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1999年回族研究的回顾与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回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39 （2001）01—0069—06
回族研究严格地说始于20世纪20年代，它以陈汉章、陈垣《中国回教史》和《回回教入中国史略》的发表为开端。40年代初，罗迈（李维汉）《长期被压迫与长期奋斗的民族》、《回回问题研究》的发表与民族问题研究会编写的《回回民族问题》一书的出版，标志着回族研究步入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正确轨道。民国时期，金吉堂《中国回教史研究》、傅统先《中国回教史》、马以愚《中国回教史鉴》、白寿彝《中国回教小史》和《中国伊斯兰史纲要》（当时回族研究是在回教和族教合一的名义下进行的）等著作相继问世，反映了回族研究取得了可喜的进展，但其研究取得丰硕成果是在建国之后。本文试图对建国以来的回族研究作一简要回顾，并对今后如何加强回族研究发表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以求教于专家和读者。
一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贯彻落实，回族研究作为宣传回族人民新生，推动回族发展进步的重要手段，受到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但由于受大气候的影响，自50年代后期起就受到了“左”的思潮的干扰；“文革”期间又受到“四人帮”的肆意践踏和破坏；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这种干扰和破坏才得以彻底解决。但从总体角度看，从建国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回族研究仍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具体表现为：
1.出版了一批回族史著作，为回族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51年，上海东方书社出版了白寿彝的《回回民族底新生》一书，这是新中国成立后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系统论述回族史的一本著作，对后来的回族史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后相继问世的有，同年东方书社出版的马霄石的《西北回族革命简史》，首次系统地研究了西北回民起义。1957年，民族出版社出版了白寿彝、韩道仁、丁毅民编著的《回回民族的历史和现状》，这是一本系统叙述回族史的著作，重点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后回族的进步和发展。同年上海新知识出版社出版了林干的《清代回民起义》，不仅叙述了历次回民起义的原因、经过、失败原因，还分析了伊斯兰教在起义中的影响、作用和所受到的冲击。1958年，民族出版社出版了丁毅民的《新中国的回回民族》，概括了新中国成立后回族在各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为庆祝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在白寿彝先生的指导下，社科院民族研究所和中央民族学院部分同志，对原先集体编写的《回族简史简志合编》略加修改后，于1978年由宁夏人民出版社以《回族简史》名义出版发行。该书全面系统地概述了回回民族产生、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总结了回族在反对封建压迫、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反对反动派反动统治斗争中的贡献以及在文化科学技术方面的成就。
2.发表了一批颇有见树的论文，并就某些问题进行了重点的探讨。据统计，建国后到1978年底，国内报刊公开发表的有关回族的论文、评述、调查资料及回忆录共约217篇。其中文革前共196篇，其间又以50年代居多；文革10年中，仅发表5篇文章，研究处于停滞状态； 粉碎“四人帮”后到1978年底的2年中，发表文章16篇，[1]研究工作呈现复苏之势。在上述文章中，白寿彝先生针对当时回族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于1960年2月22 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关于回族史的几个问题》一文，从回族和伊斯兰教、回族来源、阶级关系和民族关系、历史人物、回族史工作5个方面进行了集中的论述，提出开展回族经济史、 文化史、现代革命史专题研究的建议。“这是一篇研究回族史纲领性文章，至今仍具有指导意义”。[2]其余文章就其内容看， 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回族族源及其形成问题。原先关于回族的来源问题意见分歧较大，主要有4种意见：一是认为回族来源于唐代的回纥； 二是认为元时从中亚、波斯和阿拉伯等地东来的回回是其主要来源；三是认为以原来的突厥族为主导，并和东来的波斯人、阿富汗人、阿拉伯人等混合而成。四是认为汉族是其主要来源。至于回族的形成，只是笼统地提出元时回回进入中国，开始形成为中国境内的民族。就此问题，先后发表不少文章，展开了讨论。经过讨论，基本上取得一致意见。有人总结为回族的来源“是由元代进入中国的中央亚细亚各族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唐宋时代来中国经商而留居下来的少数阿拉伯人、波斯人的后裔和中国的各族人主要是汉族人融合发展而成的一个民族”。[3 ]“从十三世纪初年（蒙元时期——为作者所加，下同）到十六世纪中叶（明代中期），是回族在中国落户、生根，以至形成一个民族的时代。从十六世纪中叶到十九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前），是回回民族在封建社会里的发展时代”。[4]回族族源及形成问题的解决，是回族史研究的重要成果。
第二，回族人民革命斗争问题。建国后对回族人民革命斗争史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太平天国时期的西南、西北回民起义方面，前后发表的文章，主要有林干的《太平天国时期云南的回民起义》、马汝珩的《论论清代云南的回民起义性质》、吴万善的《一八六二——一八七三年的西北回民起义》等30多篇，占文革前发表的回族研究论文总数196 篇的近17%。这些文章对咸同年间西南、西北回民起义的原因、经过、民族关系、人物、推行政策、失败原因、性质、作用及其与伊斯兰教的关系进行了全面的论述和探讨。通过讨论，将统治阶级颠倒的历史纠正过来，还了回民起义的本来面目。
第三，历史人物评价问题。建国后有不少论述回族历史人物的文章发表。如方国瑜的《关于赛典赤抚滇功绩》、吴晗的《论海瑞》、叶国庆的《李贽先世考》等。但大多数文章是对马骏、马本斋、杜文秀等人的评述。如刘清杨的《回忆“五四”时期的马骏》、马玉槐的《继承和发扬马骏烈士的革命精神》、马凤午的《马本斋同志不死》等。对马骏、马本斋的斗争事迹和为国为民的献身精神给予了高度评价和充分的肯定。针对云南回族起义领袖杜文秀是否“是祖国和起义军的叛卖者”的问题，全国史学工作者展开了讨论，特别是云南史学工作者就此进行了深入的调查。1961年吴乾就在云南《学术月刊》创刊号上发表了《关于杜文秀的评价问题》，1963年田汝康在《历史研究》第4 期发表了《有关杜文秀对外关系的几个问题》，认为杜文秀改年号、称苏丹、建立回回国、派遣刘衡出使英国称臣等结论是不能成立的。对于杜文秀学术界基本上仍倾向于肯定，但这一有益的探讨很快为“文革”所中断。甘肃对马仲英进行了深入调查讨论，但没有得出结论。
3.调查搜集整理了一批资料，为回族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1952年，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了白寿彝的《回民起义》4册，为研究西南、 西北回民起义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推动了太平天国时期回民起义的研究。1953年中国回民文化协进会成立后，出版的34期《回协工作通讯》，保存了建国前后回族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大量资料。1953年3月， 依据对河南回族群众调查材料编纂而成的《河南回族群众反映汇编》，对回族研究具有参考价值。1954年，前中南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中南民族学院部分人员，前往海南进行黎族苗族社会历史调查，同时对三亚回族婚姻情况进行了调查，刊登在1957年整理成册的《海南苗族情况调查》的附录中，[5 ]详细记述了当时三亚回族的婚姻状况。1956年，西北大学马长寿教授率领部分学生对西北回民起义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整理出《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初稿》，对研究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极具参考价值。
1958年，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大规模的少数民族历史调查。在收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吸收了以往研究成果，由中科院民族研究所和宁夏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编写成《回族简史简志合编》（初稿），于1963年铅印成册。此外，还先后整理出《甘肃回族调查资料汇集》、《青海回族调查资料汇集》、《黑龙江回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等多种资料。甘肃民族研究所对马仲英进行了重点调查，将资料整理汇集成册。 [6]
1959年，周恩来总理发出编写文史资料的指示后，回族文史资料的征集整理工作积极进行。特别是在回族聚居的西北地区，取得了较大的进展。据统计，“《甘肃文史资料选辑》自1962年创刊到1968年共编辑出版了5辑，发表回族伊斯兰教内容的文章25篇； 《青海文史资料选辑》自1963年6月到1965年9月出版的5辑中， 刊载回族伊斯兰教方面的文章达39篇；西北其它省（区）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中，均有相关的文章”[6]发表。此外，各地、 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也搜集整理了不少有关回族的资料。如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就征集了大量回族文史资料。仅《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上就刊登有该州马仲雍先生提供的《清同治年间甘肃回变中的马化龙》和《清同治初穆生华起事始末》、马培清的《马占鳌的起事与投降》、马丕烈的《马仲英起事与三围河川》等。甘肃张家川回族自治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马守礼，文革前“撰写了数十篇有关张家川回族历史、经济、文化、风俗的文章，其中《张家川回族聚居区的形成》、《张家川皮毛、布匹集散地的形成》等文章有很高价值，成为目前撰写张家川地方史志的基础性材料”。[7]上述资料今天看来，尽管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一些问题， 带有时代的烙印，但毕竟为回族研究保存了可贵的材料。
4.设置了研究机构，为回族研究储备了人才。中国科学院成立后，下设了民族研究所。该所所辖历史研究室西北组内有专人从事回族史的研究工作，在回族社会历史调查和资料整理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62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了民族历史研究室，虽未冠以回族名称，但以宁夏和全国回族作为研究的主要任务，不仅收集了大量的回族历史资料，并看手进行了整理。先后编印出《关于回族来源》、《伊斯兰教和回族的关系》、《西北回民起事》、《关于杜文秀大理政权的对内对外政策》等资料汇编，为开展回族研究做了大量的基础性工作。甘肃成立了民族研究所，对回族历史开展了系统的调查研究。上述各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在10年动乱之后，大都成为当地乃至全国回族研究机构的骨干和中坚力量。
综上所述，可以清楚看出建国后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29年间的回族研究，和建国前相比，无论是发表论著数量之多、内容之广泛、质量之高都是前所未有的。特别是在研究中突破族教合一的观念，解决了回族族源、形成等重大问题，对以后回族史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回族研究在艰难曲折中仍有所前进，有所发展，取得了质的飞跃，其主流是应该予以肯定的。
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回族研究迎来了气象万新的春天。自1983年10月到1999年底，连续不断地召开的12次全国回族史学术讨论会及与其相关的西北5省（区）和全国伊斯兰教、 清代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回族医药学、郑和、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国际回族历史与文化等一系列学术讨论会，极大地推动了回族研究。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进一步贯彻落实，回族地区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为研究人员提供了广阔的天地。改革开放以来，创办和复办的《回族研究》、《中国回族研究》、《宁夏社会科学》、《宁夏大学学报》、《西北民族研究》、《甘肃民族研究》、《南方民族研究丛刊》、《中国穆斯林》和各民族院校学报等诸多刊物，为回族研究成果发表提供了众多的阵地。上述一切，使回族研究获得了蓬勃发展，取得了丰硕成果。
自1979年以来，从回族研究的一个侧面即专著、论文、调查资料的撰写及发表情况来看，仅12次全国回族史学术讨论会，就提供论文、专著、论文集、资料汇编800多篇（本）。《回族研究》自1991 年创刊以来，9年间共发表论文、书评及有关资料610多篇。据《伊斯兰教与回族研究文荟》和《回族研究》不完全统计，1979—1999年21年间，国内各报刊杂志共发表有关回族文章2900多篇，[8]为改革开放前近30 年发表论文总和的13倍多。内容涉及回族与伊斯兰教、回族历史、经济、文化教育、文学艺术、语言文字、文化思想、历史人物、地方史志、医药、科学技术、人口、民风民俗等各个方面。其数量之多，内容之广泛，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是已往任何时期所无法比拟的。
1.已出版的回族历史与综合类著作。1993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由胡振华主编的《中国回族》，是一本了解各省（区）回族历史与现状的论文集。1995年，民族出版社出版的马启成等人编著的民族知识丛书《回族》，对回族进行了全面、系统的介绍。1996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邱树森主编的《中国回族史》，全面系统地介绍了从唐宋时期回回先民到民国时期回族的境况。对回族族源、形成，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教派与门宦，各个时期回族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生活习俗、反抗国内外敌人的斗争史进行了详实的论述，并对清末和民国时期的回族社团作了相应的介绍，是一部系统全面介绍回族的力作。此外，1982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白寿彝的《中国伊斯兰史存稿》，1984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回族史论集》，198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杨志玖的《元史三论》，1989年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的《回族史论集》，1991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杨怀中的《回族史论稿》，1992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与今日中国出版社出版的《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及林松、和的《回族历史与伊斯兰文化》，1993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松茂的《回族与伊斯兰教研究》，1995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由杨怀中、余振贵主编的《伊斯兰与中国文化》等著作，从不同侧面对各个时期回族史中的诸多问题，甚至是以前研究中很少涉及的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和探讨。1992—1994年间，江苏辞书出版社、上海辞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先后出版了邱树森主编的《中国回族大词典》、杨惠云主编的《中国回族大辞典》和海杰编著的《回族知识辞典》，内容涉及到回族历史与现状的方方面面，填补了回族辞书的空白。1995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松茂的《回族史指南》，提供了回族史的基本知识及有关史料和研究情况。
2.已出版的地方史志著作。据不完全统计，自1988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马亮生主编的《湖南回族》后，吉林教育、云南民族和广东人民三家出版社，于1989年分别出版了马鸿超、田志和主编的《吉林回族》，杨兆钧主编的《云南回族史》， 姜永兴的《广东海南回族研究》。 1990年，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了马迎洲等编著的《河南少数民族史稿》（回族内容居多）。1993年，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宁夏和新疆人民出版社分别出版了答振益的《湖北回族》，丁国勇主编的《宁夏回族》，谭吴铁主编的《新疆回族伊斯兰教史略》。1994年，甘肃和辽宁民族出版社分别出版了马通的《甘肃回族史》，宋国强、姜相顺主编的《辽宁回族史略》。1997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冯福宽及马复元的《陕西回族史》和《新时期的陕西回族》。1998年，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了马明龙主编的《广西回族历史与文化》。1999年，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了马维良的《云南回族历史与文化研究》。1995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答振益主编的《中南地区回族史》，是我国第一部研究大区回族史的专著。与此同时，不少市、县、区、乡、镇乃至街村的回族史志也相继问世。如《呼和浩特回族史》、《沈阳回族志》、《峨山彝族回族自治县回族志》、《沧州回族》、《北京牛街》、《陈埭回族研究》、《百崎回族研究》、《沙甸的昨天·今天》等。作为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出版的有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昌吉和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及张家川、门源、化隆、大厂、孟村、焉耆、大通、民和、巍山、寻甸、威宁回族自治县（或和其它民族联合自治县）概况。上述介绍虽不能反映回族地方史志出版全貌，但从中已不难看出其硕果累累之丰收景象。
3.已出版的专门著作。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是以往研究中比较重视的课题，还是研究中的薄弱环节，均获得了重大进展。
第一，清代回民起义研究。1991年，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了荆德新的《杜文秀起义》一书，对起义涉及的诸多问题及以往对杜文秀的评价中有争议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论述和探讨。1988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李范文、余振贵主编的《西北回民起义研究资料汇编》，集中反映了1949—1986年间学术界在西北回民起义研究方面的成果。1990年，陕西三秦出版社出版了冯增烈等主编的《清代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研究》，对起义性质、起义军同当时各起义军的关系及回汉关系、起义领导人特别是对白彦虎的历史评价进行了探讨。1991年，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吴万善的《清代西北回民起义研究》，对起义性质、伊斯兰教及教派对起义的影响、“乞抚”及民族关系等有争议的问题，都作了认真的论证和探讨。1992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邵宏谟、韩敏的《陕西回民起义史》。上述著作与“文革”前有关著作相比，无论其内容、观点、深度、广度均有所拓展和突破。
第二，历史人物研究及其相关资料的出版。郑和的研究成果有《郑和下西洋论文集》、《郑和下西洋》、《郑和与福建》等。有关郑和的资料有《郑和下西洋资料选辑》、《郑和家世资料》、《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 《郑和史迹文物选》等。 [9 ]海瑞的研究成果及资料有1985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张德信的《明史海瑞传校注》及1981年中华书局再版的《海瑞集》。李贽的研究成果有1981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贽评传》，198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李贽》。[9]对陕西回民起义领导人崔伟， 马国强在所著《崔伟传》一书中，对“崔伟的起义功绩和招抚后的表现，既在总体上给予充分的肯定，又中肯地论述了其过失及消极方面”。[10]1998年，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了《赛典赤·赡思丁评传》，对其历史功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这一时期出版的论述民国时期的回族历史人物，特别是西北马家军阀的著作、资料甚多。1987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了《白崇禧回忆录》，《甘肃文史资料》第24辑辑录了《马仲英史料专辑》，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译著《马仲英逃亡记》。1994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马仲英在新疆》，《甘肃文史资料》第16辑、21辑分别辑录了《马鸿逵史料专辑》和《马鸿宾史料专辑》，《宁夏文史资料》第14辑也辑录了《马鸿宾史料专辑》。1986年，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马步芳家族的兴衰》和《马步芳家族统治青海四十年》（修订本）。1998年，中国文史出版社先后出版了《青海三马》和《宁夏三马》，《甘肃文史》第5期刊登了《西北马家军阀史略》专辑。1993年，重庆出版社、 河南人民出版社等先后出版了《蒋介石与西北四马》、《青海王传奇——马步芳祖孙三代盛衰记》和《西北五马》。1994年，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译著《马步芳在青海》。1995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近现代回族人物研究》，对30多位回族人士进行了介绍和评论。自1982年起，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郑和、海瑞、郭隆真、陈经畲等近20人的专记。1993年湖南出版社出版的《湖南回族人物录》、1995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回族名人词典》，对众多的回族各界历史人物作了简要介绍。应特别指出的是，宁夏人民出版社于1985年—1997年间，出版了白寿彝主编的元、明、清、近代共4卷《回族人物志》，编写了近500人的人物传记，是全国第一部大型回族人物传记，堪称建国以来回族研究的精品之作。总之，80年代以来，对回族历史人物研究和评价，较以前有所突破，更加客观公允。
第三，回族近现代史研究。1991年，宁夏人民出版社、河北人民出版社先后出版了《海固回民起义与回民骑兵团》和《回族抗日斗争史论集》两书。前者系统全面地介绍了海固回民3 次起义和回民骑兵团组建及其战斗历程。后者对抗日战争时期回族在各地各条战线的活动进行了详细的论述。1992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渤海、东北回民支队回忆录》，记述了这支回民武装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战斗历程。同年，甘肃民族出版社出版的《回族近现代史研究》，对辛亥革命前后和抗日战争时期广大回族人民的革命活动、回族的新文化运动、近现代回族人物等进行了探讨。1996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张怀武主编的《近现代回族爱国斗争史话》，对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期间回族人民反帝爱国斗争的人和事集中进行了系统的介绍。
第四，回族经济研究。回族经济是回族研究中最为薄弱的环节之一。20世纪50至70年代仅发表回族经济方面论文5篇。自80 年代以来该问题已引起学术界的广泛重视。1988年，中国商业出版社出版了赖存理的《回族商业史》，叙述了从唐宋到民国时期回回商业活动的发展、变化、特点、作用等。1992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赖存理的《中国回族社会经济》一书，对回族社会经济的历史与现实分别进行了描述和论述，并将回族的社会特征与汉族作了比较研究。1997年，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马寿千、赵宏庆主编的《当代回族经济掠影》，收集了全国20个省、市、自治区有关当代回族城乡经济发展和脱贫致富典型的文章30多篇，为回族经济腾飞提供了借鉴。
第五，回族文学研究。1984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回族民间故事》。1985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回族民间故事选》。宁夏人民出版社于1988年先后出版了《回族民间故事集》、《回族民间叙事诗集》和《回族古代文学史》，1989 年出版了《回族民间文学史纲》， 1990年出版了《回族文学与回族文化》，后来又连续出版了《回族文学论丛》5辑，1995年又出版了杨继国所著的《回族文学创作论》。 1998年，文联出版公司出版了马旷源的《回族文化论集》。上述资料的收集整理及学术著作的发表，反映了回族文学研究取得了显著成绩。
第六，资料、古籍的搜集整理和出版。云南方面，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的有全国《回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云南回族社会历史调查》4辑、《昆明回族民俗和宗教调查》、《云南回民起义史料》、 《云南回族乡情调查》、《云南回族苗族百村社会经济调查》；一些州、县民委甚至区镇的回族历史编写组编印了《大理回族史料集》、《红河州回族史料选辑》、《沙甸回族史料》等。陕西方面，出版了《陕甘宁边区民族宗教史料选编》、《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调查记录》；省地方志编委会刊印了《陕西回民起义资料》。甘肃方面，省图书馆编印了含甘、宁、青、新四省（区），约150万字的《西北民族宗教史料文摘》， 其中有不少有关回族历史的资料；省民族研究所刊印了《甘肃回族现代史资料选辑》。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编辑出版了《西北回族与伊斯兰教》。贵州省党史研究室冀鲁豫组编印了《冀鲁豫边区回民革命斗争专辑》。湖南出版了《湖南回族史料辑要》。广东编辑了清真寺、圣墓碑刻资料汇编——《广州伊斯兰古迹研究》，并由宁夏有关出版社公开出版。河南省民族宗教志编委会刊印了《河南民族宗教史志资料通讯》3 辑（主要系回族伊斯兰教资料）。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回民区政协、包头市东河区政协编印了《呼和浩特回族史料》2辑、《包头市回族史料》。 河北孟村回族自治县党史研究室、邯郸地区民委刊印了反映党领导回民革命斗争的《孟村风云录》3辑、《邯郸地区清真寺史料集》。 山东省民委编印了《山东省民族志资料选编·回族专辑》；费县、平邑两县联合编辑出版了《民族英雄左宝贵》一书，除论文外还收集不少有关左宝贵的资料。福建泉州市历史研究会等单位编印了《泉州回族族谱资料选编》（陈埭丁姓回族部分）。20世纪80年代以来，回族古籍的校勘、标点、汇编、注释及出版工作成绩斐然。河南出版了蒋湘南的《七经楼文钞》。辽宁出版了《辽宁回族家谱选编》。北京出版了《北京牛街志书——〈冈志〉》。宁夏整理标点出版了中国回族古籍丛书《钦定兰州纪略》、《钦定石峰堡纪略》、《中国伊斯兰历史报刊萃编》——《醒回篇》和《伊斯兰》。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丁鹤年诗辑注》、《南海甘蕉蒲氏家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萨都刺的《雁门集》。南方省区回族古籍整理领导小组已编辑出版了《中国南方回族谱牒选编》、《中国南方回族碑刻匾联选编》。各地文史资料刊登了不少回族资料甚至回族专辑，如《西安文史资料》第12辑、《沈阳文史资料》第8辑、 《兰州文史资料》第9辑、《开封市史志资料选辑》总第9期均为回族专集。《开封文史资料》第10辑、《武汉文史资料》第59辑为民族宗教史料专辑，其中回族、伊斯兰教占相当比重。
此外，原回族研究的一些薄弱环节，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已取得初步研究成果。1990年，陕西科技出版社出版了西安《回族医药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对回族医药学进行了全面系统的介绍和论述。1991年，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回族教育史论文集》，反映了回族教育的历史、现状和特点。宁夏人民出版社90年代以来，先后出版了张天路等人合著的《中国穆斯林人口》、马平的《中国穆斯林民居文化》和《回族心理素质与行为方式》。1999年，新疆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魏德新的《中国回族姓氏溯源》。上述著述均突破了以往回族研究的传统内容，必将对今后回族研究产生一定的影响。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回族研究从论文的发表到专著、论文集、地方史志、古籍整理、资料汇编的出版刊印，其数量之多，探讨内容之广泛，呈现出异彩纷呈、百花争艳之势，取得了丰硕成果。
三
回顾建国以来回族研究，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在回族研究中还存在着不少薄弱环节，甚至有不少空白领域。人才的培养和素质的提高、资料的发掘整理、研究规划的制定等诸多方面，还有许多问题有待于进一步解决。为进一步搞好回族研究，特提出以下几点不成熟的看法供参考。
1.拓展研究领域，提高研究水平，迎接21世纪更加艳丽的回族研究的春天。建国5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回族研究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各学科领域的研究进展极不平衡，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如经济、教育、文化、思想、哲学、社团、医药、科技等方面仍然是回族研究中的薄弱环节。经济是基础，就每个民族而言，对其兴盛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对提高民族素质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以来，虽然在这方面发表了一些论著，但如何把历史研究和现状很好地结合起来，为提高回族整体素质、为发展当代回族经济、脱贫致富服务，还有待于深化和提高。作为一个拥有900多万人口， 对祖国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作出重要贡献的民族，至今还没有一部自己的经济史、教育史、文化史、科技史问世，和我们这个民族是极不相称的。如何突出重点，加强对上述问题的研究，充实回族研究的内容，是摆在我们面前亟待解决的迫切任务。
2.统筹规划，加强协作，编写系列大型回族丛书，使回族研究更上一层楼。以往的回族研究，因缺乏全国性的组织，没有统一规划，多处于分散的各自为战的局面。经过10多年努力，终于于1998年成立了中国民族学学会回族学会，它标志着中国回族学研究步入了全方位研究的新阶段，也是回族研究向科学化、系统化、国际化迈出的第一步。学会“章程”中明确规定：要组织协调全国回族研究力量，确立研究课题和研究方向，制定学术研究规划。这就为回族研究提供了新的契机。我们寄希望于“学会”能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上，把编写多学科、多门类、高层次系列大型回族丛书纳入规划并付诸实施。回族散居全国各地，回族研究人员虽然在宁夏、北京、云南、甘肃等地较为集中，但也散处于其它省区，要完成系列大型丛书的编写任务，绝非个别省、市或少数人所能胜任，它需要调动回汉各民族、各方面力量共同努力完成。白寿彝先生主编的《回族人物志》和多卷本的《中国通史》已为我们树立了榜样，这也是我们繁荣回族研究的必由之路。
3.继续做好资料的发掘、搜集和整理工作，为回族研究提供坚实的基础。建国以来，在回族资料的搜集整理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如何继续做好这项工作？前段时间已出版的《中国伊斯兰教参考资料选编》、《中国伊斯兰历史报刊萃编》、《陕甘宁边区民族宗教史料选编》、《中国南方回族谱牒选编》、《中国南方回族碑刻匾联选编》等为我们提供了参考。明、清历史档案，国家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建国前回族创办经营的厂矿、大型商店、企业账册，《东方杂志》、《正宗爱国报》、《新华日报》等各个时期报刊杂志对当时发生的有关回族事件的报导，回族知名人士的私人著述、日记、信函中都有不少资料，有待于我们去发掘、搜集和整理。当然，这项工作绝非个人所能完成的，只要加强规划，加强领导，分工负责，扎扎实实地开展工作，定会有所发现、有所收获。
4.注重队伍建设，加强后续人才的培养，提高研究人员素质。研究人员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到回族研究的成果。从已往活跃在回族研究领域里的人员情况来看，老一辈学者有的已与世长辞，大多已年逾古稀，虽然仍笔耕不息，但毕竟不能违背自然法则，在各方面都受到相当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来成长起来的一批骨干力量，不少人已离开工作岗位，出于对本民族的感情，仅能做些条件允许、力所能及的研究工作。现有的研究人员中，中青年及非专业业余人员居多，即使在科研教育单位受过专业训练的大学生、研究生，受市场经济和所在单位各方面条件影响，流失的已为数不少。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提高现有专职、业余研究人员的业务素质，就显得更为重要了。我想，在某些有条件的地区，利用业余时间定期举办回族专题讲座，举办不脱产的回族史研究生班，召开地区性、专题性及全国学术讨论会，是提高回族研究人员素质，保证回族研究后继有人，推动回族研究稳定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当然，在回族研究中，要突出现实问题，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要把研究工作同回族地区的实际结合起来，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只有这样，回族研究才能具有无限生命力，才能得到持续不断的繁荣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