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认知模型在心理治疗中的应用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心理治疗论文,模型论文,元认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08(2001)06-0067-07
元认知的基本含义为：对于其认知的认知。最早由Navell1979年在一些有关发展心理学的研究中提出，很快被扩展应用到其他一些心理学领域中，尤其在认知心理学、神经心理学和教育心理学等方面被广泛应用，因此颇受国人关注。实际上，这种元认知的观点在临床心理学中也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正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在过去的许多治疗实践中，心理学家就曾要求患者报告对自我的主观感受和认知状态，同时为患者提供一些元认知策略以帮助他们去更好地驾驭自己的观念、情绪和行为。在最近的几年中，有些理论开始强调元认知在用于表达和治疗各种临床症状中的作用，不过，目前的讨论大部分还是集中在如何建立一个能够充分展现基本认知系统并能广泛用于临床实践的框架结构上。
本文拟就介绍和提供初步的元认知框架结构以及如何利用元认知来帮助我们认识一些心理问题的实质和病因进行讨论，并且提供一些可以用于心理治疗服务的元认知观点。
一、心理治疗中的元认知建构
Nelson和Narens(1990)提出，元认知概念的产生是基于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是认知过程可以在两个或多个相互关联的水平上运行。[1]图1便显示了这样一种基本的结构形态，在这个结构中的两个相关联水平分别被称为元级（主体）水平(the meta-level)和客体水平(the object-level)，在这里，“元级”这个术语的运用实际上是借鉴数学和哲学中类似的用法而发展起来的。
第二个原因是元级水平包含有一个客体水平的动力模型，通常这个模型是随时间而变化的。Conant和Ashby(1970)证明如果这个系统是通过改变当前状态来达成一些目标状态的方式控制其动力过程的话，这个模型就是必要的。[2]第三是因为这里存在有两种控制关系，根据元级水平和客体水平相互之间信息流指向的不同，它们被分别称为控制(control)和监督(monitoring)。这种情况与电话机上的信息分流情况相类似（即话筒和听筒部分）。
图1.Nelson和Narens(1990)元级水平／客体水平两层面相互作用关系模型。在这两个层面之间的信息互动通过箭头加以表达，在元级水平中包含有一个不完善的客体水平模型。
1.控制
控制的含义在这里如同电话机上的话筒部分，是元级水平用来调节客体水平的。从元级水平到客体水平的信息流既可以改变客体水平工作过程的状态，也可以改变客体水平工作过程本身。因此这种对客体水平作用的结果包括了启动一个新行为，维持或调节先前的行为，以及终止一个行为。然而，这种自我控制并不能够获得来自客体水平的信息，因此需要一个监督装置，并且从逻辑上（即便不是心理上）讲这个监督装置是独立于控制装置的。
2.监督（及主体报告）
监督的含义在这里类似于电话机上的听筒部分，是元级水平用以从客体水平获取信息的。这个可以用来调整元级水平模型的当前状态。在这里，产生元认知监督信息的主要方法就是个人的主体报告。近年来，心理学家大多认为这种主体报告是通过各种信息流加以传递的。不过应该注意的是，在临床应用中这种主体报告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举例来说，元认知监督的失真可能会由于一些暂时的状态造成（如由于药物或外部刺激诱导导致的愤怒），也可能是由于一些长期稳定的人格特质所导致（如很多人相信自己的记忆是可靠的或有些人怀疑自己的睡眠是不会好的）。
从另外一个角度讲，这种元认知监督的失真也可以被看成是因为某些信号输入被遗漏或信号输入错误所致。尽管在人们的主观报告中会出现各种的歪曲和错误，但在临床实践中，我们还是需要去设法辨别这些内容，一方面，我们需要知道当事人对事件认知可能会做出系统歪曲（包括对外部事件和当事人内心体验的歪曲）；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知道这些输出本身对当事人的元认知监督并不会造成伤害（这就类似于医学中的‘实际症状’与‘对症状的描述／标签’）。当然，同时也需要小心这个问题，咨询治疗者们经常会由于某些错误的引导，使得人们在元认知监督中做一种错误的联系。
早在七八十年代的时候，Shafer和Snow就曾经提出，元认知监控中的各个组成部分可以被进一步细化成为一个更加精致的相互作用模型，并在这个上面描绘出更多的活动细节。在这种观点的影响下，Nelson和Howard借助系统论中自动监控器(servomechanism)原理对模型做了广泛的修改（图2）。
这种特殊的自动监控器实际上是借鉴了Nelson和Narens的早期模型发展起来的。自动监控器作为一个系统包含了六个部分：(1)个人期望的情绪状态；(2)基于对其当前情绪状态特点的元认知监督而形成的对自己当前情绪状态是什么样子的态度信念；(3)个体从自己的元认知库中提取某个有关各种情绪的标签，借用来表达自己的信念，并以此来监督客体水平上的情绪环境；(4)将当前的情绪状态与期望的状态之间作比较，如果两者之间存在矛盾的话，则转处下一个步骤；(5)通过元认知控制采取某些行动来试图影响客体水平上的情绪环境，从而使得当前的情绪状态更加接近于期望的情绪状态；(6)通过借用元认知库中现有的某种策略来进行上述元认知控制。以上事件的发生环环紧扣，相互影响，直至达到了期望的情绪状态。
3.情绪
情绪从它的元初意义上讲可以被看作为是个人对特定的事件、关系或对象的一种本能反应方式，在这里，“生理唤起与认知评价之间的密切联系和相互作用决定着情绪。”[3]
图2.自动监控器：一种对于情绪状态的元认知监督和元认知控制系统。其中的元认知库包含了个体对于各种情绪的标签，在元认知监督和元认知控制行动中它们可用来改变情绪状态。（资料来源：Nelson,T.O.,et al.,Metacognition and clinical psychology:a Preliminary framework for research and practice,Clinical Psychology and Psycholotherapy,1999,6,p.75）
通常情况下，情绪具有很多有助于个人生存的作用（如在黑暗中的恐惧可以帮助我们更快地逃离危险）；但是，有时这些情绪也可能会对我们的生存带来一些潜在的威胁，譬如，当一个儿童在穿越交通繁忙的马路时会有一些恐惧情绪，但由于其父母的过分担忧而促使他形成了对马路的恐怖障碍。而且，个体有时候会错误地把一种内部反应理解为是外部事件作用，举例来说，Forgas就曾经让其被试诱导出各种不同的情绪来，他不仅可以改变其感知经验的内容，而且还可以改变他们形成印象和激起反应的方式。[4]对于元认知结构来说重要的是个人选择用于解释经验的适当的情绪标签，因为它是表达当前情绪状态的一个特定标志，可以用来与其期望的情绪状态相比较。
二、元认知对于心理治疗研究和实践的意义
元认知对于心理治疗研究具有十分广泛的意义，尽管到目前为止在这方面的认识还不是很充分，但至少已经知道它可以被运用于对很多障碍的症状控制方面。图2中所显示的自动监控器将多个元认知成分整合成为一个系统，从而可以对其作独立地经验性验证，譬如要求个人描述当前的情绪状态，并按照自动监控器模型所示，通过策略指导来帮助他实际的改变当前情绪状态。按照Nelson和Narens的观点，元认知的每一个部分都可以通过改良而达到理想的状态。也就是说，这种“影响当前状态的行动”是相应于心理刺激对行动的评估结果而做出的，当个体评估这个行动会带来积极后果的时候，行动便相应发生；相反，当个体评估这个行动会带来消极后果的时候，行动便会因此而受阻或取消。为此，Gray认为人们在预期的状态与实际的状态之间存在一个比较装置（参见图2）。他认为许多人的曲解都是由于他们的预期（在模型中表示为客体水平，它将会随着其指向目标行动的发生而被激起）与其随后对所执行行动的认知之间相互矛盾的结果。[5]针对这一现象，临床心理学家们已经开始采取一些举措来激活这种元认知意识。
为了更好地说明这种元认知结构研究对心理治疗的潜在影响作用，下面文本将列举一些近年来国际上相关的实际研究例证。
1.精神分裂症
1992年，Frith提出，个体行动和意向的自我监督是造成大部分精神分裂症阳性症状的一个基本问题。后来Hurlburt和Mlakar等人的一些实证研究证明了Frith的这个假设，发现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自我监督存在错误。这个研究实际上就是按照上述思想而确定的，即“个体所报告的监督可能会遗漏某些输入信息，同时会增加某些可能并不存在的内容”。[1]
认知心理学家注意到，在精神分裂症患者元认知监督的输出中可能会不适当的强调某些正常人通常会忽视或自动淡忘的细节。Shakow认为，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这种对现实的错误解释，是由于他们不能够像正常人一样去反应多变的生活事件，相反，他们更容易把一些重要的事件忽视掉而去钻牛角尖。[6]当然，实际上，在日常生活中，许多与临床症状无关的问题也会因为不能够正常的去关注多样化生活事件而发生。
除了这种遗漏某些相关的输入信息和增加某些无关的输出信息之外，精神分裂症患者可能还包含有监督源(source monitoring)本身的错误。他们不能区分哪些现实事件是由于自我造成的或哪些是外部环境作用的结果。其实，早在1981年，Johnson and Raye就提出了监督源，只是在当时并没有认识到这个理论与心理治疗研究有什么关系。这种监督源的错误可能还同时包括了对于控制的错误归因，行动会被错误的解释因为是相应于外部刺激的反应，而不是由于自己的个人意愿所激发的。不过，这种说法并不新鲜，在过去的社会心理学中也曾经强调人们会因为不能够将现实与想象的内容加以区分而对一些正常的心理事件做出错误的归因。譬如，当人们对于一些外国的或不是很熟悉的事件作描述时常常会如此。当一些事件（或观念）对于我们来说并不熟悉的时候，我们就有可能因此而产生幻觉或错觉。[7]
2.不适当的过度愤怒
按照Kassinove和Sukhodolsky的观点，具有易激怒倾向的个体与精神分裂症患者具有某些相同的个性品质。[8]强烈的愤怒往往都会导致认知扭曲和缺损（如预制某种观念、评价或归因不当、错误谴责别人、不够公正或过于激烈等）。愤怒的范围十分广泛，包括了从被激惹到狂怒的各个不同水平。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经常会出现一些低水平的愤怒，这些通常并不会对健康造成伤害。
许多学者认为，人们对于愤怒的控制经常存在以下三种不同的误解。
第一种误解是认为愤怒是由于某些明确的事件所激起的，譬如，当目击一个杀人现场的时候，如果这个受害者是自己的一位挚友或亲人，他的遇害便可能会激起愤怒；但是，如果遇害者是自己的敌人，刺杀则可能会导致情绪宣泄甚至高兴。这个例子很好的说明了事件本身并不能激起愤怒；相反，正如前文中所引用的Nelson等人的元认知研究所表明的，如何为一定的事件做出标签（图2）是十分重要的。
第二种误解是认为愤怒虽然是属于六种基本情绪之一，但它在这其中可能更像是一个次级情绪(the second emotion)，是由于恐惧和痛苦的体验所激发而产生的。[9]可是，元认知学者们普遍认为，有愤怒倾向的个体很少能报告在这之前的经验。虽然，这可以认为是在个人的元认知库（图2）中还缺乏可用来表示属于其他情绪的标签，但个体的这种相应于剧烈变化的情境而迅速被激发起来的愤怒情绪反应应该是最直接的和原始的反应，显然，愤怒属于次级情绪的说法是难以成立的。
第三种误解是愤怒者因为愤怒可以获得相应的积极适应行为（参见图2）。但实际上以愤怒为中介的行为通常会引起个人的痛苦和对人际关系的伤害，有时候甚至会激发进一步的仇恨。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按照这种认知心理学的观点，元认知自动监控系统可直接被用于对愤怒的临床治疗。患者可以通过适当的帮助取得对某些被激怒感觉的更加精确的认知，从而可以有机会用更加善意的方式来对那些被认知为是怀有敌意的一方再次做出标签。举例来说，具有愤怒倾向的人经常会认为自己受到别人的冷遇或怀有敌意的对待，但是这类人可以通过观察其他人的类似行为来改善自己。他们会发现，这种愤怒不是出自于其他人的激惹，而恰恰是由于自己看待他人时的固有成见所致。也有一些理论认为易愤怒者们经常是由于一连串的未经证实的假设所激惹的，而事实上这个事件并不存在。[10]譬如，在许多家庭暴力中，始作俑者往往是彼此间的揣测。元认知训练则是帮助这些家庭成员意识到这种促使攻击倾向增强的相互猜忌并且用一种更为建设性的态度去看待彼此。
Eckhardt等人在情绪实验室中对家庭暴力中的男子一方的研究证明，有必要通过训练来帮助这些个体学会监督这些释放愤怒的认知行为。[11]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的信念趋于不合理（尤其在关于自我和配偶的评价上），同时，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在有关对非暴力家庭成员采取控制的想法上也是矛盾的。元认知监督训练或许可以帮助这些具有愤怒倾向的个体们去重新标签他们的想法，使之更加符合现实。在治疗中，可以通过将他们的观念与一定的标准相比较，并通过实际的元认知监督行动（如自我谈话），来促使他们的行为向与现实标准更加一致的方向靠近。
可能是由于重新标签的原因，认知心理学家们在对人类记忆的研究中发现如果在做出判断之前，人们不去为自己在回答一般性问题上可能的错误寻找一个理由的话，他们便会降低对精确回答各种一般性问题的自信。如果在应用标签之前（如“我对张明感到愤怒”），他们能够对自己为什么会使用某个不当的特定标签做出一些反省（如，我昨天晚上没有睡好，所以我今天显得特别敏感和易受刺激），这样也许能够对他们的情绪状态做出更好地监控；也许在临床治疗中，我们可以帮助患者去找出一个适当的标签范围，而不是仅仅让他们去描述那些愤怒情绪体验。当愤怒被重新标签为是一种伤害或惧怕时，我们便有可能寻找到一些更为有效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们可以设法帮助他们去作一种更加有效而精确的比较，并借此来评价对他们所期待的目标状态的潜在影响。
综上所述，除了帮助患者改变元认知监控时的情绪标签之外，临床工作者们还帮助患者选择一些更加有效的行为途径，以此来改变那些令他们觉知到自己的情境。图2中自动监控器的各个组成部分对临床研究来说都具有极大价值，他们各自可以成为不同的研究领域并能在未来得到很好的发展。因此，基于过去的临床研究以及目前有关元认知构架研究，我们可以相信元认知监控及其相关研究大有可为。目前的研究只代表了这个领域研究工作的一个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