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树志[1]2003年在《董仲舒伦理政治思想研究》文中认为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必先考察其主干文化——儒家文化。儒家文化是一种伦理型的文化，也是一种政治型的文化，更是一种伦理和政治合二为一的伦理政治型的文化，这是儒家文化的一个主要特征。儒家文化的这一特质始于孔子，中经孟荀，最终由董仲舒作结，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而，对董仲舒政治伦理思想的研究有助于对儒家文化的理解和研究。董仲舒作为汉代最为着名的经学大师，着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更是孔子以后，自秦汉至清代二千年间，对中国政治思想影响最大的一位思想家。西汉学者刘向称：“董仲舒有王佐之材，虽伊吕无以加。”刘歆亦云：“仲舒遭汉承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令后学者有所统一，为群儒首。”今人周桂钿先生也认为：“董仲舒独尊儒术，产生了经学，使儒学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骨干，他的大一统论对于维护统一大国起了一定作用。”董仲舒在汉初特定背景下提出了自己的伦理政治学说，不仅为儒学的发展提供了空前的机遇，而且为汉朝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确定了基本框架，更是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政治、文化、思想的走向。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董仲舒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并没有得到恰当的承认，本文将通过对董仲舒伦理政治思想的研究，对董仲舒在儒学发展史上，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地位做出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同时通过对董仲舒的伦理政治思想的分析，为对儒学特质的进一步理解提供一个视角，为当代政治理论和实践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依据。政治与伦理的关系是历代思想家所关注的理论问题，也是当代中国政治生活和伦理生活中的现实问题。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以德治国，依法治国”的战略方针，这一决策无疑是正确的。实施这一战略方针，很有必要从我国传统文化中找寻有益的养份，因而对中国传统政治，特别是对董仲舒伦理政治思想的分析和研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董仲舒的伦理政治思想以天人论作为其伦理政治之形而上根据，以人性论作为其伦理政治之人性基础，以大一统论作为其伦理政治之价值追求，以修养论、德刑论作为其伦理政治之现实手段，构建了一个严密而完整的伦理政治体系。对这样的一个体系本文将运用逻辑展示法、历史考察研究法、广义文化视觉分析法等一系列方法进行研究，使得本文的研究在理论上突破传统的鉴定式人物述评的樊篱，将着眼点从单纯的人物品评上转移开去，着重研究董仲舒的伦理政治思想的来龙去脉、跌宕起伏。力求准确诠释和展示它完整而又丰富的内涵，给董仲舒本人及其学术思想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
张俊峰[2]2002年在《“规则”与“德性”的统一——社群主义背景下对董仲舒伦理政治思想的重新审视》文中认为董仲舒的伦理政治思想与社群主义有很多相似之处。两种思想在价值取向上都将整体的利益作为重心,在人性论上都将某种社会规范纳入人的本性当中,在道德建设上也都强调道德的目的性。但是,董仲舒并没有像社群主义那样,在理想的状态下片面强调人性中善的一面,而是在考察现实的基础上,指出人性为恶的可能性。因此,不同于社群主义在道德建设方面单纯强调“德性”的作用,董仲舒强调的是“德性”与“规则”的统一。以社群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批判为参照系,对董仲舒的伦理政治思想进行审视,对于我国当代的道德建设,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王传林[3]2011年在《论董仲舒的政治伦理思想及运行机制》文中指出本文以“述学”、“明变”、“求因”为写作运思之基本路径,旨在从西汉初期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之维度予以审视董仲舒的政治伦理思想,通过对《春秋繁露》、《士不遇赋》等相关作品的深度研究,力图对董仲舒的政治伦理思想及其运行机制从动态的角度做一次较为系统的剖析。同时,尝试运用“技术化处理”的方法,即图示化、逻辑化、表格化等,力求对董仲舒的政治伦理思想作出较为客观的评价。本文逻辑结构与理路之展开,主要有绪论、分论与总论叁个主要部分。绪论主要简述了自汉到今,后世学人对董仲舒思想研究的基本情况。分论主要论述了董仲舒政治伦理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与思想渊源、基本建构与运行机制、理论特征与历史影响。总论简要概述了董仲舒的政治伦理思想的基本特性与起伏跌宕的人生悲剧之成因。先秦儒家的政治伦理思想经过董仲舒的丰富与拓展,基本适应了西汉维护君主集权专制与实现大一统的政治需要,而且更加直接地完成了儒学与现实政治的结合,成为引导及影响君主集权专制社会意识形态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董仲舒及其政治伦理思想,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董仲舒政治伦理思想的特色在于融汇诸子、弥纶众言,其理论既呈现出对传统儒家精神的继承和超越,又呈现出体系化与包容化的基本特征。概之,做为传统儒家道统中的重要一环,董仲舒的政治伦理思想不仅承继了前人之哲思而且对后世学人也多有启发。尤其是他极力宣扬的“大一统”、“叁纲五常”、“天人感应”、“天谴论”等思想,不仅为西汉与此后历代王朝的政治伦理规范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基本范式,而且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赵智生[4]2016年在《董仲舒政治伦理思想研究》文中提出董仲舒生活在西汉时期,是我国着名的思想家,他的思想承前启后,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在西汉前期,奴隶制经济刚刚瓦解,而适合封建经济的上层建筑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董仲舒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亲身参与到汉王朝治国施政的实践探索中,这为他实现王道政治的政治理想、弘扬儒家政治伦理思想奠定了社会历史基础。他以儒家思想为主脉,广泛汲取阴阳、法、道、墨等诸子百家的思想,这为其新儒学的构建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材料。董仲舒的政治伦理思想以建立“内圣外王”的王道政治为目标,他的“天”的哲学思想为其政治伦理思想提供了本体依据;他的人性论思想“性叁品”说为政治伦理思想提供了社会人性基础;“天人感应”的思想为君王建立政权、统治臣民提供了合法依据。他的政治伦理思想为王道政治服务:“叁纲”、“五常”是其政治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对维护君主专制、巩固封建统治起到了重要作用;其大一统的思想是王道政治得以推行并延续下去的重要保障机制,是维护社会政治稳定、国家统一的重要保障;董仲舒将辩证法融入自己的政治伦理思想中,得到更化的治国思想,以维护大一统封建帝国的统治,达到社会长治久安的目的。通过对董仲舒政治伦理思想的梳理,来为我们的政治文明建设提供帮助。
沈冬香[5]2010年在《董仲舒政治伦理思想研究》文中提出董仲舒是中国哲学史上重要的哲学家之一,是儒家思想体系的最重要的继承者和发展者之一。为了适应时代的需要和儒学自身发展的需要,他批判地吸收了从先秦到汉初的各家思想,以“天人感应论”、“灾异遣告说”、“阴阳五行说”等为其政治伦理思想的哲学基础,在此基础上建构了一套相对完善,比较系统的政治伦理思想体系。董仲舒的政治伦理思想体系庞大而严密,他的思想有大一统论、中和论、人性论、义利论、常变论等等,本文主要论述了董仲舒的大一统论和中和论,并认为董仲舒政治伦理核心思想之一的大一统论可分为二个方面：一是政治一统,君权至上；二是思想一统,维护稳定。为实现“大一统”这种社会政治理想他提出了法天而治的政治主张,德主刑辅的治国方略,退而更化的政治实践,以德化民的教化思想。为了实现中和的政治价值追求,他主张在经济上实行“调均”政策,以缓和阶级对立,实现政治稳定、社会和谐的目的。通过对董仲舒政治伦理思想的系统分析,从而把握其思想脉搏和逻辑构架,并总结出董仲舒政治伦理思想的主要特点,试图提炼出中国传统哲学所提供的政治智慧和经验,以期对我国的政治建设和国家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秦奕[6]2017年在《董仲舒《天人叁策》中所见政治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天人叁策》比较集中地体现了董仲舒的政治思想。董仲舒是西汉的思想家,其思想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汉初学术的影响。这种影响可以从陆贾、贾谊和叔孙通叁位学者的学术主张中看出:陆贾提出了“忠君”、“孝父”,“兴辟雍庠序而教诲之”,强调“礼乐教化”的重要性。贾谊认为“礼”是约束一切的神圣法则,声称君主只有以“仁”、“义”、“礼”、“信”、“公”和“法”为执政标准,国家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叔孙通主张“时变”而不泥古。董仲舒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上述思想的影响。在《天人叁策》中,董仲舒依托孔子的权威,利用《论语》在当时的广泛影响,充分阐述了自己的政治思想。《天人叁策》涉及孔子的引文多达18条,几乎是言必及孔子。这18条中有17条引自《论语》,涵盖了孔子有关德政、礼乐教化、先德后刑、仁政和民本的政治主张。董仲舒的政治思想不仅继承了孔子的德政思想,还对德政理论进行了重要创新,将阴阳、德刑思想联结为一整体。董仲舒运用教化理论,明确君主与臣民的尊卑之别,使臣民安于君主的统治。董仲舒将德刑与阴阳联系起来,既明确了德在理论上的主要地位,又确立了刑在理论上的重要地位。董仲舒的政治思想对汉代的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董仲舒的刑罚思想中有“春秋决狱”的主张。因《春秋经》文大义不像法令那样明确具体,所以“春秋决狱”使得断案没有统一的标准。他的教化思想促进了汉代“立太学”、“罢黜百家”等措施的施行。“罢黜百家”的主张表面上似为尊儒,而儒学之内容已逐渐蜕变为涵百家之学。
孙秀伟[7]2010年在《董仲舒“天人感应”论与汉代的天人问题》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天人问题是中国传统哲学核心问题之一,汉代哲学思想的中心和主题就是围绕“究天人之际”的天人问题展开的。汉儒董仲舒以“天”为本,运用阴阳五行说使“天”与“人”之间建立起的同类相感、相应的“天人感应”论思想体系,是在汉代封建“大一统”中央集权统治逐步趋于稳固、社会思想文化复兴与融合的历史背景下提出并逐步发展成熟的,是汉代天人问题的代表。在“天人感应”论思想体系中,董仲舒吸收融合先秦诸子思想,以《春秋》学为理论进路,并引入阴阳、五行观念,最终建构起了一个以宇宙之天为核心的天人系统。董仲舒建立起的这一思想体系成为汉代封建“大一统”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的思想理论依据。同时,董仲舒“天人感应”论作为汉代天人理论的高峰,上承先秦、秦汉之天人思想,下启两汉以降天人问题的发展,在中国传统天人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使儒家思想成为长达二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遂使儒家思想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主干。董仲舒“天人感应”论的提出是汉初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之发展的共同作用的结果。秦汉时期,封建经济的发展,政治统治的稳固,社会思想文化的复兴与融合,使封建“大一统”成为社会共同的现实需求。从汉初甫兴至汉武帝即位,封建大一统成为自最高统治者至下层民众的共同诉求。由汉武帝的举贤良方正之举,董仲舒以《天人叁策》初登历史舞台,以其天人感应思想为汉代政治提供理论指导。通过汉初兴盛的春秋公羊学思想,作为汉代公羊学大师的董仲舒在《春秋》学思想基础上,探索出了一条建构、完善天人感应思想的独特门径。董仲舒的《春秋》学思想作为汉代今文公羊学的一部分,在丰富、发展公羊学思想的同时,以《春秋公羊传》为权威文本,先是运用况比见端、权变、推心见志之法显现《春秋》经传之原义；在此基础上又以圣人、“元”理论为中介的辞指之法进一步诠释《春秋》的“微言大义”,最终实现了《春秋》学向“天人感应”论的理论跨越。董仲舒《春秋》学思想不仅为“天人感应”论提供了经典文本依据,而且影响并促成“天人感应”论的形成。董仲舒在建构“天人感应”论思想体系过程中,还吸收了阴阳、五行观,确立了天人之间通过阴阳五行运行中的相感相应使天人系统模式最终形成。董仲舒“天人感应”论思想体系自确立之日起就占据着汉代天人思想的主导地位。在他的思想影响下,汉代天人问题出现了谶纬神学的天人感应论、王充元气自然的天人论、张衡宇宙自然天人论等不同的天人思想。它们的出现与发展是汉代社会历史现实的需要,是思想文化与自然科学发展的结果。以董仲舒“天人感应”论为奠基而形成的汉代天人思想,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与思想价值。
康喆清[8]2013年在《董仲舒教化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自古就有重教化的传统,教化不仅对个人内在身心起着规范作用,也对国家政权和社会秩序具有重要意义。董仲舒是西汉时期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继承传统儒家教化学说,在此基础上融合先秦诸子思想,并依据汉代社会的实际情况,阐述了自己独到的教化思想理论。董仲舒教化思想的提出也标志着传统中国社会中的教化体系得以确立,并且借助汉代统一帝国的历史条件,完成了儒家学说由原典理论向现实化、实践化的转变,进而对后世社会产生着深远的影响。董仲舒生活的时代对其教化思想的形成至关重要。一方面,在经济和政治领域经历了汉初的恢复与发展之后,汉代社会又出现了诸如社会差距拉大、地方分离势力猖獗等新的社会问题,这促使董仲舒在教化层面思考与探索解决之道；另一方面,西汉初期的思想文化氛围较为宽松,这使得先秦诸子的学说得以复兴并表现出逐步融合的态势,这种学术思潮的出现对董仲舒改造儒家学说有所启示。在汉初特殊的时代背景下,董仲舒以先秦儒家的教化思想为本,整合借鉴其他诸子学说中的合理内容,以其独特的天道哲学观及人性学说作为理论基础,系统地提出了以教化思想为主线而贯穿始终的儒家治国理论,最终在与汉武帝的对策中获得认同。至此,儒学在汉代的意识形态领域取得了独尊地位,成为官方的指导思想,董仲舒也借以正式展开其教化思想体系的内容。关于教化的目标,董仲舒认为包括提高人性修养、培养国家栋梁以及维护社会稳定等叁个方面；关于教化的原则,董仲舒提出了他着名的“叁纲五常”理论,并在“叁纲”思想中重点突出了“君为臣纲”的思想,在“五常”思想中对先秦的道德伦理学说进行了一定的突破与创新,由此形成对中国封建社会产生深刻影响的道德原则；关于教化的功能,董仲舒通过对秦朝灭亡的深刻反思,认为教化具有堤防作用,意义在于稳固社会统治,这就赋予教化以政治内涵,从而上升为一种治国策略。董仲舒教化思想的显着特点之一在于受教对象的广泛性,包括社会中的所有人,上至君王,下至普通民众,都有接受教化的必要。首先,君王在国家中居于首要地位,要通过学习儒家典籍,以身作则,成圣成善,在此基础上施行王道教化,从而教导万民成善；其次,各级官吏作为主要的施教者,上承君王,下启社会民众,通过教化与选官制度之间的渗透及相关制度性安排,董仲舒提出以儒家政治伦理提升官吏道德水平；最后,对社会民众的教化直接影响到王朝的统治,具有重要意义,董仲舒主张通过君王的示范作用、官吏的施政作用、地方学校的教化以及乡里教化等多种途径完成对社会民众的教化。通观董仲舒的教化思想,在形式、功能、内容和方法等方面都表现出自身的突出特点,构建出封建教化的完整体系,对西汉社会乃至后世封建王朝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儒家学说的传承与民族精神的形成也做出过贡献,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董仲舒的教化思想也存在一些明显的局限性。以史为鉴,充分发掘传统文化中的现实意义,是本文的出发点与最终落脚点,基于董仲舒教化思想的丰富内涵以及古代教化思想与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之间的内在关联,可以得到一些值得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借鉴的历史启示,本文拟从叁个大的方面进行研究,即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在功能方面的启示、在内容方面的启示以及在方法方面的启示。总之,与先秦时期的传统儒家思想相比,一方面,董仲舒在理论层面有了较大的突破和发展,使其教化理论成为后世国家的治国范本；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一系列的制度设计,董仲舒促成了儒家教化理想在社会实践层面的落实,因此董仲舒的教化思想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本文希望通过对董仲舒教化思想的研究,洞悉汉代教化发展的状况,并归纳总结其历史经验教训,为我们今天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借鉴。
崔迎军[9]2009年在《伦理政治化与政治伦理化》文中研究指明中国儒家文化具有明显的经世致用的传统,以儒家之道整合现实政治,是富有时代命运担当精神儒者的追求。先秦儒学在经世致用过程中,历经挫折,始终未能在其时的政治舞台上“独领风骚”,登上官方意识形态的“宝座”。但值得深思的是,自汉代经学大师董仲舒倡导“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学便成为了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影响中国社会达两千年之久。儒学发展史上这一重大的“变革”,固然与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有着紧密的联系,但作为“独尊儒术”的提出者,董仲舒无疑与这一“变革”的发生具有非常重要的联系。因此,对董仲舒的思想进行研究,既有助于我们了解儒学在发展中适应时代的需要而成为中华民族精神主干的历程,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反思儒学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社会的影响。我们认为,董仲舒汲取法家、墨家、阴阳家等多家思想,在“大一统”专制政治背景下对儒学进行改造,建构了以“天人感应”为形上根据的政治伦理思想体系,最终实现了伦理政治化、政治伦理化的致思。就伦理政治化而言,董仲舒论证的“叁纲”以及由他重新诠释的“仁、义、礼、智、信”等“五常”之道,由伦常世界进入到政治领域,具有了政治功能和政治品格。“叁纲”、“五常”与王道政治有机统一,开始发挥“治国平天下”的重任,从而奠定了中国传统政治的伦理化特征。就政治伦理化而言,董仲舒提出了“任德不任刑”的施政总原则,以及具体的改革措施,从而使得政治被伦理所统摄,政治表现为合伦理性。董仲舒的儒学是为政治服务的,其伦理思想的特质就是伦理政治化与政治伦理化。我们以此特质为视角,对董仲舒的伦理思想进行研究。全文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论述董仲舒对先秦儒家伦理思想的变革及其伦理思想的理论基石。第二部分,论述伦理与政治从悖立到整合的时代性,以及董仲舒伦理思想中伦理政治化与政治伦理化的具体表现。第叁部分,对董仲舒“大一统”思想进行论述,认为董仲舒融合伦理与政治的最终目标是维护“大一统”专制政治的稳定,这使儒家价值体系发生了转向。第四部分,对董仲舒伦理思想进行评价,以期达到对董仲舒伦理思想较为全面的认识,进而对伦理政治化与政治伦理化有较为深入的理解。
朱梅玲[10]2016年在《董仲舒的德育目标思想初探》文中认为儒家德育思想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文化脉络上的关键点。而在上至先秦、下至宋元明清,两千年传承不断的文化脉络上,董仲舒的德育思想起到了继往开来的作用。而德育目标又是德育的出发点和方向,所以通过审视董仲舒的德育目标思想可以一窥董仲舒的道德教化之思,进而了解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源流脉络。董仲舒的德育目标思想可说是为封建社会的道德教化所作的“顶层制度设计”,反映了他在西汉特定的时代下,依据社会现实的需要和对人品德发展的认识而形成的对不同德育对象的总体的预设和规定。理解董仲舒的德育目标思想离不开对其所处的政治、经济、文化大背景的考察。汉承秦制,行中央集权之政,君主权力专断,自然要求臣服、民顺;但另一方面,人君当神器之重,为了国定邦宁,君主需具备圣人之德,以德治国,上下修德,方可求国之治。但是实际上由于西汉经济、政治上的一些不当政策,导致官员道德素质堪忧,百姓教化难扬;更有甚者,君王也并未具有圣人之德。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为了国治民安,汉初的黄老无为思想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有为而治是当务之急。所以董仲舒在为其德育目标的设计寻求理论依据时,就没有选择无为的黄老思想;同样观秦速亡之弊,也没有选择严苛的法家思想;而是以儒生的面目出现,又结合西汉统治者和政治现实的需要,与时俱进,改造先秦儒学,掺入道家、法家等思想,形成了更具有现实针对性的“新儒学”,以此作为其德育目标设计的依据。在这“新儒学”中,法家思想是董仲舒德育目标思想的骨架,儒家思想是其德育目标思想显于外的血肉,阴阳天道是其德育目标思想形而上的外衣。基于西汉特定的时代背景,结合“新儒学”的理论基础,董仲舒将他的德育目标思想分为四个部分。一是政治教育目标,以“叁纲”为核,主张君圣、臣忠、子孝、妻顺;二是道德教育目标,以“五常”为心,提出了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规范;叁是法纪教育目标,以“任德”为主,倡导执政者大德小刑,百姓遵纪守法;四是思想教育目标,以“顺服”为要,培养民众封建的人生观、世界观,希望民众自觉认同封建伦理道德。总体而言,董仲舒的德育目标思想主要侧重于培养具有圣人之德的君王,然后是培养认同封建等级观念,明尊卑,自觉拥护皇权统治、顺服忠孝的臣民。总之,董仲舒的德育目标思想具有融合性、现实性、阶级性、理想性等特点。董仲舒的德育目标思想在西汉特定的时代,甚至是在整个封建社会时期,有其存在的历史价值:促进了西汉文化的大一统,巩固了现实的政治统治;在儒家思想的演变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初步构建了中国古代教化思想的完整体系,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史。并且,董仲舒德育目标思想在当今仍有启示意义:如其阐发的“仁”、“信”、“孝”等基本道德规范在当今仍需坚守;强调执政者为政以德的思想仍需继承;在文化多元化的当今要确立主导价值观来增加德育的实效性;其德育目标思想中体现的随势而变、与时俱进、改革创新的理念仍需发扬。但董仲舒德育目标思想仍有诸多历史局限,譬如说:对人的个体生命和自由关注不够;客观唯心主义思想过于浓厚;传承已久的等级尊卑观念成为当今民主、自由、平等思想传播的阻碍;对“忠”、“顺”的过于强调,使得文人的独立性逐渐被扼杀,对政治的依附性增强。
参考文献：
[1]. 董仲舒伦理政治思想研究[D]. 张树志. 扬州大学. 2003
[2]. “规则”与“德性”的统一——社群主义背景下对董仲舒伦理政治思想的重新审视[J]. 张俊峰.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2
[3]. 论董仲舒的政治伦理思想及运行机制[D]. 王传林. 黑龙江大学. 2011
[4]. 董仲舒政治伦理思想研究[D]. 赵智生. 河北大学. 2016
[5]. 董仲舒政治伦理思想研究[D]. 沈冬香. 西南大学. 2010
[6]. 董仲舒《天人叁策》中所见政治思想研究[D]. 秦奕. 河北师范大学. 2017
[7]. 董仲舒“天人感应”论与汉代的天人问题[D]. 孙秀伟. 陕西师范大学. 2010
[8]. 董仲舒教化思想研究[D]. 康喆清. 南京理工大学. 2013
[9]. 伦理政治化与政治伦理化[D]. 崔迎军. 西北师范大学. 2009
[10]. 董仲舒的德育目标思想初探[D]. 朱梅玲. 江苏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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