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魂”的预见性
——读《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的思考
任多艺
（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贵州贵阳 550001）
摘 要 ：目前关于《叫魂》有众多的赞誉之词，学者们从各方面阐述《叫魂》，即使离最初出版已过去了30多年，但是书中的学术观点至今仍被津津乐道。论者对孔飞力在文中所提及的“预见性”观点颇为感兴趣，因此将从此观点出发，结合文本及当今现状梳理预见性观点的呈现。
关键词 ：叫魂；孔飞力；预见性
《叫魂》是哈佛大学研究中国的专家孔飞力的力作，一经发表就引发了众多的关注。孔飞力站在1768年这个时间维度，去探寻“叫魂”一案，对乾隆统治下的中国展开了多维度分析，从而揭开了“叫魂”背后的真相。从书名上，孔飞力就抓了读者的阅读心理，在神秘不安的“叫魂”中，揭示出1768年春天开始，在中华大地弥漫了近三个月闹剧背后的力量，它已然预见“叫魂”事件的悲剧。
1 幽灵“叫魂”的预见
强烈敏锐的学术触觉，让孔飞力在北京档案馆收集清政府内部通讯对实际运作的影响的相关资料时，就意识到“叫魂”事件的重要性。“1984年，当我来到北京开始在第一历史档案馆从事研究工作时，全然不知道最终会写出《叫魂》这样一本书”。[1]1《叫魂》的出现是孔飞力的偶然之作，以点触面层层剥析了清政府统治下的各种力量的对峙，揭示出乾隆盛世下的另一幅景观。
“叫魂”作为一种神秘的力量，贯穿于中国古代百姓的普遍生活中，人们对它极为恐惧，于百姓而言，魂魄的存在与生命息息相关。“叫魂”这种神秘民俗形式的存在，让百姓身怀畏惧。孔飞力以1768年的“叫魂”妖术事件展开叙述，也是洞察到了“叫魂”下隐藏着的种种相悖的现象。他的阐述是从中国的内部变化上去分析悖论现象，倘若不读到最后一页，“叫魂”的历史剧本将永远尘封。孔飞力将1768年喻为中国悲剧性近代的前夜，既暗示了案件的悲剧，又预示着这是中国最后的浮华。孔飞力是如此描述妖术的出现的，“某种带有预示性质的惊颤蔓延于中国社会：一个幽灵——一种名为“叫魂”的妖术——在华夏大地上盘桓”。[2]1他认为未来中国的悲剧性已经存在于当时百姓的生活周围了，只是密码太难以解读，一旦钥匙打开了密码，被称之为预示性的惊颤形成的悲剧性就能缓解，但是密码未能被人预见，中国近代的悲剧也就不可避开。
2 预见性事件
孔飞力将“叫魂”妖术通过“剪辫子”展现，运用倒叙的写作手法将预见推理而出，原来那把难以打开的钥匙，早已写出了密码，只是没有人预见。通过梳理文章中的“叫魂”案件，可以将事件发生中的预见性展现出来，从而分析这场案件预见的内容。
从石匠吴明子负责修复德清县城门开始，“叫魂”的预见就打开了帷幕，一场动乱整个中国的恐慌即将上演。开场者是当地的农夫沈士良，沈士良是一个孝子，母亲与他常年受到两位侄儿的迫害，沈士良想借助中国的一种根深蒂固的宗教仪式——叫魂，报复两位可恶的侄儿。但是吴明子不仅没有答应沈士良的请求，反而将他举报给官府，关于叫魂的谣言就此发酵并影响了大半个中国。在“叫魂”事件中，人人自保，恐遭迫害，谣言转为了百姓的恐慌，引起了当权者弘历的注意，官员在皇帝和百姓的夹缝间生存，“叫魂”事件到达了高潮。民间关于叫魂的种种现象也纷至沓来，让官员应接不暇，剪辫子成为“叫魂”的具体表现行为，于此剪辫子成为了第二个预见。中国有句俗语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头发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清朝统治时期，是否有辫子成为一个人是否认可统治者统治的标志，也就是认定一个人是否是良民。由此可见，辫子在社会生活中充当的社会功能。辜鸿铭先生曾读外国友人毛姆说：“你看着我留着发辫，那是一个标记，我是老中华的末代的一个代表”[3]38，由辜鸿铭可见发辫的政治功能性，那么统治者为何花费大量的精力在发辫上，我们从满清的外来者身份便能揭出辫子对于满清统治者统治的重要性。因为外来入侵，统治者把政权的合法性看作核心问题，发辫便是合法性的外在形式，但外在形式并不一定能治服人心，统治者对辫子保留与否相当警惕。对此孔飞力在文中列举了削发令事件来说明政权与头发的关系。叫魂案中，剪辫子是叫魂的主要识别方式，弘历的担忧成为了现实，于是“叫魂”事件在弘历的高度施压下，达到了极端。官员未免节外生枝，当再次出现剪辫子的行为时，都减少与弘历的交流，不再汇报。可是，官员低估了弘历在信息构建上的系统化，这也预见事件必将再次达到高潮。官员挑战了帝王的权威，专制权利与官僚体系的较量正式开始，弘历借此肃清了官场，重塑自己的帝威。弘历借由“叫魂”事件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但是他忽略了广大的百姓力量，这也预见他将面临着重重挑战。民众在这一场自上而下的权利博弈中，处于被摆布的处境。孔飞力在书中论及削发令的出现激发了民众捍卫民族尊严与自身文化的决心，众多民间抵抗削发令的事件，都表明了削发与个人尊严是相联系的。[4]69人们对割去辫子存有恐惧心理，他们只知道官府的施压与妖术相关，却未曾细思背后的深层含义：谋反，这也预见百姓最终会屈服。
一场民间的叫魂谣言，让1768年的中华大地沉陷于焦虑和恐慌中，这一场活动的参与者皇帝、官员和百姓都卷入这场逆行的漩涡中，当风平浪静后，这场闹剧也只能以狼狈结尾。但是通过这场闹剧，也揭示了潜隐在繁荣下的不安定因素对政权的威胁。
月季(Rosa chinensis Jacq.)是蔷薇科蔷薇属植物，原产于我国，在我国有 2000 多年的栽培历史[1]。由于其极强的观赏性和适应性，广泛应用于园林绿化中，成为我国北方城市北京、天津等多个城市市花，建立了多处月季品种齐全、集中的专类公园。
以网络教学为辅助的课堂教学模式是指在课堂教学中部分教学内容及其过程以网络教学方式进行的教学模式。部分融入的网络教学内容包括网络教学展示、网络习题测评、网络教学互动，等等。在网络教学部分融入课堂教学过程中，网络教学融入的比例不大，一般不超过30%，最多也不超过50%，非网络教学的传统课堂教学仍占课堂教学内容及其过程的大部分。在网络教学为辅助的课堂教学模式中，教师对教学过程的把控往往相对容易，因为这种模式的大部分时间仍然处于传统课堂教学模式之中，教师可以按照过去的经验式、当面人对人管理方式管理教学课堂。
3 叫魂事件的思考
对于1768年发生在中国的妖术大恐慌，孔飞力有理有据地分析了其中的预见性，同时也谈及预见性所反映信息的重要性。“叫魂”原本只是百姓间的个人行为，但却上升到国家权力，在这一场无中生有的闹剧中，皇帝、官员和百姓都尽可能地让事态的发展有利于自身，没有预见事件带来的危害，事件变得越来越荒谬，难以控制。从剪辫子事件中，可见在盛世王朝之下，仍然存在隐形的“贫穷”，孔飞力在书中也一针见血的指出叫魂案件的发酵与环境、人口也密切相关。繁华的表面是普通百姓承载的巨大压力。江南地区是商业的繁荣区，百姓的压力也最大，贫富差距巨大，许多影响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便在此生根发芽。首当其冲的便是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之间的敌对关系，叫魂妖术带来的恐慌更加恶化了这种关系。百姓在叫魂案中既是州官又是棋子，叫魂案的星火燎原之势是他们引发而来的，同时他们也只是君主专制和官僚权力较量的棋子。他们不仅受到外来力量的压迫，而且群体间也并不团结。在这场战役中有不少的百姓借妖术之风相互污蔑攻击，“对害怕受到迫害的人，它提供了一块盾牌；对想得到好处的人，它提供了奖赏；对嫉妒者，它是一种补偿；对恶棍，它是一种力量”。[5]285孔飞力如是评说到。
在1768年之后，清朝的统治下也有同样的对政权合法性造成威胁的事件。如1840年的鸦片战争、1851年的太平天国运动、1856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61年的辛酉政变及之后的洋务运动、百日维新等。这些威胁统治安稳的不安分事件都让统治者、官员及百姓处于恐慌中，事件的背后同样有其预见性。如1898年的百日维新，光绪帝的皇权旁落慈禧太后，百日维新在得不到慈禧支持的情况下，只能在短暂的103天后落幕，这场运动的失败的原因，除了光绪帝没有掌握实权外，还在于他没有预见变法措施对旧派利益的损害，于是又一场恐慌降落在慈禧和官员身上，为了保证安稳的地位，只能熄灭弱不禁风的维新变法运动。为此光绪帝试图做出了最后的抵抗，“剪辫子”再一次被提上了日程，遭到顽固派强烈的抵抗，他们认为辫子的存在就是统治的存在，减掉辫子在守旧派的眼中无疑宣告着满族统治的结束，光绪帝并没能从1768年的“叫魂”案件中得到预见和启发，让本已畏惧的百姓恐慌不已，“这时北京城内谣言四起，人心惶惶，不时开过的军队更增加了百姓的恐慌”。[6]112
4 结语
从弘历在位期间发生的“叫魂”闹剧到光绪在位时发动的百日维新，事件的发生都有某种预见，但身在其中不解其义，让事件逐渐发酵，最终不可逆转，未能避开复杂的境遇。预见性观点是在书本的开头提出的，通过层层的铺垫，丰富的历史材料、宏大的历史背景让读者理解做出自己的思考，透过表层现象去探析事件的本质，同时关注构成未来的存在于我们周围的条件，让未来为我们显现出某种预见性。
选取2017年12月～2018年6月在我科就诊年龄＞65岁的老年高血压患者120例作为研究对象，其中，男67例、女53例。据患者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分为H型高血压组78例和非H型高血压组42例。
参考文献
[1][2][4][5]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M].上海：三联书店.2016.
[3]嵇志梅.读懂辜鸿铭[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14.
[6]张彬.戊戌变法领袖康有为[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
作者简介 ：任多艺（1991.07—），女，土家族，贵州铜仁人，现为贵州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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