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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4月15日， 邓小平接见外宾时指出：“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在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而经济文化又相当落后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不能不涉及如何认识和处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事实证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前的20多年中，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好，使中国搞社会主义走了相当曲折的路。鉴今资政是中国治史的传统。所以，对这段历史、对这方面问题的研究，既有学术意义，也是现实关怀。
在纪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之际，胡绳发表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世纪之交的回顾与前瞻》（《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6期）。他指出：在落后的农业国家中， 资本主义是否可以一笔勾销，它与社会主义究竟有何关连，这在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存在3种有影响的看法。其中，“一种看法是， 中国可以从农业国家跳过资本主义（跳过工业化）直接到达社会主义。这种看法一般被称为‘民粹主义’。”他认为，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这个问题作了透彻的解决，但是，从50年代到70年代，不同形式的民粹主义倾向回潮了。邓小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破除了基本上没有摆脱民粹主义的种种错误认识。
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1998年12月，胡绳在“毛泽东、邓小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讨论会上作了题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的讲话（《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1期）。这篇文章， 实际上是前一篇的延伸和扩展。前一篇讲民粹主义时，涉及到建国后的毛泽东。他写道：“孙中山和毛泽东本人都曾染上过民粹主义色彩。孙的名言是‘毕其功于一役’。毛的典型说法是‘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后一篇就从毛泽东是不是带有民粹主义的思想说起。
胡绳首先指出，这个问题恐怕是由研究毛泽东的美国人首先提出来的，国内学者对美国人的观点看法不一。他认为大体在民主革命时期的1939年到1949年，毛泽东不但没有丝毫染上民粹主义的思想，而且是坚决地反对民粹主义的。从理论和实践上坚定地透彻地反对民粹主义，毛泽东是中共党内的第一人。什么是民粹主义？他提出判别的两个要素，即从封建主义到社会主义中避免资本主义，从分散落后的个体经济到社会主义不以工业化为基础，关键是第一个要素。这样说是以毛泽东的论断为依据的，毛泽东指出，“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又指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分散的个体经济——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不是民主社会包括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区别。他认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指出了一条不经过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避免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专政的“可怕的波折”，但又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的路子。建国后，这个思路1953年开始发生变化，不提新民主主义，改提社会主义革命从1949年就开始了，而此时资本主义在中国太少的情势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进入过渡时期以后，工业化这个总路线的“主体”和社会主义改造这个总路线的“两翼”没有像预计的那样平行地发展，而且社会主义改造的飞速完成，主要是依靠政权的力量人为地促成。紧接着，搞“大跃进”，搞人民公社。当农业生产力没有任何显著提高，国家的工业化还在发端的时候，以为从人民公社就能够进入共产主义。这种“穷过渡”的思想，“在实质上属于民粹主义的范畴，和马克思主义距离很远。”回顾建国后头30年，胡绳认为最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决不能不顾生产力发展的水平而追求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提高，这种提高不但不是真正的提高，而且只会对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起阻碍作用。“这条经验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要害。”
胡绳的讲话和文章，引起了强烈的反应。沙健孙在上述理论讨论会上当即作了表示不同意见的讲话。以后，他发表了《坚持科学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真理的追求》1999年第3期）、 《一个至关重要的全局性问题——对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意义的再认识》（《中流》1999年第4期）、《马克思主义，还是庸俗生产力论？——评胡绳教授对毛主席的批判》（《中流》1999年第12期）。黄如桐（见《中流》1999年第4期、《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6期）、范庥（见《中流》1999年第4期）、郎冠英、 金台生（分别见《真理的追求》1999年第12期、2000年第2期）以及《当代思潮》特约评论员等， 亦先后发表反驳胡绳的文章或在文章中捎带批驳。与此同时，邱路（见《百年潮》2000年第1期）、胡岩（见《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9 年第2期）、何诚、王也扬（分别见《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6期）、林蕴晖、林庭芳（分别见《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1 期）等或支持胡绳的观点，或反驳批评胡绳的观点。也有的如唐培吉（见《党史研究与教学》1999年第6期）、郑德荣和柳国庆（见《党的文献2000年第1期》），虽不直接参加讨论，但所发表的文章实际上赞同胡绳的观点。
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毛泽东是否染上过民粹主义的色彩，毛泽东关于“一张白纸，没有负担……”的说法是不是民粹主义的反映。
沙健孙认为，毛泽东从来没有否认资本主义的历史作用，从来没有把农民看作是天然的社会主义者，从来没有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可以建立在小生产的基础上，更从来没有赞成过进行个人恐怖活动，民粹主义的帽子根本扣不到毛泽东的头上。范庥认为民粹主义完全否定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大生产，否定工人阶级的历史作用，否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毛泽东根本不是这样。胡岩认为，看毛泽东是否染上过民粹主义的色彩，需要研究全部事实，不能仅根据某一方面的事实来评价，像毛泽东这样复杂的历史人物，毕生的思想和活动肯定存在始终有别、前后矛盾的地方。他认为民粹主义者如孙中山，也主张工业化，毛泽东主张社会主义工业化并不说明他没有染上民粹主义色彩。他列举大量材料，论证了范庥概括的民粹主义特点均与历史事实不符。
1958年，毛泽东写道：“除了别的特点之外，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沙健孙认为，胡绳把这段话作为民粹主义的例证，“是对毛泽东的误解，在理论和事实上都站不住脚”。毛泽东讲这番话是想以此论证我国的工农业生产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的观点，同民粹派关于社会主义应当以小生产为基础的思想“没有任何共同之处”。范庥认为毛泽东在这里说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他质问“这何错之有？”他认为毛泽东关于“一穷二白”的论述同民粹主义毫不相干，把它当做例证，“岂不是荒谬绝伦！”《当代思潮》特约评论员的文章说，毛泽东的这段话充满深刻的哲理和诗人的激情，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国情所作的辩证分析，曾经极大地激励了中国人民艰苦奋斗、改天换地的社会主义热情。毛泽东在这里丝毫没有像“民粹主义”所主张的那样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可以建立在小生产基础之上的意思，而且他毕生曾经为规划和实现中国的工业化而不懈奋斗，要求把中国的社会主义建立在大工业充分发展的基础之上，把他这段鼓励人民建设热情的话同所谓“民粹主义”硬拉扯在一起，“实在是极其荒唐可笑的”。郎冠英、金台生均支持上述观点。
林蕴晖提出与上述评论不同的观点。他指出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这能激发人们的革命和建设热情，无疑有其积极的一面，问题是革什么“命”，画什么“图”，怎么“革”， 怎么“画”？ 结合毛泽东1958年的实践可知，他所画的最新最美的画图，就是依靠“穷则思变”激起的革命热情，试图短期内实现所有制的不断变革——由高级社的集体所有制过渡到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再由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从而也就可以很快进入共产主义了。这种认为越穷越有利于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过渡的认识，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也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它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了严重后果。实践证明，经济文化落后是制约建设社会主义的困难条件，而非有利条件。在这种条件下，靠群众运动闹革命，并急于使资本主义绝种，是无益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而也是不利于社会主义的。建国后50年的风雨历程告诉我们，毛泽东当年所指出的民粹主义思想，在我们党内并没有自然消除。
民粹主义是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一个派别，它“左”得很，要在俄国小农经济的条件下更快地搞社会主义。当时的中国也是小农经济占主导的国家，自然也会产生这种思想，只是表现形式和侧重点会有所不同。从建国后毛泽东急于使资本主义在中国绝种，搞“穷过渡”，认为富了难革命来看，说他染上过民粹主义色彩并不为错。如果承认民粹主义属于“左”倾错误一类的东西，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并没有回避毛泽东所犯下的“左”倾错误，同样肯定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那么，认为毛泽东具有民粹主义倾向，即意味着毛泽东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家，他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则是没有什么根据的。
第二，社会主义改造是否正当其时，它的飞速完成是符合实际的要求，还是主要依靠政权力量人为地促成。
针对胡绳关于1953年说社会主义从1949年已经开始的说法不大能够服人的观点，沙健孙认为其中涉及两个问题，一是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在一定的条件下能不能搞社会主义，二是社会主义改造是不是由历史的必然性所决定。关于前一个问题，他根据经典作家的论断做了肯定，并认为胡绳的失误在于“把发展资本主义与实现工业化这两件事情无条件地等同起来了”，是庸俗生产力论，而庸俗生产力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的歪曲。关于后一个问题，他认为新民主主义的过渡性决定了新民主主义社会一旦在全国范围建立，就开始了向社会主义革命进军的步伐，而建国初期所做的没收官僚资本，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开展互助合作等项工作，也正是向社会主义进军的步伐。“把社会主义改造的事业说成是主要利用政权的力量‘人为地促成’的这种看法，更是没有根据的”。对以上说法，邱路予以反驳。他指出，总路线和社会主义选择的这种必然性与社会主义改造的时间长短、彻底与否，两者之间没有什么必然的逻辑联系。《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批评的“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单一，以致在长时间遗留了一些问题”，正是社会主义改造被人为加速的表现。唐培吉直截了当地指出，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实质，就是搞早了，以致现在不得不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来进行补课。本来，党的主要领导人一致认为革命胜利后主要任务是发展新民主主义，经过相当长的时期，各方面条件成熟再过渡到社会主义，所以，《共同纲领》没有提社会主义。1952年，毛泽东开始改变想法。接着，批评“确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秩序”、“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等观点。当时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与现实可能性存在着明显的差距，所谓当时“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化”的论调，不能自圆其说，无法令人信服。刘华认为是苏联经验和苏联的支持更坚定了毛泽东马上搞社会主义改造的决心。放弃新民主主义制度是建国后偏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和不按客观规律办事的唯意志思维方式的起点，它表现了夸大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反作用力的倾向，并导致了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分权制约等民主机制的弱化。沙健孙、黄如桐等均认为社会主义改造不仅没有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而且成了生产力发展的直接动力。邱路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大量经济数据，认为实际情况与他们所说的相反。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21年，即1957年——1978年间，无论经济增长，还是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远不如1949年——1956年的新民主主义时期和1979——1998年的改革开放时期。郑德荣和柳国庆认为导致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思想的急剧变化的原因，客观上是建国初期资本主义经济同社会主义政权和社会主义经济的矛盾比较明显地暴露出来，以及资本主义经济自身固有的各种矛盾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迫切需要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主观上是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变化，以及对资本主义经济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估计不足而对其消极作用估计过重，因而提出了急于改造、消灭资本主义的政策。
笔者所见不同意胡绳观点的文章，李力安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50 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见《当代中国史研究》1999 年第5—6期），是少见的心平气和地说理的文章。他没有涉及民粹主义，在这个题为《对中国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再认识的认识》的讲话中，事实上讨论了胡绳所阐述的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观点。他认为毛泽东50年代初思想的转变，主张建设与改造同时并举，不是人为的拔苗助长，“恰恰是合乎中国实际和历史发展需要的英明之举”。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及其关于和平赎买与国家资本主义学说的丰富与发展。同时，他又指出，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后期出现的问题，根子源于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后来，进行了种种探索，但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始终未有根本性的突破。
评价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确又与新民主主义理论紧密关联。在评论新民主主义建设理论的时候，薄一波称赞刘少奇是当时党内注意学习、研究和领会列宁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期思想的为数不多者之一。列宁的观点就是要利用资本主义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新民主主义社会是过渡性质的社会，相对于资本主义和设想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而言，它复杂一些。应该说，新民主主义社会是靠近社会主义的，直通车开往社会主义，因为政治上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领导，经济上也有不断增长的社会主义因素。由于“一穷二白”，充分利用民族资本主义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因素，吸收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人类文明的成果，会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要说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这就是反作用。说到新民主主义的过渡性，并不意味着它不存在着相对稳定性。建国后，毛泽东在生产关系的变革中，显然以“不断革命”为指导，较少考虑相对稳定性。毛泽东在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时批评“确立”等观点，在农业合作化中批评“小脚女人”，在发动“大跃进”的同时，试验搞共产主义的公社，这都不能不承认是“人为的促进”。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确立了，这在中国历史上的确是一个伟大的进步，但同时也产生了如邓小平所说的我们搞社会主义还不够格的问题。不够格可以想办法改变，由于指导思想上的偏差，直到改革开放之前，不够格的状况并没有发生根本的转变，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第三，胡绳研究这个问题的目的是什么。
胡绳提出这个问题时，已经设置了前提条件，即50年后，我们不可能重新走新民主主义道路，研究这个问题，是为了吸取历史经验，既防止走向与民粹主义相反的另一极端，又要防止急于消灭资本主义，而不知道充分利用资本主义的类似于民粹主义的倾向。而黄如桐认为胡绳对毛泽东民粹主义的责难，无非是说社会主义改造搞早了，搞糟了，讲民粹主义不过是说明社会主义此路不通，中国的唯一出路是退回去搞资本主义，至少是退回去搞新民主主义，他质问“难道我们能依着他们吗？不能！”范庥说那种认为不经过完整的资本主义阶段就不能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经济的现代化，不能建设社会主义的主张，可以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一窍不通。什么批判“民粹主义”，说来说去，无非是宣扬“资本主义阶段不可超越”，就是说，我们现在的任务不是坚持社会主义，而是退回到资本主义。《当代思潮》特约评论员的文章，明显地把胡绳归入“比较喜欢资本主义而不那么喜欢社会主义”之列。以胡绳的毕生活动和他的全部著作判断，实在无法与上述批评对号，也就使人不能不赞同邱路关于“请放下你的棍子”的呼吁。
最近发生的这场争鸣，实际上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出后，党史界、理论界探讨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问题、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左”倾错误问题的继续和发展。由胡绳这样具有特殊身份的学者发言讨论，并且与过去绝少联系起来的民粹主义联系起来，其影响自然就不一样了。另一方面，之所以反响如此强烈。恐怕与当前改革的深入也有密切关连。过去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一统天下，现在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共同发展；过去提社会主义经济就是计划经济，现在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过去只是提按劳分配，现在实行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方式。这也是一个剧烈的变化。邱路说，一些人基于传统观念，对自己心目中的那种“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究竟何以立足难免充满了危机感。对照这次批判胡绳之激烈，他的看法是不无道理的。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大上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同时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同它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发展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没有出路。”胡绳最近所做的上述研究，应该可以视为正是按照这个要求所进行的实践。
收稿日期：20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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