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前后西方人对毛泽东的评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日战争论文,人对论文,评价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35年10月，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率领中国工农红军历经千辛万苦的长征到达陕北，开始以延安为中心创建革命根据地。为了了解中国共产党的真实情况，弄清中国共产党领袖们的经历和政治主张，抗日战争前后许多持不同政治观点的西方人到达延安，并与毛泽东进行了接触。从延安回来以后，他们写了大量反映中国共产党真实情况的文章，并对毛泽东进行了评价。
一
1936年夏，埃德加·斯诺对陕北的第一次采访，这以后有许多西方人先后到达陕北，并与毛泽东进行了接触。这些西方人，从职业上看有新闻记者、商人、医生、教育工作者、军事观察员、传教士、作家；从政治观点上看有倾向共产党的进步人士，有敌视共产党的人。这些人虽从不同角度和不同政治观点出发，对毛泽东作了各具特色的介绍，但都对毛泽东评价很高。美国人海伦·斯诺写道，当她从毛泽东的窑洞里走出来时，脑海中印下的是一位发表了“阿波罗神谕”的崇高形象〔1〕。瑞典作家伊洛娜·拉尔夫·休斯则从毛泽东身上感到自己“一瞬间看到了永恒”〔2〕。 美国军事观察家埃尔斯·卡尔森则充满激情地称毛泽东是位“走在时代前面50年的天才”〔3〕。 是什么促使他们不约而同地对毛泽东作出如此之高的评价？
分析一下这时期西方人写的众多文章和著作，我们可以发现，他们大多是从非意识形态的角度，对毛泽东个人品格进行高度评价的。
这些西方人首先注意到的是毛泽东身上体现出的伟大人格力量。这时期与毛泽东接触过的西方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感受到了毛泽东的坚强毅力、博大胸怀、无私无畏和为民族解放事业献身的伟大人格力量，并毫无例外地盛赞了毛泽东的这些品质。美国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首先从毛泽东身上感受到“一种深刻的自尊心和当机立断的力量”，在与毛泽东作了几次彻夜长谈后，他说：“在我看来，他是一位诚实、正直和言行合一的人”，“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力，也许比其他任何人都要大……他的人格在这个运动中所起的作用，显然是无比巨大的。”〔4〕海伦·斯诺在她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后， 立刻感到“毛泽东教养有素，精神支柱铁铸钢打，不怕高压，是由坚韧组织构成的。”〔5 〕新西兰人詹姆斯·伯特伦则从另一个角度评价说，毛泽东是中国人中有着“无与伦比的冷静和稳定思想的人”〔6〕。 埃尔斯·卡尔森则从毛泽东身上感受到一种无私的精神，他称毛泽东是他所遇到的“最无私的人”〔7〕。甚至连敌视共产党的美国人乔伊·霍默， 也不得不称赞毛泽东“象钢铁一样具有锐性和韧性”〔8〕。
其次，他们对毛泽东超凡的个人魅力也赞不绝口，这是西方人评价毛泽东的又一个重要特点。在他们的评价中，几乎涉及了构成毛泽东个人魅力的各个方面，从他优雅的风度到雄辩的口才，从他随和的性格到言谈举止的机智，从他浪漫的诗人气质到待人接物的老练，几乎都有评述。毛泽东的优雅风度首先征服了美国《美洲亚洲》杂志编辑T·A·比森，他写道，“毛泽东随和、谈吐老练，肯花时间和外国人交往，很招记者们喜欢。”〔9 〕斯诺则被毛泽东身上那种“天生的精神”迷住了：“他的笑声很有感染力，他非常乐观机智的谈话，他的性格也很热情”，“他待人接物都很随便，不装腔作势”，“他是个杰出的书法家，喜欢写诗。他的性格有浪漫的一面。”〔10〕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则提到毛泽东的诗人气质：“他熟悉古代诗人，而且他自己就是一位才气纵横的诗人。他的诗具有古代伟大诗人的品质，但其中奔流着社会与个人思想的清泉。”〔11〕毛泽东坦诚而不加虚饰的态度，也给美国人菲利普·丁·爱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把这点称为中国共产党领袖们的“典型”性格〔12〕。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则从另一个角度评价毛泽东：“从他身上看不出一点急躁的情绪，只见他和蔼可亲之中含有自信。”〔13〕
第三，毛泽东渊博的知识、开阔的眼界，也使这时期来延安的所有西方人佩服不已。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写道：“我惊奇地发现，他非常熟悉当前的世界政治情况……毛非常精通世界史，并且对于欧洲的社会情况和政治，有着一个现实的概念。他对英国工党的情况很感兴趣，热心地问我关于工党的目前政策，一下子就把我知道的问题问了个精光”〔14〕。他还评论说：“他对美国很感兴趣”，“他在理论上知道美国的制度，而且研究过美国的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15〕。他惊奇地发现毛泽东不仅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著作，还读些古希腊哲学家斯宾诺沙、康德、歌德、黄格尔和卢梭等的著作”〔16〕。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也惊讶地说：“毛泽东谈话的内容非常广泛，天南地北、古往今来，他首先问我美国的情况。对于美国的许多事情，我发现他比我了解得还要多。这真使人感到吃惊”〔17〕。合众国际社记者厄尔·利夫写道：“他能够同任何人长谈到深夜，所涉及的问题小到唇膏，大到列宁主义，显示出对世界和时事的广博知识”〔18〕。
除对毛泽东的个性等进行评价外，一些西方人还试图从其他角度，如毛泽东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毛泽东深刻思想的源流等方面来评价毛泽东。美国人霍尔多·汉森认为，毛泽东是继斯大林之后“国际政治中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和领袖”〔19〕。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在分析毛泽东深刻思想的来源时说：“毛氏是众所周知的理论家，但他的理论却根据于中国的历史和战争的经验”〔20〕。对这个问题，斯诺的评价似乎更准确，他说：“马克思主义给了毛现代的剖析政治现象的方法”〔21〕。
从整体来看，抗日战争前后，西方人对毛泽东的评价大都带有很强的直观性。他们虽然看到了毛泽东身上体现的伟大人格力量，感受到他闪光的优秀品质，却大都没能上升到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这样的高度来评价他。他们虽然听到毛泽东雄辩的口才，感受到他准确的判断力和广博的学识，却不知道这是毛泽东为适应中国革命斗争的需要，努力学习，并且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立场、方法去分析历史和现实问题，解决问题的必然结果。因此，他们对毛泽东的评价还不能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高度，这些认识上的局限性影响了他们评价毛泽东的深度。但是尽管如此，就这些人对毛泽东个人的评价来看，依然是积极的客观的。
二
是什么促使这些西方人对毛泽东做出如此一致的高度评价呢？要弄清这个问题，必须考察这些西方人来延安前的经历和他们所持的政治立场、价值标准。
首先，他们在来延安之前大都有在国统区生活的经历。在与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接触之前，他们都与国民党官员接触过，其中有些人还见过蒋介石。国统区国民党官员们的奢侈浮华、虚伪狡诈及其对人民疾苦麻木不仁；给他们留下了很坏的印象。这些与他们后来在延安见到的，中国共产党人那种与人民同甘苦、共患难，诚实坦荡，以民族解放事业为己任的高尚献身精神，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种强烈的反差，使他们自然而然地把国共双方及其领袖进行比较。通过现实的比较，他们发现，国民党对共产党所谓“赤匪”的宣传，完全是诬蔑之辞，便把敬佩的目光投向了中国共产党和其领袖毛泽东。当然国共双方领导人个人魅力上的差距，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斯诺在对比了毛泽东和蒋介石两人的个性之后，不客气地写道，“蒋介石始终是个神经过敏、动作拘谨的小个子。毛则仍正从容不迫，动作稳重，能迅速领会别人谈话中的细微含义”〔22〕。格雷厄姆·佩克的评价更加直率，他认为“蒋介石与中共领袖比不得不屈居二流，这是一个颇为重要的事实”〔23〕。詹姻斯·伯特伦将毛泽东居住的寒冷阴暗的窑洞与南京政府官员豪华的住宅和奢侈的生活做了比较，得出重庆代表一个旧时代，而延安则代表一个新时代的结论〔24〕。正是由于国民党的腐败，衬托出共产党的清正廉洁，正是因为蒋介石的平庸才更显出毛泽东的伟大。
另外，这些西方人所持的政治观点和价值标准，也为我们弄清这个问题提供了一条线索。对于倾向共产党的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白求恩等人来说，毛泽东身上体现出的高度民族责任感，及其消灭剥削和压迫，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政治主张，完全符合他们反对阶级压迫，争取无产阶级解放的政治理想。基于这种阶级感情，他们对毛泽东作出高度评价，这是不难理解的。而对于持资产阶级平等、自由、人道主义价值观的其他西方人来说，他们崇尚的是社会平等，看重的是人际交往中的不拘礼仪诚实朴素，关心的是普通人的生活福利。毛泽东身上体现出的生活简朴、坦诚乐观、关心人民疾苦，致力于民族解放事业等高贵品质，在他们看来似乎正与自己的价值标准吻合，因而在兴奋之余，也对毛泽东作出了高度评价。
三
在我们肯定西方人对毛泽东所作的积极客观评价的同时，也不能忽略他们对毛泽东评价中的错误与失当的方面。这主要表现在有些人对毛泽东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表示怀疑上，如有的人在高度赞杨毛泽东的人格、学识、个人魅力的同时，又试图从他描述成一位“土地改革家”、“社会乌托邦主义者”，“社会空想家”等。埃文斯·卡尔木曾对霍尔多·汉木说毛泽东是“一位社会空想家”〔25〕。产生上述这种错误认识的原因，一是由于他们对中国革命性质和中国共产党的理论缺乏了解。如T·A·比森就把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定义为应用于农村条件下的“资产阶级民主意识”〔26〕。二是因为他们对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根据形势发展需要而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误解，错误地把中国共产党的一些具体策略上的改变，当作党本身性质的改变，如美国人厄利特在《战争中的中国》一书中断言，“中国共产党已不再是一个列宁主义的革命组织”，而成了一个“社会改革者与爱国者”的政党〔27〕。还有一个原因是，一些人不懂中国共产党把革命重心从城市转入农村，是从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出发，对马列主义的创造性发展，而错误地认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已经“被历史的逻辑变形为农民解放运动”〔28〕。这些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错误认识，必然影响他们对毛泽东的评价。其次，还表现在对毛泽东思想实质的错误认识上。在与毛泽东的接触过程中，他们虽然从毛泽东身上朦胧地感受到一种新的观念，新的思想，却不能从理论上解释这种思想的精神实质和深刻内涵，而仅仅将之称为“一种时代精神”〔29〕，并据此得出毛泽东为了寻求西方文明，而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样一个错误结论〔30〕。这反映出这些西方人或多或少地是从自己的政治观点和价值标准出发，去评价毛泽东，而不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去分析评价毛泽东。因此，他们的评价一旦涉及毛泽东的思想实质及政治行为时，便往往陷入主观的臆断与随意的猜测，从而影响了他们评价毛泽东的准确性。
注释：
〔1〕韦尔斯（海伦·斯诺）：《续行漫记》第277页。
〔2〕〔6〕〔7〕〔8〕〔9〕〔10〕〔12〕〔18〕〔24〕〔26 〕〔27〕〔28〕〔29〕〔30〕〔美〕肯尼斯·休梅克：《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第195、160、161、162、211、251、267、279、305页
〔3〕〔19〕〔25〕〔美〕霍尔多·汉森：《人道主义的努力：中国战争记事》第170—171、303页。
〔4〕〔14〕〔16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香港南奥出版社出版）第83、84页。
〔5〕海伦·斯诺：《我在中国的岁月》第293、297页。
〔15〕〔21〕 《斯诺文集》第一卷第200、201页。
〔11〕〔13〕〔17〕〔20〕〔22〕 《领袖交往实录系列：毛泽东》第508、524、525、531页。
〔23〕格雷厄姆·佩克：《两种时代》第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