对产业集群研究的高潮。20世纪70到80年代，以斯科特(Scoff，1983／1988)为代表的研究者对产业集群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产业区”或“产业空间”方面。20世纪80至90年代，主要是应用创新理论将创新、技术变化与经济增长和贸易的分析结合起来，研究的重点是产业集群的创新体系，波特(Porter，1994)提出了着名的地区竞争力的“钻石”模型，强调了产业集群对一定地区国际竞争力的影响。产业集群的研究也逐渐地应用了经济学、管理学、空间地理学、组织行为学以及社会学等知识，随着研究的深入将会应用更多的学科知识来解释和分析产业集群的产生和发展现象和机理，这也证明了产业集群本身是一个复杂的体系。产业集群产生机理的解释很多集中于马歇尔外部性以及范围经济和集聚经济，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这属于事后解释，要从事前的角度思考和解释产业集群的产生，可能需要从古典经济学最初研究的内容即分工和专业化等方面来寻找答案，正是分工和专业化引致的效率提高和成本的降低才促使了集群这种产业组织形式的产生和发展。与其它产业组织形式相比，产业集群在集聚、学习创新和社会资本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正是由于产业集群具有这些优势，使的它在工业化进程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通过产业集群的发展，推动了区域城市化进程和城市经济的发展，在此基础上也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本文按照这样的路径来探求产业集群促进城市和区域经济发展的机理，并在分析我国产业集群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政策建议。全文共分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导论，主要是关于产业集群理论研究的综述；第二部分是产业集群推动城市和区域经济发展的路径分析；第叁部分是产业集群与工业化，叙述产业集群在推动工业化过程中具有的优势；第四部分是基于产业集群的工业化和城市发展，说明产业集群在推动城市化和城市经济发展中的机制和作用；第五部分是产业集群和区域经济发展，解释了产业集群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最后的部分是推动城市与区域经济发展的产业集群政策，主要是从我国产业集群现状和面临的问题中提出政策建议。
龙大海[10]2003年在《城市化对经济增长推动作用的经济学分析》文中提出本文侧重城市化的理论方面的研究。经过国内理论界20多年来的研究与争论，已经基本上就我国存在低度城市化的问题方面达成了一致。但是对于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研究得仍然不够。本文以城市化对经济增长有推动作用这个已经达成共识的结论为阐述的观点，试以自己在硕士研究生期间学习到的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以及哲学上物质与精神的理论为基础，力图达到对城市化对于经济增长推动的作用机理进行系统的阐述。 本文分成五章进行论述。 第一章是概论，这一章共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对城市化的概念和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关系进行简要介绍。第二部分对城市化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的基础理论进行介绍。 第二章从宏观经济的角度对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进行分析。第一部分首先引入经过前人研究得出的这两者关系的经典函数，在此基础上，作者推导出两者互相作用的弹性表达式。第二部分对近年来世界的数据，和最近年份的中国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得出在中国当前的情况下，这种弹性关系的实际数值。第叁部分，从国内生产总值的函数出发，对二者互相作用的原因进行详细的阐述，以弥补简化形式分析的经济计量分析方法的只重两者存在相关关系而不重两者关系作用机理的不足。从而完成对于这种推动作用的宏观经济分析部分。 第叁章从微观经济的角度对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进行分析。微观经济学的核心是竞争机制和价格机制在配置资源中的作用，人口作为经济运行中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在城市与农村之间的配置也要受到竞争机制价格机制的作用。第一部分，简要介绍城市的竞争理论，指出关于城市竞争的以往研究的结论是：城市竞争的核心是各种生产要素的竞争。第二部分，主要关心经济运行中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人口，将重点论述城市化中的竞争问题，即为争夺人力资源这种生产要素，城市之间、城市和农村之间的竞争机制。第叁部分对福利经济学中的平等和效率关系的论述，得出城市化过程的市场化同时推进了内容提要平等和效率。最后得出结论，微观经济学中的市场竞争竞争理论木身就是实现经济效率、达到资源最优配置的手段，因此人口区域与产业间流动中的竞争机制的作用的存在，促进了人力资源的最优配置，从而促进了经济的增长。 第四章对城市化概念的横向剖析，阐述城市化这一过程的不同层面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第一部分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城市化明确定义为实体城市化和精神城市化两个过程的统一体。第二部分将精神城市化划分成叁个方面，即(l)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2)意识观念层次的推进:(3)思想道德风气的进化。并就这叁个方面对于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与实体城市化的相应部分进行比较分析。第叁部分，对于实体城市化和精神城市化的不同性质进行了初步论述。 第五章针对以上叁章的论述，得出对于实际推进城市化工作启示。并以推动经济增长为目标，以理顺上述作用机理为方法，提出我国目前推进城市化的政策建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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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城市化对经济增长推动作用的经济学分析[D]. 龙大海. 东北财经大学.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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