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史学的发展与成就——2.六十年来中国近代史学科的确立与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新中国论文,六十年论文,学科论文,成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60岁生日之际讨论中国近代史学科60年的发展，是很有意义的。我认为，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发展需要在三个方面予以强化。第一是明确中国近代史的分期，第二是加强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学术交流，第三是拓宽中国近代史学科的研究领域。①现在可以说，经过60年的发展成长，在中国历史学这个大学科里，中国近代史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已经完全发展成熟。
先说第一点，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分期，准确地说是关于中国近代史与中国现代史的分期，是确定中国近代史学科对象的重要问题。究竟是以1919年作为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的分界线，还是以1949年作为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的分界线，数十年来，一直争论不休。胡绳先生1954年在《历史研究》创刊号上发表《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一文，引起近代史学者的强烈关注和热烈讨论。1957年，《历史研究》编辑部汇集了三年来学者们的讨论文章予以出版。这次讨论，对于中国近代史学界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学习唯物史观，认识近代中国历史的基本线索问题，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是，这次讨论的主题是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所谓中国近代史，胡绳的文章非常明确地局限在1840-1919年之间。无形之中，这次讨论把中国近代史的时限范围，限制为1840-1919年间的历史。从这时开始，史学界出现了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的明确分界。分界线就是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此后，学术界往往把自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的历史称作中国现代史，而把1919年上溯到1840年鸦片战争的历史称作中国近代史。②换一句话说，把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称作中国近代史，而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称作中国现代史。
即使如此，不同意见也有明确的表达。范文澜、刘大年、荣孟源、李新、林敦奎等学者提出按照社会性质来划分历史时期。因为1840-1949年的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近代史应该包含1840-1949年的整个时期。范文澜是这一主张的最初提出者。他在1947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中，把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都划作近代中国的历史时期。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无论是教学、研究或者撰著中国近代历史，都是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界的。这是那时的时代条件使然。
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后，又一次经历了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坚持1919年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分界线的学者，主要以旧民主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区别为根据，为了突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性，坚持主张中国近代史结束于1919年。但是这种主张忽视了以社会性质作为区别历史分期问题的标志的意见，忽视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无论是旧民主主义革命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都是民主革命的性质，都是反帝反封建，区别只是领导力量的不同、革命前途的不同。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主张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1840-1949年为中国近代史的呼声高涨起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赓续20世纪50年代的主张，再次明确宣布以1840-1949年的中国历史作为近代史研究所的研究对象。李侃、陈旭麓、胡绳、张海鹏等发表文章，论证了认识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分期的种种理由。1998年以前出版的有关中国近代史的出版物，包括通史类性质的学术著作、教科书以及通俗读物，几乎都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下限；有关中国现代史的出版物，几乎都以1919年为上限。1999年以来，已经有数种中国近代史书采用了1840-1949年的分期方式。
1999年，张海鹏主编的第一部以1840-1949年为断限的《中国近代史》在群众出版社出版，这是为中国的警察写的一本简明中国近代史。
2000年，辽宁大学董守义等编著的《中国近代史教程》上下册，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2001年，山东大学王文泉、刘天路主编的《中国近代史》，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2007年，《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是全国高等学校本科生必修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由本书编写组集体编写，首席专家是沙健孙、马敏、张建国、龚书铎、李捷。本书开篇的第一句话就是：“中国的近现代史，是指1840年以来中国的历史。其中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的历史，是中国的近代史；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是中国的现代史。”这标志着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的分期已经写进大学教材，得到了学术界的共识。这样的认识有可能成为中国近现代史学界的主流认识。当然我们也不排除在分期问题上还会有不同看法，大概那不会成为主流认识了。
同年，张海鹏主编的《中国近代通史》十卷本在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第一部写出了1840-1949年间中国近代历史的大部头的通史性著作。
据报载，一本大陆学者编撰的《中国近代史》在台湾出版，受到台湾学生的欢迎。报道说，该书是大陆学者在我国台湾地区出版的第一本完整叙述中国近代历史的著作：“关于中国近代史，大陆与台湾在许多问题上认识并不一致。比如在最基本的历史分期上，台湾把从1840年到1949年的历史作为近代史，而大陆近代史一般断限在1919年，把1919年至1949年作为现代史。”大陆学者编撰的《中国近代史》在台湾出版，当然是海峡两岸学术交流值得注意的好事。但是，报道对海峡两岸有关中国近代史的分期(或称断限)的说法则是完全错误的，既不符合台湾学术界的现实，也不符合大陆学术界的现实。从台湾学术界来说，不可能把1949年作为近代史的下限。这是常识，不需要多加解释。从大陆学术界来说，把近代史断限1919年，基本上是1998年以前的事。1998年以后，一般不做这样的断限。可见，报道者对两岸学术界的情况是隔膜的。也许那本书的作者还坚持以1919年作为中国近代史的断限，这当然是作者的个人主张，是作者的学术自由，但这样的个人意见，恐怕是难以为多数学者接受的。这本书的副题为“告别帝制”，似尚可斟酌。即使以1919年作为近代史的断限，仅仅用“告别帝制”作为那80年历史的概括，似乎并不严谨。从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在中国近代历史上那么重大的事件，用告别帝制是不足以揭示那段历史的真谛的。
总结一句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近代以来中国人受侵略、受欺侮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标志着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结束，中国开始进入社会主义的建设时期。这就是说，这一事件标志着中国近代史的结束，中国现代史的开端；标志着旧时代的结束，新时代的开始。
有人主张，中国现代史从1919年开始，一直延续下来。这种主张不仅模糊了社会性质的不同，也掩盖了1949年这个年代的极其重要性。
有人主张中国现代史从1911年开始，这种主张貌似重视辛亥革命，却忽视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较之辛亥革命更为重大的历史意义。
与中国近代史分期有关的是中国近代史发展的基本线索问题。如果说中国近代史的分期(或断限)涉及的是中国近代史这门学科的范围，则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涉及的是对中国近代史基本问题的看法，是它包含什么内容，它的历史发展趋势，哪些新的阶级产生了，哪些旧的阶级力量衰弱了，哪些阶级力量代表了时代前进的步伐，等等。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也差不多延续了半个世纪。
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讨论，早在1954年胡绳发表上述文章的时候就开始了。中国近代史的分期是个具体问题，关键是如何认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这就涉及一系列理论问题，它们是：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指导近代史研究，如何对待近代史研究中的旧史学观点，如何确立中国近代史的总体系，如何评价近代各阶级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如何认识近代中国发展的主要脉络等。胡绳提出了基本上用阶级斗争的表现来做划分时期的标志和三次革命高潮的概念。参加讨论的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了中国近代史的主要内容，涉及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不同理解和运用，提出了关于历史分期的不同主张，但对于胡绳的意见，与议者多数表示了赞同，并无根本分歧。
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近代史发展的基本线索的争论，再次开展起来。李时岳、胡滨把农民战争、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作为近代中国的进步潮流，是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其根据是：向西方学习，发展资本主义，是中国近代史前期争取独立和谋求进步的根本道路。胡绳、刘大年、张海鹏、苑书义等不同意按照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的线索来论述这个时期的历史进步潮流，认为这三者之间在政治上并无必然的继承关系，其性质是大不相同的。考虑中国近代史的发展线索，应制约于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及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这一中心任务，因而认为毛泽东所说“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结合，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正确地概括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简约一点，也可概括为太平天国—戊戌变法、义和团—辛亥革命的公式。这样说并不轻视中国近代史上发展资本主义的重要性，但认为只有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才是中国争取民族独立和谋求人民解放的正确道路。这个革命不胜利，资本主义成为中国人民的生产力是不可能的。章开沅从民族运动的角度阐明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对以上两种观点都有批评，但又认为毛泽东所说“两个过程”是客观存在的历史实际，是中国近代史全过程的主干，应被理解为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
近代史基本线索的讨论，还涉及所谓革命高潮问题。以前讨论革命高潮，是把中国近代史放在1840-1919年范围内，如果把中国近代史延长到1949年，则对革命高潮的看法会有变化。20世纪80年代初，有学者对革命高潮的提法提出质疑。80年代末，陈旭麓认为，从110年的近代历史来考虑，中国近代史上确有三次革命高潮，但不是经胡绳提倡、得到大多数学者接受的那三次革命高潮。陈旭麓认为，在19世纪的中晚期，并没有形成如后来那样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高潮。只是到了20世纪才出现具有完全意义的革命，形成高潮。他断言，这三次高潮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1927年的大革命，打倒了北洋军阀政府；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夺取全国胜利。他强调，中国近代史上只有这三次革命高潮；没有这三次高潮，就赶不走帝国主义，也打不垮封建势力。张海鹏认为，胡绳提出的三个革命高潮是中国近代史中很重要的概念。胡绳当初提出革命高潮概念的用意，是为了说明中国近代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并不是从革命的本来意义上来定义“三次革命运动的高涨”这一概念。提出这个概念对于我们从政治上来认识中国近代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和特点，恰恰是很重要的。从110年的历史认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总结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规律，中国近代史的革命高潮依然应该把19世纪的几次革命运动包括在内。从全局衡量，应该有七次。它们是：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戊戌维新和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1927年大革命；1937-1945年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以上七次革命高潮，基本上决定了近代中国的政治走向，包括了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所有主要阶段，包括了民族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这就是中国近代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当然，说基本内容，并不是全部内容。全部中国近代史的内容比这些丰富得多。有了这些基本线索，可以把一堆铜钱贯穿起来，人们认识这堆铜钱的整体就方便多了。
以上有关中国近现代史的分期、有关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认识，已经大体上取得共识，是60年来中国近代史学科所取得的重大成就。有了这些成就，中国近代史这门学科的整体面貌就清楚了。说它是一个独立的学科，在一定的意义上是指此而言。就是在这样一个整体认识的架构下，展示了中国近代史学科领域丰富多彩的研究成果。
再说第二点，是加强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学术交流。这一点其实不必多说。20年来，在中国近代史学术领域的国内国际交流，已经司空见惯。这些交流，包括举办学术讨论会，学术互访，共同研究，学术论著的发表等方面。中国大陆学者与台港澳学者之间的交流，已经很频繁。中国学者与各国学者间的交流也已经有章可循。
第三点，拓宽中国近代史学科的研究领域，是60年来，特别是20年来中国近代史学科的重大进展。20世纪80年代初，近代史学界在反思中，一方面肯定“文革”前17年近代史领域取得的成绩，也指出了那个时候学术研究领域比较单纯，领头的是近代政治史研究，或者说是以革命史为中心的政治史研究，经济史研究也往往是部门经济的研究，思想史研究开展也不够。近代政治史研究，也多是“八大事件，三大高潮”，领域狭窄，视野单纯，论著不够丰富。经过最近30年发展，上述缺点已经基本克服。在中国近代史领域，近代政治史、近代中外关系史、近代经济史、近代思想史、近代军事史都在原有基础上有所发展，中华民国史、近代文化史、近代社会史、中国现代化史都是近30年新产生并且发展很好的学科。无论是原有基础较好的学科，还是新产生的学科，都有相应的代表性研究机构，都有代表性学者和代表性著作。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各个分支学科的形成和发展说明，中国近代史研究学科，无论是内涵还是外延，都已经极大丰富了，学术视野大大打开了，研究对象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国近代史领域的学科布局已经趋于完整和合理。无论从哪个方面说，今天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与30年前相比，特别是与60年前相比，都不可同日而语了。
换一个角度看，从理论的角度，从宏观思维的角度看中国近代史研究学科的成长，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对理论的兴趣在逐渐下降。1954年关于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的学术讨论，充满了理论思维，引经据典，运用唯物史观的原理，探讨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发展趋势。这一讨论进行数年，在学术史上可以记录在案。当然，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中，会有失误，会有幼稚的表现，会有标签现象，也有影射史学的出现。这些失误，会在特殊的政治气氛下，使史学工作者走入歧途，出现“文革”期间“评法批儒”、“儒法斗争”中史学工作者被利用的情况。
“文革”结束后，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过讨论中国近代史宏观理论问题的热潮。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问题的讨论，关于洋务运动性质问题的讨论，关于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的讨论，都曾经坚持数年时间。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对中国近代史领域宏观理论问题的兴趣，逐渐降温了。是不是没有什么问题可以讨论呢？不是。关于中国近代史与中国现代史分期问题，关于中国近代史的“沉沦”与“上升”问题，关于现代化范式与革命史范式问题，关于“告别革命”问题，关于是否需要用唯物史观指导近代史研究问题，等等，问题提出来了，却未见引起热烈的争鸣。不是完全没有争鸣，而是争鸣开展得不热烈，完全达不到20世纪50—60年代、80年代的水平。对中国近代史领域宏观理论问题讨论的降温，是表面现象，其实质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兴趣的下降。与此同时，来自域外的各种史学理论蜂拥进入国内。以前学者在论著中，往往引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言论来开展自己的论证。现在的年轻学者则往往引述西方某学者的论点，来开展自己的论述。处处引述马克思主义的只言片语，是一种教条主义；处处引述西方学者的言论，也是一种食洋不化的教条主义。所谓宏大叙事被冷落，所谓碎片化选题出现，历史虚无主义的所谓研究结论就容易出笼了。
我们的社会经济基础发生了深刻变化，思想领域、学术领域出现多元多变现象，这是近代史研究领域出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兴趣下降的客观原因。但是，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宪法规定了国家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学术领域多元多变的情况下，有远见的历史学者在注意吸收各种有价值的西方史学理论的时候，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和世界观。立志在中国近代史领域做出贡献的历史学者，可以借鉴后现代史学的积极因素，却不能被碎片化选题牵着走，否则，史学研究的价值是要大打折扣的。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用唯物史观指导历史学研究，不是要一句一句地去背诵马克思主义的只言片语，而是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用实事求是的态度，客观地看待历史，研究历史。这样的研究，对于我们还原历史真相，对于我们认识历史发展规律，是会大有帮助的。
回顾60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走过的路程，尤其是回顾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和探讨，我以为，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如何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近代史实际相结合，探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规律，探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趋势及其多种可能性，探讨在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主题下，中国历史如何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如何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如何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还是任重而道远，我们在学术研究工作上还有许多事情可做。
注释：
①参见拙文：《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回顾》，《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6期。该文依据胡绳武先生的意见做了若干修订，收入拙著《追求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
②按：1949年以前，历史学者对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没有形成明确的意见，或者说中国近代史与中国现代史基本上是一个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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