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的枢密直学士，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士论文,枢密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117(2003)04-0038-06
枢密院是五代最具实权的权力机关，前人对此已有不少论述。（注：见各种隋唐五代断代史，其中着墨较多的有陶懋炳《五代史略》、郑学檬《五代十国史研究》等。论文则主要有杜文玉《论五代枢密史》、李鸿宾《五代枢密使（院）研究》等。此外，香港学者赵雨乐《唐宋变革期之军政制度》第三章《五代使职与军职之权力关系》中亦对五代枢密使有相当的论述。）但是，作为枢密院主要官员之一的枢密直学士，论者大都不过提到而已，尚未见到专门论述，（注：据笔者所见，李鸿宾《五代枢密使（院）研究》一文中对枢密直学士有较多的涉及。文中大致考察了五代枢密直学士的设置经过、历代枢密直学士人员以及枢密直学士的职务等情况。由于文章的主旨不在此处，故作者对于上述问题未能展开深入论述。此外，据李文所述，香港学者苏基朗先生《五代的枢密院》（载台北《食货》10卷1、2期）一文中亦有有关五代枢密直学士的研究，惜笔者尚未看到此文。）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主要对五代枢密直学士的出身、转迁和职权等问题进行一些考察。
一、五代枢密直学士的出身
论者提到的五代历任枢密直学士（包括后梁崇政院直学士）共有29名，即吴蔼、李珽、张锐、李愚、李班、刘光素、陆崇、阎至、史圭、李崧、唐汭、陈乂、李专美、吕琦、薛文遇、吴涓、吴承范、司徒诩、颜衎、彦术、李谷、边光范、殷鹏、韩祚、王度、陈观、王溥、景范、边归谠。（注：见上述李鸿宾文。）此外，据《旧五代史》卷一二○《恭帝纪》，显德六年九月甲子，“以尚书户部员外郎、直枢密院杜华为司门郎中，充枢密直学士”。这样，合计有30人。这30人中，除彦术1人笔者尚未找到直接资料外，其余均有据可查。他们分布在除后唐庄宗朝以外的各朝各代（参见附表）。
从以上30人的情况看，五代枢密直学士基本都是文士出身，其中李珽、李愚、吴承范、颜衎、李谷、殷鹏、王溥7人为进士出身，景范为明经出身。有些虽然不由科第出身，却也自幼苦读，以文入仕。如史圭“好学工诗，长于吏道”；[1]（卷九二《史圭传》）李崧“幼而聪敏，十余岁为文”；[1]（卷一○八《李崧传》）陈乂“少好学，善属文”；[1]（卷六八《陈崑传》）李专美“少笃学”；[1]（卷九三《李专美传》）吕琦“励志勤学”；[1]（卷九二《吕琦传》）司徒诩“少好读书，通五经大义”；[1]（卷一二八《司徒诩传》）边归谠“弱冠以儒学名”[2]（卷二六二《边归谠传》）等等。枢密直学士几乎均由清一色的文人来充当，与他们的上司枢密使、枢密副使多由武人或武职出身的人员担任，（注：据赵雨乐先生统计，五代枢密使出身于藩镇时期属于武职的元从占总数的52%，藩镇时期一般幕职文官占24%，性质未明的元从占7%，其他中央文官系统的占7%，帝王姻亲的占10%（见前揭赵著第139-140页）。五代的历任枢密副使有宋唐玉、张延朗、孔循、刘延朗、张从恩、郭威、范质、翟光邺、郑仁诲、王仁镐、魏仁浦、王朴等，其中宋唐玉为宦官，孔循、刘延朗、张从恩、郭威、翟光邺、郑仁诲、王仁镐均为武职出身，占总数的63%多。）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士人所具有的一般武人出身的官员所不具备的素质和学识，往往更能得到皇帝和枢密使的青睐和赏识，从而使他们更有机会得到升迁和重用，可以说这是五代武人政治的一种补充。
五代枢密直学士在充职以前，大都有过担任藩镇幕职的经历，这也是五代文人入仕最常见的途径。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中间有不少人与皇帝或枢密使有着密切的关系，或为皇帝在藩时的幕僚，或为枢密使担任地方节度使时的从事；或与枢密使同乡，或与皇帝有旧。如李珽曾任梁太祖天平节度使时的掌书记；唐汭曾担任后唐闵帝在宣武、河东、天雄三镇时的幕僚；吴承范在唐闵帝镇邺（即天雄）时，署为宾职；李专美则是后唐末帝镇长安、凤翔时的从事；司徒诩亦是唐末帝镇河中时的幕僚；边归谠是晋高祖镇河东时的节度推官；李谷曾担任后晋少帝领开封、广晋府时的推官；边光范也是晋少帝的“藩邸旧僚”；韩祚是后汉高祖镇太原时的观察支使；王溥曾担任后周太祖镇邺时的留守判官。吕琦则因与唐末帝“同巷，琦数往过之，后废帝（按即末帝）立，待琦甚厚”。[3]（卷五六《吕琦传》）史圭受知于安重诲，被安重诲荐为河南少尹，判府事，寻命为枢密院直学士；李崧曾任成德节度使范延光的掌书记，范延光入朝任枢密使，李崧也随之入朝，拜拾遗，直枢密院，后充枢密直学士；陈乂是枢密使朱弘昭、冯赟之党，朱、冯以唐汭“迂疏”易制，用为枢密直学士，又以“其党陈乂监之”，[4]（卷二七八，P9101）同时充职；殷鹏曾任后唐闵帝镇魏州时的从事，又与冯玉关系密切，及玉为枢密使，擢为本院学士；陈观与枢密使王峻的关系也非同一般，王峻曾奏请以他和颜衎代范质和李谷为相，王峻获罪后，陈观“责授左赞善大夫，留司西京，坐王峻党也”，[1]（卷一一三《周书·太祖纪》，P1495）颜衎亦落职守本官；等等。五代政权更替频仍，一个新皇帝即位，就会给他过去的幕僚提供一次升迁的机会，那些最受皇帝宠信的幕僚便被任命为宰相、枢密使，关系稍差一点或资历稍浅一点的便被授予诸如枢密直学士等职位相对较低的职务。枢密使也凭借手中的权力，尽量提拔自己的幕僚或亲信。枢密直学士与皇帝或枢密使的这种密切关系，虽然为他们的升迁提供了条件，却也往往因皇帝或枢密使的倒台而受到牵连，史圭在安重诲得势时，青云直上，“自左谏议大夫拜尚书右丞，有入相之望”，[1]（卷九二《史圭传》）而一旦安重诲获罪，便与同列阎至均被出为外州刺史。其余如陈观、颜衎、陈乂、殷鹏以及刘光素、陆崇等也都莫不如此。
二、五代枢密直学士的转迁
同其他使职一样，枢密直学士没有固定的品秩，初居其官者，品秩悬殊很大，最高者可达到正三品的左散骑常侍，而最低者仅为从八品的左拾遗，一般则为从五品上的各部郎中（见附表）。不过，即使是充职时品秩偏低的官员，很快也可得到升迁，如李崧在充职时为从八品上的左拾遗，不到两年，就累迁补阙、起居郎、尚书郎，升到从五品的郎官。因此，仅就所带官阶而言，五代枢密直学士的地位已经不低，并且有愈来愈提高的趋势，如充职开始时的两个正三品官阶和四个正四品官阶中的3个，都是在晋少帝恢复枢密院之后出现的。
附表：五代枢密直学士转迁一览表
注：表中所列，主要是由枢密直学士直接转迁的官职，至于各人以后累迁官职，仅列出较重要者。
如同表中所显示的，五代枢密直学士的转迁，主要在中央文官系统中进行，其中翰林学士和端明殿学士，被视为枢密直学士转迁的正途和首要之选，李愚、李崧、李专美、吕琦、吴承范、颜衎、边光范、王溥等都是由此而迁转的。翰林学士在唐代就有“内相”之称，受到皇帝极高的礼遇，《宋史》卷二六二《边光范传》中的一段记载，说明了枢密直学士与翰林学士之间微妙密切的关系：“（晋）少帝以光范藩邸旧僚，待遇尤厚。因游宴，见光范位翰林学士下，即日拜尚书礼部侍郎、知制诰，充翰林学士，仍直枢密院。”据《旧五代史·晋少帝纪》，边光范拜礼部侍郎充职，是在开运三年八月，而迁翰林学士，是在同年十月。不过这并不影响问题的说明。端明殿学士则与枢密直学士有着更近的关系，《资治通鉴》卷二七五天成元年五月载：“帝目不知书，四方奏事皆令安重诲读之，重诲亦不能尽通，乃奏称：‘……愿仿前朝侍讲、侍读，近代直崇政、枢密院，选文学之臣与之共事，以备应对。’乃置端明殿学士。”“近代直崇政、枢密院”，即崇政院学士或枢密直学士，可见端明殿学士在设置时就与枢密直学士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宋人叶梦得说它“盖枢密院职事官也”，并说到宋代仍然保留着端明殿学士“会食枢密使厅”的遗风。[5]（卷二，并见附录三四）端明殿学士的班位，起初在翰林学士之下，天成二年，明宗下令：“端明殿学士，班位宜在翰林学士之上，今后如有转改，只于翰林学士内选任。”史称是“安重诲奏行此敕，时论便之”。[1]（卷三八《后唐明宗纪》天成二年正月，P518）不过实际上端明殿学士班位在翰林学士之上的制度，后来一直延续下来，而“只于翰林学士内选任”的规定，大概只在明宗朝得到了贯彻，随着政权的更替以及枢密直学士地位的不断提高，端明殿学士往往直接从枢密直学士中“选任”，李专美、吕琦均是如此。颜衎亦未担任过翰林学士。
五代枢密直学士直接转迁至宰相的只有景范1人，累迁至相位的也不过李愚、李崧、李谷、王溥4人，大多只做到了尚书、侍郎、监卿一类的官职。并且，五代尚处于官、职分离的过渡阶段，有些虽然官阶颇高，职务却不重。但尽管如此，在士人群体中，他们仍然属于佼佼者，能够做到宰相、枢密使的官员，毕竟只是极少数。
三、五代枢密直学士的职权
五代枢密直学士的职责，史称后唐明宗以前，“直学士职虽清，而承领文书，参掌庶务，与判官无异”。[3]（卷五六《史圭传》）可见在这之前，枢密直学士只是事务性的官员，在决策中并不发挥作用。明宗时，枢密使安重诲奏令直学士史圭和阎至“俱升殿侍立，以备顾问”，[1]（卷九二《史圭传》）枢密直学士便同端明殿学士一起，增加了“备顾问”的职责。天成二年，明宗又下令“枢密院学士月终录送……公事及诏书奏对”于史馆，（注：《五代会要》卷一八《史馆杂录》。另据《旧五代史》卷四六《末帝纪》清泰元年四月载：“史馆奏：‘凡书诏及处分公事、臣下奏议，望令近臣录付当馆。’诏端明殿学士韩昭裔、枢密直学士李专美录送。”）这样，枢密直学士又同端明殿学士一起，承担起了“录送”诏书奏议的任务。（注：以上几点，李鸿宾先生已指出，参见前揭李文。）然而，枢密直学士最重要的职责，是“主谋议”。《新五代史》卷二七《刘延朗传》载：后唐末帝即位后，部下元从幕僚都得到重用。“（韩）昭胤为左谏议大夫、端明殿学士，（李）专美为比部郎中、枢密院直学士，（宋）审虔为皇城使，（房）皜为宣徽北院使，（刘）延朗为庄宅使。久之，昭胤、皜为枢密使，延朗为副使，审虔为侍卫步军都指挥使，而薛文遇亦为职方郎中、枢密院直学士。由是审虔将兵，专美、文遇主谋议，而昭胤、皜及延朗掌机密。”
关于李专美和薛文遇的“主谋议”，史籍有如下两段记载：
“初，末帝起自凤翔，大许诸军厚赏，洎至洛阳，阅内库金帛不过二三万；寻又配率京城户民，虽行捶楚，亦所获无几。会专美宿于禁中，末帝召而让之曰：‘卿士人子弟，常言有才术，今致我至此，不能度运以济时世，留才术何施也！’专美惶恐待罪，良久奏曰……末帝然之。”[1]（卷九三《李专美传》）
“初，帝疑河东有异志，与近臣语及其事。……会薛文遇独宿于禁中，帝召之，谕以太原之事。文遇奏曰：‘臣闻作舍于道，三年不成，国家利害，断自宸旨。以臣料之，石敬瑭除亦叛，不除亦叛，不如先事图之。’帝喜曰：‘闻卿此言，豁吾愤气。’先是，有人言国家明年合得一贤佐主谋，平定天下，帝意亦疑贤佐者属在文遇，即令手书除目，子夜下学士院草制。”[1]（卷四八《末帝纪》，P661）
李专美和薛文遇分别是“宿于禁中”或“独宿于禁中”而被末帝召去议事的。如上所述，后唐明宗时，枢密直学士始“升殿侍立，以备顾问”，不过，我们尚不很清楚此时是否已有枢密直学士“宿于禁中”的制度。《资治通鉴》卷二七九清泰二年六月载，后唐末帝“好咨访外事，常命端明殿学士李专美、翰林学士李崧、知制诰吕琦、薛文遇、翰林天文赵延等更直于中兴殿庭，与语或至夜分。”据《旧五代史》记载，吕琦时任枢密直学士，（注：《旧五代史》卷四七《末帝纪》清泰二年五月：“丙辰，……以礼部朗中、充枢密院直学士吕琦为给事中，并充职如故。”同书卷一三一《赵延义传》亦云：“清泰中，（延义）尝与枢密直学士吕琦同宿于内廷。”则吕琦时任枢密直学士。）然则至少从后唐末帝时始，枢密直学士就要“宿于禁中”了。《通鉴》又载：“五月庚寅夜，李崧请急在外（胡三省注：请急，请告也），薛文遇独直，帝与之议河东事，”[4]（卷二八○，P9141）则枢密直学士往往是与端明殿学士一起值班的。
枢密直学士的“主谋议”，常常涉及到军国大事，如前引李专美和薛文遇。此外，冯玉为枢密使时，“朝廷每有迁除”，皆与直学士殷鹏“议之”；[4]（卷二八五开运二年十二月辛未，P9300）“有人获玉与鹏有签记字，皆朝廷上列有不得志欲左授者”，[1]（卷八九《殷鹏传》）这是有关枢密直学士参与官员除授的“谋议”。后晋高祖时，颜衎任河阳节度副使，以父病弃官。“帝以衎在外，急于用，征为文昌正郎、枢密学士，遣连帅促之。衎至阙，且辞曰：‘臣本书生，不通军术，恐不称其职’。”[6]（卷七五《帝王部·任贤》）颜衎以“不通军术”为由而辞却枢密直学士的职务（当然最后还是上任了），说明与“军术”相关的活动是枢密直学士“谋议”的重要部分，这与五代枢密使（院）的主要职责也是相一致的。显德元年，后周世宗任命枢密直学士景范为相，制文中云：“一昨戎辂亲征，皇都是守，赞勋贤于留府，副征发于行营，军政所需，国用无阙。”[6]（卷七四《帝王部·命相四》）透露出景范在充任枢密直学士期间，参与甚至主持了“军政”、“国用”的“谋议”，并且成绩显著，因而被破格提升为宰相。
事实上，在李专美和薛文遇之前，枢密直学士就开始参与“谋议”了。《旧五代史》卷一○八《李崧传》载，后唐长兴三年冬，契丹入云中，朝廷欲命重将镇太原，时石敬瑭为六军副使，“深有北门之望”。而大臣以其“方权兵柄，难以议之”。枢密使范延光、赵延寿“退归本院，共议其事，方欲以康义诚为之。时（枢密直学士李）崧最在下位，耸立请曰：‘朝廷重兵多在北边，须以重臣为帅，以某所见，非石太尉不可也。’会明宗令中使促之，众乃从其议”。李崧以“最在下位”的资格提出意见而被采纳，说明他已进入参与“谋议”的圈子并且说话具有一定的分量。后唐闵帝时，枢密使朱弘昭引陈乂为枢密直学士“而用其谋”，[3]（卷二七《朱弘昭传附冯赟传》）也是枢密直学士参与“谋议”的事例。
与李专美、薛文遇不同的是，前者是在禁中值班时被皇帝召去“谋议”的，后者则是在枢密院“本院”的讨论中参与“谋议”的。从“承领文书，参掌庶务”，到“升殿侍立，以备顾问”，进而又到“宿于禁中”、“主谋议”，反映了枢密直学士地位的不断提高和职权的不断加重，以及由枢密院事官到天子“近臣”——与皇帝关系的进一步密切。此后，李谷在“天福九年春，少帝亲征契丹，诏许扈从，充枢密直学士”；[2]（卷二六二《李谷传》）边归谠“世宗闻其亮直，擢为尚书右丞、枢密直学士，以备顾问”，[2]（卷二六二《边归谠传》）都属于皇帝的近臣。枢密直学士地位的这一变化，事实上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枢密使的权力，史称后唐末帝时，枢密直学士薛文遇和副使刘延朗“居中用事，（枢密使房）皜虽处密地，其听用之言，十不得三四”。[1]（卷九六《房皜传》）此虽属特例，却也说明随着枢密直学士地位的提高和职权的加重，必然会影响到枢密使权力的事实。发展到宋代，枢密直学士便往往签书枢密院事，成为枢密院的实际长官。
收稿日期：2003-07-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