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国家“第三部门”运动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后现代论文,部门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60年代以来，英、美等一些后现代国家发生了一场范围广泛的所谓“结社革命”，即“第三部门”（the Third Sector）运动。这一时期，成千上万的“第三部门”组织出现在上述这些国家，范围涉及环保、医疗、宗教、慈善、教育等等。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一“革命”给予了积极的关注。作为一种社会结构，“第三部门”实际上是人们早期寻求互助的公共集合体，但是人类社会在创造了高度发达的政治共同体的今天，却回过头来倾心于缘于原始的交往形式，以至于逐步地将政府的部分权力转移到“第三部门”，让“第三部门”中的社会组织代行政府的职能，从而带来了政府职能弱化的结果。
一
任何时代的社会不论其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差异如何，总是分化为三个既相互关联又彼此独立的领域：政治领域、经济领域和“第三部门”。政治领域就是国家，经济领域即是通常意义上的“私域”，而“第三部门”指的则是介于前两者之外的非营利领域、市民社会或公共领域。（注：西方学术界关于市民社会的研究已经有了新的进展。奥佛认为，20世纪80年代后期流行的“市民社会”的内涵，已经与马克思和黑格尔使用的概念大相径庭了，他将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和商品市场这些经济领域剔除出去（参见童世骏的《“后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的市民社会》，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3年11月）。哈贝马斯认为，市民社会的核心机制是由国家和非国家组织在自愿基础上组成的（参见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1990年版序言部分）。由此可见，市民社会、公共领域与“第三部门”是内涵与外延都相同的概念。）
人类物质交换的社会交往行为是在经济领域进行的。经济领域的活动主体主要包括营利性组织、作为生产经营单位的家庭和个人。以营利为目标的组织和个人，其活动领域就是市场。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它具有天然自我调节机制，通过价格体系调节需求与供给，从而实现资源配置。但是市场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它既有天然的优点同时也具有天然的弱点，这个“弱点”就是通常所说的“市场失灵”。“市场失灵”的问题不可能在市场体制内寻找解决的办法，必须到经济领域之外去寻求帮助。这样，国家作为市场失灵的纠错者就应运而生。
政治学的国家理论对国家的缘起已经进行了持久而深入的探讨，诸家各派众说纷纭，难有定论。不过有一点似乎在每个学者那里都得到了一致认同，那就是人类生活离不开政治，这正应验了亚里士多德的“人天生是政治动物”这句至理名言。政治领域的聚集——暂且不论其发生学问题——必然是出于满足人类某些共同的目标而形成的，因此国家履行着相同的职能。早期甚至只到近代，国家基本上行使着统治职能，即保持国家系统的完整性、保障公民的安全，提供少量的公共物品。19世纪末期，民族国家纷纷建立，国家的整合能力空前提高，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具备了有利的政治条件，在经济迅速成长的过程中，国家职能也发生着相应的变化，公共管理职能逐渐凸现出来。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国家仅被要求作为“守夜人”的角色而存在。二战之后，由于资本主义经济遭受到致命的打击，国家干预经济领域的能力被大大强化了，一度缓解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危机。但是，好景不长，福利国家政策几乎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难以为继，国家无限度的渗入经济领域恰恰窒息了经济成长的活力。国家本来是作为“市场失灵”的纠错者身份而介入经济领域，然而却未曾料到政府也有失灵的时候。“市场失灵”将政府推向前台，而“政府失灵”又诉诸什么呢？这样就自然地引出“第三部门”。
“第三部门”这个概念在学术界有多种表达，如志愿域、非营利组织、第三域、公共领域等。它包括医院、大学、研究机构、慈善机构、社会服务机构、职业介绍和培训中心、博物馆、艺术馆、动物园、行业协会等等。20世纪末，“第三部门”运动席卷全球。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民众热衷于成立各种各样的社会团体、基金会，旨在为人类自身提供人道主义帮助、防止环境退化、保障公民权利以及许多由政府无法承担的种种目标。1995年，全美国共有116.4 万个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第三部门”组织。这些组织不仅数量庞大而且种类繁多。它们可以分为会员性组织、公益性组织两大类。会员性组织又分为业主及专业组织、社交联谊组织、互助合作组织和其它类组织四类；公益性组织可分为资金中介组织（包括基金会、联合筹款组织和专业筹款人或机构）、宗教组织和服务组织（包括医疗服务、教育、社会与法律服务、公民权益和文化艺术）。[1-p66]相对于政府组织和市场组织， “第三部门”具有以下这些特性：
1.非营利性。非营利组织并不意味着在运作过程中不会盈利，而是说这些组织不以营利为目的，法律也禁止将组织的盈利分配给组织的经营者。
2.私立性。“第三部门”中的社会组织机构独立于政府之外。它既不是政府的组成部分也不受政府的管制。它只服从于法律。
3.自我治理性。社会组织实行自我管理的原则，具有自我管理的规章制度，不受组织外管理程序的影响。
4.志愿性。社会组织的所有成员的所有活动都是在自愿原则下展开的。
5.公共利益性。社会组织的目标是公益性的，组织成员的活动同样也是为公共利益服务的。
二
“第三部门”运动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它的兴起有着深刻的经济和政治原因，这些原因发端于福利国家政策在后现代国家的普遍失败这一事实。莱斯特·赛拉蒙（L.Salamon ）认为“第三部门”的存在大致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历史原因，即国家形成之前人们的自愿集结的传统。第二、市场缺陷，“第三部门”中的非营利组织使个人群体将他们的资源集中以解决他们共同需求的但又无法使大多数人都支持的公共物品，这样就弥补了政府在解决市场缺陷时的不足。第三、政府缺陷，作为公共物品提供者的政府机制的内在局限性。[2-p35～37]
从经济的角度视之，20世纪50—60十年代福利国家政策在西方国家大行其道，凯恩斯主义几乎成了“医治”经济问题的灵丹妙药。这一时期，福利国家政策成为资本主义世界发展的主流模式，到了70年代，这一政策使以英美为主的后现代国家社会福利开支日益庞大，损害了私人投资。政府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开始下降，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政府作为发展的推动力是有限的，而第三部门机构有其优越性。最明显的例子是，美国里根政府和英国的撒切尔政府将发展志愿团体作为消弱政府社会支出战略的核心内容。[2-p14-15]
从政治的角度观之，资本主义晚期公共生活面临种种危机。由于福利国家政策的推广，国家向社会领域的无限渗透缩小了人们的自由生存空间，使得社会制约国家的功能急剧衰退，而公共领域批判性功能的衰退又激发了人们的危机意识。正如约翰·基恩所言，“今天，能避免在独立自主的公共领域里活动的普通公民实事求是的批评的国家机构绝无仅有。福利国家试图消除社会抗议并永久保持一个‘社会性’时代，却无意中导致了一个‘不服从’的过程、政治活动的高涨和激进的民主期待。”[3-p22]
人们之所以热衷于“第三部门”，不仅是因为它在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中能够分解部分政府职能，而且因为“第三部门”在保障人权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因此，“第三部门”就被赋予了一定的政治功能。这些功能主要有：
1.政府合法性的资源供给。在以往，政府的合法性主要来源于传统和个人魅力。所谓传统指的是政府的合法性建立在传统的神圣性基础之上，如君权神授，宗教神秘主义为这种合法性作了天然的理论论证；而个人魅力是指统治者非凡的英雄气概[4-p39～41]。 但是由于宗教世俗化的普及、统治者个人魅力的非承继性，在现代社会里，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发生了变化，传统和个人魅力的合法性资源让位给韦伯所指的第三种类型的合法性，即法理型统治。这种合法性资源是由一系列法律制度构成，而法律制度之所以能成为政府合法性的基础，其根本的原因乃是因为民众对规范自己的制度的认同。所以说，现代政府的合法性资源既不是靠传统型也不是个人魅力型来提供，更不是靠政府自己来提供，而是来自于广大民众的共同支持。哈贝马斯强调指出，政府的合法性不能由政府单方面宣布，而只能由市民社会（公共领域）赋予。“政府合法性”作为一种公共物品只能由“第三部门”提供，“第三部门”是政府合法性的资源供给者。
2.监护政府权力。既然政府统治的基础是人民的同意，那么政府的权力就是由人民授予，人民就有责任监督政府权力的行使。在民主国家，尽管在体制内建立了权力制衡机制，但是权力仍然得不到有效制约。制约权力的最强大的力量不是来自体制内部而是来自体制外，这种体制外的力量就是授权给政府的人民。然而单个的人是没有力量与政府抗衡的，原子化的个人只有结成有机的整体即社会组织，才有可能抵制来自政府的强权，才能实现制约政府的目的。“第三部门”为人们的自由结社提供了自我组织的空间。这些组织以公共利益为目标指向，以保护人类整体利益为宗旨，通过有组织的活动唤起民众的公共意识，影响政府的公共决策，使其免遭少数人的控制而为大多数人服务。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阐述了一个重要思想就是：以社会制约权力。
3.民主价值观的培育。现代社会，人们的民主自由理念很大程度上不是靠政府和市场来培育，而是通过在“第三部门”中的自由结社、自我管理的社会生活逐步养成的。正如科恩和阿雷托所言，“由于个人是在一个文化传统中成长并参与群体生活，所以他们就内化着价值取向、习得了一般的行动能力、并形成了个人认同与社会认同。”[5-p188]因为，人们在“第三部门”中的生活是民主的。民主已经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它融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托克维尔断言，美国的民主得益于“新英格兰的乡镇精神”，这种精神体现的是一种自觉的自治原则。他认为人们在自治过程中，“他们在力所能及的有限范围内，试着去管理社会，使自己习惯于自由赖以实现的组织形式，自由只有依靠革命来实现。他们体会到这种组织形式的好处，产生了遵守秩序的志趣，理解了权力和谐的优点，并对他们的义务的性质和权利范围终于形成明确的和切合实际的概念。”[6-p76] “第三部门”实际上已经成为民主价值社会化的重要途径。
三
作为与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并存的“第三部门”的兴起，一个显著的结果是政府职能的弱化。政府职能的弱化是政府权力的转移过程，政府将部分职能转移到“第三部门”，从而形成权力在三个领域互动的格局。
20世纪6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逐渐地将一部分公共物品的提供权转移给社会。一度由政府直接提供的公共物品，如政府办的大学、医院以及一些文化艺术机构，改为由政府提供资金资助而独立于政府的非营利组织。正如迈克·赫德森所言，“‘公域’曾作为‘有效的’服务提供者，然而其显而易见的局限使世界各国的政府逐渐将服务管理的责任委托出去，学校、医院、青年及其它服务业不断地被要求以独立的、非利润分配团体的形式运作，而不是在公共服务的支配下运作，这些团体逐渐发现它们之间必须为争取资金和服务对象竞争，并不得不使它们资金来源多样化，以争得政府对它们最高的拨款。当这一切发生时，它们开始变得象独立的、非营利团体，最后转移到‘第三部门’”[2-p57～58]
从西方国家政府职能转移过程来看，它是权力分解的过程。但是这一权力分解过程不是没有条件的。后现代国家之所以能成功地实现政府职能转移，这与以下这些因素是分不开的。
1.制度因素。政府职能转移的政治前提，是政治体系的高度制度化，它是确保因权力分解而引起的权威过度流失、国家控制资源能力的急剧下降、政治不稳定等恶性结果的关键性因素。如果孤立的讨论制度化和政府职能转移的关系，那么在制度化程度较低的情况下进行政治和社会的分权必然引起上述恶性结果。制度化和政府职能转移之间存在着高度相关性。在西方社会，政府职能转移为什么发生于20世纪60年代而不是在此之前，政治体系的高度制度化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2.经济因素。政府职能转移除了制度化条件之外，经济发展的程度同样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经济对政府职能转移的掣肘主要表现在：在市场经济发育程度较低的情况下，市场会产生有碍经济发展的各种不利因素，而这些因素靠市场本身是无法克服的，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政府必须承担规范市场、调节经济的功能，以便满足社会的基本生活需求。在经济不发达或欠发达的情况下，如果政府不恰当地将部分提供公共物品的权力转移到“第三部门”，“第三部门”也无力担此重任。因为“第三部门”发挥提供部分公共物品的功能必须由政府和经济组织的财力支持。所以，可以想象，在经济发展有限的前提下，“第三部门”的作用是如何之低，政府职能的转移也就失去其应有的意义。
3.社会因素。社会条件主要指的是社会的自治传统，人们保护自我权利的意识。“第三部门”的兴起基本上是人们的自觉行动，是以人们的自治精神为基础的。“第三部门”运动之所以能在西方社会盛行，与这些国家的社会自治分不开。政府职能转移也是与这种传统分不开的。那么，“第三部门”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才能替代政府为公民提供完善的公共物品呢？我们知道，“第三部门”的主体力量是各种社会组织，它们是政府转移过来的职能的主要承担者。这些组织的成长最初就是自发的产物，自治是其建制原则，各社会组织的内部管理都有一套完善的制度规范。制度规范是社会组织正常运转的“软件”，而自治的原则确保社会组织能够独立于政府而履行公共产品的社会供给。制度、经济和社会对政府职能转移程度的制约不是孤立地进行，而是互为因果、互为条件的，不应该把这三个条件分割开来。
四
“第三部门”运动的深入发展，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第一、志愿组织的非志愿性。人们通常以为“第三部门”组织的活动经费主要来源于民间捐助，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拿美国为例，美国在1963—1993年这三十年间，私人捐款呈逐年递减的趋势，1963年私人捐款占“第三部门”组织开支的53.5%，1974年是34.7%，1984年是30.6%，而到了1993年已经下降到不足24%。[7] 仅靠这些私人捐款是根本无法支撑这些组织的活动开销的。那么，这些组织的庞大经费开支来源于何处呢？在很多国家，政府是这些组织的最大经费供给者。换句话说，是政府养活着“第三部门”。在美国，1980年，联邦政府对“第三部门”的直接资助高达410亿美元，相当于“第三部门”总收入的35 %。此外，州及州以下政府还资助了80—100亿美元。[8]另一方面，“第三部门”组织变得越来越专业化，这就导致组织中的工作人员不再把自己当作是一名志愿者而是一个职业受薪者。他们要么失去了志愿的热情而另谋高就，要么惰性很强，有可能将这些组织官僚化。这样看来，“志愿失灵”也是一种普遍现象。
第二、独立组织的非独立性。“第三部门”、“非营利组织”这些提法表明他们是独立于营利组织和政府之外的。事实上，三者之间的界限十分模糊。很多非营利组织与营利组织的活动没有什么区别。在美国，非营利医院纷纷兴办面向社会的健康俱乐部，用最新式的健身器材或建造如奥林匹克赛场大小的游泳池来吸引会员。例如，威斯康辛州一家非营利医院建造的俱乐部有7万多平方英尺大，耗资1000万美元。 这给俱乐部带来了巨大的利润。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关系甚至更近，因为在多数国家后者没有前者的财政上的支持就无法生存。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完全独立的“第三部门”组织是根本不存在的。
第三、政府职能的虚假转移。“第三部门”的兴起表面上看是政府职能转移的过程，因为这些组织在某些领域发挥了非政府组织的作用来履行政府的职能。但是，我们应当看到，这一现象并不能说明政府职能转移的真实性。一方面，政府职能的转移有着复杂的背景，它在某一时期也许因过度干预社会带来社会效率的低下而回缩政府的干预范围，也许因竞选的政治需要而许诺下放部分职能。总之，这种政府职能的转移存在着极强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第三部门”在财政上对政府的依附性，使得这些组织丧失独立性，发展为准政府组织，因此“第三部门”所谓监督政府权力的职能也就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