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与政治家——对20国集团国家领导人教育背景的综合考察与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等教育论文,政治家论文,国家领导人论文,背景论文,集团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4 文献标识号：A 文章编号：2095-1760(2013)02-0031-16
一、引言
人才培养是大学的中心任务，而培养各行各业的领导—精英型人才则是研究型大学的主要目标之一。对此，国内外知名学府无不精心谋划，孜孜以求。以哈佛大学为例，该校明确宣示“致力于教学和研究之卓越，并在诸领域造就举足轻重的全球领导人”。①麻省理工学院(MIT)则宣称，其使命是“在科学、技术和其他学术领域推进知识和教育学生，从而为21世纪的美国和世界提供最佳服务”。②此语句中虽然没有明确点明培养“领导者”，侧重点也有所差异，但其蕴涵的意义与哈佛大学并无根本不同。
与此同时，国内大学也一改培养建国初期主张的“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而提出了与发达国家相似的培养目标。例如北京大学(2010)明确提出其人才培养的总体目标是“为国家和民族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在各行各业起引领作用、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人才。”[1]清华大学提出的人才培养目标是适应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高素质、高层次、多样化、创造性”的骨干人才。[2]至于浙江大学，竺可桢早在其就职演说(1936年5月18日杭州讲演词)中即明示：“大学是培养领袖人才的地方”，进而在“王阳明先生与大学生的典范”演讲(1938年11月1日广西宜山)中指出：“大学教育的目标绝不仅仅是造就多少专家如工程师、医生之类”，而在乎培养“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会，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3]时至今日，浙江大学已经明确提出“致力于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未来领导者。”[4]毫无疑问，卓越的政治家可谓“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的代表之一，也是每一所宣称培养领导人才的大学心照不宣的秘密。③
毫无疑问，作为一国领导的标志，各国领导人一直受到全国乃至世界的瞩目，有关各国总统、总理或首相、国王等国家领导人的新闻报道和相关研究更是层出不穷，日新月异。事实上，国际学术界也早已注意到高等教育与政治人才培养之间的关系。法国著名思想家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1989)在其最重要的社会学著作之一——《国家精英：名牌大学与群体精神》一书中，运用独特的社会学方法，分析了法国教育体制之间的关系，揭示了作为法国领导阶级原动力的文化资本的重要作用，从而描绘了国家精英的进化历程。[5]纽约城市大学美国史教授弗雷德·L.伊思雷尔(Fred L.Israel，2004)所著《培育领袖——42位美国总统的成长教育》一书对美国总统的教育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透彻分析了他们的正式和非正式教育是如何影响他们执政时对国内国际事务的理解。该书详细介绍了从乔治·华盛顿到乔治·W.布什这42位美国总统的童年经历，以及在小学、中学和大学接受教育的经历，阐述了每位总统的背景以及教育经历是如何影响他们执政时的决策的。研究表明，与其他领袖人物相比较，从美国总统的多样性教育方式中看不出某种明确的模式。[6]李成(Cheng Li，音译)则在其所著《中国领导人》[7]一书中宣称，其研究目的是客观分析中国新一代领导人的性格——他们的优点和弱点、生活经验和政治态度。该研究认为，中国第四代领导人是学历水平最高的一代。他们大多为工科背景，从事过基层工作，对中国底层问题有相当了解。在领导风格上，他们不像以前的领导人那样行事高调、具有个人魅力，而是更务实、低调，“神秘”而“成功地让人不了解他们”。这批领导干部多为“经济改革精英”，具备“技术官僚”(technocratic)和“重视能力和素质”的倾向。
分析上述研究可以发现，关于高等教育与政治家的培养问题研究多局限于一国之内，且通常由政治、法律乃至文学等领域的专家完成。毫无疑问，“如何培养卓越的政治家”是一个重要而又复杂的问题。严格说来，它主要不是一个教育学问题，而是一个政治学或社会学问题。正因为如此，所以长期以来，教育学界对政治家的培养问题通常不予置评，甚至敬而远之。这在传统教育学主要局限于研究中小学问题时尚不难理解，但随着高等教育研究的兴起，尤其是随着受过高等教育的各级领导者日益增多，“如何培养卓越的政治家”之类问题的研究就不能仍由政治学家、法学家或政策研究者一统天下，教育学界尤其是高等教育研究人员必须有选择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如果说高等教育的本质就是解放，即通过教育把人从形形色色的愚昧、无知、庸俗、偏见、谬误、固执和贪婪中解放出来[8]，从而打造卓越、公义而智慧的人生，那么从教育角度研究政治家的培养问题对于国家政治建设，对于包括有志或已经走上国家各级领导岗位的领导者而言都有莫大助益。即便从纯学术的角度看，教育学或教育政治学的研究也不能忽视政治家的培养问题。正如胡适所言：“凡成为领袖人物的，固然必须有过人的天资做底子，可是他们的知识见地，做人的风范，总得靠他们的教育训练”。[9]本研究的特点之一就是范围大为拓展，从对一国领导人的分析研究拓展到对世界主要国家领导人教育背景的考察。且因为考察的对象是近期和现任各国领导人，因而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和现实性。另一特点就是从教育背景的角度考察政治家的培养问题。
具体到本研究，我们关心的问题在于：当今世界各国领导人的教育背景如何?如何造就国家领导人?换言之，20国集团现任政府首脑受过怎样的教育?他们就读什么学校?修读什么专业(是否如美国总统一样多来自法律—律师专业)?得过何种学位?是否有过进修经历?存在哪些共同的教育历程?进而言之，政治家就读什么样的学校、专业、学位为好?政治家是否有必要攻读研究生(硕士、博士)学位?如果选择继续攻读学位，是一气呵成好，还是在职攻读好?再者，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在政治家的政治历程中有何作用?成为政治家是否必须出国留学?单一学科学习历程还是交叉学科学习历程有利于成为政治家?政府和人民应该选择什么教育背景的人出任国家领导人?当今世界各国领导人的教育背景存在哪些共同趋势和不同特点?包括浙江大学在内的中国研究型大学在培养国家领导人方面如何有所作为?上述问题当然难以通过一篇论文而作出完整的回答，但本研究试图经由实证资料的详细分析，从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角度对此作一管窥，从而为中国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中培养精英人才提供一定的政策参考和启示。
二、概念界定与研究方法
(一)核心概念界定
1.教育背景
本研究所指的“教育”主要指狭义的教育，即“学校教育”。相应地，本研究所指的“教育背景”，即指政治家个人所获“学校教育背景”，且侧重考察政治家接受“大学教育”或说“高等教育”的背景。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学校教育”方面，基础教育对政治家今后的政治生涯影响相对次要，这方面的资料也不容易得到，相反地，各国政治家接受高等教育的背景资料比较容易获得，而且也更为重要。至于“学校教育”之外的“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背景，因涉及面过于复杂且难以把握，因此不纳入本研究考察范围。
2.20国集团
20国集团(简称G20)是一个国际经济合作论坛，于1999年9月25日由8国集团的财长在华盛顿宣布成立，属于布雷顿森林体系框架内非正式对话的一种机制，由原8国集团(简称G8)以及其余12个重要经济体组成。该组织的宗旨是为推动已工业化的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之间就实质性问题进行开放及有建设性的讨论和研究，以寻求合作并促进国际金融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增长。20国集团的GDP占全球经济的90％，贸易额占全球的80％，因此已取代G8成为全球经济合作的主要论坛。G20由8国集团(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俄罗斯)和11个重要新兴工业国家(中国、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沙特阿拉伯、南非、韩国和土耳其)以及欧盟组成。鉴于欧盟是一个主要位于欧洲，包括27个成员国，集政治实体和经济实体于一身、在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区域一体化组织，而当今中国强调集体领导，不大突出个人作用，因此本研究把并非单一国家的欧盟和中国暂不列入考查范围，而只分别研究其余18个国家领导人的教育背景情况。
3.政治家
政治家是指有政治见识和政治才能并从事政治活动的人。[10]或者说政治家是指那些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涌现出来的具有一定政治远见和政治才干、掌握着政党或国家的两道权力并对社会历史发展起着重大影响作用的领导人物。④在中文里，政治家是一个正面的名词，用于正面肯定的用法，与具有贬义的“政客”一词的用法不同。政治家一般是指从事或积极投入政治的人，且其有理想，能为国家与人民着想，其动机着眼于民众的福祉、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许多人确实在政治上相当有建树，堪称国之栋梁，或为后世之楷模。他们通常对政府管理事务非常熟练，或者在促进国民福祉及全体利益上有重大的影响力。⑤
限于政治家成员众多，本研究所指的政治家限定为G20各成员国的现任领导人，他们可能是总统、首相或总理，也可能是国王或国家主席等。此外，鉴于政治家多指国家的领导人物，因此本研究并不对政治家与中国惯称的“国家领导人”进行严格区分，而是视情况交替使用。
(二)研究方法
1.研究对象、研究程序与数据来源
鉴于G20组成成员中是由“8国集团”与重要新兴工业国家组成的，因此本研究相应地把研究对象分为已工业化的发达国家与重要新兴工业国家两部分。鉴于G20成立于1999年，本研究即以该年度为起点，列出其中G8各成员国所有政治家的教育背景，以便作一纵向的历史透视；同时把焦点集中于对各成员国现任领导人的教育背景分析，以便获得对当今世界政治家教育背景的横向认识。需要指出的是，现代国家政体主要包括君主制和共和制。君主制又可以分为二元君主制和议会君主制；共和制包括总统制、议会制、委员会制和半总统制。G20的18个国家的政体并不相同，因此政府首脑的名称也不相同。由于各国政治体制和文化传统不同，因此作为本研究对象的G20各国领导人可能是总统、首相或总理。大致说来，这18个国家的政府首脑包括三类，具体见表1。我们将依次考察这三种政体中G20各国领导人的教育背景。
本研究首先通过网络、书面文献、研究报告或论文收集相关文献、案例和数据资料，了解研究进展，明确已有研究的局限和存在的问题。进而对所收集文献资料进行聚类分析和比较研究，最终得出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本研究所有各国政治家文献或数据均来自各种公开的网络和书面材料。各项数据获得的截止日期为2013年2月下旬。
2.具体研究方法
本研究除了采用文献法之外，主要采用了案例研究和比较研究两种研究方法。一是案例研究。案例研究的分析单位可以是个人，或事件，或实体，如非正式组织、企业、班组，等等。本研究关注的是各国政治家的教育背景问题，因此，政治家个人就成为案例分析的基本单位。此外，案例选择的标准与研究的对象和研究要回答的问题有关，它可以使用一个案例或包含多个案例。多案例研究的特点在于它包括了两个分析阶段——案例内分析和交叉案例分析。前者是把每一个案例看成独立的整体进行全面的分析，后者是在前者的基础上对所有的案例进行统一的抽象和归纳，进而得出更精辟的描述和更有力的解释。据于研究对象的复杂性，本研究采取的是多案例研究。
二是比较与历史研究。教育中的比较研究法是根据一定的标准，对两个或两个以上有联系的事物进行考察，寻找其异同，探求教育之普遍规律与特殊规律的方法。本研究大致遵循美国比较教育学家贝雷迪(George Bereday)提出的比较研究四个阶段进行分析，即按照描述、解释、并列、比较逐步展开研究进程，同时考虑到仅仅展开G20成员国单一时间段内的资料存在局限性，因此，本研究还选择G20主要国家，列出其中G8各成员国所有国家领导人的教育背景资料，以便进行历史与比较的结合分析。
三、已工业化的发达国家领导人教育背景及其分析
G20由8国集团和11个重要新兴工业国家组成。其中8国集团大多属于已工业化的发达国家。⑥这些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构架一般比较成熟，因此本研究首先分析G8领导人教育背景。由于各国领导人名称不同，教育背景资料各异，本研究拟将之分为总统、总理和首相三类分别列出。
(一)8国集团中3国总统的教育背景
总统是共和制的国家元首名称之一，由选举产生。[11]8国集团中有3国实行总统制，其总统的教育背景如表2。
(二)8国集团中3国总理的教育背景
总理是中央政府首脑的名称之一，[12]通常负责统领中央政府的行政工作。G8各成员国中，德国、意大利、加拿大三国实行议会共和制，总统是国家元首，但是一个虚位，并没有实权，总理才是实际掌权者。8国集团中实行共和制的德国、意大利、加拿大三国国家领导人的教育背景见表3、表4、表5。
(三)8国集团中2国首相的教育背景
首相通常是君主立宪制国家内阁首脑的名称。[13]8国集团中只有英国、日本2国实行君主立宪制。2国首相的教育背景如表6、表7所示
(四)对已工业化的发达国家领导人教育背景的分析
从表2至表7数据与文献中可以看出，G8领导人大致在50岁左右(平均在51.88岁)即出任国家领导人，其中最年轻的国家领导人是英国首相卡梅伦，他在44岁成为英国首相。最年长出任国家领导人的是意大利总理蒙蒂，他在68岁方出任意大利总理。
当今世界高等教育最发达的国家是美国。我们首先看看美国领导人教育背景的变迁。截至G20创立的1999年，美国先后有41人出任美国总统(1999年在任的比尔·克林顿除外)。在这41任美国总统中，只有第28任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获得过博士学位(威尔逊总统1886年获得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政治学博士)。而自1999年G20创立至今的三任美国总统中，第42届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William Jefferson Clinton)1968年在乔治城大学外交学院拿到国际政治学学士学位，后获得罗兹奖学金赴牛津大学深造。1970年又考入耶鲁大学法学院，并于1973年获耶鲁法学博士学位。第43任美国总统乔治·沃克·布什(George Walker Bush)于1963年至1968年就读于耶鲁大学，获历史学学士学位，进而于1973年至1975年就读于哈佛大学商学院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第一位有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的总统)。现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教育背景资料已如前述。可见，1999年G20创立至今，3位美国总统中竟然有2位法学博士，1位工商管理硕士。
次看G8中另一世界大国俄罗斯。1999年以来该国只有3位总统，除了毕业于乌拉尔基洛夫工学院建筑系的首任民选总统叶利钦之外，普京1975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国际法学系并获得经济学副博士学位。其前任梅德韦杰夫也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并于1990年获得法学副博士学位(1991—1999年任该校讲师，教授罗马法，同时还担任圣彼得堡市政府的法律顾问)。有趣的是，最近的3位俄罗斯总统中2位拥有博士学位⑦，这与最近的3位美国总统中拥有博士学位的情况竟然不约而同。在提示高等教育大众化乃至普及化的今天，获得名校高级学位确实越来越成为造就政治领导人的重要前提之一。
日本国家领导人的教育背景则呈现迥异于美俄的特点。20世纪80年代之前，日本首相主要毕业于东京大学等国立大学。但自竹下登开始至今，17位日本首相中只有宫泽喜一、鸠山由纪夫2人毕业于东京大学，其余76％以上的日本首相出自早稻田大学等私立大学。一定意义上表明日本精英人才培养已经由公立大学转移到私立大学。这是日本政治家培养和遴选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特点(这与多数公立院校主导的国家，其领导人也出自公立院校不同，反倒与私立院校主导的美国政治精英多出自私立大学相同)。私立大学与公立大学的重要差异就是经费相对独立，因而自主权比较强，从而能够独立选拔和培养自己的领导人。这对于关注精英人才(领导人)培养的著名政治家、企业家、教育家尤其具有启发意义，值得深究。
分析已工业化的发达国家领导人教育背景可知，G8各国领导人当中，美、俄、德三国领导人具有博士(副博士)学位(占37.5％)，提示世界主要国家领导人的学历层次日益高层化，表明获得高级学位日益成为造就国家领导人的必要前提。“博士”本来是获得高级学位的学术性高级人才，但随着世界主要国家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和普及化，博士学位已经转化为受过高层次学术训练的证明，而不一定是学术职业的证明。获得高级学位乃是成就政治领导人的重要前提之一，此可谓21世纪领导人才培养的一个重要特点。但名校毕业生显然不可能成为国家领导人，相反地，相当一些国家领导人却并非名校出身。这也提示我们，尽管名校高级学位有加分效果，但非名校出身显然也可以问鼎政治高层。
在就读专业方面，除了德国总理默克尔获得理科(物理学)学位，其他各国现任元首多研修文科专业，且集中在法律和经济两个专业(经济类多于法律类)。这也是和平建设年代的一个特点。由于原子武器的出现，世界大战若爆发将“一毁俱毁”，使得其发生成为不可能。也因此，世界各国的竞争由单一的军事竞争日益转化为以知识经济竞争为中心的综合国力竞争，因此经济—法律专业成为当今发达国家政治家的主流选择，这是21世纪领导人才(政治家)培养的另一特点。尽管如此，我们也注意到，即便就读物理学等基础学科，也可以成为类似默克尔这样的国家领导人。
四、新兴工业国家领导人教育背景及其分析
除了8国集团和欧盟，G20还包括除中国之外的10个重要的新兴工业国家，即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韩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南非、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因此本节把焦点集中到对这10个重要的新兴工业国家领导人教育背景的分析。但是，在这10个重要新兴工业国家现任首脑中，没有资料显示南非总统祖玛和沙特阿拉伯国王兼首相的阿卜杜勒·本·阿卜杜勒—阿齐兹·沙特接受过现代教育(高等教育)。加之这10个重要的新兴工业国家中只有沙特阿拉伯一国实行君主立宪制，因此该国领导人的教育背景资料没有单列。也因此，本部分对重要新兴工业国家领导人教育背景的描述与分析仅分为总统和总理列出。
(一)10个重要新兴工业国家中6国总统的教育背景
10个重要新兴工业国家中，有6国实行总统制。这些国家总统的教育背景见表8。
(二)10个重要新兴工业国家中3国总理的教育背景
这10个重要新兴工业国家中，有3国实行议会共和制，因此总理是这3国的实际掌权者。3国总理的教育背景见表9。
(三)对10个重要新兴工业国家领导人教育背景的分析
前述资料显示了10个重要新兴工业国家领导人的教育背景。从中可以看出重要的新兴工业国家领导人大多在接近60岁(平均57.33岁，这意味着重要新兴国家领导人比已经工业化的发达国家领导人上任时间平均晚5.45年)的年龄段成为国家最高领导人。他们的教育背景差异悬殊，既存在与G8国家领导人所受教育的某些共同特征，更显示各自不同的特点。就相同方面来说，除了没有接受现代教育(高等教育)的南非总统祖玛和沙特阿拉伯国王兼首相阿卜杜勒·本·阿卜杜勒—阿齐兹·沙特之外，其他各国领导人大多出自本国知名学府——由于这些国家的社会经济地位不够高，因此他们毕业的学校在世界上的声誉大多比较有限。且除了少数例外(如韩国总统朴槿惠读的是理工科——与德国总理默克尔获得物理学博士略有近似)，大多数国家领导人攻读的学科也是经济与法律，但与美国总统多出于法律—律师背景不同，世界主要国家领导人出自经济背景的人数远多于法律背景(经济类5人，占62.5％；法律类2人，占25％)。这表明无论对于已工业化的发达国家，还是重要的新兴工业国家，现代世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依法治国成为各国共同任务。相应地，国家领导人的造就与培养也有意无意地反映了这种趋势和现实要求。
但世界主要国家领导人接受教育的背景差异方面也非常明显。就获得学位层次而言，竟然有2国(南非和沙特阿拉伯)领导人没有接受过任何现代意义上的教育。而在有教育资料记载的重要新兴工业国家领导人当中，除了印度总理辛格之外，其他国家领导人均未获博士学位(名誉博士学位除外)。一定意义上表明重要新兴工业国家的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尚存某种不足——尽管获得高级学位不是成为一国领导人的必要条件。
如果把G20各国领导人的资料加以汇集，可以发现当今世界政治的一大特点就是女性领导层的崛起。除了默克尔担任德国总理之外，G20各国中，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韩国四国也由女性担任国家领导人，且德国、澳大利亚、巴西、韩国四国均是首次出现女性国家领导人。18个国家中，多达5位女性(28％)出任国家领导，可见女性参政已经成为21世纪政治领域的潮流之一。不仅如此，这些女性国家领导人的受教育程度并不亚于男性领导人。
值得注意的是，有教育背景资料记载的16国领导人当中，5人(31.25％)有留学或出国进修经历，且其中3人(意大利总理蒙蒂、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印尼总统尤多约诺)留学美国，2人(印度总理辛格、韩国总统朴槿惠)留学英法，表明留入国的高等教育在世界上居于主导地位，同时也间接表明留入—留出国家之间历史与现实的从属或主次关系。相应地，尽管美、英、德、法、俄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也非常重视教育交流，但当今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却没有一位曾经留学国外(即便留学国外也是教育层级相当的“高层”之间的流动)。这或许是因为对本国高等教育的自信或其他原因使然。
五、结语
高等教育与政治家培养涉及多方面的主题。总体说来，尽管“世界各地的高等教育在理念、机构模式及做法等方面都有聚合(convergent)的发展趋势”，[14]但从本研究可以看出，无论教育层次还是教育质量，已工业化的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高等教育既存在历史和现实铸就的共同之点，也存在明显的差异之处。
各国领导人培养既具有鲜明的国别特点和模式，也表明各国领导人的选拔与其教育体制的一致性。如英国首相多出自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美国总统多出自哈佛、耶鲁等私立大学(法学—律师职业)，德国总理毕业院校来源分散，而法国总统来自经精心选拔的“大学校”。所有这些都体现了高等教育在国家领导人培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无论已经工业化的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工业化的国家，除了少数例外，各国领导人多毕业于本国名牌学府，获得高级学位。G20各国中，高等教育越发达，其国家领导人拥有的学位层级越高。当今美俄两国最近的3位总统中，更是各有2位总统拥有博士学位，表明高等教育在国家领导人培养中的作用日益彰显。日本政治精英培养已经由著名公立大学转移到不够知名的私立大学，显示了日本政治精英培养的新特点。至于后发的新兴工业化国家，除了本国名校培养之外，留学也是一项重要选择。这些国家的未来国家领导人来自本国名牌学府与留学生的比例几乎同等重要。一定意义上说，培养潜在的他国领导人既体现了一国教育的卓越地位，也是施展一国文化—教育影响力的重要手段，对此不能不加以注意并适当布局。
在就读专业方面，除了美国总统约60％出自法律—律师专业(职业)外，其他各国领导也集中于修读法律和经济两个专业，但经济类多于法律类。这是和平时期以知识经济竞争为中心的综合国力竞争决定的，显示社会需要引导专业选择的特征。但专业或职业都是可以变化的，非主流专业毕业生同样可以在政治领域有所作为。需要指出的是，政治运行规则不同于经济—文化的运行规则，培养政治家不同于培养企业家或学者。国内一些高校偏好以单一的学术(学业)成就乃至某一学科成绩(例如英语在决定考研录取与否当中起着关键的作用)评价差异悬殊的各种人才，冀望用培养学者的方式去培养政治家，这种做法的效果是可想而知的。
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雅罗斯拉夫·帕利坎(Jaroslav Pelikan，1992)指出，学生对学生的教导占本科生教育的1/3，教授对学生的教育占另外一个1/3，每个学生独自在图书馆、实验室和宿舍所做工作占最后一个1/3；如果这三个部分之中的任何一个严重偏离规范，接近了一半，就造成了非常不健康的失衡。[15]“教育”两字也远非“教学”两字所能替代或包含，正如小布什(George W.Bush，2001)所说，“大学教育”既包括萦绕于心的期许和范例，也包括笃信不移的理想和信念，以及诸多值得结交的朋友。⑧可见，即便在本科教育阶段，普通教师的作用也相当有限，潜在的政治家更多的是“自己造就自己”。但这并不意味着高校无能为力。松下政经塾、耶鲁大学骷髅会等旨在培养政治—经济精英的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组织的成功经验表明高校在这方面具有其他组织所不具有的独特优势。[16]对G20各国领导人教育背景的分析足以表明，高等教育在国家政治领导人培养和造就中的作用是其他任何组织和个人所无法取代的。
注释：
①关于哈佛(About Harvard)，http：//www.harvard.edu/about-harvard.
②关于麻省理工学院(About MIT)，http：//web.mit.edu/aboutmit.
③无论西方知名学府，还是中国著名高校，其校园宣传资料与杰出校友名单无不把所培养的杰出政治家列入其中。但由于政治体制与民族文化心理的影响，与欧美名牌大学相比，中国高校在培养领导人(尤其是政治领导人)的直接主张方面多比较含蓄。如上文中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只提及“引领”或“骨干”等比较隐晦的术语。但明眼人一看即知，其只是“领导者”的另一说法。
④百度百科：政治家。
⑤关于政治家和政客的区别，西方有这样一句名言：“政客是为了下一次的选举，政治家却是为了下一代”。政治人物若能为了下一代子孙的尊严、自主与幸福着想，才是真正的政治家；相对地，有些政治人物为了继续保有自己的权位与利益，总是想尽办法与用尽手段，只为了当选与连任，那就是政客了。参见维基百科：政治家。
⑥虽然俄罗斯属于G8成员之一，但其是否属于“已工业化的发达国家”尚存异议。
⑦一般认为，俄罗斯的副博士学位相当于美国的博士学位。
⑧参见2001年5月21日布什在耶鲁大学的演讲：《人人都可能当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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