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揆一：民国政坛的失踪者
王开林
一
终其一生，充其量，刘揆一的好日子只有一年（1912年8月-1913年7月），在此期间，他先后两次入阁。先是在陆增祥的短命内阁（为期仅一个月）出任工商部总长，然后又在赵秉钧内阁继任此职。
现在回望民国初年，革命阵营一度弥漫着浓得化不开的乐观情绪，他们认为“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业已顺利完成，单单还剩下一项民生主义，只要大家群策群力兴办众多实业，就能功德圆满。适逢其风口，刘揆一出掌工商部，表面看来，这是一把人见人爱的黄金交椅，实则它是一把电椅。袁世凯初居极峰之位，勤于笼络人心，尤其要笼络一批重量级人物。他设宴为赴京就任的刘揆一洗尘，席间赞不绝口，不吝溢美之词，随后又特意为刘揆一的弟弟刘道一题写了“成仁取义烈士刘炳生”的匾额，以固结其心。然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刘揆一受向瑞琨兄弟的怂恿和撺掇，竟丧失原有的大局观，于1912年8月上旬登报声明脱离同盟会，一时间舆论大哗。更具有讽刺意味的事情还在后头，他脱会才十余天，由宋教仁主持，同盟会联合数个小型政党改组为国民党，并且有意将袁氏亲信赵秉钧推上总理位置，以全体阁员加入国民党为交换条件，从而实现“政党内阁”负责制，总统不再掌握实权，成为国家象征性人物。然而这个愿景只是空中楼阁，宋教仁被黑枪刺杀后，这个空中楼阁也随即灰飞烟灭了。
二
真可谓尴尬人逢尴尬事，刘揆一在新一届政府中留任原职，按照修订的规章，他刚刚脱会（同盟会）又要入党（国民党），与故人相逢，都不知道该如何解释自己的荒唐行为。
刘揆一率尔脱会，无疑是其一生中最显著的败笔，当时就有不少人谴责他此举是为了向袁氏表达忠悃，对此刘揆一百口莫辩。其谋身之拙，用心之苦，很难得到时人的体谅，尤其得不到孙文的原宥。刘揆一毕竟不是孙文、黄兴那种重量级人物，他的去处并不足以影响时局，甚至影响不了青年人的价值取向，而只能影响到自己的政治前途。他脱会脱得荒唐之至，等于忘却初心，否定既往，明珠暗投，令昔日的同志大失所望。刘揆一再度加入国民党算不算危机公关？这不好确定，但印象已坏，采取如此补救的措施，效果适得其反。
有人猜测，刘揆一本诸大乘佛谛，为普度众生而先入地狱，入地狱一念就足，出地狱却三生不够。地狱之门岂可妄入？这个说法未免牵强。
抗战后期，刘揆一避居湘西洪江，眼看国似鼎鱼焦烂，民若幕燕倾危，而自己年近古稀，心有余而力不足，遂嘱咐夫人洪稚荫缝制一袭袈裟，打算遁迹深山，去做野人。当然，这只是一闪念，闪念的火苗燃起之后尚无下文，没过多久，就是芷江受降，抗日战争终于吹响了胜利的号角。刘揆一携全家回到湘潭。现在，我们还可以看到他在1946年写的那幅联语：“身外无长物，布衣蔬食琴书；忙里有余闲，登山临风觞咏。”至此，他不再讨厌赋闲，尽管他曾觉得赋闲的滋味异常苦涩。
短命的洪宪王朝倒台之后，若干年间，在中国政坛上，走马灯似的，各路政客以红脸白脸黑脸花脸纷纷亮相，你方唱罢我登场。刘揆一完全沦为了过气人物，谁也不报他的餐，谁也不打他的米。尴尬的是，他与“功成身退”扯不上半毛钱的关系。在京城，刘揆一做了十多年寓公，直做得意兴阑珊。现在我们从其《年表》中能查到的实事，竟只有一桩，那就是他受生计窘困所迫，撰成一部《黄兴传》。此外，他还做过什么？今天我们已不得而知。总之，孙文没有请他出山，孙文死后，蒋介石也没有请他出山。这位民国元老就像失踪了一般，他只“活”在同盟会的历史资料中。
1.8 ELISA检测 样本预处理：从液氮中取出移植瘤组织，用预冷PBS清洗组织，擦干称重，将组织剪碎，将组织与PBS混匀(两者比例为1 g∶9 ml)，在冰上研磨组织，取液体成分离心，静置5 min，取上清液备用。然后按ELISA试剂盒说明，配制工作液，稀释生物素化抗体及HRP酶结合物，然后把ABCG2抗体放置于酶标板上，实验时样本或标准品ABCG2与抗体发生反应，去除游离成分。之后加入ABCG2抗体和亲和素，形成免疫复合物，游离成分被洗去，按顺序加入显色液及终止液，测得OD。
根据较大型广告牌匾的结构，可将其简单化，抽象成一个符号，但符号的设计应具有代表性。在符号设计时，可把它分解为一个主干体和若干个广告牌匾。同理，该类符号的绘制只需一个位置坐标和高度值即可。
三
其实，不劳刘揆一设虑周全，云南护国军枪声一响，袁世凯的死期已近到碰触鼻尖。同年（1916年）秋、冬，黄兴在上海，蔡锷在东瀛，相继溘然长逝，刘揆一身后彻底失去了两位最强有力的湖湘伟人的支持，他在政界再无靠山。
刘揆一的“失踪”也由他自身的短板造成，从政之外只能写诗，办报也是浅尝辄止。回旋的余地就小之又小了。抗战军兴，刘揆一激于强烈的民族义愤，发表了洋洋万言的《救国方略之我见》。这篇文章发表后，颇有反响，博得广泛的赞同声。由于多人举荐，国民政府只好做做样子，先是1932年聘请刘揆一为国民党党史编纂委员会编修，翌年又聘请他为行政院顾问，两个虚衔算是安慰奖。刘揆一到了南京，此时的政坛是何等景象？“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但热过之后，旋即就是冷，彻骨穿心的冷，故交退居二线，新贵占据要津，哪里还有他的一席之地？于是刘揆一愤愤不平，不禁暗发“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的感慨。“顾问”也者，顾而不问才算识相。然而刘揆一偏偏无视常识，不仅顾而且问，还吟成了《近代史诗十首》，讽刺当局。“三舍避兵公子气，四郊多垒大夫羞。樽前剑佩豪歌舞，帐里樗蒲乐劝酬”，“破釜沉舟言犹在，勒马悬崖计已非”，像这样的诗句，自然触痛了当局敏感的政治神经，衮衮诸公岂能高兴？他被解职原在意料之中，没想到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其子刘孝叔的行政院参事也同时被撤。国之不幸，家之不幸，合为国家之不幸，刘揆一所受的煎熬乃是双重煎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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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晚清到民国，刘揆一目睹了太多的乱象，身经太久的浮沉，对于得失荣辱，也就觇得分明。身外无长物又如何？但刘揆一本质上是一个政治化的文人（既不是政客，又不是政治家），在其生命的最后两年，他还欣然受聘为湖南省军政委员会顾问，为地方上“征粮”和“退押”的弊端，提笔给毛泽东写信，建议纠正。对这位同乡先贤，毛泽东礼加一等，不仅回复了他，还热忱地邀请他赴京议政。
这个机会来得太迟了些。1950年深秋，刘揆一病重不起。
依靠党员干部自身的政治素养和宗旨意识来确保其服务工作长效化、高效化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要有效保障党组织服务能力长效性，必须通过建立健全多元化的监督约束机制，严格制度约束和群众监督，从而引导和监督党员干部回归联系服务群众的本质。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当作如是观。”刘揆一信奉大乘佛法，熟读《金刚经》，他豪掷数十年光阴，只要参透了这二十个字，就不算空到人世走一遭。那些成王败寇又算得了什么？
(摘自《读书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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