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理解马克思哲学变革规划的总问题——评徐长福教授对马克思哲学观的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哲学论文,教授论文,徐长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徐长福教授发表于《哲学研究》2004年第6期的论文《求解“柯尔施问题”——论马克思学说跟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因其重新提出了马克思的哲学观问题而值得关注。马克思所理解的哲学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哲学？这一问题至关重要。但是由于马克思本人在其漫长思想历程中对该问题所作的论述具有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更由于马克思哲学文本本身至为复杂的综合形态，尤其是由于后来者在解读马克思哲学观时总是基于非常不同的叙事框架和问题背景，所以至少就国内哲学界来说，马克思的哲学观问题是一个始终没有解决的疑难问题。本文想以回应长福论文为契机，就该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
长福论文在大量文本研究的基础上正确指出：哲学和科学、或者说“哲学”的精神和“科学”的精神在马克思的全部学说中一直存在着“紧张关系”和“巨大的张力”；他得出的基本看法是：“在马克思形成自己学说的过程中，他对自己学说的性质及其跟哲学和科学的关系有过一个较为明晰的看法：哲学是一种抽象的思辨的学问，科学才是真正的知识；哲学随着黑格尔哲学的瓦解而终结了，他所创立的学说是科学而不是哲学。”这里问题的关键是如何理解马克思所意指所理解的哲学和科学。通观长福论文，他是将马克思术语中哲学与科学的对立界定为“思辨”与“实证”的对立，并以此为基础坚持断言(和论证了)在马克思学说的纵向发展中有一个从哲学到科学的过程，在其横向结构中有一个显性科学和隐性哲学的关联。比如长福认为，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明显地将哲学与科学、思辨(Speculative)与实证(Positive)对置起来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明确指出“思辨的哲学”将由“实证的科学”所代替，“由此出发，至少在马克思自己看来，他就告别了整个德国哲学，亦即德国的各种用抽象思辨方式构造的思想体系，而开始了他的以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学为主要领域的经验实证科学的研究”。马克思学说中哲学与科学的对立，如果仅仅作为思辨与实证的对立，那就仅仅是知识类型的差异而已，如长福自己所分析，这是一种知识观的变迁，即从“哲学-知识”观到“科学-知识”观的变迁；这样一来，马克思对旧哲学的批判(在许多场合，这一批判以“科学”的名义进行)就被限定在知识的范围内，而知识与现实、理论与实践这一马克思哲学观的关键问题却付诸阙如了。长福显然是按照西方主流学院文化的尺度来理解马克思学说中所发生的深刻变革，并相信那才是“一种更深层次的知识观的变迁”：“马克思在哲学和科学的关系问题上的看法，反映了西方知识观在近代所发生的重大转型——旧的知识标准动摇了而新的知识标准尚未建立起来，他的学说的特色和问题也都与此缠绕在一起。”
我认为真正重要的问题是马克思关于哲学使命的新理解而不是什么知识观。学界普遍相信，《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11条(即著名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改造世界”)表达了马克思在此问题上的根本观点，这不是偶然的。可以说，在马克思关于哲学的根本性变革的规划中，他真正关心的决不是思辨的哲学知识与实证的科学知识之间这种知识类型的对立，而是哲学理论的抽象思辨旨趣与干预现实旨趣的对立；由此马克思要求实现的变革不是从思辨的知识转向实证的知识，而是要放弃旧哲学的抽象思辨而转向对现实的理论干预。由此观之，我们看到马克思一生在哲学观上的观点是一以贯之的：让哲学从仅仅停留于“解释世界”的旧式学院哲学，变成以“改变世界”为目的的全新革命理论，这里并没有发生长福所说的从哲学到科学的“三阶段演变”。为了证明这一看法，我想跟随长福进入马克思的文本并重新作一次解读。在此过程中，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是：(1)马克思对哲学的看法；(2)马克思对科学的看法。
一、关于马克思对哲学的看法
《〈科隆日报〉第179号的社论》是马克思对其哲学观进行表述的最早的文本之一，长福以此文中“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著名说法为根据，认为马克思此文“对哲学给予了高度颂扬”，并证明此时的马克思尚处于“哲学-知识”观阶段，“对哲学一直是信任的，相信哲学能够提供真理和知识”。长福的这个解读至少是片面的，因为他把马克思的这个特定提法解读成对哲学的一般性赞美，而没有看到这些赞辞并不适用于当时德国的旧哲学，而主要是表达了马克思对一种新哲学的理解和憧憬。在文中，马克思这样评论旧哲学：“哲学，尤其是德国哲学，爱好宁静孤寂，追求体系的完满，喜欢安静的自我审视；……它在自身内部进行的隐秘活动在普通人看来是一种超出常规的、不切实际的行为。”[1] (P219)马克思显然并不认可这种旧哲学，他所认可的哲学应“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的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都汇集在哲学思想里”[1] (P219-220)。在这种语境中说出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并不是对哲学的抽象赞美，而是马克思对一种新哲学的展望，这种新哲学的特征便是与时代和现实的直接相关性：“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因此，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1] (P220)马克思认为这种相关性是“历史必然要提出的证明哲学真理性的证据”[1] (P221)。很显然在当时，这种与现有哲学完全异趣的新哲学在很大程度上还只是一种设想，但它却已是马克思新哲学观的一种相当明确的表述。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的新哲学观作为讨论的主题得到进一步发展。其中，马克思严厉批判了黑格尔“思辨的法哲学”，指出“这种关于现代国家的抽象而不切实际的思维”，“置现实的人于不顾”[2] (P207)，而满足于对自身内容的空洞玄思。由此马克思提出了彻底终结旧哲学，并开发一种新哲学的哲学改造规划，这就是马克思“不消灭哲学，就不能使哲学成为现实”[2] (P206)口号的双重含义：一方面哲学必须超越对自身的抽象玄思，而转向“只有用一个办法即实践才能解决的那些课题”[2] (P207)，即反抗德国的现实和政治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对哲学的这个新要求又“只有借助于对迄今为止的哲学的否定，对作为哲学的哲学的否定，才能得到”，因为这种旧哲学“只是用抽象的思维活动伴随现代各国的发展，而没有积极参加这种发展的实际斗争”[2] (P206，P209)。只有在这种语境中，我们才能正确解读(长福所强调的)马克思该文对哲学的“高度评价”，即这是马克思对一种新哲学的期待，因为马克思看到：“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并强调：“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2] (P207，P209)也就是说，“理论需要”实质上是一种“实践需要”，马克思之所以对哲学寄予厚望，是因为他在该文中提出了“全人类解放”的政治目标，并将这一解放的使命托付给无产阶级，而一种新形态的哲学对这一解放具有“特别实际的意义”：“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能消灭自身。”[2] (P214)
接下来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长福看来，标志着马克思开始转变对哲学的看法，将哲学与科学、思辨与实证对立起来，同时也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对立起来；长福强调，与一种哲学跟另一种哲学的对立相比，对马克思来说更重要的是从哲学到科学这种“更深层次的知识观的变迁”，并且这种转变是马克思从哲学思辨转向经济学实证研究的直接后果。但我认为，马克思哲学变革规划的总问题是哲学观而非知识观，正因如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最重要的问题仍然是“一种哲学跟另一种哲学的对立”，而不是“哲学与科学的对立”。正如邓晓芒先生正确指出的，马克思在《手稿》中“并不是赞扬费尔巴哈对一般哲学的‘谴责’，而只是赞扬他对‘旧哲学’的谴责，不是赞扬他抛弃了哲学而创立了科学，而是赞扬他抛弃了黑格尔的思辨哲学而创立了科学的唯物主义哲学”[3] (P13)。不难发现，马克思废除抽象思辨的旧哲学、开创直接干预现实和改变世界的新哲学这一哲学变革的总构想，在《手稿》中并未放弃，而是被继续向前推进。一方面，马克思指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绝对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现实生活的任务”；另一方面，马克思认为“哲学未能解决这个任务，正是因为哲学把这仅仅看作理论的任务”[2] (P306)。这里的“哲学”显然是指旧的学院派思辨哲学。
到《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的哲学变革规划取得重大的实质性进展，因为这个文本第一次成功表述的“历史科学”观点即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新哲学奠定了一个理论基础。有了这个基础，马克思对旧哲学的批判更加犀利，他指出对于人类历史的现实运动来说，旧哲学关于实体、主体、自我意识和人的类本质等等所作的探究，只是一些毫无作用的空话和无稽之谈，哲学家们“想用这样一些微不足道的说明做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发现”，其实他们只是在“用词句反对词句”[4] (P66)，而旧哲学之所以变得这么虚幻和无用，原因就在于这些哲学没有一个想到提出“哲学与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4] (P66)。这些旧哲学充其量只是“确定对存在的事实的正确解释”，而按照马克思的理解，哲学的真正使命“却在于推翻这种存在的东西”[4] (P96-97)。由此引出一种与旧哲学完全不同的新的哲学概念，马克思将其描述为：“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4] (P73)由于在该文本中“哲学”被马克思用来特指旧的思辨哲学，所以马克思不得不用“实证科学”和“真正的知识”等不确定概念来指称这种新哲学，但这决不是长福认为的那种严格意义的实证科学，而是对现实中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历史活动的描述；按照马克思规定，这种实证知识的内容“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4] (P73-74)。显然这种关于历史与现实的“抽象”仍旧属于哲学的范畴，但它同旧哲学关于主体和意识的空洞思辨已完全不同，而是坚信：“每个个人和每一代所遇到的现成的东西：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是哲学家们想象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东西的现实基础。”[4] (P92-93)由此可以理解，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同于费尔巴哈式的抽象唯物主义观点，是因为马克思完全是从“解放”和“干预现实”着眼而引入他的哲学观点；而人的现实只存在于人的历史活动中：“‘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组成的。”[4] (P74-75)基于此点，马克思宣称：“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4] (P75)这就是马克思设想的新哲学的根本问题，这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真正要义。
总起来说，整个19世纪40年代是马克思创立自己革命理论的时期，也是马克思哲学变革规划的筹划与开创时期，在这个时期，马克思对“哲学”一词的使用是不确定的。大致讲，在《〈科隆日报〉第179号的社论》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是在肯定的意义上使用“哲学”概念，意指一种以直接干预现实和改变世界为目标的新哲学；而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哲学”一词是在否定的意义上被使用的，特指以抽象思辨为特征的整个旧哲学。这种否定性用法一直持续到《共产党宣言》甚至更晚，比如在《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德国哲学家”的研究对象“根本不存在于现实界，而只存在于云雾弥漫的哲学幻想的太空”，其哲学思考必然流于没有“直接实践意义”的“无谓思辨”[4] (P298-299)。这与马克思前述文本中对旧式学院哲学的批判一脉相承。大致说来，从这以后马克思就较少提“哲学”了，而是直接专注于经济、政治、历史等现实领域问题的综合性分析，马克思的著作也表现为一种全新复杂形态的综合文本，对哲学本身的讨论则主要由恩格斯来进行。这也就是长福断言马克思已经放弃“哲学-知识”观，“不把自己所创立的学说看成哲学”的理由所在。但我认为，尽管马克思文本中对“哲学”一词的使用是复杂的和不确定的，但马克思哲学观的总问题却是非常确定的，这就是实现哲学的改造，彻底终止旧式学院哲学的抽象思辨，开发出一种以直接改变现实世界为根本宗旨的全新的哲学工作方式。这就决定了马克思在哲学领域的工作必然从一开始就是异端的和另类的：拒绝西方学院哲学的整个学术传统，乃至于拒绝使用“哲学”这个词本身。这里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马克思对“哲学”这个词的肯定性用法、否定性用法甚至弃置不用，而是在于，马克思的整个理论事业就其最重要最深刻的效应首先发生在哲学领域而言，确实是一项哲学变革的伟大规划，其根本问题确实是一种新的哲学观。由此便可理解所谓“柯尔施问题”的提出不是偶然的。按照柯尔施的分析，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40年代提出的革命理论是一种“反哲学”[5] (P61)，因为“对他们来说，全部哲学等同于资产阶级哲学。……他们的新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不仅要取代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而且同时要取代全部哲学”[5] (P15-17)。另一方面，柯尔施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实质上仍是属于哲学的”[5] (P61)：“尽管有所有这些对哲学的否定，但是这个理论的最初形态却是完完全全为哲学思想所渗透的。它是一种把社会发展作为活的整体来理解和把握的理论；或者更确切地说，它是一种把社会革命作为活的整体来把握和实践的理论。”[5] (P22-23)因此，“它是一种革命的哲学，它的任务是以一个特殊的领域——哲学——里的战斗来参加在社会的一切领域里进行的反对整个现存秩序的革命斗争”[5] (P37-38)。或者用阿尔都塞的说法，马克思哲学观的根本问题就是创造一种“新的哲学干预形式”或“新的哲学实践”，来终结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霸权[6] (P248)。
二、关于马克思对科学的看法
如前所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称自己和恩格斯创立的新历史观理论为“历史科学”和“实证科学”。而且不仅仅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直到后来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1857)、《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乃至《资本论第二版跋》(1872)，马克思还在用“科学”和“科学的”等词语来描述自己理论工作的性质。长福据此认为马克思经历了一次知识观的转变，最终把自己创立的学说定位于“科学”而不是“哲学”，而且，从长福行文中可以看出，他把“科学”进一步定位为“实证的研究”。
实际上，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称新的历史观为“实证科学”，决不等于这种新学说就是西方主流文化中那种严格意义上的实证科学或经验科学，而是马克思在拒绝用“哲学”概念来称谓自己新历史学说(因为这个概念已经承载着整个西方学院哲学传统的过于沉重的负荷)的情况下，不得不采用的一个过渡性的和替代性的说法。细考《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相关论述，这里所谓“实证科学”的内容就是指“对现实的描述”[4] (P73)，即对人们实践活动和人类历史发展所作的考察及抽象概括，这种“实证科学”与旧思辨哲学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以“现实的历史”为基础，它对研究方法的要求按照马克思的描述就是：“只要这样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任何深奥的哲学问题都可以十分简单地归结为某种经验的事实。”[4] (P76)由此可知《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谓“实证科学”实际上是要求任何哲学问题都要归结为对现实的研究，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反复强调的“经验方法”其实就是面向现实。由此可以推论，马克思在这里所关注的问题并不是思辨与实证这两种知识类型的对立，而是抽象思辨与干预现实这两种哲学态度的对立，因此仍是一个哲学观问题。正如邓晓芒先生正确指出的，现代实证主义所标榜的“科学的经验性、实证性”态度正是马克思所反对的东西，马克思所认可的那种“实证科学”态度则要求把“改变世界”、“推翻现存东西”这种实践的标准纳入到自身中来[3] (P14)。在这种语境中，如果不从马克思哲学观的根本问题出发，而仅从字面上来理解《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出现的“实证科学”概念，就会远离马克思的本意。如前所述，由于“实证科学”对马克思只是一个过渡性、替代性的说法，因此其含义在马克思文本中是非常不确定的。比如在《历史法学派的哲学宣言》中，马克思讲：“实证的，也就是说，是非批判的。”[1] (P231)这里的“实证的”是否定性的，指对现存事物的非批判态度。而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如前所述，“实证的”一语又获得了肯定性的意义。这种概念上的游移性和不确定性，是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哲学变革规划的筹划时期所特有的思想现象。到了后来的《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就不再使用“实证”这个模糊的概念来描述自己理论工作的性质了。而且按照阿尔都塞的看法，对马克思的实证主义解释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大威胁[7] (P227-228)。
此外，就马克思学说中最重要的经济学分析本身来讲，其性质也绝非纯粹实证的。长福认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是一种“经验实证的研究”，而且断言在马克思“自己的心目中”，这种研究“已经是非常实证的了”。这种理解当属误读。对此可以参考阿尔都塞对《资本论》的精彩解读。阿尔都塞认为对《资本论》的解读必须是一种哲学解读，而不能局限于经济科学的领域内，因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作出的理论发现，已远远超出西方资产阶级经济科学的理论地平线，使得《资本论》已不是一本严格意义上的纯经济学著作，而是有着更复杂更深刻的哲学理论意义。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批判性分析与资产阶级经济科学的实证研究之间的这种“断裂”，可以从现代正统经济学家对《资本论》的批评中看出。那些马克思明确认为是他的发现以及他全部经济分析之基础的概念，如价值和剩余价值概念，却遭到了现代经济学家的激烈批评，他们责备马克思用来说明经济事实的这些概念是“非经济的”、“非职能的”，认为马克思经济理论中的概念和对象都是“哲学的”和“形而上学的”，是“理论的虚构”，因此《资本论》不能算经济学著作。阿尔都塞正确地指出：“经济学家所指责的马克思理论上的缺陷和弱点恰恰是马克思的力量所在。”[8] (P87)因为这是马克思经济学分析的哲学批判向度所必然引发的理论效应。举例来说，马克思曾指出，斯密和李嘉图的根本缺点之一，就是把价值看成完全无关紧要的东西，而完全被价值量的分析所吸引。结果李嘉图达到了对剩余价值概念的一切外在征候的认识，但他总是在利润、地租和利息这些经济事实的形式上谈论剩余价值，也就是用经济事实的直接描述来替代经济概念，而马克思关注的则是“剩余价值的一般形式”[10] (P577)。正如马克思一针见血指出的：在这里，“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9] (P16)。因此，当马克思极其严厉地批判李嘉图没有从剩余价值的各种存在形式中区分出剩余价值的时候，他实际上是指责李嘉图没有赋予自己所“生产出来”的经济事实以一个概念。阿尔都塞指出，在这里，“一个概念的出现或空缺决定着一系列的理论结论”[8] (P195)。至此我们可以把马克思经济学分析与西方政治经济学的差别解释为：政治经济学只关心既定存在的同质性经济事实，马克思则为经济事实建立起批判的哲学性的概念，结果是，“他消灭了古典经济学的对象，从而消灭了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本身”[8] (P196)。
我还愿进一步指出，不仅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不能称为一种“实证的研究”，而且从本质上讲，马克思给自己学说的定位也不是“科学”。马克思文本中经常用来描述自己研究工作的“科学”一语，充其量是一个中性的描述性术语，意指其研究工作在“非思辨的”定义上是“现实的”，而非在“非哲学的”意义上是“科学的”。长福认为“马克思不把自己所创立的学说看成哲学”，而是“用‘科学’超越了‘哲学’”，使之成为了“真正的科学”，并“确立起了一种新的知识观——‘科学-知识观’”，当属另一个误读。因为我们看到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马克思也用“科学”一词去指称资产阶级的经济学，马克思认为：“只要政治经济学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就是说，只要它把资本主义制度不是看作历史上过渡的发展阶段，而是看作社会生产的绝对的最后的形式，那就是只有在阶级斗争处于潜伏状态或只是在个别的现象上表现出来的时候，它还能够是科学。”[9] (P16)这就是马克思对他所谓“资产阶级经济科学”的本质规定。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不可能将自己的学说在其本质意义上也定位为“科学”，因为马克思将自己的学说看成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在这同一文本中，马克思是将自己的学说定位于一种“批判”：“就这种批判代表一个阶级而论，它能代表的只是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最后消灭阶级。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9] (P18)这也就是《资本论》的副标题“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真实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晚年在他最后一部重要哲学论著《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结尾处，对马克思学说的性质作了一个经典性的规定，称之为马克思的“历史观”，而不是称之为“科学”，这不是偶然的。在这里，恩格斯将马克思的“历史观”与旧“哲学”对置，对马克思哲学变革的伟大规划和马克思的哲学观作了如下总结：“这种历史观结束了历史领域内的哲学，正如辩证的自然观使一切自然哲学都成为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一样。现在无论在哪一个领域，都不再要从头脑中想出联系，而要从事实中发现联系了。”[10] (P257)
综上可知，认为马克思学说发展的本质是从哲学到科学(而且是实证科学)的知识类型转换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认为马克思所开创的历史科学和经济科学是一种“实证科学”的观点尤其不能接受。本文依据马克思经典文本论证了马克思哲学变革规划的总问题始终是一个哲学观问题，其内容便是与西方学院哲学传统的重大断裂；马克思开创的新科学按其本质来说，乃是关于一种与旧哲学完全不同的全新哲学样式的全新理解，而绝非某种“实证科学”。正如胡大平博士所见，马克思的总问题是无法用科学来简单说明的，价值永远是马克思学说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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