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文学的萌芽——唐宋回族民间文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回族论文,民间文学论文,唐宋论文,萌芽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 2883(2001)01-0087-06
一
唐代传奇、文人笔记、杂集中有许多关于阿拉伯、波斯商人识别珍宝的故事，这些故事形成了一个类型，我们不妨将其称之为“胡人识宝”的故事。这类故事有：
裴铏的《传奇·崔炜》，写一书生崔炜，偶得一明珠，他到波斯邸，打算用所得明珠换钱，有一老胡人用十万缗来换这个珠子。“崔诘胡人曰：‘何以辨之？’曰：‘此大食国宝阳燧珠也。昔汉初赵佗使异人悌山航海，盗归番禺。今已千载矣。我国有能玄象者，言来岁国宝当归。故我王召我具大舶重资，抵番禺而搜索。今果有所获矣。’遂出玉液而洗之，光鉴一室。胡人遽泛舶归大食去”。
牛肃的《纪闻·水珠》：“大安国寺，睿宗为相王时旧邸也。即尊位，乃建道场焉。王尝施一宝珠，令镇常住库。寺僧纳之柜中，殊不为贵也。开元十年，寺僧造功德，开柜阅宝物，将货之。见函封曰：‘此珠值万亿’。僧共开之，状如片石，赤色，夜则微光，光高数寸。寺僧议曰：‘此凡物耳，何得值亿万也？试卖之。’于是市中令一僧监卖，且试其
值。居数日，贵人或有问者。及观之，则曰：‘此凡石耳，瓦砾不殊，何妄索直？’皆嗤笑而去。僧亦耻之。十日后或有问者，知其夜光，或价数千，价益重矣。月余有西域胡人阅寺求宝，见珠大喜，偕顶戴于首。胡人，贵者也。使译问曰：‘珠价值几何？’僧曰：‘一亿万’。胡人抚弄迟回而去。明日又至，译谓僧曰：‘珠价诚值亿万。然胡客久。今有四千万，求市可乎？’僧喜，与之谒见寺主。寺主许诺。明日纳钱四千万贯，市之而去。乃谓僧曰：‘有亏珠价诚多，不贻贵也。’僧问胡从何而来，而此珠复何能也。胡人曰：‘吾大食国人也。王贞观初通好，来贡此珠。后吾国常念之，募有得之者当授相位。求之七八十岁，今幸得之。此水珠也，每军行休时，掘地二尺，埋珠于其中，水泉立出，可给数千人，故军行常不乏水。亡珠后，行军每苦渴乏。’僧不信。胡人命掘土藏珠，有顷，泉涌，其色清泠，流泛而出。僧取饮之，方悟灵异。胡人乃持珠去，不知所之。”
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宝骨》：“长安平康坊菩堤寺，缘李林甫宅在东，故建钟楼于西。寺内有郭令玳瑁鞭及郭令王夫人七宝帐。寺主元意，多识故事。云，李相每至生日，常转请此寺僧，就宅设斋。有一僧尝赞佛，施鞍一具，卖之，价值七万。又僧广有声，口经数年，次当赞佛，因极祝林甫功德，冀获厚衬。毕帘，下出彩篚，香罗帕籍一物，如朽钉，长数寸，僧归，大失所望，惋数日。且意大臣不容欺己，遂至西市，示于胡商，索价一千。胡见之，大笑曰：‘未也。’更极意言之，加至五百千。胡人曰：‘此宝价值一千万’。遂与之。僧访其名，曰：‘此宝骨也。’”
除了以上这几则故事外，在《太平广记》中还记载有许多胡人识宝的故事，如卷三三《神仙类·韦弇》，出《神仙感遇传》；卷一六八《气义类·李约》，出《尚书故事》；卷四○二《宝类·青泥珠》，出《广异记》；卷四○二《宝类·径寸珠》，出《广异记》；卷四○二《宝类·李勉》，出《集异记》；卷四○二《宝类·李灌》，出《独异志》；卷四○二《宝类·鬻饼胡》，出《原化记》；卷四○二《宝类·宝珠》，出《广异记》；卷四○三《宝类·紫
羯》，出《广异记》；卷四○三《宝类·魏生》，出《原化记》；卷四二一《龙类·刘贯词》，出《续玄怪录》等。
胡人识宝故事记述众多，分布分散，但如果我们仔细推究，不难发现这些故事原型都是民间故事。只是这些故事广泛流传后，被文人们用文字整理写定，留存至今。文人们在记录整理当中，忠于原作的程度不一，但这些故事基本还保持着原作的精神风貌，仍可作为民间故事看待。我们认为这些胡人识宝故事或是由回族先民所创作的，或以回族先民为故事主人翁，所以应该将它划归于回族先民文学的范畴，理由如下：
首先，胡人识宝故事中凝聚着许多回族先民的文化信息。正如一位文化人类学家所指出的那样，民间故事“不论是在原始或发达的文化中，往往都是艺术和知识的混合物。”（马凌诺夫斯基《文化论》）那些广泛流传的民间故事中，往往积淀着巨大时空背景上的多种文化因子，含蓄着深厚的文化意蕴。识宝故事的内容，可以在回族先民的日常生活、职业中得到大量印证。阿拉伯帝国盛产宝物，而且许多回族先民是以进贡的形式来进行商贸活动的，因而他们货物的内容自然多为满足宫庭奢侈生活需要的珍宝奇玩。如韩愈《昌黎集》卷二一《送郑尚书序》说：“若岭南帅得其人，则一边尽治，不相寇盗贼杀，无风鱼之灾，水旱疠毒之患，外国之货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于中国，不可胜用。”李翱《文集》卷十一《岭南节度徐公行状》也说：“蕃国岁来互市，奇珠玳瑁，异香文犀，皆浮海舶以来。”这都可见，珠宝经营是回族先民的主要商贸活动，而且这一经营为后世所承袭，珠宝经营业成为回族的传统职业之一。识宝故事主要强调一个“识”字，要想识宝，必须具有关于珠宝的渊博知识，回族先民正好在这方面得天独厚，他们在经营珠宝的过程中，一方面获得了认识各种宝物的理论常识，而且也掌握了各种名贵宝物的地理分布。这种难得的知识素养不仅使他们常常廉得奇璨，获利数倍，也使他们识宝声望日益显赫，被人称道。明朝学者茅瑞征说：“其人善鉴识，每于贾胡海市中廉得奇璨，故称识宝曰回回。”识宝者系回回人，二者甚至可以互相代替，足以证明回族先民及后来的回族在珠宝业中举足轻重的地位。胡人识宝故事中的主人翁，大多都是腰缠万贯的阔商，他们对于携宝者所开之价，一律不予还价，慷慨应允，充分显示了其雄厚的资金实力。如《青泥珠》中，“僧初索千贯，渐至万贯，胡悉不，遂定至十万贯。”《宝珠》中，士人极口求一千缗，胡人大笑云：‘何辱此珠’。与众定其价，作五万缗。”这些故事都传递了回族先民富可敌国、财倾天下的重要信息。美国人希提在《阿拉伯通史》中描写阿拉伯阿拔斯王朝商人的财富时写道：“我们要想知道那个时代的罗思柴尔德和洛克菲勒般的大资本家所积累的巨富，只须提一提巴格达的珠宝商伊本·哲萨斯就行了。他的财产中一千六百万第纳尔被哈里发穆格台迪尔没收之后，他仍然是个富翁，而且变成了以珠宝业著名于世的一个大家族的祖先。巴士拉的商人，用船只把货物贩运到世界上辽远的地方去，有些商人每年的平均收入，超过百万第纳尔。”来到中国的阿拉伯商人，即回族先民大多也很富有。唐代诗人李商隐所著的《杂纂》中有《不相称》一项，专业当时社会上流行的颠倒话（即正话反说），其中有一条是“穷波斯”。苏辙《龙川志略》记载：“番商辛押罗者，居广州数十年矣，家资数百万缗。”宋《癸辛杂识》中记载：“泉南有巨贾，南番回回佛莲者，蒲氏之婿也，其家甚富，凡发海舶八十艘。癸已岁殂，女少无子，官没其家赀，见在珍珠一百三十石，他物称是。”以上种种，都说明了识宝故事富有鲜明的回族先民民间文化史的特征。
其次，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农业国，有着根深蒂固的抑商传统，从秦汉始，重农抑商的政治思想一再被强调，到贾谊的《论积贮疏》、晁错的《论贵粟疏》之后，重农抑商逐渐上升成为一套系统的政治理论，深入到皇朝君臣、儒士文人的骨髓之中。重本抑末，贬商轻商成为中国文人的无意识自为的活动。就是在商业极为发达的唐代，白居易仍以“商人重利轻别离”这样的诗句来鄙薄商人。这种传统造成了中国文化中缺少商业文化，忽视商业作用以及鄙弃商人的不良局面。而与其相反，作为阿拉伯民族，商业发达较早，他们崇尚商业活动，有一则阿拉伯谚语这样说：“有三种事非大智大勇者不能为，即君王施仁政，泛海经商，抗拒敌人。”他们尤其推崇远离家乡，到异国他乡去从事商贸活动，他们在诗歌中写道：“为追求人生最高的享受，／你离开家园，／到他乡去奋斗。／因为旅途中，／可以摆脱忧虑，随意经营／且增广见识，学习礼仪／还有机会跟德高望重的人交游。”（《一千零一夜》）因此胡人识宝的这类反映商业经营的故事，不大可能是深受抑商思想浸染的中国文人的创作，而可能是富有商业思想的回族先民们的原始创作。
最后，胡人识宝的故事有着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影响的痕迹。回族先民虽然接受汉语作为共同语，但他们一时半刻并不能摆脱阿拉伯——伊斯兰这种原来的文化传统的影响。传统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力量，不论人们意识到还是没有意识到，它都会干预和参加新的历史的创造。这种干预和参加，有时表现为有形，但更多的则是无形的。它融化在作家的血脉中，潜藏在作家的深层意识里，传统在新文学的变革和发展中，并不全起着阻碍破坏的作用，它仍然是充满着活力，不仅制约、引导着新文学的发展，而且还使新文学血脉充盈，生机蓬勃。胡人识宝故事中的商人形象同阿拉伯民间文学《一千零一夜》中的商人形象是很相似的，他们几乎都是正面角色，故事赞扬了他们的善良正直、聪明伶俐，勇敢坚定、知恩图报等高贵品质。如在《水珠》故事中，由于宝物“状如片石”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件普通的东西，但是胡商却一眼就认出它是珍宝，显示了他的聪明才智。在《魏生》故事中，魏生偶然得到一块奇宝，拿到胡人的斗宝会上，胡人任他资意索价，“生遂大言，索百万，众皆怒之，‘何故辱吾此宝’，加至千万乃已”，从而也显示了这些胡贾的高尚商业道德，这种商业道德也符合《古兰经》教诲人们应遵循公平交易的原则。《李勉》、《鬻饼胡》等故事中的胡商，由于经商，流落他乡，但并不懊恼和后悔自己的职业选择，他们知恩图报，受到他人的帮助和照顾后，往往将自己最珍爱，最有价值的宝物赠给对方，作为报答。在他们的身上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一千零一夜》中商人辛巴达的影子，他们都聪明机智、敢于冒险、不安于现状，有着经商营利、发财致富的强烈愿望。我们分析识宝故事与《一千零一夜》中许多故事有着相似之处，并非是说胡人识宝故事有意模仿《一千零一夜》的故事，而是想证明因为回族先民也深受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熏陶，因此他们与那些《一千零一夜》的故事讲述者们有着相似的审美心理和美学追求。这也进一步证明了这些故事原型的作者是回族先民，而不是其它人。
胡人识宝故事体裁多样，背景广阔，广泛地反映了唐宋回族先民的社会状况、风俗人情，充分展示了回族先民的精神风貌。识宝故事不仅是一种“具有相当文化史价值的文献”，更是具有很高美学价值的文学作品，识宝故事的艺术成就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识宝故事塑造了一批鲜明、生动的商人形象。识宝故事中的商人大多具有超人的智慧，他们能够慧眼识菁，化腐朽为神奇。如《径寸珠》中，“有波斯胡人，至扶风逆旅。见一方石在主人门外，盘桓数日。”购得此石后，“胡载石出，对众剖得径寸珠一枚”。这位波斯商人能从一块普通石头中发现奇宝，也足以证明他的过人才智。在故事《严生》中，严生“尝游岘山，得一物，其状若弹丸，色黑而大，有光，视之洁澈，若轻冰焉。生持以示人，或曰：‘珠也’。生因以弹珠名之，常置于箱中。其后生游长安，乃於春明门逢一胡人，叩焉而言：‘衣橐中有奇宝，愿有得一见’。生即以弹殊示之，胡人奉之而喜曰：‘此天下之奇货也’”。这位商人的才能，更是他人望尘莫及的。识宝故事中的一些商人为了求宝，漂洋过海，无所畏惧；历时几十年，也不气馁，表现出一种顽强的毅力和大无畏的精神。如《鬻饼胡》中的胡商，“海上遇风，流转数国”，最后还是来到长安求宝。《李勉》中的商人，为求奇宝，离国去乡二十多年，最后竟不幸病死他乡，但并不懊悔，这些商人都可称得上是从事海外贸易的优秀商人典型。故事中的商人也大多数富有、慷慨、正直。如《宝骨》中，携宝者将宝物“携至西市，示于胡商，索价一千。胡见之，大笑曰：‘未也’。更极意言之，加之五百千。胡人曰：‘此宝价值一千万’。遂与之。”这些商人遇宝后，并不利用携宝者的无知低价骗取宝物，而是不惜重金购买，得宝后欢欣鼓舞，充分显示他们的富有，慷慨和正直。
其次，识宝故事虽然被文人们加工和浓缩了，但是它们在艺术上仍然富有魅力，情节跌宕起伏，波折丛生，意趣盎然，在短短篇幅中，尽显其摇曳之姿。如《魏生》：魏生去参加胡人的宝会，因为没有什么宝物可携带，忽然想起以前捡到的一块比较奇特的石片，便随便带在身上。在宝会上，诸位宾客都拿出宝物展示，魏生也开玩笑地拿出自己的石片，结果胡商们却立即认出这是一块非凡的宝物，魏生也从末席扶坐首席。在许多识宝故事中，越是表现平凡普遍的东西，越是具有特别的价值。这种至贱至珍的反差越大，给人印象就越深刻。《宝珠》也情节曲折，悬念叠起，引人入胜。故事先讲：“咸阳岳寺后，有周武帝冠，其上缀冠珠，大如瑞梅。天后时，有士人过寺，见珠，戏而取之。”但是因为“天太热，至寺门易衣，以底裹珠，放金刚脚下”。忘了拿。第二天便去了扬州，晚上听见胡人斗宝，便去观望，并说起冠上缀珠，胡人听说后都知那是一颗奇宝，打算购买它，士人这才想起珠子还遗忘在寺中，又去找回。以后胡人们又用此珠醍醐煎海等等，故事一环扣一环，一个高潮接一个高潮，魅力无穷，大大加强了故事的感染力。
最后，识宝故事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识宝故事在贴近生活的同时，还具有飞腾灵动的、强烈的浪漫气质，即习惯用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空灵情思来挖掘和重组题材的思想内涵，并以充满艺术激情的夸张、虚构、渲染等等手法，对表现对象的色彩、气势，情调类型、空间状态等等给予极富艺术强度和感染力的表现。如《水珠》中的水珠，如果埋在地下，就会“有顷，泉涌，其色清泠，流泛而出。”《紫羯》中的宝物紫羯。“人得之者，为鬼神所护，入火不烧，涉水不溺”。对这些宝物的想象可以说是瑰丽奇特，玄妙莫测了。至于《宝珠》、《刘贯词》中丰富的想象，大胆至近乎荒诞的夸张，更是赋予故事以神奇的色彩，使作品主人翁也同时具有了一些传奇色彩。
二
除了胡人识宝的故事外，唐代传奇中还有一些故事也可能是回族先民创作的，因为这些故事与《一千零一夜》中的一些故事，几乎同出一辙。如：《酉阳杂俎·支诺皋》中旁得金锥的故事与《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的故事》；《西京杂记·东海人》、《异物志·行海人》与《辛伯达第一次航海旅行的故事》；《梁四公记》中“鸟衔宝出”的故事与《辛伯达第二次航海旅行的故事》；《博异志·苏遏》与《商人阿里·密斯里的故事》；《幻异志.板桥三娘子》与《白弟鲁·巴西睦太子和赵赫兰公主的故事》；《广异记·户部令史妻》与《银匠和歌女的故事》等。
这些唐代传奇故事与那些阿拉伯故事构想相近，情节相似，其中一些故事的许多细节都是相同的。这一点钱钟书的《管锥篇》里也指出来了，“《东海人》（出《西京杂记》），按《西京杂记》卷五刘歆难杨雄二事之一，言洲乃大鱼。《广记》同卷《行海人》（出《异物志》）事类，而言洲为大蟹。……《天方夜谭》中一则（The first voyageof sinbad the sailor）亦记航海人误以鲸背为小岛，登览遂致灭顶。”“《梁四公》（出《梁四公记》）。……杰公述城外奇事，有云：’西海中有岛，方二百里，岛上有大林，林皆宝树……岛西北有坑，深千余尺，以肉投之，鸟衔宝出，大者重五斤’； ……《天方夜谭》中一则（The second voyage of sinbad the sailor）写此尤详。”另如《板桥三娘子》中有一段关于板桥三娘子变魔法的描写：“至二更许，诸客醉倦，各就寝。三娘子归室，闭关息烛。人皆熟睡，独季和转展不寐，隔壁闻三娘子悉窣，若动物之声。偶于隙中窥之，即见三娘子向覆器下，取烛挑明之。后于巾厢中，取一付耜，并一木牛，一木偶人，各大六七寸，置于灶前，含水噀之。二物便行走。小人则牵牛驾耒耜，遂耕床前一席地，来去数出。又于厢中取出一囊荞麦子，授于小人种之。须臾生，花发麦熟，令小人收割持践，可得七八升。又安置小磨子，碨成面讫，却收木人于厢中，即取面作烧饼数枚。”《白弟鲁·巴西睦太子和赵赫兰公主的故事》中所描写的一位女王变魔法的情节是这样的：“可是半夜里，她却蹑手蹑脚地爬起来。当时白第鲁·巴西睦也蒙胧醒来，悄悄地暗中窥探她的举动。只见她从一个红口袋中掏出一些红色东西，洒在地上，眼前便出现一条澎湃的河渠。接着她取出一把大麦，种在土里，用河水灌溉，大麦便发芽，开花，结出麦穗。她采集麦穗，磨成面粉，收藏起来，然后回到床上，一直睡到天明。”这两段描写是如此的相近，只不过用中文记录下来的情节具有中国地域特色，用阿拉伯语记录下来的具有阿拉伯地域特色。而且故事都讲了，如果谁吃了这种带魔法的烧饼或面粉，就会变成骡子，故事的结果是两位女魔法家反受捉弄，吃了自己制造的魔法烧饼或面粉，变成了骡子。在《一千零一夜》中类似的魔法故事很多，但在唐传奇中却极少，这稀少的原因，或许也说明《板桥三娘子》一类的故事是回族先民从阿拉伯带到中国的。
三
文学史家公认，小说艺术就源于民众讲故事。唐人传奇，明清短篇和长篇小说都和民间故事有很密切的联系。《聊斋志异》一书400 多篇小说，直接间接来自这种“道听途说”的素材就达160多篇。 由此可见民间故事在中国小说创作中占据着多么重要的地位。
唐代小说的繁荣与发展，有其时代背景及其他多种促进因素，其中回族先民的民间故事就是一个促进因素。唐代，对思想文化的政策相对开明，对不同的文化能兼容并包，因而唐代文化“大有胡气”（鲁迅语），在这种社会环境、时代气氛中，文人们自然不会排斥回族先民的民间故事，而是对它们津津乐道，并从中学习新的艺术表现方式。
古代中国社会的经济形态属于农业型自然经济，由此决定了中国文化“重实际而黜玄想”的特有面貌。因而中国古典文论常常将小说与历史相提并论，小说也一般习惯从史料史取材。与此相应，小说家往往写实，而不虚构，只不过是在准确地演绎、阐述历史，如《世说新语》就是此类小说的代表。偶而有富于想象的小说家，因怕别人的挞伐，也不敢将他的想象、夸张用于描写现实生活，而只能流连在神怪世界，《搜神记》可谓此类小说之典型。而回族先民的民间故事则不然，它们由于受到阿拉伯文学的影响，虽然它们的题材是真实的，也主张逼真表现客观世界、现实生活，但它们更注重的是表达本质的真实，为此，不排斥使用任何文学手段。因而这些故事具有比较强的非写实的纯艺术品质，虚构、夸张、想象等是这些故事的重要特征。鲁迅说：“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有意为小说。”（《中国小说史略》）的确，唐小说已有许多作品脱离了搜奇记逸，而开始反映现实生活，只是它也是如同回族先民的民间故事一样，通过种种艺术手段来着重反映现实的本质。唐代小说能够具有一种侃侃而谈、毫无禁忌之特色，呈现出一种恢宏的风格，这其中有着回族先民民间故事的贡献。
回族先民民间故事也对后世的通俗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它们提供了素材和优秀的艺术方法。钱钟书《管椎篇》中的读《太平广记》札记中也举出了有关的一些例子，如：“《宝珠》（出《广异记》）以金瓶盛珠於醍醐中煎熬。按卷四一六《江叟》（出《传奇》）以醍醐煎明月珠，卷四七六《陆颙》（出《宣室志》）投‘消面虫’于银鼎中炼之，皆元曲李好古《张生煮海》之权舆也。”“《魏生》（出《原化记》）舟行捡得石片，赴群胡宝会，宝物多者居上坐。按《今古奇观》第九回《转运汉巧遇洞庭红》后半捡得败龟事仿此，波斯胡亦云：‘请列位货单看，好定坐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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