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经济学方法论的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中国论文,经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经济学方法论研究滞后，亟需发展。其主要问题是：片面倚重抽象法与轻视抽象法的倾向并存；轻视实证法与简单运用实证法的倾向并存；轻视数学方法与滥用数学方法的倾向并存。这些问题与研究目的上的功利主义（进而表现为功利主义与价值偏执并存）、思维方式上的简单化倾向（进而表现为简单否定与照搬照抄并存）、价值观念上的官本位思想（主要表现为轻视理性思维和轻视科学方法的观念）密切相关，且有着“言行不一”、“东方民族思维方式”、“封建等级专制政治体制”等深刻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措施。
关键词：方法论 中国经济学方法论 抽象法 实证法 数学方法官本位
一
1901年严复译出《原富》（即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把经济学引入中国。30年代下半叶，王亚南、郭大力翻译的经济学划时代巨著《资本论》与中国读者见面。至此，作为现代科学的经济学开始在中国植根。几十年来，主要是1949年以来，我国经济学研究在曲折中不断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研究出现了空前的繁荣。但是，经济学方法论则至今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早在1938年，在蔡元培、马寅初、胡适、冯友兰、李四光等一批著名学者主持的《大学丛书》中，刘絜敖先生出版了他的《经济学方法论》。在该书中，刘先生系统地介绍、探讨了经济学方法论。书中指出：“科学之发达，端在一种对象之纯理论的研究，今国人既如此崇尚实利而鄙弃理论，故其足以阻碍发达之前途，而致我国经济学永远停止于‘经济常识大全’之境”。“我国今日亦正病方法论研究之缺乏，而致吾人之经济学入于歧途，故著者甚愿国人充分了解方法论研究之重要性，然后期以三年五年或十年八年的功夫，起而在方法上奠定一个深固的基础，以谋我国理论经济学之独立的发展。”〔1〕然而， 在战乱的旧中国，经济学及其方法论难以发展。新中国成立后，苏联模式的经济制度和经济学传入中国。在以意识形态对立为背景的冷战局面下，“左”的指导思想使中国长期固守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以政治挂帅代替经济规律者理直气壮，坚持按经济规律办事者惨遭迫害。经济理论研究被限制在狭小的圈子里，甚至无法开展。与此同时，“经济学方法论问题从来就没有被提上议事日程”。〔2〕直到改革开放10 多年后的1988年，《当代西方经济学基础理论的演变——方法论和微观理论》（杨德明著）、《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史》（刘永佶著）等著作问世，才使刘絜敖先生半个世纪前的期望有了寄托。
不能否认，目前，经济学方法论在我国已经得到了一定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不少有识之士从不同角度关注和探索经济学方法论问题。1985年3 月， 崔昌杰先生著文《建议建立经济研究学》〔3 〕；1987年7月，吕益民先生发表了《应当建立一门经济科学学》一文， 并提出了该学科应该研究的六个方面的内容〔4〕；1991年8月，廖士祥主编的《经济学方法论》问世；〔5〕1992年， 刘永佶先生出版了《政治经济学方法论》；〔6〕此外，1990 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先后出版了马克·布格著《经济学方法论》和A·S·艾克纳主编《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等译著。1994年5月， 黄河主编的《经济科学学》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发行，1995年2月， 陈宪主编的《经济学方法通览》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发行，这些著作对推动我国经济学方法论研究无疑会起到重要的作用。
然而，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现状距离经济发展和经济学研究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经济学方法论作为经济理论体系中一门独立的分支学科，在我国还没有得到完全的确认。甚至连十分权威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卷）》在解释“经济学方法论”词条时也竟然写到：“指西方经济学界在研究经济理论和经济问题时所采取的各种方法的理论”。 〔7〕这种解释虽然是有片面性的，但从一定意义上也反映了我国经济学方法论研究所处的、不被理解和重视的尴尬地位。在经济学界，认为经济学研究方法是“无师自通”、无须专门研究的大有人在。在实际研究过程中，“不管磨刀，只顾砍柴”，低效率、重复浪费的现象比比皆是。
纵观和反思我国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历程，可以看出：一方面，我国经济学研究方法论长期不被重视，滞后于经济学发展和经济实践的要求；另一方面，由于方法论的滞后，已经而且还在继续影响和制约着经济科学的健康发展。我们痛切地感到，要想适应祖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在经济理论上取得突破性进展，建立既适合国情又符合市场经济发展一般规律的中国现代经济学，必须重视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
二
反思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使我们深感我国经济学方法论研究之滞后及其发展之重要。对经济学方法论本身进行反思，可以发现，我国经济理论界目前在方法论上，起码存在以下问题：
1.片面倚重抽象法与轻视抽象法的倾向并存
马克思的科学抽象法是从具体到抽象再到具体的方法。如果舍弃从具体到抽象的研究过程，只是用一些抽象范畴去演绎未知，进行所谓的规范研究，是不可能取得符合客观事实的理论原理和操作原则的。在过去四十多年里，尤其是在前三十年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过程中，经济学研究仅仅满足于片面地、单一地运用抽象法和规范方法，至少造成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局限性：（1）由于社会主义实践历史不长， 抽象分析无法说明对象本身，据此进行规范研究，很难得出正确的“应当怎样”，从而导致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大量存在的具体问题难以得到正确的理解解释，使理论与实践脱节。（2）囿于经典作家的某些结论， 忽视我国的特殊国情，从简单的抽象对比中论证社会主义经济的规律性、特征和优越性。在实际经济生活中，根据这些并不可靠的结论，推论经济运行模式和发展道路，实际上处于一种空想和盲目追求之中。（3 ）任何方法都有一定的适用范围和对象，只运用一、二种方法，难免使结论不完整、不科学，造成理论不能回答更不能解决那些迫切需要回答和解决的现实问题。〔8〕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的空前繁荣，经济学方法论也出现了多元的格局。但是，这种片面倚重抽象法的倾向还是严重的存在，并未绝迹。与此同时，一种新的错误倾向即轻视甚至否定科学抽象法和基础理论研究的倾向逐渐抬头，且有日益发展之热。这种倾向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在实证分析的旗帜下，忽视正确的理论指导和必要的抽象分析，低层次重复的事实描述充斥在大量的经济学报刊。在出版界，各种各样的应用性经济学书籍可说是琳琅满目，而真正属于理论经济学的学术专著却很少见。 （2）在教育界，各种应用性经济学专业成为热门专业，而理论经济学却受到了冷落。一些青年教育工作者不重视经济理论研究，面对应用性专业供不应求的局面，陶醉于“萝卜快了不洗泥”的喜悦之中。（3 ）混淆经济学研究方法、研究目的和经济学学科分类的界限，主张用应用经济学代替理论经济学。有些学者提出要“从理论经济学转向应用经济学”，“全部社会主义经济研究的立足点和归宿点必须放在应用经济学上面”。〔9〕实际上， 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只能是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为了指导和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都应该得到应有的发展；科学抽象法和归纳法、实证分析法作为科学的经济学方法都应得到重视和应用，不可厚此薄彼，不可偏废。
片面倚重抽象法和轻视抽象法的倾向虽然并存，但并不是平分秋色，而是各有特点。如果说前者主要表现在中老年学者身上，是“逐渐减弱”的倾向；那么后者则主要表现在中青年学者身上，是“日益显现”的倾向。
2.轻视实证法和简单运用实证法的倾向并存
实证法又称实证分析，是规范分析的对称。实证研究方法为西方经济学研究方法中的核心或主流派是没有什么争议的。理论实证研究的一般过程可概括为四个步骤：第一，提出理论假设的有关条件；第二，建立理论假设模型并推导出主要结论；第三，理论假设模型的经验检验；第四，验证理论假设，并由此展开深入的理论分析。实证分析一般要经过理论实证分析和经验实证分析两个主要阶段。一般认为实证分析偏重于回答“是什么”、“怎么样”、“如何”一类问题；而规范分析则侧重于回答“应当是什么”、“怎么办”之类的问题，这就是所谓的“是”——“应当”二分法。〔10〕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与发展只有几十年的历史，很难充分显现出内在的本质、矛盾和规律性。如果仅仅由此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和发展进行演绎，那么就难免失当。因此必须对正在实践之中的社会主义经济现实运动过程进行实证研究，在复杂的环境和多因素影响的条件下，揭示社会主义经济“是什么”。对此，经济理论界已经认识到了以前的不足和加强的必要，但尚未取得突破性进展。与上述片面倚重抽象法的倾向相连系，在我国经济学界轻视实证分析的倾向长期存在，目前尚有较大的市场。一些人囿于传统的思维定式，把采用实证分析取得的研究成果看作“没水平”、“低层次”；一些主要从事实证经济分析的经济学工作者在理论成果评奖，晋升职称等方面受到歧视；有份量的实证经济研究成果尚不多见，等等。可见，轻视实证分析方法的问题并未真正解决。
有趣的是，简单运用实证法的倾向和轻视实证法的倾向同时并存，且有蔓延之势。近些年来，在强调实证研究方法的过程中，出现了对实证分析方法的种种误解和偏差：（1 ）认为实证法就是搞实际调查研究，否定必要的理论指导，在经济学特别是个别青年学者中，甚至出现了理论虚无主义的倾向。（2）过多地强调假设和建模， 排斥必要的定性分析，割裂“是什么”和“为什么”之间的内在联系，出现了“描述主义”的倾向。一些青年学者认为经济学就是要解释世界，不要老想着改造世界，满足于对“是什么”的简单描述。（3）忽视、 甚至否定价值判断，片面强调“操作性”，这一点在政府的经济研究部门表现尤为突出。这些误解和偏差的存在，严重影响着我国经济理论研究的健康发展。实际上，同任何方法一样，实证法本身也存在着局限性，也需要不断完善。值得指出的是，虽然轻视实证法与简单运用实证法并存，但二者都有着不同的市场和趋向。前者的市场主要是中老年学者和纯经济研究部门，且有“逐渐减弱”之势；后者的市场主要是中青年学者和政府部门的经济研究机构，且有“日益显现”之势。
3.轻视数学方法与滥用数学方法的倾向并存
现代经济学的发展表明，数学已经成为重要的、不可缺少的研究工具。在经济研究过程中运用数学方法和计算技术，可以在分析统计资料和考察经济活动的数量表现、数量特征、数量关系和数量变化的基础上研究经济现象，探讨经济活动的规律性并指导经济实践。由于种种原因，在我国，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一直是薄弱环节。特别是建国后的前三十年，不仅在经济学人才培养中忽视数学，而且在经济学研究中基本上将数学工具拒之门外。80年代以后，这种情况虽然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广度和深度都还不尽如人意，轻视数学方法的问题依然没有完全解决。
与此同时，在经济研究过程中，滥用数学方法的数学形式主义倾向已经出现。其主要表现是：（1 ）有些文章不是从研究的需要出发运用数学工具，而是把数学公式、模型作为装点。（2 ）有些研究成果假设过多而且随意性很大，在资料的运用处理上往往做出人为地“调整”，降低了论证的说服力。（3）有些运用数学方法所取得的研究成果， 由于缺乏必要的定性研究作指导和必要的经济理论知识作支撑，往往是前后矛盾或违背常识，貌似科学、严密，实则不攻而破，无法操作。实际上，数学方法作为一种分析手段也有自己的局限性：它要以质的分析为前提；它作为纯属于形式逻辑范围的分析手段，服从于更一般的方法论准则。西方经济学界早就有人对滥用数学提出过尖锐的批评，约翰·布拉特在《经济学家是怎样滥用数学的》一文中指出：“所有这些根本不是把数学运用于现实的经济问题，相反，是把高度精确、复杂的数学运用于完全想象中的、幻想的经济学的美妙的理想国。”〔11〕
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1 ）轻视数学方法的倾向较多地表现在中老年经济学家中，且显现出“逐渐减弱”之势；滥用数学的倾向则较多地表现在中青年经济学家中，且呈现出“日益显现”之势。（2 ）对数学方法的滥用与对数学方法的拒绝是对待数学方法的两种极端态度，但二者殊途同归，都不利于经济科学的健康发展。（3 ）在经济学研究中如何正确对待数学方法，陈岱孙教授对此作了科学的回答：“其实，数学从来就是一种工具，电子计算机也不过是现代算盘。如果因为资产阶级用这种算盘，我们就不能采用，这是说不过去的。当然我们反对滥用数学的倾向，反对数学游戏。”〔12〕（4）此外， 数学方法也在不断地发展和完善，经济研究中数学方法的应用从线性数学开始，已经发展到“非线性系统方法的兴趣”和“模糊数学方法的引入”〔13〕，以前在对非线性经济现象进行分析时的失误正在得到纠正和弥补。
三
我国经济学方法论发展滞后且存在上述问题，是与中国经济学家在研究目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上的偏差密切相关的。这些“偏差”又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和思想文化背景。
1.研究目的上的功利主义倾向
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与名义上的“义利观”相反，“功利主义”始终是大多数人最基本的行为准则，只不过由于“言行不一”而以“重义轻利”的面目表现出来而已。新中国成立以来，“言行不一”的传统在“文革”等极“左”思潮泛滥的年代更为变本加厉。一些人从自我保护这一本能性的“功利”目标出发，在“言行不一”的背景下“价值偏执狂”、“‘左’比右好”成了最佳选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拨乱反正，强调实事求是，倡导言行一致的优良作风。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西方赤裸裸的功利主义思想影响日渐扩大。因此，除了以“价值偏执”掩盖起来的功利主义倾向之外，又出现了赤裸裸的功利主义倾向。
经济学家不是生活在真空而是生活在复杂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氛围对经济学界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从研究目的来考察，目前，我国经济学界存在着严重的功利主义倾向。其主要表现是：（1）缺乏应有的社会责任感， 从求“名气”（包括求职称）的目标出发，为文章而文章。这实际是在追求“异化了”的目标。一些人在经济研究过程中，往往把实际经济问题和理论问题的解决抛到脑后，不愿做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满足于东拼西凑，追求文章数量，也有一些人无病呻吟，写官样文章，应景应时，不求创新。特别是在新闻媒介的介入之下，“炒经济学家”的现象屡屡出现。（2）缺乏应有的是非观念， 从求“利”（主要是经济利益）的目标出发，做“授命课题”，写“授命文章”。一些地方或部门为了自身利益，不惜“重金”聘请经济学家搞课题、搞咨询和宣传。一些经济学从自身利益出发，“拿了人家的手软，吃了人家的口软”，背离基本的是非观念，走到北海说北海好，走到新疆说新疆好，一会要“重振汉唐雄风”，一会要“再建北方香港”。某些所谓横向课题成了片面为立题单位说话的“授命文章”。某些所谓专家咨询成了要钱、拉关系、“炒热闹”。（3 ）缺乏起码的职业道德，从求“势”（主要是看风向、跟大势，确保本集团利益）的目标出发，不能开展正常的学术争鸣。只要是自己的老师、同事或同伙，明知其学术观点不妥也不愿争鸣。对于和自己相对的学派的长处视而不见，对自己学派的短处百般保护。以官位大小、势大势小作为裁定学术是非标准的现象仍然存在。
我国目前经济学界在研究目的上的功利主义与价值偏执倾向并存。一般说来，一些中老年经济学家易受“‘左’比右好”的思想影响。因此，在方法论上，他们较易于陷入片面倚重抽象法、轻视实证法和轻视数学方法的错误倾向。同时，一些中青年经济学家受“‘左’比右好”思想影响较浅，受西方赤裸裸的功利主义思想影响较大，往往表现出直接的、少加掩饰的功利主义倾向。因此，在方法论上，他们从发挥自己所长、易于取得资助、取得更多收入等功利目标出发，较易于陷入轻视抽象法、简单运用实证法和滥用数学的错误倾向。
2.思维方式上的简单化倾向
民族传统思维方式对经济学家有着重要的影响。而建国以来，唯书、唯上的政治氛围和高度集中、僵化的管理体制，也为导致思维方式的简单化提供了温床。从思维方式上来考察，我国经济学界存在着思维方式简单化的倾向。其主要表现有：（1）“言必称希腊”的教条化。 这就促使人们照搬照抄省事，或者只是用书本诠释现实。（2 ）普遍的片面化表现。教条化必然导致片面化。诸如为了推行“利改税”就只说其优越性和好处，结果由于其他条件不配套并未完全实现这些好处；把属于市场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的一般规律或现象片面地视为某个社会形态特殊的规律或现象；为了推行承包制、股份制或者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往往是只讲其有利的一面却忽略其局限性及其条件；或把偶然性当必然性，或把必然性视为偶然性。（3）思维程式化。 在经济学界存在不少教条化的思维定式。比如，遇到问题首先是问姓“资”还是姓“社”；一讲某个范畴的作用往往只讲积极作用，无视消极作用的存在以及作用与职能的区别；这些年来又较多出现对西方主流经济学思维定式的套用。
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和西方经济学方法论方面的简单否定与照搬照抄并存，是思维方式简单化倾向的基本特征。一般来说，一些中老年经济学家在思维方式上的教条化、片面化和程式化较多地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照搬照抄和对西方经济学的简单否定。因此，在方法论上，他们较易于陷入片面倚重抽象法、轻视实证法和轻视数量方法的错误倾向。一些中青年经济学家思维方式上的教条化、片面化和程式化，则较多地表现为对西方经济学、特别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照搬照抄，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简单否定。他们中的一些人对西方经济学甚至迷信到了宗教的地步，岂不知西方经济学作为科学也有它的适应性和局限性，况且西方经济学家自身也在不断地反思和争鸣。同时，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甚至轻视到无知的地步，视否定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为“开放”的标志。这显然是十分错误的。因此，一些中青年经济学家在方法论上，则较易于陷入轻视抽象法、简单运用实证法和滥用数学方法的错误倾向。
3.价值观念上的官本位思想
官本位思想在中国人的价值观念上打上了不可磨灭的烙印。虽然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但却只有“学而优则仕”。在这种社会结构中，“官”居于宝塔式权力结构的顶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家国同构”模式，确保着社会等级和秩序。而思想家所能发挥的作用极为有限，常常面临着理想与现实的痛苦的选择：一些坚持自己观点的思想家难免被视为“异端邪说”而受到限制；另一些思想家则沦为政府的喉舌，失却独立思考的可能。直到今天为止，这种官本位的思想影响还是不可低估的，甚至作为一种社会意识渗透在各个方面、各个阶层。经济学界也不例外。经济学界在价值观念上的官本位制思想的主要表现是：（1）一些很有造诣和前途的经济学家弃学从官。 在职业选择上，做官从政对不少经济学家在内心深处有着不可抗拒的诱惑力。先从政，再经商，实在不行搞学问，已经成为不少人的从业原则。（2 ）在研究选题上，盲目跟从官员的指挥棒转，甚至有些学者就靠打探和传递官员小道消息来做学问，观测风向。当然，这与急功近利的研究目的也有密切关系。（3 ）通过官员题词或肯定来抬高自身学术价值的现象时常发生；在教育界，鼓励学生从政的呼声甚高，往往以毕业生做官大小作为衡量教学质量的标准。
这种官本位的思想，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受到市场经济观念的冲击，但其影响仍然根深蒂固，官本位的思想影响在中老年和中青年经济学家身上还是有着潜在的市场。价值观念上的官本位思想的不良后果是：直接导致不重视理性思维和科学方法、不重视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错误倾向。也就是说，经济学家在价值观念上的官本位制思想，既是形成上述经济学方法论问题的重要因素，也是造成我国经济学方法论研究滞后的重要原因。
四
反思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与问题，分析原因与症结，目的在于探求对策，以便建立和发展我们中国的经济学方法论，从而为促进经济科学的繁荣与发展，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现代化事业的发展服务。从上述问题和原因出发，可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起：
1.应正确认识和真正确立经济学方法论在中国经济科学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尽快改变经济学方法论滞后的局面。
科学史包括经济学发展的历史表明，每一次重大发现和发展都无例外地是以研究方法的创新和思维方式的更新为先导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磨刀不误砍柴功”，这些古老的中国格言说明了工具、方法的重要性。那种认为经济学方法是“无师自通”的观点是有害而无益的。经济学方法论就是以经济学方法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是经济科学不可缺少的一支翅膀；同时也是20世纪迅速发展起来的科学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经济学已由一个单独的学科发展成为一个拥有几百门学科的庞大的科学体系。〔14〕经济学科自身的发展和经济学家的研究迫切需要经济学方法论的指导。为此，我们建议：（1 ）在国家重点综合大学和社会科学院系统，吸收经济学专家和科学哲学工作者，建立专门的少而精的经济学方法论（也可逐步发展为经济科学学）研究队伍，且须合理分工、协作攻关。（2 ）在各级经济学会或科学哲学研究机构成立经济学方法论专题委员会，有条件的地方也可成立经济学方法论学会或研究会。（3）在《经济研究》、 《哲学研究》等刊物开辟经济学方法论专栏，尽快创立经济学方法论刊物。（4 ）在经济类专业的本科、硕士生、博士生等不同层次开设相应的经济学方法论（或经济科学学）课程，课时安排可与原“哲学”、“自然辩证法”等一并考虑，作为其知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2.树立正确的指导思想，以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建设为出发点和归宿点，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为指导，正确对待和积极借鉴西方科学哲学和经济学方法论。
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学方法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是一脉相承的。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的基石。因此，在建立和发展我国经济学方法论的过程中，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作指导，同时也要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15〕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不是在经典作家著作中寻找解决我国改革与发展问题的现成答案，而是自觉运用其科学的方法论去研究新问题。与此同时，要正确对待科学哲学和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科学哲学所提供的研究方法和关于方法论的理论，具有一般的指导意义，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西方经济学界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讨论已经有了100多年的历史，积累了大量宝贵的成果，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借鉴。特别应该指出的是，中国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或者说最终目标，是从中国国情出发，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现代化建设服务，也就是为中国的经济实践服务。促进经济科学的健康发展，服务于经济学研究，这是直接目标或中介目标。可见，衡量和检验经济学方法论发展得失与水平的根本标准，只能是经济科学研究实践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
3.建立中国经济学方法论的科学的学科体系。
从我国目前已经出版的经济学方法论著作来看，有的是介绍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译著，有的偏重于介绍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有的分别介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系统科学方法论的经济学应用。大都处于引进、介绍阶段，尚缺乏对自身科学体系的设计和研究。这种引进或介绍是十分必要的，但绝不能停留在这个水平上。到底如何设计中国经济学方法论体系，尚有待于学术研究的深化和广泛的讨论，我这里抛砖引玉，提出自己的一个初步设想。笔者认为，中国经济学方法论可建立如下体系：其一，总论篇。论述经济学方法论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和学科地位；该学科的主要任务、基本内容和体系结构；该学科的研究方法以及科学哲学基础。其二，历史篇。介绍经济学方法论的形成、发展史、包括西方经济学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经济学方法论在中国的发展等内容。其三，结构篇。该篇横向地介绍迄今为止认为是科学的经济学方法论和研究方法，介绍经济学方法的类型划分、不同方法的作用及适应性，不同类型方法之间的相互联系等内容。其四，职能篇。经济学方法论就是关于经济学方法的理论体系。从事经济学研究，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为了能够获取有关经济活动的本质及其发展变化规律的知识，并将这些知识用于指导社会经济活动。方法是为了实现一定任务而采用的手段或工具。因此，经济学方法就可看作是各种获取、检验、评价、接受、运用经济科学知识的方法和总和。由此出发，就可纵向地按照经济学方法论的不同功能，即探寻处理经验知识的方法，探寻形成经验知识的方法，探寻形成理论知识的方法，探寻经济理论知识检验、评价、接受方面的方法，探寻经济理论知识功能的方法，探讨经济理论知识发展方面的方法等功能设计章节。其五，应用篇。介绍主要经济学研究方法在中国应用的实际案例，并进行理论分析。此外，经济学方法论和经济科学学应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但前者在后者的发展中无疑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应集中力量，首先加强经济学方法论研究。
4.经济学界应注重价值观念的转变和思维方式的改善，不断反思和提高自身方法论素质
作为经济理论工作者，既使不以经济学方法论作为自己的专门研究方向，也应注重哲学素养和方法论水平的提高。在人文价值取向方面，正确对待祖国文化传统，采取科学的扬弃态度；同时正确对待西方经济学方法论，自觉克服功利主义的思想影响。在思维方式方面，改进东方民族传统思维方式，自觉消除走极端、随大流、矫枉过正的简单化倾向，防止出现或是照搬照抄或是盲目否定的错误倾向。在研究方法方面，克服单一化倾向，正确处理归纳法与演绎法、分析法与综合法、历史法与逻辑法、规范法与实证法、定性分析法与定量分析法等相互关系，从研究对象的目的的实际需要出发，正确选择和搭配使用科学抽象法、实证法和数学方法。既要注意纠正片面倚重抽象法、轻视实证法、轻视数学方法的倾向，更要注意防止轻视抽象法、简单运用实证法和滥用数学的倾向。作为不同知识结构、年龄结构的经济学家，需要扬长补短，相互学习和分工协作。只要大家都以科学的态度，把经济学作为一门真正的科学来研究，重视理性思维和方法论研究，就一定有利于我国经济学研究取得事半功倍的突出效果，以适应如火如荼的经济实践的迫切要求。
注释：
〔1〕刘絜敖：《经济学方法论》， 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六年版，第4～5页。
〔2〕石士钧：《应当加强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 《世界经济文汇》1987年第4期，第26页。
〔3〕崔昌杰：《建议建立经济研究学》，《经济学周报》1985 年3月24日。
〔4〕吕益民《应当建立一门经济科学学》，《经济问题》1987 年第7期。
〔5〕廖士祥主编：《经济学方法论》， 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6〕刘永佶：《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年版。
〔7〕《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卷）》Ⅰ，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版，第460页。
〔8〕陈宪主编：《经济学方法通览》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2月版，代前言第4页。
〔9〕马丁：《当代我国经济学研究的十大转变》， 《工人日报》1985年11月2日。
〔10〕二分法是西尼尔等人将经济学区分为实证科学和规范艺术，进而发展为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J·N·凯恩斯提出三分法，即将经济学分为实证经济学、规范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艺术。三分法并未赢得广大经济学家的赞同。同时，对二分法持有异议者也不乏其人。参见廖士祥主编：《经济学方法论》第145～148页。
〔11〕[美]阿尔弗雷德·S ·艾克纳主编：《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9月版，第149页。
〔12〕陈岱孙：《西方经济学与我国的现代化》，载《世界经济》1983年第9期。
〔13〕李子奈：《关于现代计量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3期。
〔14 〕中南财经大学编：《经济科学学科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载有学科390余门。 刘荣勤主编：《当代经济学学科》（中国展望出版社1988年版）一书认为：已经成熟或开始涉猎的经济学科达800多门。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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