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长与分配的非正统模型：对公司高管与金融资本家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本家论文,高管论文,模型论文,分配论文,金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不论是遵循古典—马克思主义传统还是遵循后凯恩斯主义传统，增长与分配的非正统模型往往主要讨论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收入分配。这两个阶级之间的差异涉及不同的分配概念和与此相关的不同的不平等观点，包括：第一，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之间的差异(对应功能性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第二，富裕的资本家与贫困的劳动者之间的差异(对应纵向不平等)；第三，具有不同行为特征和利益的不同阶级之间的差异(对应横向不平等)。 但是，最近有关收入不平等的讨论却主要关注纵向不平等。世界上收入前1%的人群甚至是前0.1%的人群所对应的收入份额引起了很大关注，很多研究都表明这些人的收入份额在不同国家都显著提高了(例如Alvaredo等人最近对这一趋势进行了回顾，更详细的讨论参见Piketty的著作)。①在高收入的资本主义国家，很多不在收入金字塔顶端的人，包括那些可以被称为中产阶级的人也拥有资本(尽管他们主要的收入来源是工资，而且也大多是为了退休而以养老金的形式持有资本)。因此，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界限似乎变得不那么清楚了。此外，劳动收入的内部差异也不断扩大，这意味着工人与资本家的划分不能囊括造成不平等加剧的全部内容，它甚至都不是造成不平等加剧的主要内容。发生在美国的“占领华尔街”是一场虽然短暂却广为人知的抗议运动。在其他国家也发生过类似的运动。这些运动引起了人们对世界上前1%的人与其他99%的人的分化的关注。 本文遵循古典—马克思主义和后凯恩斯主义传统(它们或许是讨论增长与分配变化的最著名的两个非正统方法)，构建了分析增长与分配的简单模型。这些模型区分两群人：“高收入人群”和“其他人”。模型主要关注纵向不平等，而不是功能性收入分配，因为正如本文接下来所假设的那样，这两群人都既获得劳动收入又获得资本收入。这一区分与横向不平等并不是完全对应的。 为了更深入地讨论这一区分，我们需要描述这两群人的特点。从近期的研究来看，在美国等国家，收入前1%的人主要由公司高管构成，包括公司中的CEO和金融主管，以及其他一些在业务上与这些人相关的人，如律师、会计、中高层管理者等。前1%的人所占收入份额在不断增加，目前对此的解释更多关注这些人所拥有的增加收入的机会和激励——比如金融部门和公司部门的法律、监管和规范的改变，尤其是税法和金融自由化给高收入人群增加收入份额所带来的激励——而不是技术进步或其他一些可能增加高收入人群生产率的因素。②这部分得益于这一人群权力的扩张，从而使得他们能对立法者和其他政策制定者产生更大的影响。他们所获得的高收入也往往被描述为寻租行为的收益而非生产性行为的收益。为了反映这些机制，我们参考了研究不平等扩大的文献，将“高收入人群”定义为公司高管和金融资本家的组合，而将“其他人”定义为此外的所有人。 本文借鉴了讨论增长与分配的几种非正统文献。首先是有关金融资本家与金融化的相关研究。这些文献将金融资本家或者说食利者(rentier)视为与工人和资本家并列的第三个阶级，使用的主要是后凯恩斯学派的假设，即在外生给定的利率下存在水平货币供给(horizontalist supply of money)，并设定金融资本家获得利息而职能资本家获得利润，以研究利率的改变会带来哪些影响。③在分析金融化的宏观模型中，利率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利率的提高和其他一些与企业的留存收益以及分红(分红会减少留存收益)相关的参数反映了金融化的特征。④本文借鉴的第二类研究是有关管理者和管理资本主义(managerial capitalism)的文献。随着管理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对所有者与经营者分离的认识的深入，⑤资本的所有者和管理者被区分为两个不同的主体。研究管理者角色的早期模型没有明确设定一个管理者阶级，只考察了管理者的存在会如何改变企业的行为，管理者对企业扩张会产生什么限制，但是最新的研究已经开始将管理者视为组织生产的第三个阶级。⑥此外，本文还借鉴了另一类历史比较久远的研究，即允许工人拥有储蓄的非正统模型。这类模型始于Kaldor和Pasinetti，⑦其中后者更是明确考虑了工人的储蓄行为，并假定工人与资本家都拥有资本。本文假设两个阶级同时储蓄并持有资本，这与自Pasinetti以来的一系列文献一脉相承。⑧不过，本文也允许“高收入人群”在资本所得之外获得管理工资，而不是把他们设定为第三个阶级，这是本文与上述研究的区别。将管理者与资本家合在一起，并允许两个阶级同时获得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的做法也出现在Palley的研究中。⑨与Palley不同的是，本文还参考了金融化理论，在管理者之外又引入了金融资本家，把他们都囊括在“高收入人群”中。 接下来，本文会在第二部分建立一个考察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基本框架。基于这一框架，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分别建立古典—马克思主义模型和后凯恩斯主义模型来考察参数变化造成“高收入人群”所占有的收入和资本份额发生改变时会带来哪些影响。第五部分为结论。 二、基本模型 假设经济中存在两群人，“高收入人群”(可能是收入前1%的那些人，不过不必在这里设定具体的占比)和“其他人”。这两个类型指代的是人，而不是要素功能。个人收入分配是纵向的而不是横向的。不过，接下来我们也会看到，不同人群并非与横向分组完全无关。 这两群人都会取得两种收入，即劳动或工资收入与资本或利润收入。因此，我们有：
下标i代表个体类型，T代表“高收入人群”，R代表“其他人”。
是实际总收入，
是实际工资，
是就业规模，
是资本收入。 出于简化的目的，我们假设经济中只使用劳动和资本这两种基本的生产要素，生产的产品只有一种，其中劳动包括生产性劳动和管理性劳动两种。我们还假设生产函数是固定比例的：
其中，Y是实际总产出和总收入，
是生产性劳动的就业水平(如无特殊说明，下文将直接称之为劳动)，K是同质资本，a是单位产出所需的劳动，b是最大的产出资本比。⑩生产函数中暂不包括管理，但我们假设生产关系本身预设了高管的存在，否则生产将无法组织起来。后文将会考虑提高高管的数量或质量可以改变生产系数的情况。 我们假设“其他人”只提供生产性劳动，因此：
而“高收入人群”则只从事高级管理性和金融性活动。我们假设“高收入人群”的数量与总资本存量成正比，因此(11)
我们还假设这两类劳动的实际工资
是固定的，记它们的比例为α，因此：
此时，α可以作为衡量工资不平等的指标。我们假设经济中始终存在失业，所有的劳动需求都可以得到满足，因此劳动供给不会对经济产生约束。(12) 我们假设“高收入人群”和“其他人”都储蓄其收入的固定比例，分别记为
。考虑到“高收入人群”更富有而通常储蓄率更高，所以
。这两群人都储蓄，因此他们都拥有财富。为了简化模型，并且为了省略资产市场和资产价格，我们假设财富以实物资本的形式存在。因为经济中只有两群人且所有的资本都由个人持有，因此：(13)
“其他人”以外生给定的利率
获得利息，因此：
“高收入人群”以两种形式获得资本收入。首先，他们作为金融资本家可以以
的利率在经济中筹集到资金再转手借给企业赚得利差。记他们借出资金的利率为
其中μ是外生给定的金融行业的加成率(markup rate)。其次，他们还可以获得企业分红。假设在扣除工资和利息支出后，企业的留存收益占净利润的比例为ρ，余下的部分全部用于分红。基于这些假设就能简单表达不同类型的金融资产拥有不同的回报率，(14)而“高收入人群”获得资本收入有多种方式。在此模型中，“高收入人群”的资本所得为：
其中u=Y/K衡量的是产能利用率，
衡量的是总资本中由“其他人”持有的比例。从式(12)可以看出储蓄与资本存量的比例由三个部分共同决定，各部分依次依赖于u，
。式(12)中的第一项表示“高收入人群”与“其他人”来自于生产性收入的储蓄的加权平均，权重等于他们的收入占生产性收入的比重。“其他人”的生产性收入占比等于
，而“高收入人群”的生产性收入占比(不考虑管理性收入)为(1-
)，他们的储蓄率分别是
，后者是“高收入人群”的储蓄率与公司留存收益率之和。式(12)的第二项是由于“高收入人群”获得工资收入而产生的调整。模型中“高收入人群”只储蓄其收入的一部分而企业的留存收益则全部储蓄起来，所以对“高收入人群”的工资支出会减少整体储蓄率。第三项反映的是利息支出和利息收入对企业、“高收入人群”和“其他人”储蓄率的影响。“其他人”的储蓄在理论上会减少整体储蓄率，因为如果这部分收入属于企业或者“高收入人群”的话，它们被储蓄起来的比例将更大。式(12)中最后一项的符号为负，这意味着
越大，储蓄资本比越低，因为它意味着对“其他人”的收入转移，而“其他人”的储蓄率更低。 出于简化的目的，本文还假设资本不会贬值，因此资本增长率为：
其中g=I/K代表投资占资本存量的比例，I是实际投资。式中
表示变量K的增长率。“其他人”持有的资本存量的变化率可表示为：
其中，式中的
代表
对时间的偏导。这里需要注意，式(6)表明所有不由“其他人”持有的资本都由“高收入人群”持有(企业没有净值)，因此“高收入人群”持有的资本存量随着“高收入人群”的储蓄和企业的留存收益的增加而增加。 接下来，我们针对以上建立的基本框架和其公式设定做五点说明。 第一，经济中的增长和分配的动态可以通过分析
的变化得到。经济的增长率可以用g来衡量，如果产能利用率不变的话，资本积累率也将是产出的增长率。财富的分配可以用“高收入人群”和“其他人”持有的资本份额来衡量。收入分配的其中一个度量方法是“其他人”获得的收入份额：
“高收入人群”获得的收入份额并不是余下的部分，因为有一部分收入构成企业的储蓄。但是本文将“高收入人群”看成是企业的所有者，因此他们的收入份额也可以表示为(1-
)。与工资不平等相关的另一种常用的不平衡的衡量指标是
和劳动收入的分配
。 第二，我们还可以讨论经济中不同生产要素所扮演的角色。属于“其他人”的工人显然直接为生产提供劳动，利用实物资本生产产品，而高管则负责组织生产。此前针对这些老板(也可能是企业所有者)究竟做了什么存在一些争论。Marglin(15)基于历史观察和理论推导提出老板对于生产或者对于整体生产效率的提高并不是必要的，他们通过迫使工人在生产中发挥特定而狭隘的功能以使自己显得不可或缺，并据此将生产成果的一部分转化为资本剩余据为己有。Marglin认为，与不存在老板的情况相比，这一行为会提高储蓄和积累的速度(因为管理者储蓄而工人则不储蓄，或者说管理者储蓄的比工人更多)，但是并不会提高生产效率。而Landes(16)考察历史材料却发现，管理者确实能通过组织生产来提高生产效率，并认为似乎很难想象存在另一种反事实的乌托邦，在那里工人可以在没有管理者的情况下以同样的效率自行组织生产。本文可以回避这一争论而认为高管在组织生产的过程中既会提高劳动效率也会减少劳动份额，也就是说，减少
以扩大剩余的规模。
的减少可能如Marglin所认为的那样产生于
的减少而a没有任何变化，也可能如Landes所认为的那样产生于a的减少。问题的关键是高管们可以在扣除生产性劳动支出之后，增加企业的剩余π=1-
(暂未扣除其他支出如管理性支出和利息支出)。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考虑由管理性活动的数量或质量的提高所带来的剩余变化。管理者数量的增加显然可以增加管理性活动。提高管理性工资也可以提高劳动质量，其作用机制类似于效率工资，尽管高管权力的扩张既可能带来工资下降也可能带来生产率提高。现实中存在很多方法可以使剩余以这种方式增加，例如引入新技术和新组织方式、改变工作规范(work norm)、削弱工会，并且这些方式很有可能互相促进。这些方法有时候会被委婉地统称为业务重组(business restructuring)或业务合理化(business rationalization)。 第三，经济动态还可以通过分析状态变量
的增长率得到：
但是这一模型还不足以研究动态情况，因为u和g还未知。在接下来的两节中，我们会考察两个更完整的模型，它们分别代表着两个广为人知的非正统思想，那就是古典—马克思主义传统和后凯恩斯—卡莱斯基主义传统，但本文不会讨论这两个模型是否是这些传统的忠实再现。(17) 第四，如果能从基本框架出发建立更完整的理论模型，我们就能研究经济中一系列外生冲击会如何影响经济增长和收入与财富的分配。考虑到本文的主要目的，我们将只讨论金融化和高管崛起的影响。金融化将被表示为借贷利率μ的增加和留存收益
的减少，它们分别对应着金融利润的增加和企业分红的增加。(18)高管崛起将被表示为
或α的增加，即高管工资的提高或高管人数的增加。考虑到我们对高管究竟能做些什么这一问题的回顾，本文也将同时考察这些变化的“直接效应”(不考察π的变化)和“间接效应”(以π的增加为中介)。除此之外，我们不会系统考察其他冲击的影响，但是在某些例子中，我们也将说明上述这些参数的变化可能会如何改变模型中其他一些外生参数(不依赖于有关管理的参数τ和
)。需要注意的是，本文将直接设定这些参数变化为外生冲击，而不再详细解释这些变化为什么会发生。不过，正如下文将看到的，我们的分析也与对这些参数变化的解释相关。事实上，部分参数变化可以在更广义的层面上看成是内生于模型中的。 第五，本文借鉴的非正统传统区别于正统或新古典理论。正统理论认为经济增长由“自然”增长率，即劳动供给和技术增长率决定。在正统理论的增长模型中，如新古典增长模型所假设的那样，经济处于充分就业状态。Piketty就遵循新古典的思路在运用(虽然在他的研究中并没有一套完整的公式)模型和历史数据分析不平等变化时假设了充分就业和劳动与资本之间的要素替代。(19)该研究认为产出增长率会不断下降是因为一方面，由于所谓的人口结构转型，人口增长率会不断降低；另一方面，由于技术转移空间的压缩，技术进步的速度也会放缓。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产出资本比会不断提高，除非战争等特殊情况发生。Piketty认为从20世纪前半叶一直到第二次世纪大战结束期间发生的大萧条主要起因于产出增长率的持续下滑。Piketty还认为生产要素的替代弹性大于1，此时资本产出比的提高不能带来资本收益率与实际工资之比的大幅变化，这意味着资本收入份额或者说不平等水平在过去的几十年提高了。Piketty的模型与本文的主要不同是他假设完全就业而本文允许失业，他假设存在要素替代而本文假设固定比例(虽然放松这个假设并不会对本文分析结果产生根本性影响)。Piketty对不平等变化的说明与本文也很不同，本文更强调经济中不同群体相对力量的变化如何影响增长和分配。值得注意的是，Piketty对分配变化的非正式讨论——与他选用的新古典理论框架形成鲜明对比——触及了本文模型所关注的那些政治经济学问题，即导致高管和金融资本家收入增加和导致继承性财产日益重要的那些趋势。在这些讨论中，他似乎(努力)从新古典的充分就业增长理论(如边际生产率理论)中挣脱出来。(20) 三、古典—马克思主义模型 在古典—马克思主义模型中，我们假设经济总能实现最大产能，(21)从而有 u=b (17) 并假设投资由储蓄决定： g=S/K (18) 古典—马克思主义的竞争会促使每一个企业尽可能多生产，即以最大产能生产。由于所有储蓄都用于投资，经济中就不存在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这也与产能充分利用相一致。(22)模型中体现古典—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核心条件是存在失业，这是由于模型中假设所有劳动的实际工资都给定。 在短期中，假设
给定，将式(17)-(18)代入式(12)中，有：
这意味着，当
这一外生变量增加时，g会下降。也就是说，“其他人”拥有的资本份额提高会减少总储蓄，这是因为在这个过程中财产收入由储蓄率更高的“高收入人群”转移到了储蓄率较低的“其他人”手中。
增加也会通过提高利息支出减少企业的净利润，因为企业的主要融资渠道是向“其他人”借贷而不是利用股票市场获取资金。g与
之间的关系如图1中的IS曲线所示。我们假设
上述条件能保证，当不考虑利息支出时，储蓄始终是正的。否则，给定上文的假设，模型中将不存在正投资。因此，上式将保证IS在纵轴上的截距为正。此时，在两类人之间的收入分配可改写为：
接下来继续讨论经济处于
这一均衡态时，不同的外生参数变化会带来什么影响。下文将主要分析那些一般认为会使“高收入人群”的收入份额增加的参数变化。 对于金融业来说，本文主要关注金融加成率μ的增加以及会增加股东分红的ρ的减少。它们都会使IS曲线下移，这是因为更高的利息支出和更低的公司储蓄将会减少总储蓄，从而减少给定
水平下的总投资，而不影响
=0的条件。其在
不变下的短期效应是减少储蓄和投资而不影响总产出。在长期中，资本积累率减少而“其他人”持有的资本增长率不变时会导致
增加，这又会通过增加利息支出进一步减少资本积累率。因此，从这些意义上说，金融化的扩大会在短期中使经济的增长率减少并在长期中使其减少得更多。在短期中，
不影响收入或财富分布，但是在长期中，
增加会减少财富分布的不平等水平，并且由式(15′)可知，
增加也会减少收入分布的不平等水平。这一影响会产生是因为总体资本积累率放缓了但是“其他人”拥有的资本积累率并没有减少。因此，金融化的扩大只改变了“高收入人群”内部的收入分配结构。此外，如果金融化在增加μ的同时也会减少
，那么“其他人”持有的资本积累率也会放缓，这可能使
减少。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资本积累率和产出增长率的降低也会带来就业增长率的降低。如果这使产业后备军的规模增加以至于削弱了工人的谈判力，π也可能增加。由式(15′)可知，这会加剧收入不平等。当然，π的变化也会反过来影响资本积累，后文会详细讨论这一效应。 就管理者而言，本文主要讨论
和τ增加以及π增加的影响。式(19)表明，
或α增加会减少储蓄和投资，从而减少g。管理者薪酬的增加会减少经济总剩余，因为企业的储蓄率高于管理者。因此，IS曲线会下移。在长期中，
增加，因此经济增长率进一步下降，资本和收入分配将有利于“其他人”。然而，上述参数变化也有可能通过π的增加产生间接效应，提高g，从而使IS曲线上移。这一间接效应在τ相对较小时更有可能发生。式(21)表明π的增加也会使IS曲线下移。因此，在短期中，给定
，g会增加，而在长期中，
下降，g会进一步增加，因为财富分布向“高收入人群”的倾斜会增加总体储蓄从而进一步增加资本积累。π增加和
减少都会使财富分布变得更不平等，也会使收入分布变得在纵向上更集中。(23)当
增加时，工资水平的不平等会加剧，因为α增加了。根据
或者τ的增加会使π增加，从而加剧劳动收入的不平等。 对增长和收入分配的总体效应取决于那些代表金融化和非金融领域高管崛起的参数变化的相对大小。经济增长可能因此加速，也可能减速。高管们看起来更有可能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扮演积极的角色，而金融资本家则会产生消极影响。至于收入和财富分配，经济中高管重要性的提高(反映为高管数量的扩大和他们薪酬的增加)会扩大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相反，金融化扩大则会减少不平等，不过它在阻碍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存在增加不平等的可能。 四、后凯恩斯—卡莱斯基主义模型 在上一节建立的古典—马克思主义模型中，投资在最大产能处等于储蓄，因为投资和储蓄被假设为在任何时候都相等。后凯恩斯—卡莱斯基主义(PKK)模型并未采用该假设，而是引入一个独立的投资函数代表企业的投资计划。不过该模型允许产出和产能利用率随着产品市场中供需水平的变动而调整，从而实现储蓄与投资的相互匹配。在均衡时，储蓄等于投资，因此该模型中式(18)也成立，只不过是作为均衡条件而不是如古典—马克思主义模型般作为恒等式成立。接下来将首先介绍本模型的基本假设，再分析其短期和长期动态，最后讨论参数变化如何影响增长和分配。 1.模型设定 首先，本文如很多引入投资时滞的PKK模型一样假设在短期中投资与资本存量之比g给定，其水平由过去的决策决定。其次，本文假设在长期中，g的变化率遵循下式：
这个等式意味着，当企业的合意投资(desired investment)与实际投资发生偏离时，实际投资会随着时间而调整，趋近合意投资，其调整速度固定，记为Λ。合意投资水平被设定为由产能利用率(大部分PKK模型都如此设定)和企业的留存收益与资本存量之比共同决定。其中留存收益的水平之所以会对投资产生影响是因为它的增加既反映企业盈利能力的提高，也意味着企业融资能力的增强(内部资本积累会提高企业对外筹款的意愿和能力(24))。在Steindl(25)的增长模型中，上述两种影响共同构成了企业投资行为的决定性因素(也可参见Dutt(26))。本文因此假设：
假设公式G的偏导数，
都是正的。其中
反映的是留存收益的间接效应，而
反映的是产能利用率的直接效应，或者说加速器效应。在分析企业的长期投资行为时，我们会进一步阐释这两种效应所扮演的角色。最后，如上一节的模型一样，本文还假设
在短期中是给定的，但在长期中会根据式(16)进行调整。 2.短期分析 在短期中，给定g和
，u根据式(18)进行调整。这意味着，在短期均衡处有：
表现为μ增加和ρ减少的金融化扩大会通过从企业到“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再分配带来总需求扩大和产能利用率增加。(27)表现为
和τ增加的管理者地位的增强也将通过类似的收入再分配带来总需求扩大和产能利用率增加，但是随之而来的π增加会在相反的方向起作用，通过减少生产性工人的收入份额而降低产能利用率。因此，管理规模扩大的总体效应取决于π增加的幅度。(28)应该注意到，如果企业没有留存收益，
也会变得不相关。但是，
仍然成立。在这种情况下，发生在企业与“高收入人群”之间的收入转移带来了其他变量的调整，各种改变只是产生于消费总量的变化，投资始终未变。 3.长期分析 在长期中，将式(2)至(5)，式(7)、(8)、(10)、(23)和(24)代入式(22)，可得g和kR的动态调整方程。其中，
这是一个标准的宏观稳态条件，它反映的是储蓄关于其他相关变量(这里是u)的调整速率(式(29)的左边)，大于投资的调整速率(式(29)的右边)。(29)如果这个条件成立，则从g的稳态水平出发，g增加会使g为负。 基于式(27)，式(28)也意味着：
图3 曲线g=0向下倾斜的后凯恩斯—卡莱斯基主义模型 因此，g增加会在
=0附近减少
。(31)
上升会通过影响总产出带来产出和产能利用率的增加，从而提高“其他人”的劳动所得和资本所得。但是模型的假设暗含g的取值较高，此时总资本积累的速率超过“其他人”所占有的资本积累率，导致“其他人”所占有的资本份额随着g的增加而减少。 这也意味着曲线
=0的斜率为负。其斜率的表达式为：
在这个模型中，g和
的长期均衡都是内生的。所以式(25)说明在长期均衡中，u也是内生的，并不需要等于一个外生给定的“理想”或“正常”水平。这一结果的合理性受到一些评论家的质疑(对相关争论的近期回顾，参见Hein(32))。为了回避这些质疑和争论，这个模型可以理解为是一个中长期模型而并非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长期模型(这里不再进一步讨论这几个概念的具体含义)。 4.参数变化的影响 对式(28)和式(16)进行全微分，可以反映参数变化的长期影响，结果如下：
根据式(25)、式(26)和其他与u有关的参数变化方程，我们可以从长期均衡点(E点或图2和图3中的
点)出发，得到下面一些与模型相关的结果。 为了分析参数变化可能带来的影响，一个简便的方法是从对利润率π的变化入手，因为其他参数发生变化也会使π发生变化。上文已经证明，π的短期效应
是负的，因为π增加会使收入从生产性工人手中转移到消费倾向更低的其他群体手中，从而在短期投资水平固定的情况下减少总需求。它对g和
的长期效应为：
如果对留存收益的间接效应更大(例如，当
相对于
很小时)，则上式是正的。相反，如果对产能利用率的直接效应更大(例如，当
，
或ρ很小时)，则上式是负的。上式反映的是在g、
和所有其他参数不变时，π的变化对合意投资
的影响。π增加会提高“高收入人群”的收入而减少产能利用率，因为这一类人的消费倾向更小，从而压低总需求，这又会通过产能利用率的直接效应压低投资。产能利用率下降还会减少总利润，从而减少企业的留存收益。这些都意味着，π可以通过产能利用率压低计划投资，即产生间接产能利用率效应。但是，利润份额的增加也会对留存收益产生正面影响，从而提高计划投资。因此，整体效应存在多种可能。(33)当计划投资随着利润份额的变化而变化时，就会产生工资拉动型的增长或利润拉动型的增长。(34) 如果我们假设上式是负的，那么计划投资就会随着π的增加而减少，因为产能利用率效应占主导地位，式(35)大括号中的第一项是负的，在
，因此第二项也是负的，所以π增加对g的长期影响也是负的。如果
，这一影响就存在多种可能，
取值很小时它更可能是负的。式(36)表明，π对
的影响也有多种可能，因为大括号中第一项是负的，而第二项是正的。长期均衡时
的值可能会向不同的方向运动，因为一方面，利润份额π增加挤压了“其他人”的收入从而减少了他们的储蓄和积累；另一方面，它也会通过减少总需求压低总体积累，从而增加“其他人”对应的资本份额。如果
，大括号中第一项就变成正的，而第二项可正可负，因此不能确定g的变化方向。此时，式(36)表示当π增加时
既可能因为“其他人”的资本积累放缓而减少，也可能因为整体资本积累加速而增加。
对增长和分配的总体影响可以总结如下。当π增加时经济增速很有可能会放缓，如果留存收益效应很强，也不是不可能出现经济提速，但是它在
取值较小时几率很低。它对由
衡量的财富分布的影响则不确定。π增加、
增加或u减少都会使收入分布更不平等，而这几种参数变化显然都是有可能的。当低收入人群占有的资产份额较小时，就很有可能促使不平等水平总体扩大，尽管“高收入人群”收入份额也可能降低。平均工资显然没有什么变化，不过当u减少时劳动收入分配会更加不平等。 再考虑金融化，留存收益率ρ变化对g和
的长期影响可表示为：
在上文的短期分析中已经提到
＜0。此外，为了实现正净利润，这是一个保证经济增长和长期均衡的必要条件，需要有
。由此便知，留存收益率ρ提高时，它可能在产能利用率给定时通过增加企业储蓄而增加投资，也可能通过压低产能利用率和随之而来的产能利用率的直接效应减少利润从而减少投资。上式说明，由
反映的留存收益效应是正的，而由
反映的产能利用效应或加速器效应是负的。如果前者比后者更显著，整个表达式就是正的。
μ的影响可表示为：
一种可能的情况是，企业会将金融化带来的利息支出增加转移出去，使“其他人”的工资份额减少，(35)它会减少总需求、总产出和产能利用率。此时，金融化对增长(如果加速器效应更强的话)和不平等的负面影响会更显著。
本文建立了一个拥有两类群体的简单模型来分析那些一般认为会使“高收入人群”收入份额提高的变化可能带来什么影响。本文证明金融化和公司高管(或者说CEO以及他们的盟友和亲信)地位的提高可以用来解释增长放缓而财富和收入不平等水平不断扩大这种现象，尤其是在总需求不足时。(36)尽管在很多情形下它们的影响并不确定，但是我们讨论了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以及在什么条件下它更可能出现。例如，当产能利用率效应相对于留存收益效应更强、储蓄率很低且“其他人”占有的财富份额很低时，上述现象更可能出现。参照前人对金融化和管理资本主义的研究，本文将这两个问题结合起来，尝试去理解当这两种趋势共同带来不平等扩大时，会怎样影响经济整体。基于Pasinetti和其他人对不同阶级同时进行储蓄并进行资本积累的研究，本文关注不同阶级间财富分布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如何与收入分布的变化相互影响。(37) 本文建立的简单模型做了很多简化。首先，本文建立了两个不同的模型，它们可以进一步扩展成一个综合模型，使得经济在总需求水平较低时具有后凯恩斯—卡莱斯基主义的特征——积累受到需求约束，而在总需求水平较高时具有古典—马克思主义的特征——积累受到储蓄约束，从而能内生地讨论总需求不足在何种条件下更容易出现。其次，本文还忽略了很多重要的金融机制。本文假设只有“其他人”会成为债权人从而获得利息收入，而忽略了“高收入人群”在股权之外也可能拥有债权。本文也没有考虑股票和债券价格的变动。本文只考虑了企业借贷。文中模型可以扩展到允许低收入人群进行借贷，从而沿着Dutt(38)的思路更充分地讨论长期中分配情况的恶化，这一结果可能会在短期中被掩盖。再次，本文没有考虑财政政策。引入财政政策变动，例如考虑针对“高收入人群”的税收减少和针对低收入人群的税收增加不仅可以促使“高收入人群”更进一步地扩大他们的收入份额，(39)也可以解释经济增长如何随着总需求的减少而放缓。最后，本文分析的是封闭经济。引入开放经济和国际化会为资本收入份额扩大提供新的解释，资本可以在国家间转移，它会削弱工人的谈判力，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会由于技术和国际竞争等问题变得更复杂。 本文模型也提出了一些与不同群体相对势力有关的重要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本文提出随着高技能工人重要性的提升和其他自由工作者和短工数量的增加，属于劳动者的权利开始减少，工人作为资产所有者的身份开始加强(尤其是以养老金的形式)，他们不再仅仅关心增加劳动收入份额。本文还认为种族和性别可能也部分削弱了劳动者的权利。“高收入人群”亦是彼此不同，有些人是金融资本家，另一些人是工业资本家和管理者。但是这些人之间的区别可能被夸大了，很多人可能同时扮演这三个角色(一些工业企业确实开始成为金融投资者)，类似于(虽然并不完全等价于)Hilferding对金融资本的分析，(40)从而在这个群体内开始出现一些共同利益和凝聚力。本文对两个并不严格遵循功能性区分的纵向群体的分析可以用来理解基于功能划分的阶级利益是否能被基于纵向不平等的群体利益所替代，以及这种纵向不平等是否与横向不平等在某些方面类似。基于不同子群体间共有身份和凝聚力的横向分组可能在未来出现，它将建立在利益相容和对美好社会的相似设想之上，也可能因互联网和其他社交媒体的普及而加速形成(尽管“高收入人群”拥有更强的知识力量)。这样的变化是否会改变政治领域的平衡，实现权利从“高收入人群”向“其他人”的转移，还有待未来观察。 本文译自英文刊物Metroeeconomica，2016年第2期第364-396页。翻译已获得作者授权。——译者注 ①Alvaredo,F.,Atkinson,A.B.,Piketty,T.,Saez,E.,"The top 1 percent in international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27,no.3(2013),pp.3-20; Piketty,T.,Capital in the 21st Centur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4. ②Stiglitz,J.E.,The Price of Inequality,Norton,2012; Alvaredo,F.,Atkinson,A.B.,Piketty,T.,Saez,E.,"The top 1 percent in international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rives,vol.27,no.3(2013),pp.3-20; Bivens,J.,Mishel,L.,"The pay of corporate executives and financial professionals as evidence of rents in top 1 percent incomes",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27,no.3(2013),pp.57-78. ③Dutt,A.K.,"Accumulation,distribution and inflation in a Marxian-Post Keynesian model with a rentier class",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vol.21,no.3(1989),pp.18-26; Dutt,A.K.,"Rentiers in Post Keynesian Models",in Arestis,P.,Chick,V.(eds),Recent Developments in Post-Keynesian Economics,Edward Elgar,1992. ④Hein,E.,van Treeck,T.,"Financialisation,in Post-Keynesian models of distribution and growth:A systematic review",in Setterfield,M.(ed.),Handbook of Alternative Theories of Economic Growth,Edward Elgar,2010,pp.277-292. ⑤Marris,R.,The Economic Theory of Managerial Capitalism,Macmillan,1964; Galbraith,J.K.,The New Industrial State,The New America Library,1967. ⑥Lavoie,M.,"Cadrisme within a Post-Keynesian model of growth and distribution",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vol.21,no.3(2009),pp.369-391; Dutt,A.K.,"Growth,distribution and crises",in Herr,H.,Niechoj,T.,Thomasberger,C.,Truger,A.,van Treeck,T.(eds),From Crisis to Growth? The Challenge of ImBalances and Debt,Metropolis Verlag,Marburg,Germany,2012; Palley,T.,"The middle class in macroeconomics and growth theory:A three class Neo-Kaleckian-Goodwin mode",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vol.39,no.1(2015),pp.221-243; Tavani,D.,Vasudevan,R.,"Capitalists,workers and managers:Wage inequality and effective demand",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vol.30(2014),pp.120-131. ⑦Kaldor,N.,"Alternative theories of distribution",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vol.23,no.2(1955-1956),pp.83-100; Pasinetti,L.,"Rate of profit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in relation to the rate of economic growth",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vol.29,no.4(1962),pp.267-279. ⑧Dutt,A.K.,"Growth,distribution and capital ownership:Kalecki and Pasinetti revisited",in Dutt,B.,Gangopadhyay,S.,Mookherjee,D.,Ray,D.(eds),Economic Theory and Policy,Oxford University Press,Bombay,1990. ⑨Palley,T.,"A Neo-Kaleckian-Goodwin model of capitalist economic growth:Monopoly power,managerial pay and labour market conflict",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vol.38,no.6(2014),pp.1355-1372. ⑩我们不区分非监管工人和监管工人或者低技能工人和高技能工人，而把他们都视为生产性工人。我们也可以假设这两类工人之间比例的变化会影响a和劳动工资，本文只是出于简化的目的而没有考虑这一比例变动。区分高技能和低技能工人的古典—马克思主义模型，可以参考Dutt,A.K.,Veneziani,R.,"Education,growth and distribution:Classical-Marxian economic thought and a simple model",Cahiers d'economie politique/Papers in Political Economy,vol.61(2011-12),pp.167-185。 (11)这个假设是为了允许由资本积累带来的经济增长可以使“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增加，从而允许经济处于长期均衡时，两个阶级的收入份额不变。出于简化的目的，这一假设可以理解为“高收入人群”所从事的管理性劳动(不仅包括CEOs也包括其他高管)与资本存量成正比，金融性劳动则不取决于金融行业的规模，其数量与管理性劳动相比可以忽略不计；它也可以理解为“高收入人群”的劳动本质上说既是管理性的也是金融性的，都会随着资本存量的增加而增加。 (12)本文不直接研究“高收入人群”与“其他人”(以及失业者)之间的阶级流动，但当不同类型的劳动需求发生改变时它也可能发生。本文无法分析的是微观层面的阶级流动(即根据个人的投资和教育决策、wheeling and dealing、社会资本或运气，决定谁会在不同阶级间怎样流动)。 (13)企业所“拥有”的资本实际上由资本家持有，因此在本模型中企业没有净值。 (14)Pasinetti,L.,"Conditions for the Existence of a Two-dass Economy in the Kaldor and More General Models of Growth and Znwme Distribustison",Kyklos,vol.36,no.1(1983). (15)Marglin,S.A.,"What do bosses do? Part 1:The origin s and functions of hierarchy in capitalist production",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vol.6,no.2(1974). (16)Landes,D.,"What do bosses really do?”,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vol.46,no.3(1986),pp.585-623. (17)这参考了Marglin,S.A.,Growth,Distribution and Price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4和Dutt,A.K.,Growth,Distribution and Uneven Developmen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的处理方法，先设定一个考察增长与分配的一般性框架，再使用不同的闭合条件建立不同的模型。第三节中的古典—马克思模型类似于Marglin书中和Dutt书中的新马克思模型，而第四节中的后凯恩斯—卡莱斯基模型，类似于Dutt书中的卡莱斯基—斯坦德尔(Steindl)模型。在这一框架中也可以建立其他模型，如一个新凯恩斯模型，它类似于后凯恩斯—卡莱斯基模型，但是假设经济总是处于最大产能且加成率是内生的，但本文将只分析前两个模型。 (18)在非正统经济学中有大量文献研究金融化。Hein and Van Treeck(2010)对此概念以及它在一些非正统增长模型中所取得的形式进行了考察。 (19)Piketty,T.,Capital in the 21st Centur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4. (20)尽管Piketty的分析与本文有很大差别，但是读者应该注意到Piketty和其合作者所得到的艰辛的实证成果对本文产生了重要影响，Piketty对资本主义的设想和其经验分析也与本文有很多相似之处。 (21)我们可以将“最大产能”理解为某种外生给定的“正常”水平的产能利用率而不是由技术决定的绝对最大水平。 (22)不是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会赞同这种对马克思思想的表述。然而，大部分古典—马克思模型都使用了这一假设。对这类模型特点的讨论，可参见Dutt,A.K.,"The role of aggregate demand in classical-Marxian models of economic growth",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vol.35,no.2(2011),pp.357-382。 (23)τ的增加并不必然带来“高收入人群”收入份额(例如1%)的增加，因为它可能使高管的人数增加至超过前1%。但是只要高管的人数并没有超过1%，经济中前1%的收入份额就会增加。 (24)Kalecki,M.,Selected Essays on the Dynamics of the Capitalist Econom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1. (25)Steindl,J.,Maturity and Stagnation in American Capitalism,Basil Blackwell,1952. (26)Dutt,A.K.,"Internal finance and monopoly power in capitalist economies:A reformulation of Steindl's growth model",Metroeconomica,vol.46,no.1(1995),pp.16-34. (27)企业在扣除利息和其他支出后可获得正利润的假设，如式(10)所示，意味着要使u[，ρ]＜0，u[，ρ]的表达式中方括号内的部分应是正的。 (28)即使我们假设企业的净利润增加了，也不能由此认为总需求会减少，因为在企业与“高收入人群”之间的收入转移会增加消费从而增加总需求。 (29)常见的稳态条件一般对应的是在给定短期参数下的短期稳态。在本文的模型中，经济能够自动达到短期稳态因为投资不受u的影响，而Δ＞0，所以储蓄随着u的变化进行同向调整。这里，我们讨论的是长期稳定。一些模型并不假设产品市场处于稳态，最有名的例子是Harrod,R.,"An essay in dynamic theory",Economic Journal,vol.49,no.193(1939),pp.14-33，另一些模型假设产品市场在短期中处于稳态但不涉及长期情形。 (30)如果g增加，根据式(31)可知，上式仍然是负的。但是，如果g减到足够小，上式可能会变正。这种情况在
=0附近是完全可能出现的。 (31)它对于g＞
的所有值都成立。 (32)Hein,E.,Distribution and Growth after Keynes:A Post-Keynesian Guide,Edward Elgar,2014. (33)这种多重可能性在Steindlian模型中也存在，如Dutt,A.K.,"Internal finance and monopoly power in capitalist economies:A reformulation of Steindl's growth model",Metroeconomica,vol.46,no.1(1995),pp.16-34，就考虑了内部融资的情况。 (34)增长是工资驱动的还是利润驱动的并不取决于受利润份额和产能利用率影响的投资函数，如Bhaduri，A.,Marglin,S.,"Unemployment and the real wage:The economic basis of contesting political ideologies",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vol.14,no.4(1990),pp.375-393。本模型中，投资取决于企业的留存收益和产能利用率。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所有影响都是对于固定的g和k[，R]而言的。后文将说明，π对g的整体长期影响也有多种可能。因此，在长期均衡的意义上该模型也可能是工资驱动的或利润驱动的。 (35)Dutt,A.K.,"Rentiers in Post Keynesian Models",in Arestis,P.,Chick,V.(eds),Recent Developments in Post-Keynesian Economics,Edward Elgar,1992. (36)如果增长受储蓄和资本积累而不是投资和总需求的影响，那么管理者的扩张更有可能促进而不是阻碍增长。 (37)受篇幅所限，本文不会再将模型中的假设和内涵与引言中提到的金融化、管理资本主义和Pasinetti式的模型进行系统的比较，不过文中也捎带提到了一些例子。理论内涵的差异来源于模型假设的不同，例如不同群体的资本所能获得的收益率不同和“高收入人群”也有工资收入(与Pasinetti的基本框架相比)，以及资本家工资收入的具体形式——作为企业扣除生产性工资支出后的剩余或利润的一部分——不同于Palley,T.,"A Neo-Kaleckian-Goodwin model of capitalist economic growth:Monopoly power,managerial pay and labour market conflict",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vol.38,no.6(2014),pp.1355-1357，假设企业剩余既要扣除生产性工资支出也要扣除管理性工资支出的处理。 (38)Dutt,A.K.,"Maturity,stagnation and consumer debt:A Steindlian approach",Metroeconomica,vol.57,no.3(2006),pp.339-364. (39)Alvaredo,F.,Atkinson,A.B.,Piketty,T.,Saez,E.,"The top 1 percent in international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27,no.3(2013),pp.3-20. (40)Hilferding,R.,Finance Capital:A Study in the Latest Phase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Routledge,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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