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制度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文献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经济增长论文,政治制度论文,文献论文,贡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JEL分类：O11，O17，O47
中图分类号：F09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249(2009)07-0072-011
一 前言
世界各国真实经济生产过程表明，经济增长影响因素可分为生产要素和非生产要素。若依据积累性标准并以生产函数方法考察，经济增长主要来自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劳动力等直接投入，技术进步和制度因素等影响资本积累、劳动力投入决策和劳动生产率，即影响生产要素投入和使用效率促进经济增长。纵观国内外研究文献，任一要素决定论往往强调自身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影响，至今对经济增长根源、要素作用重要性及主次关系并没有形成统一共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制度和技术进步等要素和生产要素投入往往相互融合，要素耦合发展增加了增长来源识别和单要素贡献分离的难度。对于中国经济高增长来源问题，国内文献往往将西方成熟市场经济理论直接应用于中国经济改革实践，忽视中国经济改革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和经济增长是经济体内要素综合持续作用的结果。对于中国转轨经济改革，我们认为30年经济改革成就主要归功于经济制度变化，中国没有简单复制西方成熟市场经济模式并采取激进式改革道路，而是在结合本国国情和资源禀赋基础上，在既定的政治制度框架内，开创性地实施渐进式的市场经济制度改革模式，充分结合中国经济特定环境和融合市场经济的普适性规律，实现本土化下内生性和自适应性制度创新。可以说，经历了30年的改革开放和市场化经济改革，中国转轨经济发展实践使得众多增长问题不仅具有新的应用价值，而且还具有新的理论价值。中国市场化和产权制度改革还将一如既往地开展，渐进式改革模式还将在较长时间内持续，政治领域改革也将会不断发展和深入。中国特定环境中的转轨经济改革，需要适宜国情的本土化理论加以指导。为此，本文在郭明星、董直庆、王林辉(2008)和王林辉(2007)的基础上，对比和评价政治制度作用、经济自由化和民主化重要性以及先后顺序的经验认识，通过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对政治制度作用的评价深化制度问题分析，并指出政治制度研究文献的局限性以及有待深化的前沿研究领域。
二 政治制度贡献：制度决定论视角
依据North(1981，1990)定义，制度就是一系列正式或非正式的游戏规则总称，主要用于激励和约束个体和组织从事生产性和破坏性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其他活动，对保持持续合作、减少不确定性和交易成本、提高经济产出具有重要的作用。Acemoglu & Johnson(2003)认为，制度至少包含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两类，经济制度又可以细分为防止政府剥削和保护私有财产的产权制度和减少交易成本以保证合约有效实施的合约制度。若对经济增长贡献而言，产权制度作用往往表现更为显著。政治制度主要是指激励和约束政治领域中个体特别是政客和政治权力精英行为的一般规则，如宪法和立法规则等，也直接表现为民主、专政或独裁的政府组织形式。制度是解释组织结构和经济增长绩效的逻辑起点，也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要素发展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经济体内要素发展、个体和组织行为、经济产出绩效无一不体现政治经济制度作用特征。在不同的政治制度环境中，即使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水平相同，不同国家也可能选择不同的经济发展道路和经济增长方式。Acemoglu et al.(2004)认为，经济体只有实施制度激励特别是政治制度激励，刺激社会投资和技术进步才能实现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从根本上依赖于政治制度的发展。North and Thomas(1973)和North(1990)认为，资本投资和技术进步等经济体内要素的发展，只不过是经济实现增长的渠道，其发展本身就是经济增长。Knack and Keefer(1995)、Hall and Jones(1999)、Dollar and Kraay(2003)和Rodrik et al.(2004)认为，一国经济正是通过政治制度制定游戏规则并共同约束政府行为，提高技术进步和可积累性要素投入，才能最终实现经济增长。针对Sachs et al.(2004)提出的非洲国家脱离贫困不是依赖自身改革而是需要外部援助的观点，Rodrik(2006)指出非洲贫穷国家不是缺乏援助，即使非洲贫困国家存在大量外部援助，也会由于受助国低水平的制度安排和治理效率，而无法有效吸收资本实现经济增长。这些国家已经陷入贫困陷阱，外部援助只会使其成为腐败者的温床，并非外部援助而是改革才能脱离贫困。
政治制度内生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的发展阶段需要不同的“适宜制度”，但政治制度在特定时间内具有稳定性，计量方法的局限性往往不易直接估计其作用贡献。①因此，政治制度决定论的研究主要体现为案例分析和经验演绎，特别是针对一些国家和地区在特定历史阶段中的制度问题分析(郭明星等，2008)。O'Rourke and Williamson(2005)考察了1550年时的马尔萨斯经济和现代经济之间的关系，发现工资土地租金比率在1550年时曾出现大逆转，从原先急速下跌转为长期快速上升趋势，这种工资土地租金比率逆转不是工业革命引发技术进步的结果，因为工业革命主要发生于1760-1780年间，工资土地租金比的逆转源自欧洲的对外贸易，正是欧洲的对外贸易、海上低廉的交通运输成本、自由化政策，欧洲不同国家不断缩小要素价格差距，并最终促进了1550年后欧洲经济的大发展。对于1550年西欧国家的财富大逆转问题，Acemoglu et al.(2002b)进一步研究发现，大西洋贸易和殖民主义是西欧国家1550年财富逆转的主要原因和重要推动力。但是同属于大西洋贸易国，不同贸易受益国在1550年到1800年间经济发展却出现了明显分化，根本原因在于大西洋贸易受益国之间初始制度禀赋的差异。诸如以法国等为代表的大西洋贸易国，真正从大西洋贸易过程中受益的是皇室集团，大西洋贸易的巨额利润促使皇室集团更加强大和国家更加垄断集权。而以英国和荷兰为代表的非集权国家，在大西洋贸易初期就存在着大量商人，市场竞争和大西洋贸易使得商人集团更为富有。随着商人集团发展壮大，巨额财富为个体私营者保证自由贸易提供了强大的物质支持，深化了英国和荷兰等国家的对外贸易、市场竞争、经济自由和经济增长。西欧兴起的根源在于初始竞争性制度安排和产权保护，其作用过程用流程图表示如下：大西洋贸易的便利条件(地域及区位优势)和非集权的初始制度安排→欧洲大西洋贸易发展→竞争程度和产权保护水平增加→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和民主制度的改革与发展→市场竞争、贸易发展、民间投资和经济增长→政治制度完善→经济持续再增长。不过，对于西欧经济大发展的初始冲击问题，也有学者持有不同的见解，张宇燕等(2004)认为，16世纪大量黄金白银流入西欧，初始资本的积累最终刺激了西欧的大发展。Acemoglu et al.(2004)认为欧洲殖民地国家的发展与此类似，由于不同个体受益于不同类型制度安排，对于同属于欧洲殖民地的国家，如美洲的阿兹特克和印加，具有相似的经济资源和社会文化等外在约束，但不同的殖民地国家却出现不同的经济增长现象，利用如定居者死亡率和人口密度等变量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越是殖民者不适宜居住和人口过于密集的地区，欧洲殖民者越是容易采取剥削性和掠夺性的政策，而适宜居住和人口相对不密集地区，欧洲殖民者就越容易移植欧洲民主化的政治制度和竞争性经济制度，建立有效保护大多数人利益的产权制度，进而促进该殖民地国家的经济持续发展，即卫生疾病和人口密度等条件→殖民地国家殖民者的政治经济制度选择→殖民地国家的经济增长。张光南和李军(2008)利用41个英西葡殖民地在1970-2003年的跨国面板数据，检验制度、政府规模和经济增长关系，检验结果发现制度质量影响政府财政支出和政府规模进而影响产出效率，由于英属殖民地制度质量明显高于其他两类殖民地，三国殖民地经济增长分化现象明显，英属殖民地经济增长效率最高，表明不同类型制度对殖民地国家经济增长的作用存在差异。或者说，制度质量不同，资本边际产出不同导致经济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稳态性质出现差异(张光南，2007)。为验证政治制度贡献和增长决定因素分析，Rodrik et al.(2004)利用64、79和137个国家的数据，分类检验结果发现：(1)政治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贡献显著，政治制度在GMM方法估计下更为显著，并且系数是OLS估计下的22倍。在控制政治制度的作用后，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显著，地域也表现出类似的特征。(2)贸易、政治制度和地域间存在因果关系，政治制度对贸易和地域的作用系数高而且显著，在Acemoglu et al.(2001)的研究样本及更大的样本中，只有政治制度表现出对人均收入、单位资本、人力资本和TFP的解释力，即政治制度决定论在上述样本中对经济增长的解释更具效力，政治制度才是国家间经济增长和经济绩效差异的根本原因。章奇和刘明兴(2005)认为，殖民地经历、资源禀赋和宗教传统等对政治制度有着关键作用，但意识形态也有决定性影响。
如果能够直接观察到同一国家政治制度更替即民主转轨前后的经济产出差异，对政治制度作用贡献和经济增长因果关系的解释就更具说服力。Rodrik and Wacziarg(2005)用已完成民主转轨的国家为样本，利用特定时间段、民主转轨进程和政体性质将政治制度指标细化，包括民主转轨过程、新民主、集权化和新集权等(主要为5年)情况，利用Penn World Tables的1950-2000年数据，对比和考查民主转轨前后经济增长变化问题，得出民主转轨对人均经济产出的作用贡献是正向显著的。Kaplan(2000)和Zakaria(2003)强调，发生民主化的国家经济虽然获得增长，但并不是民主本身促进经济增长，而是在民主方式下经济体更易于实现市场竞争、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私有产权保护和防范被统治者剥夺风险，即民主制度能够引导经济更加开放和民众政治自由，进而保证经济持续增长。但一些国家由于经济处于较低发展水平，政治经济制度发展也并不完善，直接采取激进但不具有适应性的民主转轨，经济增长可能就会出现混乱，甚至更大范围的腐败和经济衰退。诸如Roland(2000)和Blanchard and Shleifer(2001)发现，联邦制竞争模式的政体形态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诸如美国就有效，但在俄罗斯等国改革过程中，却导致了中央和地方的冲突和经济不稳定并最终导致衰退。不过，政治制度和经济增长关系是建立在短期基础上，民主转轨对增长的短期作用效应不能代表二者一定存在长期因果关系，即民主制度是否一定是最优制度，转轨国家短期历史不能完全证明(郭明星等，2008)。
政治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决定性作用是否表明，在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只要是曾经出现并存续一定时间的政治制度或民主形态，是否都一定存在效率？回答是否定的，现实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些国家就曾出现过劣等政治制度并得以长期持续，这是为什么呢？Robert et al.(2006)认为，统治者鼓励被统治者以及一般劳动者积极开展生产和投资，但由于分配是事后才发生，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间需要克服相互间的承诺信用和社会剩余分配的时间不一致性问题(即当事人双方承诺的时间和承诺兑现的时间矛盾)。由于时间和承诺的矛盾无法事前克服，民主制度即政治制度的更替将以社会冲突方式实现。这样，政治制度均衡就必然体现当事人间的资源禀赋和权力结构，均衡制度就直接反映和体现控制权主体的利益，或者说，只有当控制权主体利益与经济增长方向保持一致时，作用博弈均衡结果的政治制度才可能促进经济增长。Acemoglu et al.(2004，2005，2007)认为，政治制度内生于经济增长，是社会集体选择的结果，政治权力又是政治制度演进的决定因素，即体制内合法的政治权
，政治制度内生于经济增长又反过来决定经济增长(韦森，2002)。因此，政治制度是经济个体或组织基于其资源禀赋博弈均衡的结果，不同集团和个体会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和选择偏好，政治制度的利益和权力再分配效应。使得拥有合法和控制性地位的政治权力精英不仅决定均衡政治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而且只选择有利于其利益和权力分配的政治制度。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技术进步等要素发展，经济个体资源禀赋和权力结构变化，制度均衡将发生变化甚至出现革命以迎合不同控制权主体的利益(林毅夫，1989)。可以说，近代欧洲经济和文明的兴起，就是在大西洋贸易中受益并且逐步壮大的商人集团和皇权利益集团博弈和斗争的结果，即经济增长根源于大西洋贸易和初始竞争性的制度安排。Fleck and Hanssen(2006)针对古代希腊民主起源问题分析时也指出，民主制度并非来自外在因素冲击，古希腊的财富结构和投资保护制度以及不同利益集团间博弈，使得古希腊民主得以产生和发展。不过，黄少安等(2003)指出，均衡政治制度还依赖于当事人特定的信息结构、社会经济地位和制度再分配功能。现实世界普遍存在不对等经济关系、不对称经济资源和制度再分配效应，决定制度安排和现实制度均衡的多重性和政治制度演进的独特性(Border and Segal，1997)。罗必良(2008)认为，“好制度”就是在特定环境约束下，经济个体能够实现制度预期目标的制度安排。若政治制度能够更为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这类政治制度就是一种“好而不是坏”的制度。若政治制度能够使得政治权力分配更分散，政治制度的作用将更具效率。因此，一国既存的政治制度并非一定能够促进经济增长。
三 政治制度贡献：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视角
若经济增长取决于政治制度，为什么既定政治制度约束下，穷国的经济改革能够实现高于富国的经济增长？诸如中国、印度、越南和孟加拉国等一些较为贫穷的东亚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了快速的经济增长？为什么20世纪在政治制度较为完善和稳定的欧美国家，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还会出现剧烈波动，甚至演变为金融和经济危机(Rajan and Zingales，2002)？Mulligan，Sala-i-Martin and Gil(2003)发现，民主和非民主政体中的政府对公共政策偏好并没有差异。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欧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历史表明，只有资本积累(Romer，1986(a，b)，1999)、人力资本投资(Romer，1994；Grossman and Helpman，1991)、技术进步(Olsson，2005；Wu，2003)、国际贸易和经济一体化(Yang and Borlarnd，1991；Sachs and Warner，1995；Frankel and Romer，1999；沈坤荣、李剑，2003；Dollar and Kraay，2004；Kevin and Williamson，2005)、市场竞争(Deininger and Squire，1998；Fordes，2000；Barro，2000)才能促进经济增长。新兴经济体和转轨经济国家，更是需要物质资本积累、技术创新和市场化改革才能实现经济增长和制度发展。Sachs et al.(2004)认为，非洲的一些贫困国家已经陷入贫穷陷阱，不仅边际资本收益率低，人力资本投资、技术创新严重不足，地域环境和卫生健康条件恶劣，也缺乏足够的资本积累，只能依靠国际援助而非自身的政治制度改革。Lipset(1960)认为，经济发展往往表现为政府的自发投资(无政体约束)，发展教育提高人力资本质量，人均收入增长才能促进制度发展。Barro(1990)和Glaeser et al.(2004)进一步强调，政治制度是教育、人力资本和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教育发展是政治制度演进和民主形态更替的根本源泉。经济增长先于制度发展，政治制度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非原因(Barro，1999)。Djankov et al.(2003)认为，制度均衡有赖于人力资本和人均收入，制度发展更是依赖于经济增长。
针对政治制度决定论观点——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本投资首先需要在保证民主、签订协议和法律制度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只有有效保护产权经济才能增长，Glaeser et al.(2004)认为政治制度决定论局限性在于：(1)政治制度指标并未真正代表宪法内涵。政治制度应该界定为可持续和永久性约束，即政治制度应具有与宪法相类似的稳定性质，随经济发展变化指标代表政治制度并不合适。如当前普遍使用的制度质量指标(International Country Risk Guide)(Knack and Keefer，1995；Hall and Jones，1999；Acemoglu et al ，2007)、政府治理效率综合指数(Rodrik et al.，2002；Kaufmann et al.，2003)和执政者约束(Polity IV，Jaggers and Marshall，2000)，这类指标并非固定不变而是随着经济发展而变化，明显具有短期化和可变性特征。(2)工具变量内涵丰富，无法唯一代表政治制度因素。如以定居者死亡率和人口密度指标作为制度工具变量，以此验证殖民地政治制度差异是殖民地经济增长分化的根本原因，问题是工具变量并非只代表政治制度，而完全可能代表的正是殖民者的人力资本本身(La Porta et al.，1999)，更何况定居者死亡率和人口密度等工具变量还可能涵盖地域和区位因素。(3)政治制度决定论只能解释特定国家特定阶段的发展历史，并不具有普适性。欧洲殖民地的殖民经历可以解释欧洲殖民地的经济发展问题，但却无法解释非殖民地国家的经济增长差异。如朝鲜半岛经济增长分化问题，事实上南韩在1980年后才发生民主转轨，之前和北朝鲜一样都是集权型国家，只是南北韩采取了不同的经济制度即计划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的差异。(4)为什么既定政治制度决定下的穷国如伊朗、利比亚和中国等东亚国家能够实现经济持续增长。
Glaeser et al.(2004)将制度重新定义为如下三类指标：选举规则(议会制或代表制(Beck et al.，2001))、司法独立性及立法程度(La Porta et al.，2004)，工具变量不再选择外生变量而是直接选择变量滞后值，利用Acemoglu et al.(2001)的样本进行旧指标和新制度指标的对比检验，发现旧制度指标和经济增长存在双向因果关系，新制度指标与经济增长并不存在显著正向关系。但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正向作用关系显著，即教育水平高，经济增长快，民主国家比例高；教育水平低，集权国家比例高并且贫穷比例高。同样，Dollar and Kraay(2002)利用Acemoglu et al.(2001)的样本，发现政治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贡献是正向显著的，但在模型中引入市场规模和贸易等变量后，包括政治制度等在内的所有变量作用关系都变得不显著。说明贸易等要素引入后，政治制度对经济增长将不再发挥决定性作用，政治制度和贸易发展等要素指标间存在共线性，政治制度作用可能已经涵盖了部分贸易等要素贡献。针对外生的工具变量存在共线性的缺陷，为剔除某些固定不变因素(地域、历史、殖民经历或既定的政体制度)的影响，Dollar and Kraay(2002)通过OLS和IV方法对比估计，结果发现，贸易变化对经济增长存在显著影响，政治制度对经济增长却没有表现出较强的作用关系，而FDI(外商直接投资)和贸易发展却具有高显著性水平和作用系数。对于国际贸易能否成为转轨经济体内短期经济增长的根本决定因素，沈坤荣等(2003)研究了1978年改革开放后我国贸易发展和经济增长的作用关系，肯定了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贡献，但模型中的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并没有表现出直接的作用效果，国际贸易作用主要是通过物质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积累渠道实现的。
政治制度是增长的结果还是原因，类似于经济自由化和政治自由化的重要性和先后顺序问题。即是经济自由化导致政治自由化(制度是增长结果)，还是政治自由化决定经济自由化(制度是增长原因)。或者说，二者是同时进行还是单一作用，何者对经济增长作用更好。在理论上，二者任一方都可能成为另一方产生的原因。因为经济体若先实现民主化，经济将更易实现经济自由化和竞争，特别是实现私有产权保护。而若先进行经济自由化，经济体也会因为商人阶层的发展、竞争和产权保护需求而产生民主化需求和民主更替可能(Acemoglu et al.，2004；Rajan and Zingales，2003)。事实上，在世界各国经济改革实践中，经济自由化和民主化的先后顺序也并无统一模式。Giavazzi and Tabellini(2004)将1960年到2000年的140个国家样本分成单一自由化(经济自由化或政治自由化)、经济和政治双向自由化和无自由化国家三类，利用经济自由化和政治自由化哑变量及模型
进行DID分类对比检验(Difference in Difference估计)，结果显示：(1)单一经济自由化下，经济自由化对短期经济增长作用更大。(2)单一政治自由化即民主化下，民主化对经济增长作用不显著(与Rodrik and Wacziarg(2005)的观察结果吻合)，并且民主转轨往往发生于经济增长和社会投资面临崩溃的阶段。(3)民主化和经济自由化下，民主化和自由化都对经济增长存在正向作用，并且民主化和经济自由化存在相互影响。先经济自由化后民主化时，民主化增长效应不明显而经济自由化变化较大。而先民主化后经济自由化，经济自由化的增长效应也并不明显。表明改革顺序是重要的，先进行经济自由化后再民主化的改革效果似乎更好。针对大量文献以贸易发展指标衡量经济自由化问题，Wacziarg and Welch(2003)指出，以贸易发展衡量经济自由化存在一定局限性，经济自由化后贸易往往出现快速增长，经济自由化和贸易发展必然存在显著正向关系。但若以贸易变量来表示经济自由化政策检验效果却并不理想，因为经济自由化并非一定出现贸易增长，如关税下降同时政府可能设定其他经济或政治障碍。同时，贸易是可以持续增长的，而经济自由化往往在较短时间内完成(Romer，1990、1994；Grossman and Helpman，1991；Jones，1995、1999)。
新古典经济学对政治制度和内生经济增长要素作用的对比分析，其演绎逻辑和实证检验无非是想证明，资本、贸易或技术进步而非政治制度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影响，对未来经济产出存在预测力，政治制度只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并非原因，经济增长根源不在于制度而在于贸易发展、人力资本投资或技术进步。世界经济发展史表明，穷国基于良好的经济政策而脱离贫困，并在特定发展阶段下政治制度才得以改善，要素发展和政治制度发展共同促进经济更快增长，这类观点也得到Barro(1999)等众多国内外学者的支持。当然，经济体内除了资本、劳动、技术进步和制度等因素外，还存在着其他因素也可能影响经济增长。Sachs(1998)发现，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在控制政策和制度影响效应后，地域因素可以通过交易成本、交通卫生状况和农业生产率等途径显著影响人均收入水平和经济产出。沿海地区基于便利的交通条件、低廉交通运输成本和参与国际贸易的潜在优势，往往易于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对于不利的区位以及炎热气候，导致该地区人口过快增长和过重的医疗卫生负担，从而抑制了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地理位置决定其所拥有的资源丰裕程度、气候优劣、交通和区位优势等，直接决定地区物质资本积累速度、人力资本质量、技术进步率和经济产出效率，即地域(温度、卫生条件和农作物生产环境)直接决定经济产出绩效和人均收入增长(Sachs，2003)。
四 研究的不足之处
(一)理论研究的不足之处
Hodgson(2006)在回答制度基本问题时指出，制度概念虽然得以广泛应用，但制度概念认识本身却存在着极大的障碍，制度和规则及制度和组织的界定就极为模糊。制度概念界定尚且如此，就更不用说政治制度决定机制演绎。虽然政治制度决定论对特定国家的特定经济历史有着较强的解释力，却无法有效解释其他众多国家的经济发展差异、同性质国家的多元经济发展模式、既定政治制度约束下的经济改革和地区经济增长不平衡问题，也无法解释制度断点和制度发展连续性问题。此外，政治制度内生化理论分析还处于起步阶段，大量文献集中于定性分析而缺乏定量研究。主要问题诸如：
1.政治制度和要素发展非统一性问题。政治制度决定论认为，竞争民主型政体更易接受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等投资，更易实现经济发展，因此新技术革命因而更易发生在具有较高水平的民主国家。但是，为什么某些具有良好制度和早期经济发展成功的欧洲国家并没有出现著名的工业革命，但工业革命却首先发生在政治制度并不具有优势的英国和荷兰。
2.政治制度稳态和经济增长问题。政治制度决定论还无法充分回答同一政体约束下经济体的制度选择和经济持续高增长问题(Acemoglu，2005)。20世纪80年代后，一些世界较为贫穷的国家和东亚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这些国家经济增长是在既定的政治制度框架内通过政府主导经济改革来实现的。Démurger et al.(2002)对中国各地区从1978年到1998年的转轨经济改革分析时指出，中国30年来的经济高增长主要归功于中国经济自由化政策。如果说政治制度决定论可以有效地解释被殖民地国家经济增长和经济分化问题，那么，没有被殖民化和民主化的国家在既定政治制度约束下，政府主导型经济为什么能够实现快速增长？章奇和刘明兴(2005)指出，殖民地经历、资源禀赋和宗教传统等对政治制度的决定性影响，虽然政治制度决定论大量论述意识形态重要性，却普遍忽视意识形态和认知过程对政府行为和政策选择的影响，忽视其对一国经济增长的作用。
3.具有同样性质的政治制度和具有相同民主形式(选举制和议会制政体)的国家，为什么会选择性质完全不同的经济制度，并都存在效率。同样，不同性质政体和不同民主形态诸如代表制政体和议会制政体(有约束和无约束型政府)为什么都可能选择同一类型的市场经济制度，而且同一性质经济制度在两类性质政体内都发挥了同样的效率。可以说，同一性质的民主政体对不同市场经济制度选择，以及不同民主政体对同一性质市场经济制度选择的结果表明，经济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可能并非一定受制于民主形态或政治制度。若依据政治制度决定论演绎逻辑，经济制度安排和制度效率肯定是来自于政体约束，那么现实中的政治制度是如何决定政府对改革道路和经济制度的选择？
4.政治制度的重要性和主次顺序问题。政治制度是重要的，但不同国家往往采取不同的政治制度并都具有增长效率。诸如对于议会制或代表制而言，是否议会制比代表制政体经济增长效率更高，如果是，20世纪80年代后东亚国家为什么又能够实现比发达国家更快的经济增长。如果不是议会制产出效率更高，那么究竟哪类政治制度将更具有效率，是什么因素决定二者作用效率的差异。同时，不同类型政治制度是否存在主次关系？对于这类问题文献并没有解释(Persson and Tabellini，2000)。
5.政治制度的起源和发展问题。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史表明，无论优劣制度都可能长期持续，那么制度依据何种机制保证其持续性？一些制度明知是劣等制度，为什么它还能够产生并得到长期持续。同时，制度变化可能是缓慢进行的，但有时也会剧烈变化，制度连续变化和剧变都应是制度均衡的结果，如何将二者纳入制度同一均衡体系分析，政治制度决定论还有待深化(Acemoglu et al.，2004)。
(二)实证研究的不足之处
1.变量指标的模糊性。由于制度概念本身还没有形成共识，大量文献将制度的准确界定为既定事实或自我设定(Hodgson，2006)，通常用政治自由度综合指数、政府治理效率指数、PolityⅣ、宪法和立法约束等连续性指标表示政治制度(Rodrik et al.，2004，2005；Glaeser et al.，2004)。
2.模型形式的非普适性或设定偏误。①制度作用于经济增长的过程是复杂的，增加了准确选择模型的难度。文献研究经常使用C-D生产函数、不变弹性生产函数和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模型，但哪类模型更能够真实地反映政治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贡献，目前研究并没有充分论述。康继军等(2007)认为制度变量以何种形式进入增长方程，学术界也没有形成统一认识。②经济体是个复杂的动态交互作用系统，发展路径是动态和不稳定的，经济增长是体内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往往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经济增长动力呈现差异。但文献普遍使用单一静态而非动态联立方程模型，对经济增长要素贡献估计可能存在偏差(林毅夫等，2006)。③在影响经济增长的众多因素中，为识别出关键内生要素的作用，经验研究往往采用增量方程去除非关键固定因素的影响。表面上增量方程似乎可以消除未知的固定变量作用，但在不同国家和不同约束条件下，某些固定因素及其影响可能差异较大。
3.样本的多元性和异质性。Rodrik and Wacziarg(2005)指出，即使采用同一模型同一估计方法，不同样本组和不同样本观测值可能会出现截然相反的结论。不仅不同学派样本选择有较大差异，即使是同一学派内甚至是同一研究内容的文献样本选择也不一致。诸如AJR(2004)就选择了大西洋贸易国、地中海贸易国和亚洲国家，大西洋贸易城市、非大西洋贸易城市和内陆城市等种类样本。Rodrik et al.(2004)选择Acemoglu et al.(2001)样本、Hall and Jones(1999)样本和Easterly and Levine(2003)样本。同时，样本数据数量也存在差异，Acemoglu et al.(2005)选择499个观测值、Rodrik et al.(2004)分别选择了64、79和137个观测值。不难发现，结论不同也可能源自样本差异。
4.工具变量经济内涵的多重性和共线性。从经济增长的研究文献中可以看出，为保证模型残差的独立性，多数学者选择工具变量，其中工具变量选择中又以哑变量(虚拟变量)和外生变量为主，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解释变量和残差之间的独立性。但工具变量的使用本身又带来了其他问题。诸如综合对比经济体内要素对增长的作用贡献时，跨国对比文献通常以海岸线长度指标表示地域要素(Sachs，2003)，工具变量充分代表地域影响力的同时，也包含贸易和经济环境等要素的作用。一般来说贸易大国的海岸线也可能相对较长，工具变量就完全可能涵盖了沿海地区的区位优势、制度约束和贸易条件。同时，同一工具变量可能涵盖多种要素的作用，即使残差是独立的也无法保证不同的工具变量之间一定不存在共线性，事实上体内要素间往往存在因果关系(Rodrik et al.，2004)。
五 前沿研究问题
(一)政治制度的作用贡献和效率问题
政治制度对要素发展和经济增长的作用，不仅体现在影响要素投入数量，而且也体现在影响要素投入质量和资源配置效率。首先，政治制度作用贡献并没有得到充分认识。一是经济增长是经济体内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剔除其他影响因素直接估计政治制度作用往往比较困难。二是虽然有大量文献涉及经济增长要素贡献问题的研究，但政治制度和其他要素往往耦合发展，制度作用直接体现在要素投入数量和质量上，但当前并没有发展出有效的计量方法，可以充分剥离出技术进步和制度以及其他要素作用贡献。其次，政治制度决定论过于关注政治制度贡献估计，缺乏对制度效率问题的细化和深入探讨，也无法有效解释短期经济政策的作用贡献和有效性问题，特别是经济转轨过程中的弱式(Weakly)制度约束下政策有效性问题(Steiger，2006)，进而无法形成要素贡献和增长根源问题的统一认识(Easterly and Levine，2003；Rodrik et al.，2004)。章奇和刘明兴(2005)认为，前沿理论在回答不同国家制度结构差异和政策选择问题时，倾向于挖掘经济体外影响因素，诸如地域和资源禀赋以及历史和法律传统等，即通过政府行为路径依赖角度分析政策选择和作用效率问题。
(二)政治制度的起源和演进问题
1.政治制度内生化过程。制度决定论只是呈现从政治制度到经济增长的单向作用，而政治制度是如何产生和发展的，当期经济产出是否对下期政治制度产生影响以及如何影响，这类问题的认识还有待发展。同时，一国政治经济制度往往能够持续很长时间，若“好”的制度实现了经济增长效率并促进社会财富增长，其长期持续是可以理解的，但为什么有的国家“坏”的政治经济制度可以产生，甚至也可以持续上千年。对此，研究文献并没有充分论述。虽然少量前沿文献涉及政治制度内生化分析，但也主要集中于定性研究。制度内生化过程不应局限于文字描述，还应进行数理模型演绎和定量分析，这也是政治制度决定论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内的重要任务。
2.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关系问题。政治制度决定论认为，经济制度根源于政治制度，有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就有什么样的经济制度。但若政治制度决定经济制度，但如何解释不同政治制度如选举制或代表制政体对同一类型市场经济制度的选择，或同一政治制度约束下的经济体对不同类型经济制度的选择问题。相反，若经济增长不是受制于正式政治制度约束，占有控制性政治经济资源的政府，是否也会自愿选择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制度安排和分配结构？类似问题表明，经济增长问题的解释还需要超越现有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在对既有理论进行扩展的基础上探寻更深层次的逻辑。
3.政治制度连续性和剧变的统一性问题。林毅夫(1989)认为，通常有四种原因变化引发制度不均衡即制度发展演进：制度选择集、技术进步、制度需求和其他制度安排。由于这四类要素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动态变化的，导致均衡制度处于不断打破和再均衡的过程中。一般地，制度通常持续渐进变化但有时也会出现剧烈变革，制度内生化过程表明制度剧变也必然是内外部因素共同持续作用的结果，制度动态连续或剧变都应是经济均衡的结果。也就是说，将制度稳态作为常态而将制度更替作为特例的研究思路是错误的，也是片面的。因此，内生化均衡过程必须涵盖制度的两种变化态势，但如何解释制度剧变也是经济体内要素连续变化的结果，却是当前政治制度决定论的一个难题。
(三)政治制度的动态阶段性规律和适宜性问题
1.政治制度贡献的阶段性特征。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政治制度对经济增长可能起到不同的作用，并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表现出不同的作用效率。Acemoglu(2007)发现，政治制度对经济增长存在正负双重效应，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在一些发展阶段内，政治制度对经济增长有着显著正向作用关系，而在另一些发展阶段，政治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却明显为负。发展经济学指出，交易障碍和市场摩擦必然随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而减弱，市场竞争机制和经济发展实现一定水平时，要素积累、投资和经济发展作用关系将更为紧密，制度发展和要素贡献必然呈现出阶段性特征。但当前政治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研究往往停留在静态认识，对其动态贡献率还有待分析。
2.不同国家政治制度的差异问题。虽然社会冲突论可以解释政治制度的起源问题，但却无法充分说明政治制度国家和地区差异问题。政治制度内生于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和地区也需要不同的“适宜制度”匹配来实现最优产出。不同国家和地区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由于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水平约束，完全可能选择不同的政治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决定论认为，制度是内生于政治人理性选择和制度结构，但是什么因素导致不同国家和地区对政治制度选择的差异，政治制度决定论并没有回答。林毅夫多次指出，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战略决定了其制度安排，这些制度安排最终决定了经济增长绩效。但问题恰恰是，一个国家的发展战略从何而来？
注释：
①正如匿名审稿人指出，研究政治制度与经济增长关系，重要的是找到合适的作用机制特别是因果机制，而要做到这一点，关键是要找到适宜的案例讲出符合逻辑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