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20年中国政治文化发展成就及存在的主要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政论文,年中论文,文化发展论文,成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D60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201(2000)05-0067-06
一、成就
近20年中国政治文化发展是伴随改革开放，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科技等领域的改革进程，曲折前进的，可以说别开生面，新鲜而具有活力。20年间，邓小平从中国国情出发，结合时代特征，不断总结实践经验，集中全党全国人民的智慧，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形成了邓小平理论，树立起一面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邓小平理论中的政治文化方面，在政治认知上，完成新时期政治观念的重大转变，并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所认同，而且付诸和表现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可以说，中国人在新时期政治观念上的重大转变，是近20年中国政治文化发展的主要成就。这一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十个方面。
（一）政治生活主题——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民主、服务经济转变
从1957年下半年至1976年10月，中国政治生活的主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期间，“文化大革命”十年间，达到极致。“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自上而下地成为全民的普遍政治意识和行为标准，导致政治思维“以‘左’为正”、“以正为右”，人们称之为极左偏狭症、恐右症。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敢地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完成了工作重心向现代化经济建设的转变，提出了恢复、发扬、发展人民民主，政治服务于经济。邓小平分析了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生产的矛盾，确定了社会主义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现代化建设的中心任务是进行经济建设，从而政治生活主题转向民主管理和服务经济。
纵观20年间人民民主观念和政治服务经济观念的转变和发展，大体上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邓小平提出的“经济民主”，表现为企业职工民主管理意识的增强和经济体制改革意识的不断强化和深化，自主经营、自我发展的自主、自我意识逐步提高。国有企业职工大多树立了通过职工代表大会参与企业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观念，以及在市场经济下，参与创新开发和平等地正当竞争意识。二是邓小平提出的创造比资本主义民主更高的政治民主，表现为公民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政治认知上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关注和获得了全面系统的认识，在选举行为上，从人大代表的选举到群众自治组织和基层单位的选举，愈益表现出自主选举的自我意识。政治民主观念的增强还表现在公民对政府行为和公职人员职务行为的政治评价与政治监督意识和主动性积极性日益增强。相当数量的公民具有了维护自身公民权利和利益的意识。三是思想自由和学术民主，表现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深入人心，不断打破思想禁锢和僵化，人们无论是利益的表达还是意愿的诉求，日益敢于和乐意诉诸舆论，以及参与议政和政见、政策问题的讨论，社会科学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切实体现了双百方针，一般已形成自由表达意见的氛围。总之，围绕经济这个中心、这个政治生活主题，毛泽东当年期望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已基本形成。
（二）国家职能——由单一政治职能向综合治理转变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和“以阶级斗争为纲”年代，人们对国家职能的政治认知是单一和偏狭的，比较普遍地自动或被动地接受单一和政治职能的认识，在人们的政治心态、心理上，自动或被动地“深刻绷紧阶级斗争的弦”，“密切关注阶级斗争新动向”，就是国家政治职能这一项也只剩下了打击、镇压“阶级敌人”这一条。以至搞得人人自危。改革开放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生活主题，邓小平明确提出国家总任务是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包括经济建设、民主政治建设、思想文化建设、以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总目标，因而国家职能转变为以经济管理为中心，发挥综合治理和管理的职能。在政治职能方面，对于局部存在的阶级斗争问题，纳入法制轨道处理，国家政治职能主要是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民主职能，为此，民主政治要制度化、法律化。国家的社会管理职能应置于国家职能的重心，为此要发挥国家机关组织、协调、控制经济和社会发展，通过实施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各项战略，实行宏观调控和法治，保障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在人们的观念上，20年间逐步顺应了上述观念转变的进程，从观念到行为上，基本上达到了对国家职能转变的“政治认同”。在政治心理层面，人们切身感到国家职能的转变，首先使自己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禁锢下获得了“第二次解放”，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社会主义积极性释放出来，主动性、创造性得以表现。其次是切身感受到物质文化生活的提高，综合国力的增强，国际地位的提高，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的进展。因而，对国家职能转变由衷的欢欣鼓舞和发自内心的赞同，得到社会心理的广泛支持和具有了深厚的社会心理基础。在市场经济发展进程中，国家经济职能向宏观调控方式转变，权力下放给地方和企业，以及在社会发展方面，实行社会化，人们对国家职能的政治认知，获得了分权分级分层和群众自治的政治新认识，从而使自己的政治观念更适应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同时，日益把国家权力的行使和公民权利保障联系起来、结合起来，在整体和全局上看，国家和社会治理管理体制，正从传统的“国家制约社会”向“社会制约国家”的现代社会转变中。
（三）政党功能——从统包一切向“有所不为”的执政党政治领导方式转变
从50年代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党的领导制度实行“党委大权独揽、书记挂帅”，党领导一切，统包一切的体制和方式。1980年，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讲话中指出，现行政治体制的首要弊端是“权力过分集中”，“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个人领导”。同时，党的领导变成了统包一切，造成以党代政、党政不分，使国家机关职能不能正常发挥。结果，损害了各级党和政府的民主生活、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制、个人分工负责制等等。这种状况是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发展和繁重复杂的任务不相适应的。为了更好地坚持党的领导，邓小平强调，必须改善党的领导。邓小平提出，首先要结束人治局面，实行法治，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原则是依法办事，依法治理管理国家和社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进行活动。即执政党领导方式必须转变到法制的轨道上来。党领导人民立法，要集中人民意志成为党的意志，党的意志必须通过国家立法机关转化为国家意志，制定成法律。其次，实行党政职能分开，消除以党代政、包办一切的现象，执政党的政治领导主要是进行总政治决策，监督国家机关工作和向国家机关选拔、推荐干部和搞好思想政治工作，支持政府工作，提高行政效率。再次，要切实实行党委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改变个人专断制度”。“重大问题一定要由集体研究和决定。决定时，要严格实行少数服从多数，一人一票，每个书记只有一票的权利，不能由第一书记说了算。”集体决定，分头去办，各负其责，失职者要追究责任。再次，要加强党内监督，反对特权，反对腐败。切实实行公民在法律和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党员在党章和党纪面前人人平等原则。人人有依法规定的平等权利和义务。任何人犯了法不能逍遥法外，不允许违反党纪的人逍遥于纪律制裁之外。同时，要由专门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
上述邓小平关于改善党的领导，转变执政党职能的观点，经过20年的努力，大多已基本落实，大多数社会成员也普遍接受。特别是邓小平倡导的对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群众监督”，在党员群众和社会大众身上，已成为一种自觉的自我意识。虽然这种监督意识还有待强化，但它已形成一种社会心理势头。
（四）民主观——增添了新时期的新内容
自1957年反右派、1959年反右倾、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以及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组成部分的民主集中制受到损害，“文化大革命”十年间，社会主义民主从制度到观念都遭到无情的残酷践踏。1978年12月，邓小平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重要讲话。在这个讲话中，他提出“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要真正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要“发扬经济民主”，充分发挥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积极性，扩大企业和农业生产的自主权；要切实保障人民民主，保障工人、农民个人的民主权利，包括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他还强调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80年代，邓小平特别在民主化问题提出：社会主义民主在国家制度上要体现切实的人民当家作主，其中特别重要的一点是国家机关要贯彻为人民服务宗旨，立法和决策要充分听取人民群众意见，代表人民利益，努力实现人民利益；社会主义民主在政治制度上要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成效地发展人民代表大会的职能和发挥人民代表的作用；社会主义民主在决策体制上要切实实行民主化、科学化决策原则，认真听取群众和专家意见，注意社会公论和舆论；社会主义民主的推进要扩大到基层群众自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社会主义民主还应表现为发展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发展人民群众的政治监督意识和能力，党和政府的工作、行为，要置于广泛的群众监督机制之下。
从政治心理层面而言，上述民主观在新时期增添的新内容，是顺应民意民心的，我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由此而欢欣鼓舞。从经验认知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经济民主已成为坚定不移的信念；从国家制度、政治制度、决策制度、基层民主政治、社会各领域的民主氛围的体验，对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质和内涵也已有初步的政治认知意义的了解。尤其是维护自身利益的公民权利义务观念极大地增强。绝大多数公民对于反民主的思想和行为怀有深恶痛绝的政治感情。尤其是对国家公职人员的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不断发出强烈的要求依法惩治的呼声。总之，中国公民大多数在新时期树立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新意识、新观念，并在经济、政治、社会生活中作出自主的表达。随之而来的是传统的“从众”的心理，政治冷漠态度，日益淡化和趋于消弱。
（五）法治——由法律虚无主义转变为依法治国、依法办事
“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横行无忌，搞打、砸、抢、抄、抓，“群众专政”，鼓吹“群众运动天然合理”，声言“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宪法和法律遭任意毁坏。1978年，邓小平总结历史的教训，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要加紧立法，加强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做到功过分明，赏罚分明，伸张正气，打击邪气。他强调，搞现代化建设，必须健全法制，实行法治，不搞人治那一套。国家和企业、企业和企业、企业和个人等等之间的关系，也要用法律的形式来确定。广大人民群众要遵守法律，要学会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的权利和利益，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有不少要通过法律来解决。
改革开放20年，随着法律的日益健全和完备，以及普法宣传教育，公民的法制观念基本树立起来并日渐强化。法律虚无主义可以说已无市场。人民群众厌弃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的现象。首先，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日益深入人心，一般说来，现在谁再搞长官意志，已行不通。其次，人民群众对国家立法机关寄予厚望。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不断增长依法行事的意识、观念。“依法行政”法律原则已尽人皆知。广大群众尤其要求秉公执法，对司法公正更有强烈要求，法律监督意识已初步具备。再次，公民权利由法律保障的意识也逐步普及。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主动关注、学习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法律，不少事例表明，当他们的权益受到侵害时，他们已敢于和善于运用法律依法维护自己的权益。再次，大众传媒在普法宣传教育中起了对公民法文化教育培训的重要作用。公众喜闻乐见电视、广播、新闻报刊有关执法、司法方面的专题报道和有关法律问题的讨论。
（六）政治决策——由经验决策向科学决策的转化，并有决策的社会参与
传统的经验决策体制和方式已不适应时代潮流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需要。80年代初，邓小平指出，经验决策通常与个人专断的决策体制是紧密相连的，它往往与家长制思想作风结合，导致决策的失误，甚至犯极其严重的如“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灾难性错误。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采用现代决策体制和方式，不仅要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实现决策民主化，而且更要实现决策的科学化。为此，不仅在重大决策时要认真听取广大群众的呼声和意见，注意社会舆论，而且要吸收有关专家、学者参与。同时，切实发挥各民主党派、人民政协参政议政作用，听取他们对决策问题的意见和建议。党的决策，人大和政府的决策，都应该遵循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原则。
20年来，由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密切，公民的决策社会参与积极性不断高涨。他们有的著文建言，有的以通信方式“上书”，提出立法建议和决策建议，有的通过舆论媒体表达决策、意向，有的向人大、政府和各级党委信访部门反映决策执行中的重要情况。这些决策信息输入和反馈，都有助于决策的科学化，也表明公民通过决策的社会参与，表现出民主意识的增强。
由经验决策转向科学决策，观念的转变，有力地促进了决策科学化的实践。“八五”和“九五”期间，党中央和人大、政府的决策活动，都要在认真听取、集中群众正确意见的同时，组织有关专家参与专项调查研究和论证，参与决策方案的优化选择，实现了决策分析的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对决策实施过程中发现的突出问题和普遍性问题及时做出补充决策或纠偏决策。这标志着我国的“政策文化”水平，已达到了人民群众期望的“即公共政策倾向）基本要求。
（七）政府职能——由单一的行政指挥转向服务和宏观管理。行政机构从精减向重质量、重效能。
（八）政治人才观——由重资历、重德转向德、知、能、绩综合并重。采取公平竞争、优化选择机制。注意社会公讼。
（九）与世界经济发展全球化趋势相适应，自上而下地不断增强了开放意识和国际意识。
（十）时代主题由“战争与和平”、“准备打仗”、“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等观念转向“和平与发展”的全民共识。
(7)、(8)、(9)、(10)四点是不言而喻和显而易见的事实，因而也是绝大多数中国公民的理性的与经验的政治认知。兹不详述。
二、主要问题
从迈入21世纪的前瞻角度看，中国政治文化发展作为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还面临着几个突出的问题。
（一）主文化的政治社会化问题
主文化即我们称之为的主导政治文化。在我国即指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而且它已载入宪法，因而也是全国人民行动、行为的指南。2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内，国家机关内，知识界、理论界，特别是在党政领导干部中间，持续不断地开展了学习邓小平理论的各种形式的活动，收到了一定的实效。现在，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三讲教育正在进行，预期在三讲教育中各级领导班子学习邓小平理论可以有新的推进。从人民群众是建设现代化法治国家的主体而言，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国人民，实现主导政治文化社会化理应提到日程上来。迄今为止，有关邓小平理论的研究、宣传、教育的专著，读本已经不少。但邓小平理论中的政治理论、政治观念体系的研究和阐释还处于分散的你说一点他说一点的状态。这就需要组织专门的力量进行研究，并写出通俗的公民政治教育培训性的读本课本，把邓小平政治理论、政治思想普及于全民。这是实现主文化的政治社会化的一项基础工程。但至今仍未引起有关方面的特别关注。
（二）反文化现象的遏制问题
反文化即我们称之为的敌对的政治文化。80年代以来，我国社会的反文化现象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这种思潮在80年代几度泛起，一度导致严重政治风波。90年代，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表面上看似已销声敛迹，但在实际上仍然潜在着。在世界信息化加速的情势下，境外存在着这种思潮的流源。做为反文化的政治文化，将长期存在并发生一定消极影响。对此，不仅需要保持警觉，而且需要切实地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二是极少数党政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表现出的政治腐败行为和思想意识。其人数极少，社会不良影响广度和深度不可小视。政治腐败在观念形态上是反正式制度规范的思想意识，其思想基础是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它对于现行政治制度和体制是蛀蚀剂，对于社会的腐化倾向是毒菌。多年来，在国家公职人员中进行的反腐倡廉教育收到一定效果，但是，力度不够，和法制教育结合不够紧密。实际上，不少干部存在冒险试法和侥幸逍遥法外心理。对此，应把惩治腐败和预防教育结合起来。
三是少数社会败类、害群之马、挺身试法者，存在故意违法犯罪心理。这种心理是有意与现行政治法律制度化规范对立的。其人数不多，但对社会危害甚大。对这部分反文化现象尤应特别予以重视，采取特殊措施进行法制教育，并与惩治结合起来。
（三）公民政治文化公布不平衡问题
从社会基本力量看，我国占总人口约80%的农民，20年来他们所关注的是奔小康，在解决温饱之后进一步提高物质生活水平，还有一部分有待脱贫。总的说来，“致富”是他们的主要行为导向和政策态度倾向。因此，我国农民的政治文化水平偏低，在政治文化的内容结构中，他们的政治认知能力低，政治认识较差。只是政治感情上，对党和国家的富民政策由衷地拥护。我国工人队伍的多数人具备中小学文化程度，其中的中年部分有过“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政治认知，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家发展，有切身体验的历史对比，这部分人的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评价三方面意识观念比较全面深刻。青年部分，社会阅历浅，伴随着改革潮流半主动半被动走过来。他们所受系统的政治法律教育不多、不深。追求时尚是他们行为的主要取向、导向。因此，从整体而言，我国工人的政治文化水平一般高于农民而低于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社会精英，从理论上说，他们应具备精英政治文化水平，但在实际上，他们远未达到这一地步。知识分子大体上可以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从政的干部，这部分人在知识分子群体中属于政治文化水平高层次部分，但多数也未达到理性与实际结合一致的应有程度。第二部分是从事专业理论研究和教学以及实际技术工作者。这部分人从总体上说在知识分子群体中属于政治文化水平的中层次部分。他们中的少数人如政治、法律学者、律师等，比较专注于政治文化有关的学术，多数人大部分时间埋头岗位范围内的业务、技术，很少有时间关注政治文化领域的问题。第三部分是从事赢利性管理和经营者。他们除了关注公共政策与己有关的部分，具有一定的政策文化倾向，对政治文化基本上不关心，因而他们是知识分子群体中政治文化水平低层次部分。此外，改革开放以来，社会阶层分化和职业分化，从各阶层和各职业部门角度看，我国社会公民政治文化分布的不平衡更呈现出复杂的不平衡状态。如果考虑到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区域不平衡这个全局性因素，我国公民政治文化分布不平衡问题，乃是制约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一大问题。
（四）政治文化及相关学科建设严重滞后问题
西方现代政治文化理论作为一个学科已有半个世纪的历史。我国至今还未把“政治文化学”列为一个学科。改革开放20年来，理论界对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做过较深入地探讨，但对政治文化理论的研究未提上日程。有几所高校的政治学概论著作中，列有“政治文化”专章，但多为对西方政治文化理论和研究方法的介绍和评价，多少结合点中国实际的阐释说明还未深入，浅尝辄止。与政治文化学相关的几个学科建设也未达到应有程度。政治认知方面，政治学理论学科，经过20年来努力，有很大进展，但与1980年中国政治学会确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的目标距离尚远，已有的代表性著作，对政治学基本概念的阐释，还处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状况，不少著作仍在重复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还未达到“政治科学”的具体界域。至于政治心理学、政治社会学、政治伦理学、社会心理学、与政治文化学密切相关，至今还止于规划的题目，大多还是一片空白。从政治社会化而言，政治文化学及其相关学科建设在公民政治教育培训上理应承担起理论先导的任务。以此视之，我国政治文化学及相关学科建设严重滞后的问题是一大症结性问题，不容再继续忽视和无视。
以上四个问题，从解决问题的紧迫性而言，都应有迫不及待的感识，但比较而言，对于反文化现象的遏制应为重中之重，因为，这个问题的解决具有现实意义，受到举国上下的关注和热切的期望。
[收稿日期]2000-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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