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李贽的反封建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论文,反封建论文,李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李贽有没有反封建思想，这是学术界有争议的问题。李贽曾经多次谈到自己“信儒教”，他在《初谭集·自序》中说：“虽落发为僧而实儒也。”被捕之后，在回答当局的讯问时说：“罪人著书甚多，具在，于圣教有益无损。”（注：袁中道：《珂雪斋近集文钞·李温陵传》。）马经伦在《与当道书》中替李贽辩护时也说，李贽是“乐圣人之道，诠圣人之经，若世所梓行《易因》及《道古录》诸书，真上足以阐羲、文、孔、孟之心传，下足以绍周、邵、陈、王之嫡统。”不少论者以此为依据，认为李贽并没有反封建的思想，而是代表了地主阶级中不当权的一派。其实李贽这几种说法都是可以作具体分析的，在封建社会，儒可以有多种含义，即儒生、知识分子，以及儒学、儒家思想等等。在僧、儒之间，李贽虽落发，但不脱俗，有时虽也讲佛，但讲当道、讲诗书更多。至于圣教，是经李贽改造过的圣教，即李贽理解的圣教，并非理学家推崇的圣教。而所谓代表地主阶级不当权的一派，也很勉强，在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中，历朝都有不当权的一派，而且人数远比当权的要多得多，试问，有谁如同李贽一样反儒非孔？恐怕找不到第二个人来。
不过，不论是李贽曾经说过自己是“儒”，或者别人说他遵奉“圣教”，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李贽的思想体系和特征是否有反封建的内容。因为，在一个社会形态向另一个社会形态过渡之时，新旧思想往往在同一个人物身上表现出来。李贽所处时代，一是中国资本主义已经开始萌芽，二是世界资本主义正在欧洲蓬勃兴起。这就为古老中国的个别敏感的知识分子思想发生变化提供了时代的可能。李贽的思想体系，不论是非孔评儒，还是批判假道学，宣传个性解放，主张男女平等，都是李贽思想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儒家思想自董仲舒提出独尊儒术之后，就成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孔子被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尽管历史上也出现过王充一类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但都没李贽激烈、明确。下面围绕李贽对封建思想的批判，谈三个问题。
其一，批判假道统，矛头实指封建主义。假道学实际上是被宋明理学奉为正宗的孔孟之道。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以孔孟之道为主线的意识形态，是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西汉董仲舒提倡“独尊儒术”，树立儒学的思想统治地位，唐代韩愈编制道统，对孔子思想进行又一次改造，进一步树立儒学的统治地位。宋明理学阐发经义，以正宗儒学自居，目的都是树立孔孟的权威，禁锢人们的思想，把“忠君”说成是封建社会最高的道德规范，而“愚忠”则是臣民的天职。宋明理学提倡对孔孟之道的“至尊”，其实是“忠君”思想范围的扩大，把庶民的生活、起居等行为都纳入宋明理学提出的规范之中，千方百计论证了封建秩序、封建伦理道德的合理性，是顺乎天理的，而在政治上则论证了封建皇帝的独尊地位，论证了统治阶级对人民群众镇压的合理性。宋明理学在思想史上，作为一种学术思想流派，自有它真知灼见的一面，不能一概否定。但从思想发展史上看，“宋明理学浸润封建社会后期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的各方面，成为权威性的支配力量，是压在劳动人民头上的华盖。从政治上看，它是思想史上的浊流”（注：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宋明理学史》上卷，2页。 ）。特别是明中叶以后，宋明理学越来越成为束缚人们思想的绳索。李贽正是处在这种“华盖”的重压下奋起批判假道学的。
孔子在经过道学家们一番装饰之后，成为封建社会的绝对神圣，谁要对孔子有所不敬，谁就是叛逆。然而，李贽却毫不畏惧，敢于担当“叛逆”的罪名。他在《阳明先生年谱后语》中说：“余自幼倔强难化，不信道，不信仙、释。故见道人则恶，见僧则恶，见道学先生则尤恶。”这里所说的“道人”、“道学先生”，实际上都是指那些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理学家。他声明要与历史上“百千万人作敌对”，要用“堂堂之阵，正正之旗”来批判封建理学。由于道学家们都是打着孔子的旗号，贩卖假道学货色，李贽批判假道学必然会把矛头指向孔子。他旗帜鲜明地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在《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前论》中说：“谓予颠倒千百万世之是非，而复非是予之所非是焉，亦可也。则予是非，信乎其可矣。”他指出，千百年来“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
理学家们倡言“存天理灭人欲”，高唱在“修身”时要有大公无私之仁。李贽针锋相对，认为人都有自私的欲望，都有趋利避害之心，称得上圣人的人，必顺民之私欲。他在《藏书·德业儒臣后论》中说：“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这种私心人人都有，孔子也不例外。李贽指出：“故官人而不私以禄，则虽召之，必不来矣；苟无高爵，则虽劝之，必不至矣。虽有孔子之圣，苟无司寇之任，相事之摄，必不能一日安其身于鲁也决矣。此自然之理，必至之符，非可以架空而臆说也。”话讲得很实在，又是至理之说，但以孔子为例，却要有很大的勇气。既然人人都有私欲，孔子怎能例外？如果没有官当，没有俸禄，孔子连一日也不可能在鲁国安心呆下去。
有一件事，经常使人不解，或者引以为李贽“尊孔”之说的，就是李贽在龙潭芝佛院供孔子像。自称为“异端”的李贽，却供起孔子像，于情于理都不协调。但是，人们只要读一下他的《题孔子像于芝佛院》就会明白其用意了，他说：“人皆以孔子为‘大圣’，吾亦以为‘大圣’。皆以老、佛为‘异端’，吾亦以为‘异端’。人人非真知大圣与异端也，以所闻于父师之教也者熟也；父师非真知大圣与异端，以所闻于儒先之教者熟也；儒先亦非真知大圣与异端也，以孔子有是言也。其曰‘圣者吾不能’，是居谦也；其曰‘攻乎异端’是必为老与佛也。儒先亿度而言之，父师沿袭而诵之，小子朦胧而听之……。”孔子是大圣，人人都这样说，李贽说“吾从众”。其实，“大圣”和“异端”含义也搞不清楚，李贽自称“朦胧而听之”，大多数人并不真知大圣和异端。所以，李贽事孔子是有其用意的。我赞成这样的看法：“李贽通过文学的讽刺笔调，利用了相同形式的反语，揭露他和封建社会礼俗的矛盾。在同一形式下，对待‘大圣’与‘异端’有两种态度和两种看法。人们指斥他为‘异端’是一个含义；他自己承受了异端的头衔是又一个含义。前者是反动的，后者是反抗的；人们都信仰孔子是一个含义，他也尊崇孔子是又一个含义。前者是信仰的态度，后者是批判的态度。李贽自己站在异端的立场嘲讽大圣，是他反道学的根本义旨。”（注：《宋明理学史》下卷，468页。）事实上，李贽自幼对孔子就没有真心推崇过，他在《续焚书·圣教小引》中说：“余自幼读圣教，不知圣教，尊孔子，不知孔子自可尊。”可见，李贽事孔子，不过是“从众而圣之，从众而事之”，并不是出自内心的推崇，他对儒家经典如《论语》、《孟子》，都认为不过是“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是道学家们的思想根据。
道学家耿定向狂热吹捧孔孟之道，认为孔孟之道“天下遵之则治，违之则乱”（注：《耿天台先生全书》卷一。）。李贽在《答耿中丞》中作了有力的反驳，他认为人“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待取足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注：《焚书》卷一。）他对理学家所说的“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答以人在孔子之前是否“尽日燃纸烛而行”。李贽对道学家的假仁假义尤为反感，揭露道学家的“泛爱众”不过是一种伪善。因为这些人同样是“耕田而求食，买地而求种，架屋而求安，读书而求科第，居官而求尊显。博求风水以求福荫子孙。种种利用，皆为自己身家计虑，无一厘为人谋者”。明明是为自己，却要标榜“我为他人”。所以，李贽说这帮假道学是一帮“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着狗彘”（注：李贽：《初谭集》卷二。）。
因为道学家奉孔子为正宗，把自己打扮成孔孟的忠实信徒，李贽批判假道学，自然就要涉及孔孟之道，矛头直指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当然，在历史上，反封建志士有自觉的，也有客观上起了反封建的作用的。但不管自觉不自觉，在李贽的笔下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宋明理学是受到挞伐的，尊崇孔子是受到非议的，这都是无法否定的事实。
其二，提倡个性解放，打破封建纲常的束缚。如上所述，宋明理学就像“华盖”重重地压在人们的头上。这个“华盖”其实就是封建道德和伦理纲常，即用道德、礼教来束缚人们的思想，用政刑来限制人们的行动。严密的封建秩序，提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提倡烈女节妇，这些都是束缚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巨大绳索。李贽主张发展“自然之性”，提出“各从所好，各聘所长”，发挥各人的长处。如果做到“天下之民，各遂其生，各获其所愿有，不格心归化者”，即人要按人的本性自然发展，各人都会有各人的长处，任其发展，就会成才，于社会有用。如果千百万人的行为都规范在封建纲常之中，就会桎梏人的思想，扭曲人性。李贽认为天下的事物总是有差别的，不可能事事相同。因而也不能强制千百万人共同一个思想，一种行为。
李贽提倡个性解放，首先他自己就向往个性解放，不受束缚。李贽系福建南安人，姚安致仕之后，却不回福建，原因是“平生不爱属人管”，并说“余以不受管束之故，受尽磨难，一生坎坷”。其实，他飘泊他乡，落发为僧，都是因为不受管束。他抱着一种批判的态度来审视当时的社会。他在《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前论》中曾声称要“颠倒千万世之是非”，反对用一种固定不变的是非观来衡量人的是非，认为可以以自己的是非观来衡量，即可以以自己的是非为是非。有人批评李贽，说都以个人的是非为是非，没有一个客观标准，怎样评判事物。其实，这并没有完全理解李贽的是非观。李贽是非观的前提是不能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观察问题，审视历史，要独立思考，要有自己的是非观。对待历史，他讲过这样一段颇具气魄的话：“天幸生我大胆，凡昔人之所忻艳以为贤者，余多以为假，多以为迂腐不才而不切于用；其所鄙者、弃者、唾且骂者，余皆以为可託国託家而託身也。其是非大戾昔人如此，非大胆而何？”（注：《焚书》卷六。）大胆，其实是勇气。在封建主义荼毒之下的社会，首起而发难讨伐者，必须有很大的勇气，而且必须敢于对其全面否定，矫枉必须过正。假若想在封建主义的重压下呐喊，又想要先去区分封建主义思想中孰是孰非，那他就很难向前迈出一步。所以，首起批判封建主义，并不单纯是一场学术性的讨论。李贽既然想把历史上的是非颠倒过来，不大胆能行吗？他以大无畏的精神，带着否定历史上的是非观去读史，所以“读史时真如与百千万人作对敌，一经对垒，自然献俘授首”（注：《焚书》卷一。）。带着敌对的态度读史，自然所向披糜，历史上多数人骂秦始皇是暴君，李贽说秦始皇是“千古一帝”，“始皇出世，李斯相之，天崩地坍，掀翻一个世界”。儒者说武则天是“妖后”，李贽说：“诚观近古之王者，有知人如武氏者乎？亦有专以爱人才为心，安民为念如武氏者乎？”（注：《藏书》卷四八。）把历史是非翻个个，自然是要从人们的头上解去许多紧箍咒，使人们敢去批判旧的，敢去思考新的，或者思考与传统离异的问题。
在提倡个性解放方面，李贽的妇女观也是很突出的。他提倡男女平等，反对道学家们散布的“男尊女卑”及用封建纲常对妇女进行种种约束。他认为“有好女便立家，何必男儿”。谈到相如、文君的婚事时，他认为反对的人是“斗筲小人”，如果听他们的话就会“徒失佳偶，空负良缘”，主张“早日抉择”。（注：《藏书》卷九。）对道学家们说的“女子见短，不堪学道”，李贽指斥道：“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人之见尽短，又岂可乎？”（注：《焚书》卷二。）而在行动上，李贽在招收门生时，特地招了几个女生，招生不限男女。尽管这引起卫道者们暴跳如雷，到处造谣生事，李贽却我行我素，情愿终生受卫道者们的种种责难，还坚持按自己的主张行事。
李贽提倡个性解放，不但是行动，而且也有他的理论根据，他认为每一个人来到世间，自会在他所处时代起着自己的作用，并不需要“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道学家们想扼杀人的本性，绞杀“童心”，就把礼说成“不可易之物”而“强行齐之”，李贽却认为，有千万人之心，便有千万人之欲，只有这样才能有生动活泼的世界，人是不可能都“相一”的。道学家们讲理讲道，堂堂皇皇，归根到底是钳制人的思想和行为，而李贽则是要打破这个旧的思想框框，让人们去自由思考，自由发展。
什么是“圣人”？李贽有他自己的标准，他特别欣赏王阳明“满街皆圣人”的说法。他在《焚书·答耿司寇》中说：“圣人不责人之必能，是以人人皆可以为圣人。故阳明先生曰：‘满街皆圣人’。佛氏亦曰：‘即心即佛，人人是佛’。夫为人人皆圣人也，是以圣人无别不容已道理可以亦示人也。”人人都可以成“圣人”，也都可以成“佛”。就是说人都有自己的聪明才智，只要让其自由发展，他于社会就有自己的作用。李贽有许多言论是提倡众生平等的，这个平等，自然也是个性解放的一个部分。而这种个性解放，不管自觉不自觉，矛头都是对准封建主义的桎梏来的，是李贽进步思想的重要表现。
其三，李贽对官场上的虚伪和腐败的批判。李贽既然主张个性解放，不愿受人管束，因此在官场上受制于人，他很不习惯。加上官场上的腐败，一张张假道学的面具，都使他不能容忍，处处和上司闹矛盾。他说，因为他不受“管束”，才受此磨难，他曾经哀叹：“一生坎坷，将大地为墨，难尽写也。为县博士，即与县令、提学触。为太学博士，即与祭酒、司业触。”后来为司礼曹务时，“即与高尚书、殷尚书、万侍郎尽触也”。尤其是诸如尚书谢、大理卿董、尚书赵等等，“则益有名，而我之触益又甚者。最后为郡守，即与巡抚王触，与守道骆触”。（注：《焚书》卷四。）所谓“触”，就是矛盾，就是对他们的行为看不惯。而对李贽这样一个敢于直言而又廉洁的人，当道自然也看不惯，也会千方百计排斥他的。这些官场的磨难，使李贽只能辞官，不可能在官场再呆下去。也正是这些不得志的居官历程，使他对政府的腐败有更深刻的认识。
李贽对贪官污吏深恶痛绝。他在评《水浒》中的“智取生辰纲”时，认为这十万珠宝，都是敲剥来的，“为绿林中好汉取之，可为贪得者之鉴”。在评点一僧人谈到桃花山、二龙山、白虎山都是强盗而感叹“当时强盗却恁地多”时，李贽曰：“当时在朝强盗还多些。”显然，李贽认为封建王朝官员大多是敲剥百姓的强盗，至于传说中使君化为虎，“冠裳而吃人”，这些坐在衙门里的虎才是真正可怕的。万历年间，闽、粤海上活动的林道乾，当局称之为盗贼，李贽却认为林道乾起义是官逼民反，是不平的社会造成的。称林道乾“其才识过人，胆气压乎群类”，“有二十分才，二十分胆”。这些有大能力的人，却因朝廷腐败不受重用，而使一帮庸才、贪官墨吏霸占朝廷。
至于朝廷官员的虚伪，为暴得大名而进行死谏，李贽大不以为然，他认为那些“以死谏者”，是因为“死而博死谏之名，则志士亦愿为之”。封建王朝把“忠君”看成最高的道德规范，而“愚忠”则是臣民的美德，理学家以此为宗旨倡导的节烈观，往往为换取个人的臣节，而牺牲千百人的生命。朱元璋称帝后，贵溪儒士夏伯启叔侄，为不和朱元璋合作，竞自断手指，誓不做官。他们在元朝虽未必是什么大官，但他们却甘当旧王朝的殉葬品。苏州儒士姚闰、王谟也因不和朱元璋合作被处死。理学家方孝孺拒绝为明成祖起草诏书，坚持应由建文帝继承王位，不应由明成祖继位。明成祖告诉他，这是我们自家的事，不要外人干预。方孝孺还是反对，结果按律被诛灭族，凡死七百余人。方孝孺以“忠君”暴得大名，但这个大名是用七百多人的生命换来的，这自然不值得称颂。其实，就明初情况看，明成祖称制未必就比建文帝称制差，从中国历史看，迁都北京对巩固政权或许更有利些。用别人的鲜血换取自己的贞节，是理学家们的私利的表现。一座座的贞节牌坊，不知牺牲了多少善良的妇女和无辜的良民。
李贽揭露官场的腐败和官员的伪善痛快淋漓，但李贽为什么又称赞宋江“人在水浒，心在朝廷”呢？评点《水浒》是李贽著作中的名篇之一。他认为在水浒一百单八将中，都是忠义之士，“独宋公明者身居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一意招安，专图报国”。由于时代的局限，李贽不可能设想出一个有别于明王朝的新型国家出现，但他希望腐败的王朝能得到改造，能重用宋江、林道乾这些有作为的人。他认为宋江起来造反，当是为了报国，为了朝廷。不过，这里说的朝廷并不能和现实中的朝廷划等号，因为，李贽明确地指责过政府贪暴腐败，坐在衙门里的官员都是虎狼。当时的朝廷是“冠履倒施”，庸人当道，“以小贤役（役使）人，而以大贤役于人”，他主张“小德役（被役使）大德，小贤役大贤”。那么，什么是“小贤”呢？就是当道的假道学，这些人“无才、无学、无为、无识”，他们讲话、写文章引经据典，不过是为欺世盗名，即如李贽指责的：“道学其名，志在穿窬。”那么，什么是“大贤”呢？李贽说是宋江、林道乾。可见，他的思路和当朝的思路并不是一回事。李贽是一位爱国主义者，他反潮流、批判封建假道学，是希望出现一个开明的国家，一个开明的君主，使国家富强起来。
上面谈了三个问题，即批判假道学、提倡个性解放、揭露腐败的封建王朝。三个问题各有侧重，但究其竟，都是批判假道学，也都是批判封建主义，矛头都是对准宋明理学的。因为，宋明理学是朝廷的统治思想，朝廷的官员多是遵奉宋明理学的。在李贽看来，朝廷和社会的一切弊端都和宋明理学有关。李贽想在这严密禁锢的中国，打开一个窗口，他抓住要害，拿孔夫子这个最大的“华盖”、最大的“圣人”开刀，号召可以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以颠倒历史为武器，打乱封建意识形态的根据，又把矛头指向封建的伦理道德，提倡平等，打乱尊卑秩序。不管他自觉不自觉，客观上都起到了批判封建主义的作用，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马经伦在李贽被捕前给当道写过几封信，极力为李贽开脱，并尽力要把李贽的思想纳入儒家正统中，因为这样才有可能减轻对李贽的构罪。所以，马经伦的几封信更多的是为援救李贽的策略之笔，未必是为李贽是儒非儒定性。他在《启当事书》中说：“卓吾生今之世，宜乎为今之人，乃其心事不与今人同，行径不与今人同，议论不与今人同。著作不与今人同。”不与今人同，也不与古人同。当然，“不同”可以是差异，也可以是对立，综观李贽的思想和言论，是对立而不仅是差异。李贽对封建主义的反对和批判，不论是自觉还是不自觉，但它是存在的。由于时代和历史的局限，我们不能要求李贽彻底批判封建主义，和封建主义划清界限，但李贽著作中有和封建主义不协调，甚至反对封建主义的内容，却是无法否定的。
至于李贽是批判假道学还是批判真道学，从李贽的思想体系看，我上面讲了三条，而在《李贽和思想解放》（注：见张建业主编《李贽学术国际研讨会论文集》，9页。）一文中， 我还讲到“李贽冲破了封建社会重农抑商的思想禁锢”，“抨击了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以及“主张男女平等，反对等级制度”，“在评价历史人物中的反潮流精神”。一共讲过七个问题，就其性质看都是反对封建主义的，其中包括反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封建思想体系，反对封建社会的伦理纲常、封建道德和封建礼教。而在评价历史人物上，则对孔子撰《春秋》以后的史书，都作了颠覆性的重新评价。此外，还有封建社会的经济思想、政治制度都在他批判的范围之中。可见，李贽名义上是批判假道学，实际上是批判真道学。由于他所处的时代，是宋明理学当道，所以他直接交锋和发难的目标是宋明理学，但从上述内容看，李贽批判的是整个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是孔孟之道和儒家学说。这本来可以为资本主义思想起催生的作用，只是由于中国封建主义过于根深蒂固，李贽思想一经出现，便群起而攻之。但我们不能因为李贽思想当时没有蔚成气候，就以为他不过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一员，或者说他只是反对假道学，根本没有反对封建主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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