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化进程中新常态下的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_新常态论文

我国工业化进程中产业结构升级与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常态论文,经济增长论文,产业结构论文,进程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4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5)03-0005-15

      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通常是以工业化带动的。在工业化进程中，大量现代科学技术以及体现这种技术进步的现代装备应用于生产领域尤其是制造业中，导致劳动生产率及其整个生产效率得到全面和迅速的提升，带动了整个经济迅速现代化。而随着一个国家工业化进程的推进，产业结构也在不断升级。从工业化的阶段和三次产业增长的关系看，如果一个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是连续的，可以把它分成三个大的时期，即工业化前期、中期和后期。不同时期各大产业的增长具有不同的特征。在工业化前期，工业开始出现加速增长，工业以及整个第二产业的增长明显快于第一和第三产业；在工业化中期，第二产业仍然保持着领先的增长，但是第二产业的增长要求第三产业更多的支持，如建筑业(属于第二产业)必须在房地产业(属于第三产业)的支持下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这时候第三产业的增长率也会加快，和第二产业之间增长率上的差别将会明显缩小；而在工业化后期，由于专业化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和最终消费对服务需求的提升，第三产业的发展将会超过第二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部门。第二产业的增长率将会放缓，但仍然会保持较快的增长。不同产业部门增长率的变化将导致国民经济的产业结构发生变化，因此产业结构的高度及其变化实际上说明了工业化进程所处的阶段①。从长期发展上看，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也经历了一般市场经济国家工业化的历程。但中国的工业化又有其特殊性，它是伴随着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这样一个市场化改革所发生的，产业结构的形成和产品定价也经历由行政指令向市场导向的变化，产业结构变化又有一些自身的特点。从产业结构长期的演进看，从新中国成立以前甚至更早以前一直到改革开放初期的工业化进程，属于中国工业化前期。在这一时期，中国逐渐建立了自己的工业体系，但发展水平仍然很低，与世界先进水平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从改革开放到21世纪的前十年，属于中国工业化的中期。在这一时期，中国通过市场化改革加速工业化进程，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长达三十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超越世界各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中心。但是从产业结构上以及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就业结构和最终需求结构上看，仍然处于由发展中国家向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过渡阶段，产业结构与工业化国家之间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在2010年前后，中国逐渐步入了工业化后期。进入这一新的经济发展阶段后，中国的工业和整个第二产业仍然在发展，但由于专业化分工的发展和最终需求的升级，第三产业开始成为增长最快的生产部门，代替第二产业成为国民经济中的主导部门。由于第二产业的增长率将在这一阶段开始放缓，将导致整个国民经济的潜在和长期的增长率有所回落。与此同时，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会进一步加快，并带动就业结构的迅速升级，最终形成与发达国家相接近的产业结构(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比重占60%以上，第二产业在30%左右，第三产业在5%左右)，这就标志着中国完成了基本工业化。按照中国实现工业化目标的总体规划，预计到2020年前后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同时，基本实现工业化。②在此之后，中国将会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经济增长还会进一步放缓。因此，当前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即由高速经济增长向中高速增长转化，是我国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产业结构提升到一定高度的结果，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产业结构的加速升级是我国经济增长的新趋势，也是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影响因素，应根据这一发展调整和改善我们的宏观调控和管理。

      一、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及产业结构升级

      (一)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工业化进程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甚至更早以前直到改革开放前，是我国的工业化前期。虽然很早以前，中国已经启动工业发展(如晚清的洋务运动和民国初期的实业救国)，但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前，国家始终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工业化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推进。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开始了大规模的工业建设。20世纪50年代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在前苏联的支持下建设了156项重点工程，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建立了一个新的起点。然后又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逐步建立和发展起了独立自主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初步改变了中国的落后面貌。至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已经建立了自己的能源基地、钢铁基地等一系列大型工业基础，能够自力更生地生产汽车、火车、轮船、飞机，造出了“两弹一星”，进步是巨大的。我国目前的大型国有或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大多是由那时的企业发展而来的，至今仍然在资产、主营业务等方面占据半壁江山(2013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在企业单位数中所占的比重为8.5%，在资产总额中占的比重为66.2%，主营业务收入中占的比重为43.9%，而在利润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为42.1%)。这一时期的工业化为改革开放后的新一轮工业化和高速经济增长建立了发展基础。

      在这一时期，由于内部和外部的原因，我们的工业发展走的是“独立自主”的路线，没有加入全球分工与合作体系，基本上属于自我封闭的经济，当然也就不能与世界各国分享科技和经济发展的成果，工业化进程实际上是在低水平上推进的。虽然规模上得到了很大的扩张，但技术装备水平和工业产品的制造长期停留在前苏联援建时甚至是新中国成立前的水平上，不能说没有技术进步，但是在一般技术水平上，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在扩大。我们那时的工业化，在产业结构上在很多情况下是以牺牲农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为代价的。农业部门在交纳农业税支持工业发展的同时，还要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来支持工业部门的积累；而在第三产业的发展上，无论是属于现代服务业的金融、通讯、交通运输等服务，还是属于传统服务业的批发零售、居民服务业，和工业部门的发展相比都存在着严重的滞后。一方面是在计划安排上，对于服务业的投入严重不足；另外一方面则是对居民和社会提供的服务，很多都是以福利分配的方式实现的，无法在统计上得到反映，同时也调动不了有关的服务部门发展的积极性。这样，在供给领域，生产活动就不能得到足够的生产性服务的支持，在最终需求领域，则是服务消费增长缓慢。更重要的是计划经济的体制背景，从根本上限制了与市场机制相关的服务业成长的可能。由于工业发展在供给和需求两端缺乏服务业的支持和拉动，工业本身的发展也受到影响。

      从统计数字上看，我国1978年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分别为28.2%、47.9%和23.9%，看起来第二产业所占的比重已经很高，工业化进程已经推进到相当高的阶段，但在事实上，第二产业的这种较高比重受到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过度强调“工业为主导”，工业发展和其他方面已经脱节，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实际上已经严重失调，20世纪90年代所出现的大批国有企业倒闭，实际上就是这种失调的最终结果；二是在“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和大量服务活动非市场化的制度安排下，第一和第三产业的规模实际上是被低估的。产业结构高度存在着“虚高”。③

      (二)改革开放后我国工业化进程及产业结构变化

      改革开放初期到2010年前后，属于我国工业化的中期。之所以说它是中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中国对内实行经济体制改革，通过各种改革尤其是后来的市场化改革，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工业和整个经济的增长效率，对外则高度重视对外开放，使中国重新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使中国和世界各国在装备水平、技术水平及经济管理水平之间的差距明显缩小，从而实现了加速的工业化和高速经济增长。再具体细分，可以根据中国产业发展和结构变化的特点，把20世纪80年代前后称为调整期(属于工业化中前期)，把90年代前后称为转折期(可以称为中中期)，而把进入21世纪后的前10年前后则称为快速发展期(属于中后期)。在实际经济活动中，工业化的进程是逐步推进的，很难找到严格的时点界限，但我们可以通过这种大致的划分，发现各个不同时期和不同发展阶段上我国产业结构变化的特点。

      在经过长达三十多年的市场化改革和高速经济增长之后，改革开放初期那种产业结构扭曲和数据失真的现象已经得到了显著的改善。首先是在经济体制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渐建立和发展了起来，95%以上的商品和服务已经由市场定价，而过去很多以福利分配形式提供的居民和社会服务也进入了市场，而根据这些价格计算的经济总量和各个部门、行业的规模，已经能够比较客观地反映现实的供需关系；其次是在经济增长中，虽然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经济结构失衡，但在市场的约束下经济失衡的程度是不断改善的，工业化中前期和中期由于价格体制改革和经济过热所导致的那种严重的通货膨胀以及经济动荡已经不再出现，经济运行相对平稳，因此得到的经济总量和部门、行业数据，基本上反映了所处的发展时期或阶段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结构；第三是我国的国民经济核算尤其是GDP核算，在近些年来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2004年以来，国家已经连续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全国经济普查，并根据普查得到的数据对快报数据以及时间序列进行了修订，统计数据的准确性在不断提高。因此，根据新的统计数据所反映出来的结构关系来判断我国工业化所处的阶段也就更为客观。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进入新一轮现代化和工业化进程。工业仍然是经济增长的重点，但我们已经不是简单地通过加大对工业的投入来实现经济增长，而是通过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更多地通过市场的手段来刺激经济、更多地利用市场手段来配置资源，实现和保持高速经济增长。在新的条件下，我国的工业或第二产业不再是脱离其他产业单独发展，而形成了互为促进的关系。首先是在改革开放后，对农村的经济体制进行了深刻的改革，调整了农产品的价格，全面地促进了农业发展。然后又在这个基础上，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间形成良性互动，这才真正推动了我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在改革开放后30多年的工业化进程中，从实物量上看，以工业为主的第二产业的增长略高于第三产业(1978-2013年，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率为11.24%，第二产业为11.20%，第三产业为10.73%)，但从价值量上看则相反，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1978年的23.9%提高到2013年的46.9%，提高了23%，而第二产业的增加值则由47.9%下降为43.7%。这是因为在迅速的工业化过程中，尤其是在工业化的中前期，工业部门尤其是制造业部门具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和平均利润，吸引着大量资源(尤其是资本和现代科技)流入这一部门，新产品、新技术和新应用在不断出现，形成一部分企业的超额利润，并吸引着更多的企业加入相关的生产行列，带动了相应产品和企业的迅速发展，另外一方面，随着其他企业的迅速参加，个别产品和企业短期的超额利润被迅速稀释，产品价格会相对甚至是绝对下降，导致平均利润的下降。在产出迅速增加而竞争又较为充分时，无论是成本推动还是需求拉动的通胀压力，都要明显小于第三产业以及第一产业。从按现行价格计算的增长率看，第二产业这种价格上的低增长甚至是负增长抵消了按固定价格计算的较高增长，使得其所占的比重和第三产业相比，反而是下降的。至于第一产业，虽然产品的价格上涨的幅度更大，但由于其增长率大大低于第二和第三产业，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它的比重就是不断下降的，这是工业化进程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表1列出的是这三个时期10年三大产业增长率和占比的变化。从长期增长看，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率是10.06%，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高速增长期。而在不同的阶段中，增长率有所不同，20世纪80年代是9.28%，90年代是10.43%，新世纪的前10年是10.48%。每一个10年都比上一个10年快，可以说是属于加速的经济增长。

      

      在不同的阶段，各个产业的增长及其结构变化各有特点。

      第一个阶段属于对改革开放前“虚高度”的修正，所以这一时期第二产业的增长率是在这三个10年中最低的，与之相对应的是，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增长率则是这三个10年中最高的。这一时期的实践其实就已经表明，推动工业化进程不一定只能靠工业和第二产业本身的发展，协调的产业部门关系有时反而能够更好地推动第二产业和整个经济的增长。在这一时期，农业增加值的占比下降了3%，第二产业占比下降了7%，而第三产业占比上升了10%！这是改革开放后我国第三产业结构变化最大的10年。当然，这一变化中除了经济增长因素外，还有价格调整的因素在起作用，这一时期我国进行了价格体制改革的探索，通货膨胀的幅度很大(尤其是在1984-1988年期间，有的年份通货膨胀甚至到达了2位数的水平)，形成这种通胀固然有经济过热的原因，但同时也有价格改革方面的原因，即在价格总水平的上涨中，调节各种商品和服务间的比价关系。通过这一时期改革，我国价格扭曲的现象也有了一定的改善。应该说，通过各个产业增长率的变化和调整，我国产业结构的“虚高度”矛盾有了明显的改善，国民经济内三大产业的比例关系更为合理。在工业部门内部，耐用消费品部门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而军工等过去投入过多的部门得到了调整，内部结构也更加合理。

      第二个阶段，工业以及第二产业部门在新的基础上又重新获得了快速发展。从1990-2000年，第二产业的年均增长率提高到13.53%，比上一个10年提高4%左右，而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年均增长率都回落了2个百分点以上。第一产业的增长开始进入平稳期，而第二产业的增长率则重新超过第三产业。这一期间，第一产业的比重大幅下降，降低了12%，而第二产业的比重重新上升，提高了4.6%，第三产业继续提升，上升了7.5%。同样，由于价格因素的原因，虽然第二产业部门的增长率高于第三产业，但其比重上升的程度反而低于第三产业。也就在这一时期，中国开始了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为目标的深化的经济体制改革。以国有企业改革和民营企业发展为特征的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以及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虽然使我们经历了阵痛，但计划经济下供给和需求扭曲的现象已经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变。企业的生产和经营活动由整个计划经济体制的一个活动环节，变成了面向市场的经济行为。因此，把这一时期定位为发展期是合适的，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尤其是这一体系中的现代企业制度全面建立和发展时期，同时又是我们在市场经济基础上实现加速工业化的起步时期。如果说在上一个10年中，我国的产业结构的调整还是通过更加合理地安排国民经济计划来实现的，那么在这一个时期尤其是后期，市场已经开始成为配置资源的力量。

      第三个阶段，我国经历了实现现代化前的再一次的加速工业化过程。这一期间，我国进入到工业化进程的中后期④。2003年，在经过市场化改革、周期性调整以及宏观经济政策刺激后，第二产业的增长率重新突破10%，我国重新进入了新一轮加速的工业化进程，发展势头之猛，持续时间之长，都是改革开放以来少见的。第二产业的增长率不断在递增，2007年达到15%。在金融危机冲击下，2008年和2009年虽然有所回落，但仍然分别达到9.9%，2010年又重新上升为12.3%。10年间的年均增长率为11.45%，虽然比上一个10年有所回落，但仍然高于第三产业(11.21%)。高速的经济增长必然伴随着通货膨胀的压力，但是从总体上看，这一阶段的通货膨胀仍然在可控制的范围内，没有对宏观经济和人民生活造成严重的冲击。工业和整个第二产业在这一时期的空前发展，使中国成为全球新的和最大的制造业中心，工业和第二产业的生产规模超越世界上的全部国家成为世界第一。在这个10年中，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相互关系出现了一些变化，两大产业之间的依赖关系在增强，增长率非常接近。这和前两个10年有明显的不同。从三大产业的比重关系上看，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在下降，而第二和第三产业在上升。从具体数值上看，在年均增长率相近的情况下，第二产业的比重仅上升了0.8%，第三产业则上升了4.2%，说明第二产业产品的相对价格水平在下降，而第三产业在上升，但第二产业仍然是占比最大的产业部门。

      从供需关系上看，这种增长率和占比的反向变化反映了第三产业的相对需求大于第二产业，而第二产业的相对供给大于第三产业。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经过高速增长后而进入调整阶段时，第二产业的产能过剩会明显地高于第三产业。在高速增长中，由价格信号反映的供求关系事实已经要求第二产业放慢增长，以实现整个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但事实情况却是工业领域的投资还在不断加大。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后，中国的工业发展本来应该进入调整，2007年和2008年在通货膨胀的压力下，政府已经开始进行宏观紧缩，如2008年初提出的“双防”(一防经济过热，二防通货膨胀)。但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为避免经济增长受到严重的冲击，我们对经济采取了强刺激政策，强刺激的主要内容是扩大投资，而投资主要是依赖第二产业(工业和建筑业)提供产品，由此导致第二产业的重新提速，从2009年到2011年，我国第二产业增长率分别为9.9%、12.3%和10.3%，而第三产业的增长率则分别是9.6%、9.8%和9.4%，第二产业的增长率分别高于第三产业0.3%、2.5%和0.9%，这样，在遏制住经济增长率下降的同时，我们的产业结构实际上是恶化的。这是我们在特殊条件下做的一种两难选择，其实是把短期矛盾转化成了长期矛盾。我国的煤炭、电力、钢铁、水泥等重要生产资料的产能在当时其实已经过剩，但我们还在加大这一方面的投资，形成了更多的生产能力。2011年前后，国家在宏观调控上实行了“择机退出”，让市场在配置资源上发挥主导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这种产能过剩的矛盾开始突出地显现出来，第二产业的增长率出现回落，2012年至2014年，第二产业的增长率重新回落到第三产业以下，分别为7.9%、7.8%和7.3%，低于第三产业的增长率0.2、0.5和0.8个百分点，各年的差距是不断扩大的。这种回落，既是对前一时期(工业化进程中后期)的工业领域过度投资和增长的纠正，也反映了在新的时期(工业化进程后期)，对工业及整个第二产业的需求的潜力在回落，导致工业的增长率出现下降。从总体来看，第三个时期的整个国民经济以及三大产业的增长率与30年的长期年均增长率最为接近，而且各个产业和经济增长的波动性较小。虽然在后期出现了产能过剩和经济失衡，许多工业企业在经营中遇到了困难，但相比较而言，这是我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最好时期。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开始进入了工业化后期。

      二、亚洲金融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后的经济调整存在着哪些差别

      在2010年前后，一些关键性经济指标的变化，反映出了经过改革开放后的长期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之后，中国经济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从占世界贸易的总量上看，中国先后超过德国(2009)和美国(2013)，在货物出口总额和货物进出口总额方面成为世界第一，占世界贸易的比重达到10%以上；从经济总量上看，中国的GDP超过日本(2010)，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3年中国GDP占全球的比重已经达到了12.2%；从经济发展水平上看，2010年的人均国民总收入(GNI)跨越了世界银行下中等收入和上中等收入国家的分界线，中国成为上中等收入国家。虽然近三年来(2012-2014)中国的GDP增长率有所回落，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高速经济增长，但由于中国现在的基数已经很大，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具体数额很高，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还在不断提高。2010年中国的GDP刚刚超过日本，但是到了2013年，由于两国经济增长上的差距，再加上汇率变化，日本的GDP仅为中国的52.3%，或者说，中国的GDP已经是日本的1.88倍。从这些国际比较的结果看，经过改革开放和高速经济增长，中国无论是在工业化还是现代化的道路上，取得的成就都是巨大的。我们所处的发展阶段和过去已经完全不同，产业发展上所走的道路也会和过去有很大的不同。

      2013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46.9%)首次超过了第二产业(43.7%)，成为国民经济中最大的产业部门。在增长率上，第三产业也开始超过第二产业，成为带动经济增长和实现充分就业的主要力量。这种标志性的变化实际上表明中国已经进入了工业化的后期⑤。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统计数据，2014年我国的GDP增长率为7.4%，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增加值的增长率分别为4.1%、7.3%和8.1%，第三产业仍然是对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产业部门。三大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分别为9.2%、42.6%和48.2%，产业结构又得到进一步提升。必须看到由于中国已经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所实现经济增长的路径也会和过去不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我们通过市场化改革和实施积极的宏观经济政策，在经济结构得到调整和优化后，推动我国经济进入新一轮以加速工业发展为特征的经济增长。但是现在这种情况已经不可能重新出现。和亚洲金融危机前后相比，虽然在前期经济增长和投资过热方面等影响因素方面存在着共同点，但体制背景、发展阶段和外部环境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首先，体制背景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亚洲金融危机前后正是我国建立和发展以股份制为核心的现代企业制度的关键时期，工业领域正是改革的重点。在改革过程中，第三产业的很多国有大企业都保留了下来，如金融、航空、铁路、公路、通讯等，有些还通过股份制改革、上市得到了更大的发展，但大批的国有工业企业则因经营管理落后和产品脱离市场而无法继续生存和发展，受到关停并转。这并不是这些行业不需要发展了，而是那些企业已经无法适应新形势的要求，我们必须培育新的企业群体(如经过改造的国有企业、民营经济、三资企业等)在未来的工业化过程中担负主要角色。这种改革、调整和重新发展需要有一个过程，这就导致了以工业为主的第二产业首先有一个增长回落的过程，然后再重新加速。但现在的情况是，经过世纪之交的市场化改革，新的企业制度已经在我国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虽然仍然存在着各级政府对经济增长甚至是企业活动的干预，存在着国有大型企业在一些领域的垄断，但是从总体上看，政府和企业间的直接行政关系已经发生深刻改变，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民营经济、外资、股份经济以及个体经济)共存的市场体系和市场竞争已经建立了起来。国有经济无论是在企业数量上还是在产出和资产的规模上，占国民经济的比重都已经比以前有明显的降低，整个市场竞争是相对充分的。根据第三次经济普查的数据结果，在第二、三产业中，国有企业占全部企业法人单位数的比重仅为1.37%。虽然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在政策上仍然能得到各种更多的政策支持(如银行贷款方面的支持等)，但从总体上看，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主要是依赖于自身的努力。在这种情况下，过度的行政干预以及企业生产活动中的盲目性，有可能导致一部分行业和企业偏离市场需求而过度发展，从而出现产业结构的失衡。但这种失衡是在市场制度下发生的，风险和亏损要由企业自身来承担。它的扩大会受到企业风险意识的制约，对民营企业尤其是如此。这也是现阶段产业结构的失衡尤其是工业部门的产能过剩确实导致了一部分企业和行业经营困难，但没有也不可能像20世纪90年代末那样出现大面积的企业倒闭和破产的基本原因。在深化的体制改革和新的宏观调控中，由于政府“择机退出”和鼓励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力量，可能会对一些企业尤其是前一阶段扩张幅度太大而风险控制又不够的企业，在融资、规范经营等方面形成一定的压力，也可能会有一些企业无法继续生存而倒闭，但这种动荡将远小于90年代末。整个国民经济对于这种动态的承受力也在提升，宏观层面的失业率并无大的攀升，微观层面企业亏损占主营收入的比重反而比前期高速增长时有所下降。⑥在经济调整之后，工业部门的增长率有可能出现一些回升，但最终的发展还是要取决于市场的需求。

      其次，从国内最终需求上看，对工业产品的需求从增长率看已经开始出现递减。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工业化首先是由消费升级拉动的，从传统的“老三件”(手表、缝纫机和自行车)到“新三件”(电视、冰箱和洗衣机)，之后，又经历了电脑、空调、移动电话等的发展和普及。到了亚洲金融危机前后，这些耐用消费品的生产已经到达了相当规模，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已经开始出现一定程度的产能过剩。当时我们面临的情况是：一方面旧的经济增长点已经减弱，另一方面新的经济增长点还没有培育起来，这就形成了一个暂时的调整时期。虽然短期看来存在着严重的相对产能过剩，但从工业化进程上看，与先进国家耐用消费品的发展水平和规模相比，我们最多只能说是进行到了一半，即处于工业化进程的中期。从消费水平上看，由于收入和体制方面的原因，私人轿车和居民住宅方面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还没有培育起来；而从规模上看，只有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耐用消费品的普及其实还有很大的潜力。这就使我们的工业发展仍然具有巨大的空间，仍然具备高速增长(10%以上)的条件。但是现在的情况已经有很大不同，从上世纪末开始，随着居民家庭收入的提高和住宅商品化的改革，我国迎来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三轮大的消费升级，即私人轿车的普及和居住消费的激增⑦。以这一次升级为重要经济增长点的新一轮加速工业化过程，如果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我国的经济调整和市场化改革算起的话，现在已经经历了15年左右。而从增长上看，这两个领域的发展已经从爆发式的增长转为比较平缓的正常增长。虽然对这两个领域的价格总水平的变化和增长前景现在仍然存在着很多争论(尤其是对房地产领域发展前景的争论)，但无论是实际增长还是由于供给短缺所造成的价格上涨，现在都在明显趋缓甚至下降(如私人轿车的价格)。如果说，在过去我们和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之间的差别，明显体现在消费层次上的差别(如在改革开放前欧美国家的私人汽车已经普及，但我们仍然停留在“老三件”上)，那么到了现在，这种消费层次上的差别已经很小。耐用消费品的增长主要是靠每一类消费品的消费群体的扩大而不是靠消费升级，耐用消费品厂商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这必然导致工业以及整个第三产业的增速放缓，并由此导致为这些产品提供支持的基础工业部门(如能源、钢铁、材料、建材等)生产和投资活动的放缓。

      第三，出口已经从高速增长转为常规增长。亚洲金融危机前后，我国的出口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为了维护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利益，又承诺人民币不贬值，外向型经济受到了进一步的影响。但是当时我们发展外向型产业的长期比较优势仍然是存在的，中国在国际市场上所占的份额仍然很低，这些国家的经济波动对中国产品能否进入它们的市场影响有限，关键能不能在国际市场上，尤其是欧美市场提供更有竞争力的产品来替代同类产品。在这一方面我们是有比较优势的，当这些国家的经济下滑时，居民家庭收入减少，可能会选择更多的物美价廉的中国商品，而经济上升时，则可能因为收入改善而加大对中国商品的消费。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中国出口商品在国际上所受到政策性歧视大为减少，再加上中国商品的竞争优势，中国的外向型经济的发展经历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黄金时期，2003年以后，连续多年的出口增长率在30%以上，使中国迅速成为新的全球制造业中心，不仅对世界经济格局造成了重要的影响，也极大地拉动了国内第二产业和整个经济增长。按照世贸组织公布的数据，2009年，中国的出口货物总额超过了德国位居世界第一；2013年，进出口货物总额(4.16万亿美元)超过美国(3.91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一，占世界货物贸易总额的比重由2003年的5.5%上升到2013年的11%，翻了一番。

      这样，我们在为过去的发展而自豪的同时，对未来的前景就不能再这么乐观。在历史上，由于贸易保护主义和列强对于市场的划分，很少有国家能达到这么高的市场占有率，国际市场对中国商品的接受程度，可以说已经接近饱和。在外向型经济发展到这种规模时，对外而言，出口的继续增长将受到国际市场容量的限制，世界各国经济环境和政策的变化也都会影响到出口的增长；对内而言，在迅速的扩张过程中，我们发展外向型经济的一些比较优势正在逐步减弱(如劳动力成本、土地的使用费用、能源和资源的价格等)，而新的优势(出口产品国内产业链的延长、技术创新、装备出口、对外直接投资等)还在培育，这必然导致了我国未来一段时间的出口商品的年均增长率放缓。出口对于中国制造业和整个第二产业的发展还将不断做出贡献，但幅度已经不会那么大，而且从贡献的途径看，主要是要通过在出口产品中提高增加值所占的比例，而不是简单的数量扩张。

      第四，从工业化进程上看，随着我国进入工业化后期，经济发展的阶段性也决定了我国的第二产业的增长将相对放缓而第三产业的增长将相对加快。这种变化，是伴随着一个国家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而发生的。从规模上看，2010年中国按汇率计算⑧的第二产业增加值就已经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参见表2)⑨，而制造业的规模则高于美国10%以上。但GDP总额只相当于美国的40.3%。2013年，美国的GDP比2010年增加了2.2万亿美元，达到了16.8万亿美元，而中国则达到了9.2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55.1%，提高了约15个百分点。中国第二产业增加值现在已经达到4万亿美元以上，超出美国的幅度已经达到30%以上，高于除了美国和日本(GDP为4.9万亿美元)以外的世界上的所有国家的GDP(德国为3.7万亿美元、法国为2.8万亿美元、英国为2.7万亿美元、巴西为2.2万亿美元)。从总的经济规模上看，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差距，不在于工业发展落后(农业的规模也超过了美国)，而在于第三产业还没有发展起来。2010年中国的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仅为美国的21%，这是中国三次产业的合计数(即GDP)低于美国的主要影响因素。从动态比较上看，从改革开放后到现在，中国第二产业增加值的比重从来没有低于过40%，但是在以工业立国的日本，1955年时第二产业的比重仅有33.7%，在经过以工业化为特征的高速经济增长后，到1970年，第二产业的比重才达到43.1%，然后就开始下调，2010年时的比重已经下降到25.2%⑩。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在高速经济增长后逐渐下降，是日本完成工业化的重要标志。我国现在的制造业和整个第二产业的发展，和日本40年前类似之处在于，经过多年的高速增长成为全球新的制造业中心后，外部需求开始趋缓；不同之处在于中国潜在的巨大内需还可能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拉动以较快的速度保持经济增长。这就决定了我国现阶段第二产业的增长率的回落反映的不仅仅是周期性的波动，同时也反映着一种发展趋势，即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进入后期，第二产业的高速增长将转为中高速的增长，但不会出现停滞。

      

      第五，可持续发展对中国经济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在2003年开始的我国新一轮加速工业化进程中，对能源和自然资源高度依赖的重化工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在这一期间，能源供给和环境保护成为我们经济发展中面临的一个重大难题。如果说，在以往各个发展时期，我国的经济增长就是如何更好地把国内外的各种资源利用起来，通过扩大在生产领域中的投入促进经济增长，那么到了现在，保护和改善环境则成为我们在经济发展中更加要注视的问题。近几年来，随着一些大城市环境污染(尤其表现在雾霾上)的加重，为各级政府敲响了警钟。其实，即使在雾霾还没有出现的时候，我国工业化进程所带来的环境问题就已经非常严重了，只是人们还没有普遍地认识到它的严重性。在新的条件下，如何控制高耗能高污染的产业发展，但又不影响到我国的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已经成为新时期经济增长中所要解决的新矛盾。

      这些体制背景和发展阶段以及由此带来的发展难题上的差别，实际上标志着我国的工业化进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工业化后期。在由工业化中后期向后期过渡时，我们会遇到一些震荡，但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并且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发展，这种震荡对我国现阶段经济增长的冲击将明显小于20世纪末。同时，新的发展阶段也决定了在我国的经济增长条件尤其是经济结构失衡得到改善后，经济发展所走的道路将明显地不同于以往。虽然增长率有可能出现一定的回升，但由于工业增长的放缓体现的是长期趋势而不是短期回落，经济增长率不会重新再回到从前。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方式上看，要通过深化体制改革即加强制度创新来推动技术创新，从而使我们的经济增长由更多地依赖于增加投入改变为更多地通过经营管理进步和科学技术进步来实现。而从主导产业的带动上看，则必然由第二产业带动转化为第三产业带动。这正是由中国经济增长的阶段性所决定的。所以，中国现阶段的经济增长，将会开始一个新的历程，而不是重复过去的道路。

      三、第三产业与现阶段中国经济增长

      按照我国的三次产业分类，第一产业主要是农业生产部门，为社会提供农业和相关产品，而第二产业包括工业和建筑业，为社会提供工业品和建筑产品。这些产品都是以直接的物质形态所表现出来的。而第三产业的生产活动，则主要反映为提供生产和生活服务。在国民经济三大产业部门中，第三产业最为复杂，包含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以及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第三产业所提供的服务非常广泛，既包含对生产部门的服务(对农产品的运输和销售)，同时也包含对居民部门的服务(将最终产品提供给居民家庭)。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专业化分工，实物产品生产部门的一部分功能会不断地从原来的企业或部门中分离出来，生产的产业链将被不断延伸，生产效率得到提高。而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如居民住宅的建设，本来主要属于建筑业(建设和装修)和工业(建筑材料)即第二产业的生产活动成果，但随着房地产业的发展，开发商、金融机构、设计部门和销售部门在这一生产活动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在增加值中所占的份额也越来越大。现在的许多居民住宅项目的建设，所创造的第三产业增加值都超过了第二产业。还有一类服务，属于服务部门为满足各种最终需求所提供的服务，包括为社会提供的公共服务和居民提供的消费服务。当居民收入水平提高时，外出就餐、旅游、文化娱乐等消费必然得到提升；随着科技进步，形成了居民家庭电视、通讯、互联网服务等方面的支出并且在不断发展；储蓄的增加使理财方面的需求在不断增加等；教育医疗方面的支出也在增加，等等。随着经济增长和居民收入的增加，居民的服务消费在家庭消费中的比重会越来越大。发达国家的恩格尔系数之所以低(很多国家在10%以下)，不是因为买车买电视等耐用消费品的比重大，而在于房租(购买住房也要估算房租支出)、物业管理、社会服务和家庭服务方面的支出高。还有一部分服务属于公共消费，如国家在医疗、教育、国防、行政等社会服务方面的支出，随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这方面的支出也会不断地扩大。

      (一)从GDP核算的发展看第三产业在我国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

      在改革开放后的国民经济核算或GDP核算的实践中，如何完善第三产业的统计，得到更加准确和系统的统计数据，一直是统计改革的重点。我国的农业、工业和建筑业统计进行得比较早，在改革开放以前就有了一定的基础，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又得到了进一步完善，问题相对较少。而第三产业统计，则是在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的经济总量统计由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MPS)体系向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的转化而建立和发展起来的，缺乏原来的统计基础，再加上第三产业本身发展的复杂性，使得政府统计部门不得不花费很多的时间、在国家支持下进行了大量的投入来改善这一方面的工作。服务业核算的复杂性主要体现在三个大的方面：一是新的服务业态在不断地产生，如改革开放后资本市场的发展、近年来互联网服务(如网上购物)的发展等，都属于新生事物，如何把这些新的活动所创造的价值客观地反映出来，是我们不断要解决的问题；二是第三产业属于最为活跃的生产部门。根据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的结果，在第二和第三产业的所有产业单位中，第三产业的比重在77.9%以上，而在这两个产业的有营业执照的个体经营户中，第三产业的比重达到了94.3%。大量的小企业和个体经营者是我国经济活动中最为活跃的力量，每日甚至每时都在发生着变化，及时地追踪和反映它们的经济活动成果，始终是统计部门所面临的难题；三是在我国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的过程中，我们面对的统计对象具有复杂性。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许多原先由国家、企业或单位包下来的各种支出，现在也市场化了。如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国有单位的干部职工居住单位的住房只要缴纳很少的房租，在工资收入中只占很小的比例，而在住房商品化改革后，不但住房不再由单位分配，需要自己购买，而且在居住中得到的各种服务也是需要付费的(如物业费、取暖费、停车费、通讯费、有线电视费等)，这些支出目前在城市居民家庭(尤其是年轻居民家庭)支出中所占的比重已经相当高。这些支出一方面反映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后，居民家庭的整体生活水平在提高(如停车与通讯支出的增加)，另外一方面也体现了在市场化改革后，一些本来由单位或社会无偿提供的服务逐渐转化为有偿服务(居住、部分的教育和医疗服务等)。如何客观地反映这些服务的价值，也是相当复杂的。从总体上看，我国的第三产业规模长期存在着低估的现象，在早期，主要是一些按照国际标准应该计入第三产业的部分由于体制或其他方面的原因，没有在第三产业中反映出来，到了现在，则主要是因为新兴业态与中小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我们的统计工作存在着滞后的现象。在进入新世纪后我国定期开展的三次全国经济普查，为改善国民经济核算尤其是第三产业统计数据的质量，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第一次经济普查(2004年)后，我国调整后的2004年的GDP总量达到15.99万亿，比年快报核算数多了2.3万亿元，增加了16.8%。而在多出的2.3万亿元中，第三产业的数值为2.13万亿元，占93%。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由原来的31.9%上升到40.7%。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2008年)后，调整后的2008年GDP达到31.4万亿，比年快报核算数多了1.3万亿，增加了4.4%。而在多出来的1.3亿中，第三产业的数值为1.1万亿，占81%。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由原来的40.1上升为41.8%。而在最新开展的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后，2013年调整后的GDP数据增加了3.4%。在多出来的GDP中，第三产业所占的比重为71.4%。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由原来的46.1%上升到46.9%。从历次调整的结果看，第三产业的调整幅度都是最大的，第三产业增加值调整额占整个GDP调整额的比重也是最大的(三次全国经济普查中所占的比重分别为93%、81%和71.4%)，但是调整的相对幅度在不断降低。在三次全国经济普查中，第三产业的比重分别提高了8.8%、1.7%和0.8%，调整的幅度在迅速递减。这说明随着大规模的全国经济普查的不断发展，我国的GDP核算尤其是第三产业核算所得到的统计数据的准确性在不断提高。“十二五”规划提出要将服务业即第三产业的比重再提高4个百分点(11)，即年均提高0.8个百分点，而从最新的数据结果来看，“十二五”期间(2010-2015年)服务业增加值占比的提高幅度平均在1%以上，超出了预期目标。

      (二)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看新常态下第三产业对于经济增长的意义

      从不同产业发展变化看，进入工业化后期以后，第三产业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在前面的分析中，我们主要分析了第二产业的增长为什么在这一时期可能出现减速，除了产业本身的供需发生了变化，还有专业化分工和经济发展阶段所提出的客观要求。而现阶段第三产业在我国经济增长中的地位的提升，至少有以下几方面的重要原因。

      首先，相当大的一部分长期形成的第二产业的生产活动成果，开始大规模地转化为第三产业的生产条件，从而促进了第三产业的大发展。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开始加强了基础设施建设的力度。如果说在过去我国改善国民经济的综合生产能力，主要是通过加大制造业、采掘业等方面的投资，那么到了这一时期，基础设施建设则成为我国投资的重点。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我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刺激投资增长时，中央政府进行的投资几乎都是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投资。在基础设施投资中最重要的就是交通、运输、通讯等方面的投资，如铁路、高速公路、机场、互联网建设等，这些方面投资数额巨大，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也大。在投资和建设过程中，所进行的生产活动主要体现为工业和建筑业的生产成果，如使用了大量的钢材、水泥、机械设备，同时又需要建筑企业的生产活动。这些投资和建设一旦完成，形成各种基础设施后，那么工业和建筑业的活动就基本上结束了，而对这些基础设施的应用则属于第三产业创造价值的过程。虽然说我国的基础设施建设还要大力发展，但建设的高潮可以说已经过去(在每年新增的国民收入中，用于基础设施投资方面的比重会逐渐降低)，我国当前发展中的主要问题已经不再是基础设施严重不足，而是已经建成的基础设施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如怎么通过提高货物和旅客的运输，改善运输部门和基础设施管理部门的经济效益，同时通过这种服务形成更加有效的产业布局以及改善广大居民生活水平(如促进旅游业的发展等)。这种在工业化进程的不同发展阶段上生产活动重点的变化(前期的建设要着重改善生产条件，后期的发展则要让投资成果更加有效地发挥作用)，决定了我们产业发展的重点也会发生变化。

      其次，从外向型经济的发展看，中国已经开始由商品输出大国向资本输出大国发展，这将改善服务收入在外向型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虽然在货物出口和贸易总额方面，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但是如果比较中美两国的国际收支平衡表，在货物和服务的进出口方面，现在我们仍然低于美国。其中的原因就是我们的服务出口的规模较小，在全部出口的比重中较低。但这种情况正在迅速改变。最近几年，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以后，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增加，目前已经成为世界上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最大的国家之一(12)。这种对外投资最终发展的结果，是积极带动我国的对外承包工程、劳务输出及设备出口，并在国际收支平衡表的经常收支项下形成更多的服务收入，在改善我国国际收支结构的同时，也扩大了外向型经济发展中服务的比重。

      第三，现阶段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关键是要以广义技术进步(包括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这就对第三产业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进而促进了第三产业的发展。在新的经济发展阶段，通过投资扩张来带动经济增长的传统方法，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的需要。我们现在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不是产能不足而是相对过剩，除了前期盲目投资形成的高耗能高污染的重复建设外，相当大的一个问题是因为第三产业的发展(如金融、运输、商业、对外贸易等)与工业的发展不相适应，配套不足，这不仅表现在第三产业在规模上仍需要更大的扩张，而且还表现为创新不足，国家现在所重视的自由贸易区、一带一路、互联网经济等，几乎都属于第三产业方面的创新和建设。而技术创新尤其是高科技的发展，也属于第三产业的发展。第二产业仍然需要发展，但是第三产业的发展在当前更为重要。

      第四，第三产业吸纳就业的能力强，反过来，我国的劳动力供给又为第三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1978-2013年，我国第二产业的就业人数由6945万增加到2.32亿，增加了1.62亿，而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则从4890万增加到了2.96亿，增加了2.47亿。从目前情况看，虽然每年新增的劳动力在逐渐减少，但是第一产业劳动力仍然人数众多，2013年我国的第一产业劳动力仍然有2.42亿，占全部就业人口的比重达到31.4%。按照世界各国工业化的一般经验，当一个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基本完成后，三大产业的就业结构会趋同于产业(增加值)结构。而中国目前第一产业的增加值比重已经在10%以下，但就业比重仍然在30%以上，这就说明随着工业化的继续推进，至少还要有20%左右农村劳动力要转移到非农产业，如果实现了这一点，我们也就达到了完成工业化的目标。从2003年以来，随着新一轮加速工业化进程，我国第二产业的就业一直在稳步增加，人数由1.59亿增加到2013年的2.32亿，所占的比重由21.6%上升到现在的30.1%，提高了8.5%；而在此期间，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从2.16亿增加到2.96亿，增加了8000万，比重由29.3%增加到38.5%，提高了9.2%，比第二产业所吸纳的就业人数还要多。从目前的情况看，第二产业的增长率在放缓，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在降低，另一方面，由于劳动力成本的提高，更多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在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企业转化，这也就是说，更多的企业在设法用机器代替人，在扩大生产能力的同时，降低单位产品的劳动成本。在人口红利减少的情况下，第二产业吸收新增就业的能力可能减少得更快。但第三产业的情况就不同了，它天然具备吸纳就业的能力，因为服务性生产的特点就是通过人来直接地提供各种生产和生活服务。21世纪初，我国的经济增长很快，但是每增长一个百分点所能够增加的就业是下降的(13)。但是近三年来，我国的经济增长率虽然出现了回落，但就业形势一直较好，每年城镇新增就业都在1000万以上(2014年为1322万)，每增长一个百分点所带动的就业达到178万，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第三产业的较好增长为改善就业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完成工业化后，就业结构会接近于产业结构(即增加值结构)。我国现阶段二者之间还存在着较大的差别，2013年三大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分别为9.4%、43.7%和46.9%，而三大产业的就业人数占全部就业人数的比重则是31.4%、30.1%和38.5%，这说明我国的城镇化进程仍然落后于工业化进程，而到了工业化后期，这种结构上的差距会迅速缩小，最终会和工业化国家一样达到基本接近的程度。那实际上就是完成工业化的一个标志。从现在的情况看，我们有可能再用10年到20年的时间完成这一进程。

      第五，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后发展阶段，在这一时期人民生活将得到显著的改善，而居民家庭现阶段消费水平的提升主要体现为所消费的服务在数量在质量的提升上。在工业化中期和中后期，投资和出口拉动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在这一时期所进行的大量投资，虽然对当时的人民的收入及消费造成一定影响，但对未来的经济增长却有长期的基础作用。而在新常态下，也就是逐渐进入工业化后期之后，我国的投资规模仍然很大，但增速则有所放缓，每年新增的国民收入中，将有更大的部分用于改善民生，这既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要求，也是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最终需求结构所必然发生的变化。而在现在的经济发展水平上，居民消费水平之间的差别主要并不体现在对第一、第二产业物质产品的消费上，而体现在所分享的服务上(14)。我国各个地区、各个城市之间的差别，在很大程度上也体现为教育、医疗、文化、交通等方面公共服务上的差别。因此，现阶段全面地提升全体中国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关键已经不是温饱和耐用消费品的使用，而在于改善公共和家庭的服务。这就要求政府加大在公共消费领域的投入和产出，同时要促进居民服务业的发展，越是发展落后的地区，越是要强化这方面的发展，这不仅有利于中小城市的发展及当地居民的生活，同时也会避免大量人口向个别公共服务发展较好的地方过度聚集，从而推动中国的城镇化进程。

      第六，从体制转轨进程看，我国的改革已走过36年的历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已进入攻坚阶段，即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长期共同发展为基本制度，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以规范科学的政府宏观调控作为重要前提的改革开放进入全面深化的新阶段，与之相适应一系列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现代服务业将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如现代金融、贸易、商业、保险、信息等等，与发达国家历史不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大都是先进行“商业革命”，而后展开“产业革命”，在产业革命之前，伴随资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与市场机制相适应的一系列必要的服务部门已经获得了先行成长，其服务业的比重已经达到很高水准，远远超过工业制造业，主要原因便是他们在制度上先行市场化，之后再推动工业化，在工业化阶段突出结构特征在于工业制造业比重大幅上升，而服务业比重在工业化初期到末期基本不变，但进入后工业化之后，服务业重新进入超越其他产业的发展并成为主导产业。我国则是工业化与市场化双重转轨同时推动，即发展和体制双重转轨并行，在工业化初期并不存在较完备的市场机制，相关服务业并不占领先比重，在双重转轨过程中，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同时获得来自发展(工业化深入)和体制(改革深化)的动力，伴随双重转轨的深入和加速，第三产业在工业化后期和市场加速攻坚期必然会进一步加速。(15)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在现阶段的经济增长中，第三产业的地位之所以得到提高，并不是一种调整时期的权宜之计，而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或者说，是进入工业化后期之后，中国经济增长所呈现出来的一种新的常态，而产业结构的升级则进入这种“新常态”最重要的影响因素。自2011年前后我国积极的宏观经济政策“择机退出”后，市场成为经济增长中配置资源的主要力量，经济增长之所以出现间断性的回落(即从原来的年均增长10%左右回落到现在的7%左右)，固然有经济周期方面的原因，但更主要的是由于工业化进入了新的阶段导致了各个产业增长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由于服务业即时消费的特征，它的抵抗经济周期的能力比较强，在中国又存在着巨大的潜在需求，所以增长率可以保持相对稳定；工业及整个第二产业在新阶段中仍然能保持较好的增长(如在比较长的时期里保持7%以上的增长率)，但由于以上讨论的种种缘由，再高的增长率就比较难维持了；农业或第一产业仍然可以保持4%左右的经济增长。这样综合地看，中国在未来比较长的一个时间里(5—10年)里保持7%以上的年均经济增长是有可能的。这就为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建党100年时的奋斗目标提供了支持。所以，我们要改变传统的看待经济增长的思维方式，不能一看到工业增加值增长率降下来、用电量增长率降下来就断言中国经济出了大问题甚至可能出现停滞，必须重新再大规模地搞总量刺激。这必然导致在已经发生产能过剩的基础上再制造“虚拉动”，形成更大的产能过剩。中国经济增长的主流或者是基本面是健康的，或者说在新阶段面临新失衡开始新的再平衡过程，否则就不能解释为什么在就业、居民收入、国际收支平衡、克服通货膨胀、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等方面我们能取得那么大的进步。

      (1)本文通过对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各个时间产业结构的变化及其特征进行了总结，指出现阶段中国正由工业化进程的中后期进入工业化后期，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将会由第二产业转变为第三产业。这种转变的主要特征，首先是第三产业的增长率将超过第二产业，带动整个经济增长；其次是第三产业的比重在超过第二产业后，份额会继续加大，而第二产业的份额将会继续缩小。这种变化是我国经济发展到达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对未来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方式、就业和人民生活都会带来显著的影响。

      (2)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实际上也就是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从长期发展看，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工业化前期，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甚至更早到改革开放以前，其产业结构变化的特点是工业及整个第二产业的发展开始加速，增长率领先，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加大；工业化中期，从改革开放后到现在，产业结构的特点是工业及整个第二产业的发展带动经济增长，但需要得到第三产业的配合，第二产业的年均增长率略高于第三产业。具体地看，这一时期又可以分为中前期(20世纪80年代前后)，中中期(90年代前后)和中后期(进入21世纪后的前10年前后)，各个具体时期的产业结构变化又有着不同的特点，中前期属于对前期的“虚高度”的修正，中中期则是在合理化的基础上重新加速工业增长，并通过市场化改革引导产业的布局和发展；中后期则是市场经济的基础上进一步加速工业化，在三大产业的相互配合中获得迅速发展。工业化后期，第三产业的增长率将领先于其他产业，且比重不断增加，这种产业结构的变化也会反映到就业结构上来，使就业结构逐渐向产业结构收敛。这实际上就是工业化带动城镇化的过程。当产业结构趋于稳定后，就业结构会趋近于产业结构，这就标志着我们完成了工业化进程。从发展趋势看，这一进程将需要10—20年的时间。在这一期间，中国仍然有可能以比较高的速度保持经济增长。

      (3)自2011年前后我国积极的宏观经济政策“择机退出”后，市场成为经济增长中配置资源的主要力量，经济增长之所以出现间断性的回落(即从原来的年均增长10%左右回落到现在的7.5%左右)，固然有经济周期方面的原因，但更主要的是由于工业化进入了新的阶段导致了各个产业增长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由于服务业即时消费的特征，它的抵抗经济周期的能力比较强，在中国又存在着巨大的潜在需求，所以增长率可以保持相对稳定；工业及整个第二产业在新阶段中仍然能保持较好的增长(如在比较长的时期里保持7%以上的增长率)，但由于以上讨论的种种缘由，再高的增长率就比较难维持了；农业或第一产业仍然可以保持4%左右的经济增长。这样综合地看，中国在未来比较长的一个时间里(5—10年)里保持7%左右的年均经济增长是有可能的。这将为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建党100年时的奋斗目标提供支持。目前中国经济增长正处于产业结构升级以及优化各种经济结构的关键时期，政府首先是应该通过改善政府职能，让市场机制充分地发挥作用，尤其是要通过简政放权充分发挥市场本身的创新能力，使整个经济尤其是第三产业的发展更有活力，然后再在这个基础上改善宏观调控，为改善经济增长和实现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创造条件。

      ①参见刘伟：《工业化进程中的产业结构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0页。

      ②参见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③参见刘伟、张辉：《我国经济增长中的产业结构问题》，《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第99页。

      ④参见刘伟、张辉：《中国产业结构高度与工业化进程和地区差异的考察》，《经济学动态》2008年第11期，第6页。

      ⑤黄群慧等人也持这一观点，参见《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工业化后期，正面临着产能过剩、转型升级、第三次工业革命三大挑战》，中新社北京2014年12月28日。

      ⑥参见刘伟：《我国经济增长及失衡的新变化和新特征》，《经济学动态》2014年第3期，第6页。

      ⑦在国民经济核算中，居民家庭购买住宅属于投资行为，但居民使用住宅的活动则属于消费活动。

      ⑧世界银行进行国际比较时所使用的三年平均汇率。

      ⑨各国GDP数据为世界银行数据，参见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CD.

      ⑩参见http://www.stat.go.jp/english/data/handbook/c0117.htm#c03.

      (11)参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新华社北京2011年3月16日。

      (12)根据商务部消息，2014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首次突破千亿美元，达到1029亿美元，为世界第三位，接近了实际使用外资的数量(1196亿美元)，预计不久就可能超过引进外资的数量，成为资本净输出国。中新网北京1月21日电。

      (13)2004年4月28日，时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朱之鑫在一次会议上说，“上世纪80年代，我国GDP每增长1%，可增加约240万个就业岗位，而现在只能增加100万个，就业弹性明显下降。”参见《国家发改委：经济增长对促进就业作用明显弱化》，新华社北京4月28日电。

      (14)正如前面所分析的，居民住宅的购买虽然也是居民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属于投资行为。而居住则使用对服务的消费，租房就直接计算房租，自有住房则要估算租金支出。

      (15)参见刘伟、杨云龙：《工业化与市场化：中国第三次产业发展的双重历史使命》，《经济研究》1992年第12期，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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