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的制度因素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因素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18世纪末英国首先爆发了工业革命，生产力突飞猛进的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先锋。但那些被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认作是产生了英国工业革命的所有主要条件，在14世纪的中国都已存在了。14世纪中国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技术和经济进步，她已达到通向爆发全面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大门。可是，尽管中国早期在科学、技术和制度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但中国没有再往前迈进。“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发源于中国？”这就是李约瑟之谜。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改革开放的决策，中国开始了长达20年至今仍在继续的制度变迁的过程。尽管其中有过增长减速，绩效较低的阶段，但总的来看，经济稳定，高速增长（表1）， 这一现象被称作中国奇迹。
表1 1979—1997 年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率比较（单位：%）
1979-1998年 1989-1987年
1979-1997年
平均增长率 平均增长率 平均增长率
世界 3.4
3.2 3.3
发达国家 2.7
2.2 2.5
美国 2.7
2.3 2.5
日本 3.8
2.4 3.1
欧盟 2.3
2.0 2.2
德国 1.8
2.6 2.2
英国 2.5
1.6 2.1
发展中国家4.3
5.7 5.0
中国 10.1
9.5 9.8
台湾省8.1
6.5 7.3
中国香港 8.2
4.8 6.6
韩国 8.1
7.3 7.7
新加坡7.3
8.5 7.9
泰国 6.7
7.8 7.2
资料来源：《世界经济年鉴》，1980—1998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4世纪的中国，尽管已具备当时先进的技术、优秀的人力资源，雄厚的资金，但并没有爆发工业革命；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技术水平较低、人力资源匮乏、资金短缺，却成功的进行了生产力革命。原因何在？笔者认为，14世纪的中国并非如经济学家与历史学家所认为的那样存在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爆发所需要的一切条件，其实中国缺少最主要的条件，那就是中国当时没有建立起一套有效的保护创新、调动人的积极性的产权制度。而中国改革开放正是从打破大锅饭铁饭碗入手，逐步建立一套比较完善的产权制度。可见，是否进行制度创新成为破解李约瑟之谜和中国奇迹之谜的关键。那么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究竟起着怎样的作用呢？
二、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1.模型分析：经济增长诸因素的分解
这部分的目的是试图运用中国工业经济的一些统计资料，通过计量研究，将制度从经济增长的诸因素中分解出来，并得出我国生产函数的具体形式，以考察制度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和作用。
本文采用“余值法”分析。我们所讨论的技术进步是指广义的技术进步，包含了使生产要素效率得以提高的全部因素。假设广义技术进步来源于以下几方面的因素：（1）纯知识技术进步， 包括纯粹的知识、工艺与技术的进步，它被认为是由人类的所谓“自学习过程”，使人力资源不断改善，促进人类智力不断开发，使人类知识不断积累与不断进步，进行不断的创新、使用和扩散等因素作用的结果。由于它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产生一定的累积效应，我们称它为自然内在逻辑作用的因素；（2 ）制度因素的进步，即由于制度的改变而导致的生产效率的提高；（3）其他未被考虑的次要因素。
设决定技术水平的线性回归模型：
A[,t]＝a[,0]+a[,1]A[,t－1]+a[,2]F[,t-1]+u （1）
其中a[,0]、a[,1]是相对稳定的常数；A[,t-1] 代表了技术变化的累积效应；F[,t-1]是我们所要考虑的制度， 这个变量有平均一年的滞后期，这涉及到制度变迁滞后理论的有关内容，诺斯等人多有论述； u为残差项，代表了其他未被考虑的因素与模型设定误差。
对（1）中数据的取得说明如下。A[,t]是根据“余值法”计算出来的，虽然“余值法”有诸多缺陷，但由于我们这里的技术水平是指广义的，所以并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分析结论。取1979年数据为初始数据，计算出的A[,t]数据如表2：
对制度因素的衡量标准有许多，我们这里只考虑处于正式制度核心地位的产权制度，因为它是经济学关心的重点对象。我们姑且将狭义的产权制度当作广义的制度来分析。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有产权与私有产权是两种有代表性的产权实现形式，这两类产权在经济中产生的效率和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纯粹的公有产权是非排他性的，人们无法对它自由的选择进入或退出，只要你是这个组织的公民，就自然的享受到了这种权利，由于这些特点，公有产权对于企业本身来说是缺乏效率的，但这不等于说它对整个社会来说是不必要的；相反，公有产权与私有产权的混和实现形式、纯粹的私有产权形式由于含有排他性的产权成分，因而相对来说是比较有效率的。
由此，（1）中的制度因素取为：F[,t-1]＝前期公有独立工业固定资产净值／前期全社会工业固定资产净值。这种取法虽然不能全面衡量制度因素，但由于它体现了效率不同的产权制度间的比例关系，也可以部分反映我们所要分析的问题。采用中国1979—1996年的原始资料，得出回归方程：
A[,t]＝787.602+0.72364A[,t－1]－743.545F[,t－1]（1a）
（2.81497） （6.03215） （－2.78206）
R[2]＝0.96723F＝251.863
这个方程的拟合结果较好，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我们先前提出的关于技术进步来源的假设，即广义技术进步除取决于技术变化的积累效应外，还与制度因素密切相关。
接下去要研究的是生产函数的具体形式，以便后面讨论经济增长的诸影响因素与制度因素的关系。假设中国改革开放后技术进步是“资本增长型”的，这与主要靠物量投入的我国的实际情况是相符的，采用索洛1963年提出的“资本增长型”生产函数的形式：
由于在（2）中的生产函数形式中， 资本投入因子已乘上了技术水平因子，而前面得出的技术水平是与制度有关的因素，那么，资本配置的制度因素便已经在生产函数中得到了考虑。所以，这里只考察劳力的投入与制度因素的关系。通过对1979—1996年资料的分析，拟合出了劳力作为内生变量的线性回归方程。
表2
年份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A 330349
347
360
385
437
478
499
541
年份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A 612619
606
627
733
729
780
759
852
L[,t]＝1137.6+0.42577L[,t－1]－9400.81F[,t－1] （3）
t （2.57924）（1.84895）（－2.49887）
R[2]＝0.89679 F＝74.8550
其中L[,t]代表本期劳力利用的数量；L[,t-1]代表前期劳力利用的数量；F[,t-1]代表前期的制度状况。这个方程的检验结果良好， 这说明劳力的利用和分配与制度因素存在着一定的线形关系。实际上，劳力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还体现在发挥作用的程度不同上，这里由于条件的限制暂且未作考虑，但在下一步的分析中将作说明。
根据（2）式，假设生产函数的个体形式：
回归结果表明假设的生产函数成立，这为我们后续的分析提供了基础，即：产量是由技术、资本和劳务所决定的，然而这些又都是与制度因素密切相关的。
2.理论说明：制度因素的作用
为什么制度创新能提高生产率和实现经济增长？诺斯认为，经济学家们在构造他们的模型时，忽略了在专业化和劳动分工发展的情况下，生产要素交易所产生的费用，而这些交易的费用是制度建立的基础。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发展会增大交易费用，而不会自动导致降低交易费用的制度产生。结果，逐渐增大的交易费用会阻碍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导致经济衰退。而制度的建立是为了减少交易成本，减少个人收益与社会收益之间的差异，激励个人或组织从事生产性活动，最终导致经济增长。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在对制度与经济增长一致性的研究中得出一个结论：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取决于制度把努力和报酬联系起来的程度，取决于制度专业化和贸易所提供的范围，以及制度允许寻求并抓住经济机会的自由。刘易斯认为，影响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主要有三个：第一是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努力；第二是知识的增长及应用；第三是人均资本和其他资源量的增加。这与我们前面模型分析所得结论基本一致。让我们回到模型分析所得的对经济增长直接起作用的三个因素上。制度对它们有着深刻的影响。例如，一个国家的教育制度影响到这个国家科技人员的素质，进而影响到该国的技术水平与人力资源状况；专利保护制度影响到个人利益动机，关系到该国技术革新的程度；股份公司、有限公司和助于扩大公司的法规，都促进了积累足够的资本，实现体现在采用新技术的生产和交换过程中的规模经济。
其实，人类的创造力的潜力是巨大的，知识在经济增长中已经起到重大作用，但它还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人类社会经常受制于各种悖论或选择了较差的制度，因而处于低效率状态。马克思曾将共产主义实现之前的历史称为史前史，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曾以“囚徒困境”证明了“千年王国”的不可能性，现实中大量不发达国家的现状也反映出制度安排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通过大量的经验考察，我们可以看出：在制度与技术、资本、人力等决定经济增长的要素之间，制度更容易成为“瓶颈”，制约和阻碍技术、资本、人力发挥其应有的效用。我们似乎可以大胆的断言：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技术、资本、人力起着直接推动力的作用，而制度则起着关键性的促进或阻碍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新制度经济学在分析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时，提出了一个很有价值的观点，即在缺乏有效制度的领域或地区，或者一国处在新旧体制转轨时期，此时此地制度效率是最高的。同时，在制度创新过程中，经济增长率也较高，一旦制度体系逐步完善以后，制度效率就会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这一理论对发展中国家尤其适用。
三、破解李约瑟之谜与中国奇迹之谜
1.没有建立有效的产权体系正是破解李约瑟之谜的关键
前面我们提到，有人认为，18世纪末英国发生工业革命的所有条件在14世纪的中国几乎都存在了。但是这个判断可能忽略了最主要的条件，那就是中国当时没有建立起一套有效的保护创新、调动人的积极性的产权制度。
工业革命是与有效的产权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工业革命只不过是经济增长现象的表现形式。为什么现代意义上的增长首先发生在荷兰和英国呢？在诺斯看来，“在这两个国家，持久的经济增长都起因于一种适宜所有权演进的环境，这种环境促进了从继承权完全无限制的土地所有制、自由劳动力、保护私有财产、专利法和其他对知识财产所有制的鼓励措施，直到一套旨在减少产品和资本市场缺陷的制度安排。”（注：诺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华夏出版社，1998年版，第19页。）产权不是万能的，但是任何国家的人们在从事经济活动和进行技术创新都离不开有效的产权制度。到1700年，英格兰制度框架为增长提供了宜人的环境：产业管制衰减和行会权利下降促进了劳动力流动和经济活动的创新；合股公司、存款银行、保险公司降低了资本市场交易成本，鼓励了资本流动；更重要的是，议会的最高权威和纳入共同法中的财产权利，把政治权利赋予那些渴望开拓新机会的人，并且为保护和鼓励生产性活动的立法体系提供了基本框架。可见，在工业革命前夕，英国的制度创新为推动经济增长的直接因素劳力和资本提供了比较广阔的发展空间。
更为重要的是1624年诞生的第一部专利法《独占法》，直接保护和激励了人们的技术发明和创新活动。新技术和纯科学知识发展速度的决定因素就是专利制度和知识产权制度。在人类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新技术不断地被开发出来，但步伐缓慢，时有间断。其中主要的原因在于对于发展新技术的鼓励仅仅是偶然的。通常，创新可以被别人无代价地模仿，而发明创造者得不到任何报酬。人类对知识产权保护的程度还远远不及对实物产权保护的程度。有效的知识产权制度应该使技术发明创新者的私人收益率不断地接近社会收益率。这样，人们的创造热情才会被激发出来。如诺斯所说，就象我们在现代世界所见，“改进技术的持续努力只有通过提高私人收益率才会出现。”（注：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186页。）总之， 技术进步率的提高源于市场规模的扩大，有出自发明者能获取他们发明收益的较大份额的可能性。
由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对“李约瑟之谜”作一回答：在前现代时期，如林毅夫所说，技术发明是人口的函数，人口越多，能工巧匠也就相应增加，而且这个时候的发明大多数是自发的、零星的、非盈利的。这时候除了父传子、师傅传徒弟这种“保密”措施以外（这种“保密”可算作专利制度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萌芽），人类还没有专利制度和知识产权制度。进入现代时期后，技术发明和科学发展的进程发生了几大变化：一是发明方式的变化，即由经验型转向了实验型，实际上是组织形式的变化（实验室制度是技术史上的一个重大制度变迁）；二是发明与市场、盈利、风险、成本等因素连接在一起了，它还与产业化联系在一起了。发明创新已成为一种职业。所有这些变化都要求有较完善的产权制度，使发明者的私人收益率不断接近社会收益率。模型分析的结果告诉我们广义技术进步除取决于技术变化的累计效应外，还与制度因素密切相关。英国在进行工业革命之前已建立了包括专利制度在内的有效所有权体系。这极大加快了技术创新的步伐，工业革命的爆发也就一触即发。而14世纪的中国虽然有着雄厚的技术累积效应，但中国没有建立有效的、刺激人们创新的并把风险降到最低限度的产权体系（包括私有产权、专利制度以及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因而对技术进步而言，制度是低效的，技术创新的步伐是缓慢的。因而，14世纪的中国没有爆发工业革命。
2.不断进行制度创新是破解“中国奇迹”之谜的关键
中国奇迹源于改革开放，源于制度创新。中国的制度创新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1978年12月到1984年9月， 以农村为主的制度变迁过程。从制度变迁角度来讲，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是由中国农民首先拉开的，农村的制度变迁走在中国整体制度创新的前面。凤阳县山岗生产队首创了包干到户的责任制形式。在这个新的制度安排所创造出的巨大利益的引诱下，到1984年底，全国569万个生产队当中有99.96%实行了包产到户，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已成为我国农村的主要经营形式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坚持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使得农民有了生产经营自主权。在“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新的分配制度的激励下，农民生产积极性被激发起来了。这次制度创新带来了中国农业的加速发展，从而也带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较快增长（见表3）。这其中不可否认也有技术创新带来的增长成分。 但是：其一尽管1978—1984年农业技术的发展与推广是极具成效的，而相对于同期农村制度创新而言仍是较小的；其二根据我们模型分析得出的结论，技术变迁本身也部分可视为制度变迁所带来的，因而技术变迁本身所带来的增长成分是较少的。林毅夫博士在他所作的中国农村1978—1984年产出增长的源泉分析中，也得出投入增加的贡献率为45.79%， 而“各项改革所致的生产率的变化”构成产出增长的48.6%结论。（注：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
一方面制度创新带来了中国农村经济1978—1984年的高速增长，另一方面在农村的制度变迁已基本结束、新的制度均衡已经形成（到1984年全国农村已基本实现了联产承包责任制）、额外的利益已经消失时，相应的增长速度又会放慢。1984年以后到1987年中国农业增长的止步不前（见表3），许多人把其原因归结为改革不得要领， 其实从深层次的原因看则是在既定的制度环境和结构下农村制度变迁的能量已基本释放完毕，其制度安排已达到新的均衡而不再有额外收益的缘故。
表3 1952—1987年中国农业平均增长率（单位：%）
1952-1978年1978-1984年 1984 -1987年
农业 2.9
7.7
4.1
种植业2.5
5.9
1.4
粮食 2.4
4.8 -0.2
棉花 7.0
17.7 -12.9
畜牧业4.0
10.0 8.5
渔业 19.9 12.7 18.6
林业 9.4
14.9 0
副业 11.2 19.4 18.5
资料来源：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
第二阶段是从1984年10月到1992年，是以城市为主的制度变迁过程。其中的“重中之重”又是国家改革。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示范效应的带动下，1984—1992年城市也在进行国有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改革。这在既定的产权制度不发生改变的情况下，是国有企业改革最好和最后的形式。与以前的改革形式相比，承包制确实包含了一些积极的东西，如比旧体制有效得多的激励机制。但是它仍然属于旧的计划框架没有大的突破条件下的行政性分权，因而存在着一系列无法克服的体制性缺陷，其主要弊端就在于经营者对未来存在不确定性，没有长期投资的动机，追求短期效益。为防止他人在未来“搭便车”，承包者往往在承包期将至时停止投资，一味索取。可见，正是由于制度效率的降低，使其对资本投入及技术创新有了明显的阻碍作用。
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讲，这是因为在其他制度安排没有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国企改革变迁已经到了尽头，也即其制度变迁的边际效率已经为零，该项制度安排已不能单项改进。因此，整个制度环境的变化和其他制度安排的变迁，尤其是产权制度的变革成为国企改革进一步深化的重要条件。对这一段国企改革的成效，大多数人持否定的态度。的确，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国企三分之一明亏、三分之一暗亏、三分之一赢利，甚至是更糟的状态。然而就国企改革本身而言，制度的变迁还是有效的。一方面，从改革前后的制度状况来判断：国企在自主权扩大、面向市场组织生产、企业管理制度改革等方面都取得了不同的进展，企业制度得到了优化；另一方面，从包括世界银行专家在内的许多经济学家的测算来看，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在这段时间是有较大改进的。 如Chen等在1988年的研究中发现，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力在1957—1978年的年均增长率仅为0.4%，而1978—1985年则为4.8%。 Groves 则在1994年的研究中测算出中国1980—1989年的相应增长率为4.5%。可见，实际上国有企业本身的效率是上升的，只不过相对于上升更快的非国有经济来讲效率不高。因此，在与非国有经济的竞争中表现为无效率和竞争失败。也正因为如此，国有企业的改革才不得不在困境中摆脱一直以来的路径而走上产权制度变革的道路。
这段改革最有成效的就是非国有经济的迅猛发展。其发展常被形容为“异军突起”。从“非国有经济是滋生剥削阶级的摇篮”到认为“是公有制的必要补充”再到“与公有制平等存在长期发展”的变化，为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比较广阔的制度空间。非国有经济机制灵活，良好的激励机制能比较充分地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加之其与市场的天然兼窜性，使得非国有经济硕果累累。1980—1992年，非国有经济的平均增长率高达40%，远高于国有经济的7.8%； 非国有经济成分在中国工业产出增长的份额则从1978年18%增加到1992年的67.5%。（注：张军：《“双轨制”经济学：中国的经济改革（1978—1992）》，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
第三阶段自1992年至今，进入制度环境变迁和制度创新阶段。中国的经济增长自1978年以来一直处于一个较高速发展的阶段，这主要应归因于改革的成功也即是制度变迁的功效。然而到1989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却陷入低谷（表4），1989年和1990年实际国民收入的增长率仅分别为3.7%和5.1%，大大低于1988年以前的经济增长率。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大多数人认为是受政治风波影响的结果。然而，更深入地去探究其中原因，我们将发现实际上是因为单独几项的制度安排的变革已经达到了尽头（如前文所论承包制已不能促进承包者进行技术创新，因而转变为一种低效制度），在其他制度结构和整个制度环境没有出现突破的情况下，单这几项制度变迁已经出现了边际效率为零的状况。这其实和微观经济学中的劳动和资本投入效率问题一样。在资本投入不增长的情况下，劳动投入的边际效率终究会发生递减、并最终为零的状况，这时的产出不再增加甚至出现负增长，除非增加资本的投入使得产生规模经济，才能导致产出的大规模的增长。而这里制约整个经济进一步朝前发展而应增加的制度安排则是“产权制度和市场经济的确立”。这两项重大制度安排的束缚形成中国经济制度变迁的两大瓶颈，其结果是整个经济的停滞不前，1989—1991年的中国经济的低增长便是明显的例子。正是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发表了南巡讲话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为中国进一步的制度创新的“意识形态障碍”去除了羁绊。1992年以后，中央政府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并开始与国际通用规则接轨，国家所拥有的最终所有权原则上不直接干预国有企业本身的经营权。随后，市场管制的放松导致非国有企业的大量进入，竞争降低了原有企业的自然利润，并因此产生诱导企业技术革新和企业组织结构方面进行改革的财务压力，随之开始进入良性循环轨道。1992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又进入了一个高潮，国民生产总值连年保持了较高的增长率就是对此最佳回应（表4）。 正是有效率的制度促进了技术创新，而技术创新又印证了制度的效率。中国的工业经济进入制度—知识互动增进状态。
表4中国改革的绩效：1978—1997年
年份实际国民收入增长(%) 实际GNP增长(%)GDP增长(%)
1978 12.311.7
11.7
1980
6.4 7.97.8
1984 13.614.7
15.2
1987 10.211.5
11.6
1988 11.311.3
11.3
1989
3.7 4.24.1
1990
5.1 4.23.8
1991
7.7 9.19.2
1992 15.414.1
14.2
1993 15.113.5
13.5
1994 … 12.6
12.7
1995 … 10.5
10.5
1996 …
9.79.6
1997 …
8.58.8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3、1994、1995、1996、1997、1998年，中国统计出版社。
四、结论与现实意义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制度对直接推动经济增长的技术、资本、劳力有重要的影响，在制度与技术、人力、资本等决定经济增长的要素之间，制度更容易成为瓶颈，制约技术、资本、人力发挥其应有的效用。因而，制度在经济发展中起着关键性的促进或阻碍作用。中国在14世纪末之所以没有发生工业革命，关键就在于没有建立有效的、刺激人们创新的并把风险降到最低限度的产权体系。中国在20世纪末能创造出中国奇迹关键就在于它创造出一系列的激励机制（即使不完善），并在不断进行制度创新。
综观20余年的改革历程，制度创新贯穿于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始终，并对经济增长起着加速推动的作用。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当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便达到11.7%；1984 年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启动，当年GDP增长15.2%；1992年全面制度创新开始， 当年实际国民收入增长率高达14.2%。从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来看，可以说，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的波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制度波动”，经济周期实际上就是“制度创新周期”，这种“短周期”历时约为5—8年，其实质是制度创新的边际收益由递增到递减而最后为零的过程，制度变迁成为中国改革20余年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原因。
然而，制度因素不可能一直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力量。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生产力才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制度可带来的效应只能在既定的生产力水平下，制度不均衡没有达到适应生产力的状况下才会发生。而一旦制度变革的结果使生产关系已基本适应生产力的要求，也即制度已达到新的均衡时，起重要作用的将不再是制度，而是技术（生产力）。例如世界头号经济强国美国，其制度已达到均衡，推动其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不再是制度，而是技术。美国技术产业对GDP 增长的贡献率高达33%，技术创新成为美国经济增长的源泉。对目前中国而言，诸如产权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一系列制度尚未达到均衡，只要制度不充分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那么制度创新就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之一。源于此，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仍将深入进行下去；然而，又由于中国的制度创新已达到一定阶段，制度创新的效率递增趋势已经减缓，甚至有可能出现效率不变或递减的状况，我们又必须加强对知识的重视程度，使知识和制度成为中国经济下一步腾飞的两大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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