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明清时期的粤澳宗教文化交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交流论文,明清论文,宗教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岭南地处南海之滨，优越的地理环境使其自古以来就是中外海上交通、贸易的重要交汇地区，也是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最早进行交流的地区之一。但16世纪初期葡萄牙人来到中国沿海之前，岭南与海外交往的范围，主要还是东南亚、南亚、西亚和东亚，只有极少数欧洲人到过岭南地区。自从欧洲至印度的新航路发现后，葡萄牙人首先进入中国沿海，并于16世纪50年代租居澳门，岭南与欧洲文化的交流逐渐居主要地位。
澳门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是全方位的。本文所述的地域范围主要在粤澳两地，所述的时间跨度在澳门开埠到鸦片战争时期，所论述内容主要在宗教。
一、基督教由澳门传入广东
（一）天主教
基督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基督教产生于公元1世纪，由犹太的拿撒勒人耶稣所创立。基督教曾三次传入中国：最早传入中国的是基督教聂斯托利派(Nestorianism)，中国称为景教，镌于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载，唐太宗贞观九年（635年）该教开始传入中国，一度曾“法流十道”，“寺满百城”（注：王昶：《金石萃编》卷一○二，《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到9世纪中，唐武宗下令各外来宗教如火祅、摩尼、景教等教徒回俗，寺院毁去，中国内地的景教渐趋灭地。13世纪的蒙元时期，基督教再度传入中国，当时称为也里可温(erkehün)，教徒达数万人，沿海城镇及蒙古、西北地区建有寺院。元亡后，基督教又一次在中国内地泯灭。
葡萄牙人租居澳门后，基督教第三次传入中国内地。
16世纪基督教分裂为三大派：天主教、基督传（新教）和东正教。1534年8月，西班牙人依纳爵·罗耀拉(Ignsitius de Loyola)、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 Xavier)等组成耶稣会，旨在向新航路经过的国家和地区拓展新教区。沙勿略作为“教廷远东使节”曾去过果阿、马六甲、日本等地传教，1552年8月到达中国广东台山的上川岛。企图进入广州不果，于当年12月3日死于上川岛。其实，早在沙勿略进入上川岛之前，已有一些中国沿海居民因中葡通商的关系而信奉天主教。正德十六年（1512年），广东地方当局在驱赶退泊东莞南头的葡船时，在俘获的一艘葡船上，就有一名洋名为彼德罗(Pedro)的中国人，他偕有妻子，在葡船上干活，新近入教（注：裴化行著、萧濬华译：《天主教于六世纪在华传教志》，商务印书馆1936年。）。1553年后葡萄牙人进入澳门，耶稣会士也移居澳门进行传教，开始修建教堂，广收教徒。据第一个在澳门传教的贡撒维斯(Gregorio Goncalves)在1570年写给西班牙大使唐·波尔登(Don Juan de Borja)的信中说：当索扎(Leonel de Sousa)和中国人立约的同一年，他正留在岸上，用稻草搭起一座教堂。葡萄牙船走后，他和几名中国信徒被中国官员逮捕，并且“被分发到不同的地方去，彼此不知下落。中国人嚷叫说我留在岸上是要策划阴谋，他们把我拘留到第二年。后来我们又聚会一起，我建了一座教堂，葡人盖了几间房”（注：C.R.博克舍著、何富济译：《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记》，中华书局1990年。）。到1563年时，教徒已达600多人。当时在澳门入教的中国人存两种，一种是澳门居民直接进教，一种是广东各县的人每年一次赴澳门进教，1566年卡内罗(Melchior Carneiro)任澳门教主，陆续修建仁慈堂、辣匝禄麻疯院、拉法医院，以收容弃婴孤儿、为人治病为手段，吸引当地华人信奉天主教。据贡撒维斯说，1570年时澳门有基督徒5000人（注：C.R.博克舍著、何富济译：《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记》，中华书局1990年。）。
1576年1月，罗马教皇下令正式成立澳门教区，于是大批耶稣会士东来澳门传教，其他各教会的教士如方济各会士、奥斯定会士、多明我会士等也进入澳门传教。到1644年，澳门已有天主教徒4万人，澳门已成为天主教在远东传教的中枢。
耶稣会士把人口众多、地域辽阔的中国作为他们传教的主要目标。1578年，意大利人耶稣会士范礼安(Alexandre Valignani)到澳门视察东方教务。经过9个月的考察，他认为打通进入中国传教的道路，最重要的条件是传教士必须会读、会写、会讲中国话，并尽量熟习中国的礼仪和民情。他推荐意大利人罗明坚(Michel Ruggieri)到澳门和中国内地传教。1579年7月罗明坚抵澳门，刻苦学习中文，并随葡萄牙商人四次进入广州，了解民情，学习中国礼仪，在肇庆拜会了两广总督陈瑞，献上三棱镜、自鸣钟、衣物等厚礼。并一再承诺，“情愿列入中国子民之数，改著僧众服装”（注：裴化行著、萧濬华译：《天主教于六世纪在华传教志》，商务印书馆1936年。）。1582年，终于获准到肇庆东关天宁寺居住。
与此同时，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于1582年8月来到澳门，在罗明坚创办的圣马尔定经院学习中文。次年9月，罗明坚与利玛窦到肇庆一起传教。他们初来乍到中国，以为中国社会本土的“教士”就是佛僧，传教士穿上僧服，以便适应民情，取得中国官方、士大夫和普通百姓的同情。在肇庆虽然困难重重，但利玛窦认为“播下了未来的丰收”，因为“教堂里经常满是客人，他们不是出自对稀罕事物的好奇，而是受到更有用的东西即灵魂得救的吸引而来的。教堂四周的街上常挤满轿子，河上拥塞着小艇和官员们的大船，……官员们和知识分子的这些访问，马上把我们宗教和教士的名声传到肇庆境外，甚至传遍广东和广西两省的边界，直到它开始名闻全国。……这样就逐渐地而又不知不觉地为那些后来在中国其他地方宣讲福音的人开辟了道路”（注：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
尽管罗明坚堪称西方传教士中从广东进入内地传教的第一人，并最早用汉文写作天主教教理《天主实录》（或《圣教实录》该书1584年在澳门刊印1000册，分送教士），但真正打开天主教在中国内地传播局面的还是利玛窦。
1588年罗明坚离开肇庆后，利玛窦迁居韶州（今广东韶关），于是进入了天主教在广东传教的第二阶段。在这期间，利玛窦广交地方官员和文士，特别是原礼部尚书瞿文懿之子瞿太素、韶州知府谢台卿等，瞿太素拜利玛窦为师，虚心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翻译《欧几里得几何》。“瞿太素发现利玛窦身着僧服，便建议他最好还是穿儒服。利玛窦于1593年离开广东后，马上就采纳了这一建议”（注：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这是利玛窦积极改变旧的传教策略，制定和实施新的策略的第一步，即接近士大夫。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国家，外来宗教要在中国传播、生根，必须适应中国国情，并使之中国化。佛教传入中国后，经过大约7、8个世纪，才在隋唐时完成了中国本土化；伊斯兰教于唐初传入中国后，到元朝时就出现了用儒家学说解释伊斯兰教义的碑文，明中叶后出现了“以儒诠经”的浪潮，伊斯兰教逐步完成了中国化。利玛窦很清楚，基督教曾经在唐、元时传入过中国，但都没有生下根来，其原因之一，就是脱离中国国情，没有融入到中国社会中去。所以利玛窦努力学习中文，熟读儒书，遵守中国礼仪，不反对祀孔、祭祖，并以西方科学技术、伦理和宗教思想吸引中国士大夫。在广东传教13年间，使利玛窦实践了基督教在中国本土化的方针，他努力学习中国语言，姓氏字号用中文，尊重中国习俗礼仪，允许中国教徒祭天、祀祖尊孔，并以儒学诠释基督教教义，在其《天主实义》里正式使用“天主”一词：“吾天主乃古经书所称上帝也，……历观古书，而知上帝与天主，特异以名也”（注：利玛窦：《天主实义》第二编。关于“天主”一词，是利玛窦根据拉丁文Deus译为汉文的，始见于肇庆期间（见康应年神父遗作《利玛窦在肇庆考》，中山图书馆藏本），利玛窦在《天主实义》中对此作了全面论述。“天主”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播的关键词，具有重要意义。）。他的传教方式，被康熙皇帝称为“利玛窦规矩”。利玛窦在广东的传教，使他积累了经验，后来离开广东到南昌、南京、北京等地传教，分别设立教堂，虽然遇到过许多困难，但成绩是显著的，到1644年时中国内地的天主教徒达到15万人之多，而澳门的教徒则达到4万人（注：郑炜明、黄启臣：《澳门宗教》，澳门基金会1994年版，第41、45页。）。
1610年利玛窦去世，龙华民(Nicolau Longobardi)接任中国教会会长。他一反“利玛窦规矩”，认为祀孔、祭祖是违背天主教教义的，严禁中国天主教徒参加祀孔、祭祖仪式，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感，出现了一股反教浪潮，1616年南京教案发生后，传教活动一度受到挫折。清朝建立后，对天主教采取了比较宽容的政策，天主教在中国获得空前的发展。但是天主教内部不同派别之间展开了“礼仪之争”。1704年11月，教皇克莱孟特十一(ClementusXI)下令禁止中国天主教徒祭祖祀孔。教皇派铎罗主教(Thomas Maillard de Towrnon)到华向康熙皇帝说明来意，康熙皇帝断然宣布：“自今以后，若不遵利玛窦的规矩，断不准在中国住，必逐回去”（注：魏特著、杨丙辰译：《汤若望传》第一册，商务印书馆1948年。）。1720年康熙皇帝终于下令“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此后，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各朝都实行禁教，在内地传教的耶稣会士不断被驱逐到澳门。
澳门是培养到中国内地传教的欧洲传教士的基地，也是培养中国天主教徒学习神学课程后返回内地传教的基地。据统计，仅在圣保禄学院攻读神学、自然科学和汉语毕业后入华传教的传教士约200多人，占明清时期入华传教的472名会士中的50%左右（注：郑炜明、黄启臣：《澳门宗教》，澳门基金会1994年版，第41、45页。）；在圣保禄学院毕业后入内地传教的中国教传约有30人以上，其中除了澳门籍以外，还有广东新会、香山、江苏常熟、上海华亭、河北等籍的教徒（注：郑炜明、黄启臣：《澳门宗教》，澳门基金会1994年版，第41页；黄鸿钊：《澳门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地位——论基督教的传入与澳门的关系》，《文化杂志》中文版第二十一期，1994年。）。澳门还专门建有供澳门华人和广东华人做礼拜的教堂。1746年澳门同知张汝霖向朝廷上奏《请封唐人庙奏记》云：
澳门一处，唐夷杂处，除夷人自行建寺奉教不议外，其唐人进教者约有二种：一系在澳进教；一系各县每年一次赴澳进教。其在澳进教者，久居澳地，集染已深，语言习尚。渐化为夷。但其中亦有数等，或变服而入其教，或入教而不变服，或娶鬼女而长子孙，或藉资本而菅贸易，或为工匠，或为兵役。又有来往夷人之家，但打鬼辫，亦欲自附于进教之列，以便于夷人交往者。此种倏往倏来，不能查其姓名。今查得林先生、周世廉等一十九人。而林先生蕃名咭吠叽吵，住持进教寺内，率其子与其徒专以传教为事；周世廉蕃名安哆
咽
吔，又呼卖鸡周，俨然为夷船之主，出洋贸易，娶妻生子。此二人尤为在澳进教之魁也。
其各县每年一次赴澳进教名，缘澳门三巴寺（即圣保禄教堂——引者）下建有天主堂，名为进教寺，专为唐人进教之所，建于康熙十八年，五十八年重修阔大，系蕃僧倡首，而唐人醵金以建者。向系林先生住居其中，以行医为名，实为传教。每年清明前十日，各持斋四十九日，名曰封斋。至冬至日为礼拜之斯，附近南、番、东、顺、新、香各县赴拜者，接踵而至。间有外省之人，惟顺德县紫泥人为最多。礼拜之后，有即行返回者，有留连二三日者，既经进教，其平时因事至澳，亦必入寺礼拜，一地进教之人，俱向林先生取经诵习（注：印光任、张汝霖：《澳门记略》上卷，《官守篇》，澳门文化司署1998年。）。
张汝霖亲自考察后给朝廷的这份奏疏，真实地反映了澳门华人“久居澳地，渐染已深，语言习尚，渐化为夷”的状况，他们绝大多数是天主教徒；而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南海、番禺、东莞、顺德、新会、香山等县“赴拜者接踵而至”，可见在清政府长期在全国范围内严禁传教的形势下，广东地区却禁而不止。
（二）基督新教
15世纪后期的西欧，封建制度开始解体。农民、城市平民和新兴市民阶级反抗封建神权统治的斗争，日趋激烈。文艺复兴唤起了新的觉醒。16世纪20年代，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在德国发起宗教改革运动，西欧各国由上而下地推行宗教改革，组成新教教会，形成新的宗教教派，以摆脱教皇的管辖。16世纪到17世纪，基督新教形成，成为与天主教、东正教并列的基督教三大派别之一。
随着英国在争夺海上霸权中逐渐得势，18世纪末，英国国内纷纷成立对国外传教的基督教差会机构。1729年成立浸礼会差会，1795年成立伦敦差会，1796年成立苏格兰差会，1800年成立基督教差会。美国也于1800年成立美部会（后改为公理会），1814年成立浸理会差会和圣公会，1820年成立美以美会差会。这些差会派出了许多传教士到亚洲、非洲去传教。
1805年，伦敦差会派英国人罗伯特·马礼逊(Bobert Marrison)到中国传教。他先到澳门，请广东人杨善达教中文。为避免中国政府驱逐，从而影响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对外贸易，他先赴英国，再于1807年9月转从美国来到广州。在一家美国商馆中继续学习中文。1808年又从广东到澳门，遂以东印度公司汉文翻译的身份往来澳门、广州间。为了打开传教局面，他开始把《圣经》译成中文，编纂《华英字典》。1813年伦敦会派传教士米怜(William Milne)来华协助马礼逊，但米怜没有取得在广州和澳门居住的合法权利，只好到马六甲在南洋华侨中传教。1814年，马礼逊译成中文本《新约全书》，在广州印刷了200部。1819年，他又和米怜合译《新旧约全书》在马六甲出版，定名为《神天圣书》（注：潘玉田、陈永刚：《中西文献交流史》，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马礼逊还编辑《神道论》、《救赎救世总说真本》、《问答浅说》、《耶稣教法》、《古时如氐亚国（即犹太国）历代传略》、《养心神诗》等布道的小册子，在澳门印刷发行（注：郑炜明、黄启臣：《澳门宗教》，澳门基金会1994年版，第41、45页。）。
与此同时，新教在华人中逐渐传播。在澳门帮助马礼逊印刷出版的印刷工人蔡高（又名蔡亚高）于1814年7月16日洗礼入教，另一位印刷工人梁发（广东高明人）也于1816年11月3日在马六甲接受米怜洗礼，1823年梁发被马礼逊封为第一个华人牧师，1824年到澳门传教（注：郑炜明、黄启臣：《澳门宗教》，澳门基金会1994年版，第41、45页。）。
马礼逊还于1817～1823年编纂出版了《英华字典》。该书以《康熙字典》为蓝本，对所涉及的英语单字词汇、成语、句型都有汉译。全书分“艺文备览”、“五东韵府”等卷，达4595页。这本字典对当时中外人士学习中英文起了很大作用。马礼逊还编有《汉语词汇》、《广东土话字汇》等工具书。
马礼逊在中西方文化交流做了许多工作。1815年，马礼逊、米怜在马六甲刊印了第一份中文月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共出7卷，每期印数最多时达20000份，1821年停刊。该刊除向南洋华侨散发外，还秘密运入澳门、广州等地。1824年，马礼逊返回英国时带回上万卷中国书籍，其中包括他译的《圣经》和一幅北京地图。1826年马礼逊重返中国。1833年在马六甲出版《英事撮要》一书，向中国介绍英国情况。1834年8月1日，马礼逊去世，终年52岁，葬于澳门（注：印光任、张汝霖：《澳门记略》上卷，《官守篇》，澳门文化司署1998年。）。
继马礼逊之后到中国来传教的有美国人裨治文(Eligah Coleman Bridgman)和荷兰人大卫·雅俾理(David Abeel)。1830年初他们受美国公理会之遣来华传教，裨治文是最早来中国的美国传教士，1832年他与马礼逊在广州创办英文版《中国丛报》（旧译《澳门月报》），每月1期，每年1卷。1833年，美国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来华，协助裨治文编辑出版《中国丛报》。1834年，裨治文到澳门，1839年5月《中国丛报》迁到澳门出版发行。《中国丛报》共出版20卷，至1851年停刊。《中国丛报》反映了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状况，也介绍了外国的许多信息，虽然其中不乏反映西方殖民主义者观点的文章，但作为这一时期中外关系的重要史料还是十分珍贵的。林则徐到广州后曾遣人从《中国丛报》和其他外国报刊中翻译了不少情报资料。1831年底，荷兰教会派德国人郭实腊(Karl Friedich August Gutzlaff)抵澳门传教。1833年7月，郭实腊在广州编辑出版《东西洋考察每月统纪传》，是传教士在中国境内出版的第一份中文期刊。
二、内地宗教在澳门的传播
（一）佛教
澳门本是广东香山县的一个渔村，其宗教信仰自然与香山一脉相承。葡萄牙人租居澳门后，西方基督教传入澳门，澳门成为天主教的远东传教的中心，除了在澳门的欧洲人和葡属殖民地的各国人信奉天主教外，也有不少在澳门的华人皈依天主教。但澳门居民中毕竟华人居多数，而且明清政府多次严禁华人信奉天主教，因此澳门的中国原有宗教——主要是佛教、道教和民间宗教在华人中依然占主要地位。
自东汉时佛教传入中土以来，岭南地区的佛教发展很快，历代有许多高僧在岭南活动，尤其是禅宗在岭南更是传灯不绝。特别是六朝时印度高僧菩提达摩入粤，中唐慧能振兴顿教，五代云门宗之鼎盛，宋时临济宗之发展，清初曹洞宗之昌明，岭南禅系十分连贯。广东新州（今新兴）人慧能是中国禅文化的思想代表，也是禅学南宗的创始人，希迁、大颠、文偃、令韬、德清、函昰、虚云等著名禅僧都是岭南不同历史时期禅文化的代表。禅宗是中国独创的一个佛教宗派。禅，是指佛教的一种修行方法，主张修道时“盘膝南坐，静虑思悟”，即可悟见本性而成佛。
香山地区自唐咸通（860～872年）初年真教禅师弘法以来，历代均有禅师布教，并建有许多佛寺。澳门最古老的佛寺是位于望厦的普济禅院（又称观音堂），此寺为“闽省南邑许望冠所造”，许氏为福建商人（ 注：李鹏翥：《澳门古今》，澳门星光出版社1986年。），至迟建于天启二年（1622年），天启三年，“由循智祖师斥衣钵资购下”（注：普济禅院后山普济寺普同塔志碑。），成为南禅曹洞宗寺院。禅宗在澳门的流播与曹洞宗29代宗师大汕大师有更密切的关系。
释大汕，江苏吴县（今苏州）人，一说原籍江西九江，幼居吴中。俗姓徐，字石芝，亦作石濂、石湖，号厂翁，生于明崇祯六年（1633年）。“明季清人入帝中国，濂义不肯臣，乃拜辞老母，剃发投禅。杖锡云游，凡山川名胜足迹几遍”（注：《大南实录》大南列传前编《石濂传》。）。中年时南游广州，后由平南王尚之信客金公绚荐，为广州长寿寺住持。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春，应大越国王阮福周之请去越南顺化等地弘法，“时方亢旱，国主募术士祈雨，石（濂）应募作法三日，而雨大霈。国主延居主宫，尊为圣僧”（注：《南海百咏续编》为所收陈恭尹《乙亥元日送石公泛海之交趾说法》一诗所作之注。）。他还利用采办的机会，实行“通洋”贸易，“居安南数载，积镪巨万，捆载以归，兼缮兹寺”（注：《南海百咏续编》为所收陈恭尹《乙亥元日送石公泛海之交趾说法》一诗所作之注。）。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大汕自越南回到广州，即以巨资重修广州长寿寺、澳门普济禅院，所以澳门普济禅院对大汕十分尊重，在祖堂中把大汕奉为开山和尚，除了因为大汕出资重修寺院外，还有以下两个原因：一是由于他较长时期在越南和岭南生活，使他对世界的认识更宽阔了。进一步发展了他的禅宗思想中具有强烈“俗世化”的现世精神，使澳门禅宗向兼收并蓄的开放方向发展；二是因为大汕把普济禅院建设成为具有抗清思想诗人墨客的雅集地，使澳门这个华洋文化杂汇之地有了一个荟萃中华文化的中心。
今普济禅院中保存着一份《普济禅院·西天东士历代祖师菩萨莲座》（注：郑炜明、黄启臣：《澳门宗教》，澳门基金会1994年版，第41、45页。）的谱谍，可知自始祖大汕和尚和第一代住持循知之后，有不少广东寺僧来澳门普济禅院弘法和住持，足以证明粤澳两地佛教之交流。自粤来普济禅院的高僧有：
洞宗博山门下象林第十代法嗣静持和尚，始创广东庆寿寺，后来到澳门普济禅院弘法，并担任主持。
洞宗三十三代法嗣、广州长寿寺首座真源和尚，来澳门普济禅院弘法。
洞宗三十四代法嗣、广东清远飞来寺主席景曦和尚，来澳门弘法，并担任妈阁庙住持。
洞宗三十四代法嗣、广州长寿寺首座秉机禅师，来澳门弘法，重修普济禅院。
临济正宗广州华林寺第三十八法嗣曜明和尚，来澳门普济禅院弘法并担任主持。
洞宗三十五代法嗣、广东清远飞来寺主席守明和尚，来澳门普济禅院弘法。
洞宗三十五代法嗣、广东清远飞来寺主席晴峰和尚，来澳门普济禅院弘法。
洞宗三十五代法嗣、广东丹霞海幢寺僧默潭和尚，来澳门普济禅院，并担任妈阁庙住持。
澳门还有不少其他佛教寺庙，基本上是1840年鸦片战争后修建或重修的，不再赘述。
（二）道教与民间信仰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产生于东汉中期。道教思想和道术源于古代鬼神思想、巫术和神仙方术，以及黄老思想，他们相信人经过一定修炼有可能长生不老，成为神仙。道教把老子及《道德经》加以宗教化，将老子称为教主，尊为神明，奉《道德经》为主要经典，并加以宗教性阐释。
道教产生于民间，普通民众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最易被道教吸收。所以道教尊奉诸神，中国古代传说中的神灵几乎无所不包。如三清（玉清、上清、太清）、四御（玉皇大帝、北极大帝、天皇大帝、后土皇祗）、自然诸神（如雷公、风伯等）、社会诸神（如门神、灶神、城隍、土地、瘟神、财神、蚕神等）、英雄诸神（如关帝、杨家将、岳飞等）、文化诸神（如药王、文昌、妈祖等）。
道教很早传入岭南地区。东晋时，著名道教人物葛洪（282～343年，字雅川，号抱朴子，丹阳句容人），于成帝咸和五年（330年）隐居博罗县罗浮山，从事炼丹、行医、著述，自此之后，道人入山修道遂成风气，地处罗浮山附近的香山地区亦应传入道教。宋元以来，道教在香山地区发展很快，道教观、庵屡见史书记载。道教何时传入澳门则无具体史料记载，现澳门所存道教庙宇基本上是鸦片战争后所建，如吕祖仙院、黄大仙庙、哪咤庙、康君庙、关帝庙、女娲庙、包公庙、玄武庙、谭仙庙等。
澳门的妈祖信仰则有悠久历史。妈祖，福州莆田湄州岛林氏女，传说生于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卒于太宗雍熙四年（987年），名默，故称林默娘或默娘。妈祖乃闽人对在母家的女子之称。林默原是一个能预知祸福的女巫，能求雨、祈晴、求子、驱疫，更能保护航海。随着航海事业的发展，宋代闽东人在她死后把她塑造成一位女神。加上宋元以来历代统治对她封赐有加，进爵为“妃”，从海上诸多保护神中脱颖而出，成为最为灵验的海上女神。善于迎合民众心理的道教，把妈祖信仰纳入道教信仰圈。据传，早在明成化年间闽潮商贾在澳门落脚，为求得海神保护，在澳门兴建妈祖阁。据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刊印的郭棐《粤大记》卷三十二所绘香山县图，图中濠镜澳南端有“亚马港”，“亚马”即“阿妈”，阿妈港之名得自澳门半岛西南端有妈祖庙或妈祖偶像。由此可见，郭棐时代，澳门已有妈祖庙或妈祖偶像存在，而且，其方向就在澳门半岛西南端。1582年利玛窦到澳门时也记下了类似情况，他说：
他们（指中国人——引者）把邻近岛屿的一块地方划给来访的[佛朗机]商人作为贸易点。那里有一尊叫做阿妈(Ama)的偶像。今天还可以看到它，而这个地方就叫做澳门，在阿妈湾内（注：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
清末汪光镛说：
葡人初到澳门，寄碇澳，是处有大庙宇，名曰妈阁，葡人误会此庙之名为地名，故以初到所见者以名其地，各国历史称中国澳门为“马交”，其名当起于此（注：汪兆镛：《澳门杂诗》，广州1918年排印本。）。
澳门现在的妈阁庙建于明万历乙巳年（1605年）。澳门学者谭世宝于1996年初在妈祖阁庙发现原神山第一亭正面石横梁上刻有“明万历乙巳德字街众商建、崇祯己巳年怀德二街重建”及“神山第一”亭神龛背后石壁刻文“钦差总督广东珠池市舶税务兼监盐法太监李凤建”，并发表专文加以论证（注：谭世宝：《澳门妈阁庙的历史考古新发现》，《文化杂志》中文版第二十九期，1996年。）。
除了妈祖阁外，鸦片战争前，澳门祭祀天妃的庙宇还有建于明崇祯年间的莲峰庙（初名天妃庙，又名关闸庙）；建于清乾隆五十年（1785年）的关帝天后古庙；建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的天后圣母庙等。
澳门的妈祖信仰具有明显的兼容性。澳门妈祖信仰与内地妈祖信仰一样，很早就纳入道教信仰系统，但传入澳门后，由于澳门地小人少，居民成份复杂，宗教信仰更具有实用性，因而更容易兼容并包。妈祖阁是澳门妈祖崇拜的中心庙宇，但因其庙内石壁有“海觉”刻石，故又名海觉寺，“觉海”为佛教别称，其涵义不言而喻。又如莲峰庙，前殿奉祀妈祖，后殿奉祀观音；普济禅院正殿奉祀观音，右殿奉祀妈祖。澳门许多华人并不计较各种宗教的深刻教义，而更计较这种信仰对自己的保佑和心理上的安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