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诗歌现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代中国论文,诗歌论文,现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特邀主持人：孙绍振
孙绍振，教授，博士生导师。1936年生，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并留校任教，1961年调华侨大学中文系。 文革期间下放农村。 1973年起在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工作。先后于1990年、1992年、1995年往德国、美国、香港多所大学讲学。现兼任福建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福建省北京大学校友会副会长。
1981年，在朦胧诗兴起时，其所作《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一文引起强烈反响。此后出版《文学创作论》、《论变异》、《美的结构》、《孙绍振如是说》、《怎样写小说》、《中国当代文学的艺术探险》、《幽默学全书》和《幽默逻辑揭秘》等著作。在这些著作中，提出对于传统的“真善美统一”理论的质疑，指出真善美既不是统一的，不是只有量的差异，也不是分裂的，而是互相“错位”的。三者完全统一时，审美价值贬值；三者完全分裂时，歪曲现实。只有当三者保持“错位”而又不是完全脱节的时候，审美价值才会升值。
90年代初，孙绍振转向幽默理论研究。他指出所有西方文化大师都把幽默放在西方非常强大的一元逻辑中加以研究，而幽默的内在结构，不是一元逻辑，也不是二元逻辑，而是二重“错位”逻辑。在一重显性逻辑上期待失落了，如果可能产生笑的话，也只是滑稽的笑；只有在另一重隐性逻辑上又落实了，所产生的笑才有深长的意味，才可能是幽默的笑。他提出，从幽默心理学上来说，幽默的笑不仅仅是康德讲的期待的失落，而且是失落后的顿悟，是失落和顿悟的统一。从幽默逻辑学上来看，幽默是显性逻辑的消隐和隐性逻辑的显现。
不论是美学还是幽默逻辑学，“错位”范畴都是孙绍振的理论核心。
主持人的话
前年谢冕在一篇短文中发出了《新诗已经离我们远去》的感叹，去年《诗刊》一月号又推出了我的《后新诗潮的反思》，我们对于当前新诗创作和走向的忧虑和批评引起了广泛的反应。在关注诗歌命运同行之间和一些讨论会上，议论纷纷；有的还相当激烈。这里推出的是几位持不同见解的新诗研究专家的最新研究成果。
虽然，学者们观点各异，但是文风却同样的委婉。即使立场相左，然而他们却回避了正面的、直接的交锋。采取了各抒己见的方式。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他们对当代新诗，尤其是90年代的新诗的评价，正好代表了当代讲坛上的三派观点。
王光明在文中说，一个时期以来，对于后新诗潮的批评就成了时髦。
这是不错的。我本人对于后新诗的探索的批评，可能就是较为严厉的一个。我不像谢冕那样，温文尔雅，委婉曲折，我毫不讳言我对后新诗潮的不满，甚至愤怒，我的文风向来是锋芒毕露，暴躁凌厉，我甚至用了“艺术的败家子”、“犬儒主义”、“挟洋自重”等等的语言，来表现我对新诗的焦虑。而谢冕教授就是在这篇文章中，也保持了他的学者的持重。为了引出他的观念，他回顾了新诗80年代的历史，（也可以说，绕了几个弯子）最后提出他对于相当多的新诗人过分沉溺于“个人世界”的不满。
他虽然千方百计地为他所要批评的现象寻找客观的原因，但是他不能表示他为“诗的社会属性和公众关怀被消解”，“诗歌的传统审美性被冷淡”感到焦灼。他的文章，处处行文的慎审。读者显然可以感到他从思路到用语的分寸：一方面他尽可能地保护那些艺术的、灵魂的探索者；一方面作为长者，又不能不从他所理解的历史的责任出发，指出：“不仅是崇高的命题受到冷遇，甚至连传统的优美的和抒情也变得遥远了。由于众多的缺失，众多的诗都因而失去了分量。”
谢冕是不轻易作正面批评的，作为资深评论家，他更善于从正面提出建设性意见。在这里，他提醒诗人不要忘记，尽管这是一个宽容的时代，但是仍然有“重要的诗”和不重要的诗的区别。诗人不仅要“看到个人，而且通过个人忧患，和悲欢的情感经历看到时代，看到了那时代全部整体……从中感受到那个时代的特有的精神。重要的诗人是概括的，重要的诗人总是从个人的体验出发，到达时代的中心，并准确地把握那个时代的灵魂。”他的文章不短，但是其它的话，都是为这几句话而写的。
虽然王光明对于谢冕有过师承关系，并且在后来的不断探索中，王光明也已经形成了自己对于当代诗歌现状的独特见解，但是，在王光明提交的这篇文章中，他所提出的命题从根本立场上，是和谢冕针锋相对的。他的文章的题目就是《个人承担的诗歌》，他认为：对于后新诗潮的诗歌一些不够到位的批评，产生于在美学上以朦胧诗的准则来衡量一切。而后新诗潮并不追求朦胧诗的意识形态“抗衡的热情”，诗人们正在疏离处于中心话语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以便“更深入地进入灵魂本体的探索”。他认为朦胧诗所表现的不过是一代人的声音，而后新诗潮的价值则是“从一代人的声音中凸现了个人的声音”。后新诗潮的语言反抗大众文化的浮浅、媚俗。王光明在他们寻求语言“向未知的生长”中，感到了“真正的诗歌探索”之光。后新诗潮的诗人，虽然没有对时代作出直接的反映，但是他们“以内省的崇高和语言的自足”，“从灵魂的视野去阐述和想象当代的生存处境”，这种探索不是以群体为中心的，而是“落实在个体的承担者身上”的。对于这样的诗歌，重要的不是笼统的批评，而是对话。
相对于谢冕和王光明而言，陈仲义的理论立场似乎处于二者之间。
陈仲义所理解的个人化写作，并非孤立的、抽象的，他更加强调由个体发出的是“全息”信息，“即使再淡化隐匿，都多少带有时代的擦痕”，也多多少少有个人与社会、时代的有机联系。这一点，王光明在行文中虽然不是完全反对的，但是却并不强调。不过陈仲义更加正面地指出有两种个人化，一种是仅仅归属于个人，另一种则超越于个人。对于纯个人生理的冲动和融入某一社会实践这二者，陈仲义认为，后者更有意义，从终极意义上说，他认为这种诗“是非个人的”。
在这里，陈仲义和谢冕所说的“重要的诗”就能够相互衔接了。
正是从这一点出发，陈仲义正面批评了绝对个人化的写作可能导致“自在的封闭”，也就是某种程度上的自恋症。他指出：个人化可能变成“私密化”、“私我化”，“从个人化到私我化相距仅有一步之遥。稍不检点，一个闪身，就落入‘单人牢房’”。
从理论上来说，陈仲义提出的这个崭新观念，可能是新诗理论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范畴，也许当代新诗理论史会记录下他对于个人化在范畴上所作的这一份的功绩。
他以理论家深邃洞察力指出：
自圉于‘单人牢房’的私我化，愈加规避社会实践，就愈退回内心，甚至让内心世界取代一切，从而导致从内心到内心书写的封闭循环。至少在狭窄性方面暴露了自己有一个缺损的胃，那么，这个胃如何接待美国诗人辛普森所倡导的消化‘煤、鞋子和铀’呢？
私我化无疑会放大自己的能量——个人倨于万物之上，甚而放纵到把一切经过个人染指的，都提升到无以复加的，凡被个人目光、心情、触摸的事物都被赋予神圣、永恒的意味，实在也是个不大不小的幻觉。在这种幻觉作用下，无限拔高个人，将导致个体与群体真正的割裂。无奈诗写者，十有八九，都耽于幻觉这一迷魂药。
沉溺在幻觉私我化的专利中，带着个人隐私色彩的语境，少不了挟携着未经筛滤的分泌物。一味的自恋。随心所欲的实验。无节制的即兴。写只有自己进得去，最多小圈子啃得动的‘天书’，此种自言自语的‘方言’，本质上，难道不是另一种‘哑语’、‘失语’吗？
陈仲义此文的震撼力在于他不仅指出了诗坛上存在的问题，而且进一步分析了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诗歌艺术准则的混乱。这种混乱的根源不仅在于外部社会环境，而且在于内在的哲学方法：相对主义。艺术准则流派纷纭，自然倾向于适当的相对；这为诗坛粉碎文化专制所必要，也为诗歌创造的多元提供自由的生存空间。但是绝对的相对主义却可能成为诗歌艺术本身的“杀手”。在当今，这可能是一种存在的荒谬，难以绝对驱除。一方面这是由于严酷的文化专制解除以后的历史文化语境解放，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诗人极端心理和新诗本身的求变倾向。
这就很容易把多元共生当作了艺术准则的无政府。
在我近年读到的对于当代诗坛的学术分析中，陈仲义的论述可能是最为深切的了。他把对于当代诗坛的珍惜和忧虑集中在两点上：第一，个人化自然有其合理性，但是要把个人化从私我化的危险中解脱出来；他把理念的焦点放在把个人的产品，变成“公众贡品”的“转换机制”上。但是，他又十分强调，“不能要求个人文本一定要与时代现实产生严格对称对应和直接功能。”他认为，作为诗个人文本与时代可能是“曲折投影式、隐匿渗透式、缝隙散发式、互文互涉式……而不是单相反映式”。
第二，他提出，在艺术上把自由的无经典写作变为有限的多元经典写作。
正是从这里，他不但和王光明，而且和谢冕拉开了距离。
他显得不像王光明那么激进，又不像谢冕那么传统：他的方法论似乎总是在寻找在两个极端之间的超越，为此他提出超越庸常的、渺小的“过度倚重当下形而下”个人化，进入更高“历史个人化”，亦即形而上的“彼在”境界。他的理论不仅停留在思想上，而且深入到艺术的深层。他指出，不管是怎样的多元创作，总是离不开某种经典文本，在相对经典文本的基础上，他热情地寄希望于来日：“掀起大规模的词语运动，”创造“一系列‘新的反讽、戏剧性、叙事、消解、文类兼容、综合并举，造成新一轮混沌诗风，冲击着诗学规范和命题，且以重建的美感经验改变以往的阅读效应”。他并不厌弃读者，相反，他满怀热望地帮助读者“重新学会咀嚼”。
所有这一切，我想都是许多理论家可以接受的。
但是，光是在理论上明确是容易的，要真正在具体文本上达到一种艺术的共识，却又是很难区分多元和无标准写作。
几乎像是一种巧合，吴思敬和王珂的两篇论文，正是在文本的艺术分析上，给我们打开了眼界。在他们的文章中，用了那么多的篇幅来解读一系列新诗文本。吴思敬对于当代新诗叙述不同于浪漫主义的诗歌语言的当代叙事式诗歌语言的分析，尤其是对于平淡的灰色的事态的当代诗风的分析，对于语言实验的反思，在严肃意义上的荒谬，尤其是对于80年代某些实验诗人对于语言不严肃地“施暴”，是相当深邃的；而王珂则从功能主义的角度出发来肯定90年代诗歌的成绩。“诗人无论是情感渲泄式写作或者是语言游戏式写作，都有助于诗人的生活。”有意思的是，他对“平民个体化”的女性诗歌作了精微剖析。而郜积意的评论则是从文学史的角度切入到诗歌分析的另外一层意义。他的重点在于对激进主义的批评，并结合90年代诗歌作为一种智识产品所具备的意义加以阐发，可能会引发相关的文化史、思想史的话题。
我想为新诗感到困惑的读者、诗人、批评家读了他们的文章不但会对某些新诗潮的现象，减少疏离之感，而且可能会带来意外的亲切之感。
标签：诗歌论文; 艺术批评论文; 艺术论文; 文化论文; 文学论文; 王光明论文; 谢冕论文; 陈仲义论文; 孙绍振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