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多党合作制的实践及其影响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合作制论文,探析论文,社会主义国家论文,苏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10)01-0072-06
一、前苏东社会主义国家都曾选择多党合作为其政治制度
前苏东国家在建立人民民主政权、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鉴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它们大多主动（个别党被动）选择了多党合作制度作为塑造未来国家政治结构的重要基础，执政的共产党愿意让其他政党特别是民主政党参与分掌政权。
（一）前苏东国家领导人前期重视过多党合作问题
前苏东国家领导人早期大多曾重视过多党合作问题。列宁当时强调，在共产党未能完全代表农民、小资产阶级利益和愿望的条件下，与非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政党进行合作，以战胜当前的主要敌人，巩固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是很必要的。“十月革命”胜利后，他更是明确提出，布尔什维克“随时准备接纳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参加政府”。他还声明：“我们过去同意，并且现在仍旧同意同苏维埃中的少数派分掌政权。”①列宁当时还为此起草法令，提出在苏维埃中实行多党派基础上的比例选举制。在当时苏俄领导人的意识里，新型的苏维埃政权是一种多党联合的政治构架而非后来的一党制度。
在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东欧一些国家共产党、工人党领导人如季米特洛夫、哥特瓦尔德、拉科西、哥穆尔卡等都曾提出要走不同于苏联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探索符合本国情况的发展模式，在东欧建立“人民民主政权”问题，主张创建具有自身特色的人民民主制度，并把建立多党合作的政治制度作为自身发展模式的重要体现。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后称社会主义工人党）领导人赫格居斯·安德拉斯明确表示：“人民民主意味着多党制，而不是那种一党独霸的制度，要在党和党之间建立一种伙伴关系。”②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告诫全党说，保共面临的任务十分艰巨，单独一党或一个阶层无法胜任。那种认为各政党已经完成自己的政治和历史使命，从而可以取消的观点是错误和有害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哥特瓦尔德认为，“我们不能自己单独进行统治”，“我们没有他们（指其他政党，作者注）也不能进行统治”，“这就产生了同另一个政治集团合作的必要性”。波兰统一工人党总书记哥穆尔卡更是强调：“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历史发展阶段，任何一个政党都不能独立举起人民团结的旗帜，只有所有民主政党共同的行动，才能够举起它、发展它。”③上述情况表明，东欧多数国家共产党的领导人当时认识到了其他民主政党存在并与之合作的必要性，强调有必要发挥它们的政治作用。
（二）多党合作制在前苏东国家曾是一种客观存在
多党合作在前苏东国家曾是一种客观现实。在十月革命前的沙俄统治后期，政坛多党林立，存在着包括立宪民主党、社会革命党、十月党、孟什维克、布尔什维克等多个政党派别。它们之间既有合作也有斗争，如一些进步政党在反对和推翻沙皇制度上就有过某种联合。二月革命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政党立宪民主党、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还共同组建了临时政府，实行了在政权组建上的多党合作。
东欧国家在二战前大都实行多党政治，几乎所有国家在二战期间及战后都曾建立了由多个民主、进步党派参加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民族团结阵线，它们在革命战争和建设过程中程度不同地实现过合作。正是在共同反对法西斯独裁专政、实现国家解放和民族独立的过程中，东欧国家各民主政党之间建立起一定的政治信任，奠定了合作的基础。这种多党合作，突出表现在构建人民政权及施政的联合上。在这期间，波、匈、罗、捷、保等国都建立了由共产党、社民党、农民党以及诸如自由党、民主党等组成的多党联合政府。在波主要由社会党人牵头组阁，匈大多由小农党人领头，捷则是社会党、共产党先后领导组阁，罗、保则是共产党占优势。在二战后初期成立的南临时议会中，除南共外，也包括民主党、农民联盟、克罗地亚农民党、人民农民党、南共和党、社会党和其他无党派人士。④阿政府则由共产党和非党派人士构成。
（三）多党合作制在前苏东国家走向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继续维系
多党合作制曾在前苏东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继续维系甚至发扬光大。在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党将多党合作、联合执政的设想付诸实施，让左派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等政党、团体参加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后又邀请左派社会革命党参加联合政府。但不久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因与俄共（布）存在严重政策分歧以至对立，并为此发动武装叛乱，因而遭到苏维埃政权取缔。
在建立人民民主制度的过程中，除阿之外的东欧各国均继续了多党合作的政治传统，有的国家还将其发扬光大。在这一时期，波建立了由工人党、社会党、农民党、民主党等组成的联合政府，另有劳动党等党派进入议会。匈组建了共产党、社民党、小农党、全国农民党四党执政联盟。捷建立了共产党、社民党、国家社会党、天主教人民党、斯洛伐克民主党组成的联合政府。罗成立了由共产党、社民党、民族农民党、民族自由党组成的多党联合政府。南建立了由共产党、民主党等构成的联合政权，南共占绝对主导地位，人民农民党、农民联盟、克罗地亚共和农民党等进入议会。保建立了由工人党、社民党、“环节派”联盟、农民联盟等组成的多党联合政权。1949年，民主德国成立后，建立了由统一社会党为核心，基督教民主联盟、自由民主党、民主农民党、国家民主党参加的多党联合政权。⑤
二、前苏东国家多党合作制相继走向夭折
前苏东国家的多党合作制并未持续多久，在内外环境的影响下大多相继走向夭折。1922年，俄共（布）十一大宣布“剥夺一切敌视苏维埃政权的政治集团的组织自由”，并声称自己“是国内唯一合法的政党”。⑥在1923、1924年，左派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相继解散，俄由此从多党制转到一党制时代。
东欧国家的多党合作大都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先后消亡，一些国家则仍在形式上保留，其多党合作制终结的基本特点是：
其一，联合政府或议会中的反对派政党出现分化重组并走向消亡。因政见等不同，1945-1949年期间，在东欧一些国家的多党联合阵营中都出现了反对派政党，它们在同共产党争斗后落败，并在组织上出现分化重组甚至消亡。例如，南人民农民党、农民联盟和克罗地亚共和农民党于1946年合并为统一农民党，并很快停止活动。1947年，罗民族农民党、民族自由党因受间谍案牵连被解散。同年，保“环节派”联盟（因策划军事政变）、激进党等自动解散或停止活动。在1948年的“二月事件”后，捷联合政权中的反对派国家社会党、天主教人民党、斯洛伐克民主党分别改组为社会党、人民党和复兴党。波农民党右派在企图推翻人民政权失败后发生分化。1949年，该党与农民党合并为统一农民党，劳动党此时解散。匈小农党也因与反叛组织有染而出现重大改组。到1949年秋，小农党等党派停止活动，被迫宣布解散。
其二，东欧一些国家大多以社民党与共产党的合并作为二战后初期多党合作制走向终结的主要标志。在东欧一些国家，多党合作制的基本完结是以共产党和社民党两个工人阶级政党之间的合并来体现的。在当时的内外形势下，东欧各国社民党都是选择同共产党合作来实现本国政党体制转型的。1947-1949年，波、匈、捷、罗、保、民德相继实现社民党同共产党的合并，这种合并从本质上讲是一种社会民主党的共产党化，是以社民党放弃自己的组织体系、名称和纲领主张为条件的。两党合并后，东欧多国从多党联合的政治体制转向共产党领导的一党制或新型的多党合作制。
其三，少数几国仍在形式上保留多党合作制或者说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联合制度，它同前期的多党合作制相比有着重大改变，两者难以相提并论。也要看到，在波、捷、保、民德，从多党合作制向事实上的一党制转变过程中又留了一个尾巴，这一尾巴一直残留到东欧剧变。即它们除共产党一党执政外，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还保留着一个以上的参政党或议会党，属于一种称为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这种制度在各国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波还存在波兰统一农民党、民主党两个参政党，在捷存在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党、社会党以及斯洛伐克复兴党、自由党四个民主政党，在保留下了农民联盟这一友党，在民德则存在基督教民主联盟、自由民主党、民主农民党、国家民主党四个党派。它们在各级议会上及人民政权中都占有相应席位，甚至在国家政权中参政议政。但从性质上讲，它们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那种具有完全独立和平等政治地位的政党，多是执政党的一种政治陪衬，作为政党所能发挥的作用总体上讲相对有限。
三、前苏东国家多党联合制度夭折后的消极后果
在苏联，多党合作制终结后的弊端主要体现在斯大林及其之后的苏共政权开始走上专权、不受任何监督所产生的一系列消极后果上。东欧多党合作制在较短时间里急速夭折，此后几十年中，多国因此而引发诸多后遗症与不良后果。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一些国家由此“造就”了持续不断的政治反对势力。在东欧多数国家，反对党势力在与共产党的斗争中落败后，尽管其组织体系已垮甚至不复存在，个别领军人物遭到镇压直至肉体消灭，但大多数人员依然存在。这些人中，部分人留在国内，也有很多人流亡海外，如捷“二月事件”后有几十万人流亡海外特别是西方国家。这些人利用各种机会，内外呼应，继续成为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反对势力，并在此后的几十年里，他们把反对社会主义的“火把”代代相传，持续不断地培育更多的反对力量，成为后来埋葬东欧社会主义制度的掘墓者之一，其教训十分深刻。
其二，东欧不少国家此后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都程度不同地折射到多党合作制的夭折上，甚至希冀借此复萌多党制。东欧一些国家从多党合作制转向一党制后，各种社会问题和矛盾都集中到执政的共产党身上，它们处在社会矛盾和冲突的风口浪尖中，由此在一些国家酝酿着政治事端，如1953年在民德发生的“东柏林事件”、1956年波兰的“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十月事件”以及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这些事件本身同多党制及其夭折并无直接关联，但有的还是自觉不自觉地翻起多党制的“旧案”来。“东柏林事件”的示威者要求民德改变现行政治制度。波在1956年对前政治反对派采取宽容政策，允许包括前波民族党领导成员以及公开持反共立场的一批政治流亡者回国。1956年匈牙利事件中，纳吉政府乃至决定废除一党制，建立多党制政府，小农党、民族独立党、社民党都恢复了活动，其他一些被取缔的党派也亮出自己的旗帜。但到1957年，匈执政党又放弃了多党制的考虑。杜布切克在“布拉格之春”改革政治体制时，也强调要建立一种不同于资产阶级多党制那样的、不分执政党和反对党，而是相互合作、联合执政的、伙伴关系性质的政党体制。此时，已经同共产党合并停止活动的捷社民党也开始恢复活动，并且很快就成立了54个地区委员会。这些情况说明，东欧一些国家在终结多党合作制方面还是存在问题的，否则就不会发生多党制总是寻机“死灰复燃”的现象。
其三，事实表明，组织上的整顿和统一并未带来思想上的统一，包括民主社会主义在内的其他政治思潮始终在东欧一些国家执政党内“阴魂不散”，甚至冲击着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20世纪40年代后期，东欧多数国家经过政治重塑、多党合作制退出多国政治舞台后，尽管在法律上规定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马列主义的指导地位，但事实上，马列主义同民主社会主义等思潮的斗争不仅在社会上而且在它们党内依然持续不断，甚至十分尖锐。实际上，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在东欧一些国家执政党主要领导人的头脑中长期潜伏着，如波党的哥穆尔卡、捷共的杜布切克，尤其是匈党的纳吉。由于物极必反的缘故，东欧国家在政治上照搬苏联集权模式屡屡受挫后，导致一些国家执政党内形成了冲击苏联模式的“自由派”，在波、匈、捷三国更为凸显。捷在1968年苏联入侵后为恢复苏联模式所进行的大规模清洗，不但没有肃清民主社会主义的影响，反而在党内形成了“另一个可供选择的影子共产党”⑦，成为后来捷共内部民主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力量。在20世纪80年代，大批具有民主社会主义倾向的人进入波党和国家的领导核心，包括波党最后一任第一书记拉夫科斯基。对此，东欧国家执政党自然负有一定的责任。
其四，多党合作制的终结使东欧大多数国家转向建立高度集权的政治模式，产生了一党专权的严重后果，导致与苏联一样的结局。东欧一些国家多党合作夭折后，纷纷中止了探索具有本国特色的人民民主政权的活动，基本停止了政治改革进程。除南斯拉夫外，其他各国都主动和被动地选择了苏联那种一党高度集权、党政不分的政治体制，导致官僚主义盛行，执政效率与效能低下，腐败现象日益严重，执政党越来越脱离人民，直至后来走向人民的对立面，并最终导致其“政治大厦”的倾倒，这些恐怕都与执政党缺乏其他政党的辅佐和强有力的监督有一定关联。那些在形式上仍保留多党合作的国家，实践表明也未能对执政党起到应有的监督作用。
四、前苏东国家多党合作制夭折的深层次原因探析
苏联多党合作制夭折的背景和原因与东欧国家有所不同，它主要是由于左派社会革命党同布尔什维克在政治立场和方针政策上差异甚大，丧失了合作的基础，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应对此负主要责任。从东欧国家来讲，原因也不完全相同，既有客观形势迫使，也有一些主观因素使然，其共性之点主要包括：
其一，国际大气候特别是冷战特殊背景的深刻影响。东欧国家在二战后探索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实行多党合作之初，正是国际大气候较为宽松，苏联同西方大国关系比较融洽，合作较为顺畅之时。然而好景不长，丘吉尔发表“铁幕”演说、美国推出“马歇尔计划”后，苏联着手建立九国情报局与之针锋相对，东西方关系骤然紧张。处于冷战前沿的东欧处在苏联与西方的夹缝中，大国较量特别是国际上的意识形态斗争深刻影响着东欧国家政治体制特别是政党制度的发展轨迹直至前途命运。而地缘政治的影响和作用使得东欧不得不在政治上选择全面倒向苏联。在此背景下，东欧各国的各类非共产主义政党都必须选择在政治上如何站队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东欧多数国家各类非共产主义政党后来的命运，在相当程度上与其怎样站队及站队后的表现有关。因此，东欧一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政党为何此时会退出历史舞台，社民党为何选择与共产党合作，在一定程度上讲是当时国际形势变化的结果。
其二，苏联因素的重大影响。东欧多党合作制的夭折与苏联的态度特别是苏联对东欧政策的调整与改变关系甚大。东欧解放初期，苏联对东欧基本实行一种相对放手和宽松的政策，允许东欧各国政党探索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模式，包括人民政权的构成方式，没有要求东欧一定要照搬一党制、苏维埃政权这种苏联政治模式，而是默认乃至支持各国实行多党合作的政治体制。但是自冷战爆发后，随着西方尤其是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加紧对东欧的拉拢和争夺，使得苏联调整了对东欧的政策。为巩固苏联在东欧的主导地位，防止东欧可能出现的对苏联的离心倾向，苏联开始在政治、经济上加强对东欧的控制，促使东欧在各方面与苏联保持一致，强行要求东欧推广苏联模式，实行政治、经济的严格一体化。正是在此背景下，东欧各国探索人民民主道路的进程出现“急刹车”，多党合作体制加速向共产党获得绝对领导权的政治构架直至建立一党制的方向推进。从深层原因上探究，东欧一些国家多党合作制的夭折还与苏联对东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政党的“反动”性的认识和对社民党的深刻不信任有极大关系。苏联认为，东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政党是国际资产阶级的“帮凶”，社民党是西方在东欧的“代理人”，是英美在东欧的依靠力量。苏共领导人日丹诺夫早年曾在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会议上严厉指责社会民主党是帝国主义的奴仆，在一切方面都是帝国主义的忠实共谋犯，认为它们极力在工人阶级队伍中制造分裂，毒害工人阶级的思想。苏联对东欧社民党的负面看法特别是极端认识，实际上等于对东欧各国社民党的命运作了政治判决。而在苏联看来，比社民党还要反动的东欧各国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政党在政治上自然就更难有容身之地了。
其三，前东欧一些国家多党合作制的夭折也是本国政治斗争的结果，又确有某种合理性。东欧大多数国家的多党合作，在其国内都存在一定的政治之争，甚至是非常尖锐的党派斗争，这种斗争多由反对派政党挑起。东欧国家不少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政党不仅在政治上企图把东欧现行的多党合作制引向西方式的多党制，要搞党派间的轮流执政，甚至还倚仗国际资产阶级的怂恿和支持，向共产党发起一轮轮的攻击，企图排挤和搞垮共产党。在当时东欧一些国家的复杂环境下，有的政党斗争甚至到了你死我活的程度，共产党若不采取某些坚决措施，可能就会面临被资产阶级政党“吃掉”的危险。
其四，东欧部分国家共产党对多党合作制立场发生动摇，特别是对反对党政策的某些失误，是加速该制度夭折的原因之一。尽管东欧许多国家共产党领导人在解放初期都认识到实行多党合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是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尤其是共产党同国内反对派政党斗争的加剧，一些共产党就此立场发生摇摆，甚至在认识上也较前有所后退。到20世纪40年代后期，东欧一些国家共产党不再强调多党合作是本国政治制度建设的一种必然，更加缺少长期坚持这一政治制度的决心和具体规划与步骤。南共就没有把其他政党“看成是新南斯拉夫政治结构的永久因素”⑧。早在1946年，南共就认为，在南的政治舞台上，资产阶级政党和集团的作用与影响已经无足轻重了。罗、捷、匈、保等国共产党此时都软化了对多党合作制的坚守，把多党合作当作一种权宜之计，有的共产党在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政党的斗争中开始上纲上线，甚至采取过火行动，把反对派政党推上政治被告地位，通过叛国罪、间谍罪等置反对派政党于死地。即便对于社民党，各国共产党在日益壮大后多是对其实行组织上的兼并政策，致使一些国家社民党内的部分反对势力一直耿耿于怀，始终在寻求“政治复辟”。正是在上述思想的影响和政策推动下，东欧曾一度轰轰烈烈的多党合作浪潮骤然熄火，加速转向一党制或者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
五、对前苏东国家多党合作制夭折教训的思考
前苏东特别是东欧一些国家多党合作制的夭折，对其未来政治体制的塑造及发展走向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也为后来的东欧剧变埋下了伏笔，其教训非常深刻。
其一，不能忽视人为因素对前苏东多党合作制消亡的消极影响。这种人为因素，一方面由共产党自身后来加以发散，导致苏东国家在政治体制上走向另一个极端，即普遍朝着一党专制、高度集权的体制演变，使执政的共产党成为各种冲突的漩涡，置自身于被动境地，直至最后成为“众矢之的”。这种结果，最终为其制度演变埋下伏笔。另一方面，由各国的反对派加以扩大和丑化，通过国际资产阶级的煽动蛊惑，汇合成国内外反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一股“逆流”。它们把自己打扮成遭到共产党镇压和迫害的“受害者”，以“悲情”角色博得民众同情，在社会上大肆进行扭曲性宣传，从而逐渐占据道义制高点，并最终在同共产党争夺群众的较量中占据上风，使共产党失掉了民心、失去了执政的社会基础。可以说，在后来的苏东剧变中，起主导作用的就是各国内部的反对派力量。而这股反对派势力的核心，在东欧实际上就是半个世纪前的各种反对派的死灰复燃与自然延伸。
其二，任何一国政治制度的选择和确立，都应从本国实际出发，适合本国的历史文化条件，不能照搬别国模式。可以说，十月革命后苏俄以及二战后东欧绝大多数国家在政治体制上选择多党合作制，都是基于自身国情和历史文化条件所作出的一种战略选择，是符合人民的意愿和社会发展要求的。一种政治制度一旦形成之后，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不能朝立夕改，这才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健康发展。然而，东欧一些国家的多党合作制都是在一种未能完成其历史使命的情况下急速了结的，尽管这一制度的夭折在当时存在某些合理性，但它渗入了浓重的人为因素。事实上，当时东欧多数国家的反对派政党都是在强大的压力下停止活动或解散的，而并非自愿退出历史舞台。东欧多数国家的社民党也是迫于形势变化而选择同共产党合并，许多国家的社民党内心其实并不甘心被共产党“吞并”，而是希望在联结东西方的桥梁中发挥其独特作用，但历史并未继续给其机会。随后东欧多数国家放弃多党合作制而引入苏联一党制模式，是一种政治压力的结果，割断了与本国政治、历史文化的天然联系。事实证明，这种外来体制的硬性“移植”无不以失败而告终，并给东欧国家带来极其惨痛的教训。
其三，执政的共产党如何对待其他民主政党，依然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所应认真思考和总结的重大历史课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无产阶级政党究竟应怎样建构和掌握国家政权曾有过某些粗线条的设想。他们强调，无产阶级一党不可能独自完成其历史使命，需要联合其他民主政党。列宁当时也意识到，布尔什维克党要战胜敌手，需要同其他各种非无产阶级政党、小资产阶级政党进行合作，并为此提出了联合的一系列原则。“十月革命”后初期，列宁进一步认识到布尔什维克党应当让其他政党来分掌政权，以完成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的繁重任务。然而，马克思、恩格斯当时并没有在一国范围内推行多党合作的实际经历，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同左派社会革命党的联合也仅是昙花一现，并没有足够的历史经验可以积累和总结。东欧不少国家共产党领导人在二战后初期虽都认识到多党合作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但后来这些党大多对其艰巨性、曲折性认识不够，特别是没有把多党合作制视为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制建设的一项长远战略，而只是视其为策略上的一种权宜之计。因此，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取得政权后应如何看待和实行多党合作，仍是一个需要认真考虑和谨慎谋划的历史课题。比如，多党合作制是不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所应长期坚持的重大战略？执政的共产党应如何才能顺利推进多党合作制度？应当怎样丰富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关于多党合作制的理论和实践？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都没有现成的答案，需要在实践中加以探索和总结。
其四，从前苏东一些国家多党合作制的夭折到苏东剧变，更加现实地表明了我们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正确性与必要性。我国现行的政党制度是西方敌对势力长期对我国进行攻击的主要话题之一，也是西方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的重要领域。我们在多党合作方面曾经有过曲折，走过一段弯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又回到正常与健康的轨道。当前，面对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特别是我国改革开放处于关键时期，在全面推进小康社会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我们首先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不动摇，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应共同担负起保卫国家安全、维护社会安定团结的责任，决不给国内外的反对势力任何可乘之机。其次，要与时俱进，根据时代和形势的变化要求，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特别是多党合作制度，增强参政党的作用，提高其参政能力，发挥其监督作用。再次，应全面认真地总结和吸取前苏东国家多党合作制方面的教训，并注意吸收国外尤其是长期执政的发展中国家政党实行多党合作的有益经验，使我国的政党制度在吸收和借鉴人类一切优秀文化和政治文明发展的有益成果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并更具时代适应性，更有生机和活力。
注释：
①《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71页。
②［匈］赫格居斯《赫格居斯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95页。
③王渝《二战后东欧国家政党体制的演变》，载于《东欧中亚研究》2000年3期。
④赵乃武等主编《南斯拉夫的变迁》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5页。
⑤有关数字参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12-522页；阚思静等主编《东欧演变的历史思考》当代世界出版社1997年版第203-207页。
⑥《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2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73页。
⑦高歌《东欧国家的政治转轨》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29页。
⑧［南］斯托扬维奇主编《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历史》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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