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中日究竟是谁出了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出了论文,中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日民众彼此的“厌恶情绪”已上升为困扰两国关系的重大问题。双方都指责对方的教育主要是历史教育出了问题。因此，有必要对中日两国的历史教育包括学校传授、亲友讲述和社会传播等主要途径加以比较，探讨究竟是谁出了问题。
一、中日两国学校传授历史知识之比较
日本经文部省2001年审定合格的东京书籍、大阪书籍、日本文教等七家出版社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市场占有率超过99%。中国经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2001年初审通过的人民教育、北京师大、华东师大等三种历史教科书，市场占有率为100%。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日本中学历史教科书有关侵华战争历史的记述，极力回避侵华战争的性质和责任，蓄意淡化侵华日军的战争暴行，刻意强调日本民众的受害，正面记述日本全民支持战争，鼓励学生进行“受害”调查，突出体现了“掩饰侵华性质，推卸战争责任，强调受害意识，拒绝反省认罪”的指导思想；中国中学历史教科书有关日本侵华战争历史的记述，强调日本策划、发动和实施对华战争的侵略性质，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苦难，中国军民的抗日斗争及最终取得胜利，日本侵华战争违犯国际法规、惯例和人道准则的罪恶本质，鼓励中日学生共同了解日本侵华战争历史，对日本侵华战争暴行的记述仅限于两三个事件，并没有作为重点，突出体现了“客观记述，公允评价，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指导思想。两者形成鲜明的反差。
应该承认，日本中学历史教科书尚有相当一部分内容，能够比较客观地记述日本侵华战争历史，这是日本左翼进步力量尤其是日本教职员长期斗争的结果。这样的历史课，有助于学生了解日本侵华战争的真相。
但是总体看来，日本学校传授历史知识则是完全秉承政府掩饰侵华历史，回避战争责任的教育指导方针。迄今，日本政府仅仅承认当年日本对华有“侵略行为”，拒绝承认发动了“侵略战争”，所以日本中学历史教科书就使用“侵入”、“进出”的字样，蓄意回避“侵略战争”的用语，看不出日本政府在1972年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中承诺的“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的迹象。更为严重的是，将日本现行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同1997年度中学历史教科书比较，可以明显地看出日本极力回避侵华性质，蓄意淡化侵华罪行等全面“改恶”的现象。例如，有关南京大屠杀、强征慰安妇、“三光作战”等内容，大幅度削减并暧昧化；细菌战和人体实验的罪行完全被删除。日本右翼保守势力连续推出歪曲历史事实的教科书，大搞为日本侵略战争历史翻案的活动，固然产生很大影响，但政府通过1997年度《学习指导要领》和教科书审定制度对历史教科书编撰工作的“指导”，则起了决定性作用。
二、中日两国亲友讲述历史知识之比较
亲友讲述战争经历在战后一度成为日本学生了解战争历史的主要途径。从日本历史教育者协议会的调查可以看出，日本中小学生的战争历史知识从祖父母处获得的占10%～33%，从父母亲处获得的占9%～18%。（注：日本历史教育者协议会提供。）参加过侵华战争的日军官兵常常炫耀战绩，却缄口不谈侵略暴行。家族往往向孩子们讲述亲人战死的通知、空袭的恐怖、疏散的艰辛、战时和战后的饥荒等经历，绝口不谈自己参加过或支持过侵华战争。
日本宫崎公立大学王智新教授组织学生向自己家庭及周围老人进行“关于中国的印象”调查。学生们访问到16个去过中国的老人。16个人中，5个参加“满蒙开拓团”，其中有带枪的武装开拓团员；3个是商人，其中一个曾现地应征入伍；1个在满洲铁路局供职；7个人当兵，他们都编在乡土部队都城联队。该联队于七七事变后即参加侵华战争，从北打到南，是在南京大屠杀中杀人最多的第六师团的主力联队，第六师团师团长谷寿夫就是以实施南京大屠杀之罪被中国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奇怪的是，7个当过兵的，个个都说自己没有真枪实弹地上过战场，也没有干过或看到过战争暴行。其中两个人是运输兵，大讲自己如何在中国武汉开车时受到市民的欢迎，如何拿出糖果分给围观的孩子。另外5个只说自己如何受了许多苦；参加南京战役时，因为行动晚，等赶到南京，战役已经结束，所以什么也不知道。商人讲述自己在中国的住宅如何豪华，铁路局的人则吹嘘满洲铁路的光辉业绩。访问的结果，到中国战场去的日本兵，个个都不杀人，不放火，不抢掠，所到之处颇受欢迎；其他日本人也都生活在中国的歌舞升平中。
中国年逾古稀的老人不时地向儿孙及周围的人们讲述那些从天而降的空前劫难，从而成为中国历史教育的一个重要途径。他们并不愿意怨恨世代相传，而是要求日本政府真正反省并认罪，更希望将自己这些苦难遭遇作为借鉴，不要让历史悲剧重演。在滇西，一个曾经被日军轮奸又强征充当“慰安妇”的李连春阿婆，迄今仍然遭受着巨大的精神折磨，因而躲在远离家族的深山里，羞见亲人和邻里。她深藏在心中的愿望是，在有生之年“恢复我的名誉和尊严”，加害者能够在她的家族面前还她以清白。在北京，一位日本侵华战争受害者的遗属曾经发誓不同日本人打交道，但看到原侵华日军士兵东史郎向中国人民低头认罪时，还是向他伸出和解之手。在河北，曾经率领花冈劳工起义的耿谆老人，坚决不接受曾经奴役他们的日本鹿岛公司的救济金，只要求日本政府和鹿岛公司承认加害事实并谢罪。
三、中日两国社会传播历史知识之比较
近年来，社会传播历史知识在中日两国历史教育中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据日本历史教育者协议会的调查，电视和广播的影响紧随教师传授，居第二位，读物、电影、修学旅行和战争资料展的影响有上升的趋势。
如今，日本美化侵华战争的影视节目不断地播放，例如美化甲级战犯东条英机的电影《自尊——命运的瞬间》在日本的放映已造成的恶劣影响。而在日本各地到处可见歪曲历史事实的影视节目，如九州肥飫城小村寿太郎纪念馆常年放映一部关于日中甲午战争和签订《马关条约》的影片《战争打赢了，谈判失败了》，片中宣扬：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打败清国，本可在割地和赔款方面攫取更大权益，可由于两个原因不得不在谈判中做出巨大让步：一个原因是清国谈判特使李鸿章在日本马关意外地被暴徒袭击受伤，日本怕引起国际社会的谴责；另一个原因是日本破译了李鸿章同北京清廷联系的电报密码，了解了清国的谈判方案，为了尽快达成停战条约，只好屈从清国的谈判方案。该片的主题就是日本在《马关条约》中吃了“大亏”，理应继续发动一系列争取更多权益的对华战争。
战争历史遗迹和战争资料展览遍布日本，对于有着修学旅行传统的日本学生影响非常大。最有代表性的是位于宫崎的“八紘一宇塔”。1938年，正当侵华日军在中国不断扩大侵略战果之际，宫崎县知事发起建塔运动，煽动国民支持侵华战争。为了建塔，宫崎县男女老少纷纷参加义务劳动。日本新闻媒体煽风点火，鼓动世界各地的日本人捐献石料，日本陆军参谋总长命令所有的前线部队“以军或师团为单位，每单位收集两块，一块是军或师团总部所在地的，取最有价值，一块是战场最前方的，取最有意义”，以示皇军所向披靡，征服世界。建塔时将这些石块作为基石，塔身刻有“八紘一宇”字样，以示天皇将把全世界纳入其一统天下。塔身周围建有四座陶瓷人像，名为荒魂、奇魂、幸魂和和魂，分别代表武士、渔民、农民和工人，借以煽动日本民族的战争狂热。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盟军占领日本，宫崎县政府赶紧将塔身上的“八紘一宇”4个字铲除，将象征武士的陶瓷人像藏起来，将这一带改为“和平公园”。1965年，宫崎县知事又将“八紘一宇”刻在塔身上，武士像又回到原位。
日本在全国各地建立了“战争资料馆”，传播掩盖战争历史真相乃至美化侵华战争的理念。例如宫崎市“祈念和平的战争资料馆”摆放的展品和图表、文字说明分别展示了“战争时代”、“战死者的相貌”、“征兵通知书”、“阵中日记”、“遗书”、“遗物”、“枪后的祈祷”。战时将一般国民称做“枪后”，显示全体国民对战争的支持，这个单元展示了妇女和孩子向战地的亲人寄送慰问品，鼓励其立功报国，以及用缝“千人针”的形式祈求亲人平安的情景。宫崎县派出的士兵主要参加熊本师团的都城联队等部队，以尚武彪悍著称。该部队一直充当侵华日军的主力部队，铁蹄践踏中国的许许多多地方，参加过南京攻略战、武汉攻略战等重大战役，参与了南京大屠杀等骇人听闻的暴行。可是宫崎市“祈念和平的战争资料馆”完全是颂扬侵华战争和推崇乡土官兵，丝毫不提对中国的侵略和加害暴行。日本观众留言：“看到遗书，禁不住掉下眼泪！”“看了合祀靖国神社通知书，感到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无论如何也不是问题。”“前线的将士英勇奋战，舍身报国，后方的民众千方百计地支援前线，结果还是失败了，令人惋惜！”祈念和平的战争资料展览竟然产生这样的歌颂侵华战争历史的感召效果，真令人不寒而栗。
日本进步团体举办“为了和平的战争资料展”，展示正视历史事实和反省侵华战争的理念。例如京都的“为了和平的战争资料展”已经举办多年，给日本参观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大阪国际和平中心更是独树一帜，它在“创设宗旨”中申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大阪遭受50多次空袭，主要街道化为废墟；广岛、长崎遭到原子弹轰炸，冲绳成为‘本土决战’的牺牲品。同时，从成为战场的中国开始，对于亚洲太平洋地区的人们以及处于殖民地下的朝鲜、台湾人们加以极大的危害之事，我们不会遗忘。”正因如此，日本右翼势力将其视为眼中钉，组成“改正战争资料偏向展示会”，于2000年1月23日特意选在此召开大型集会，公然揭出的主题是“20世纪最大的谎言——南京大屠杀的彻底检证”。东京学艺大学教授君冢仁彦专门组织硕士研究生班以“展览馆应如何展示战争与和平”为题进行讨论，结论是：“日本围绕学生战争历史认识展开的论争的态势，正向着隐匿日本侵略战争历史的方向发展”（注：［日］君冢仁彦：《从原士兵的罪责分析中我们应得到哪些启示》，“日本的战争责任学术讨论会”论文，2000年7月。）。
中国也很重视利用社会传播手段进行有关日本侵华战争历史的教育，主要是为了以史为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而不是刻意渲染侵华日军的残暴行径。如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也主要是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进而将其发展成为国际和平园地。中国政府一直坚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方针，欢迎日本方面真正的反省和道歉，再三强调正视和承认历史，是中日关系的重要政治基础之一，希望两国青少年加强交流，增进了解，加深信任。
四、日本政府对待侵华历史的“三不政策”是问题的症结
从上述比较可看出，不是中国而是日本的历史教育出了问题，问题就出在日本对战争历史的认识。日本对战争历史的认识，既是如何认识侵略战争历史并采取相应的方针、政策、战略的本国内政问题；又是是否服从国际判决、履行国际条约和遵守中日双边政治文件原则的国家诚信问题；更是涉及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亚洲受害国人民的感情和尊严，关乎发展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影响东亚稳定与和平的国际关系问题。日本的战争历史认识问题实质是政府的大国战略在发挥主导作用。
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日本对待侵略战争历史及其责任的认识逐渐恶化。这一事态在如何对待侵华历史方面形成“三不政策”。首先是“不认罪”。日本侵华战争已经过去59年，历届政府和国会连其性质是侵略战争都不承认。其次是“不道歉”。日本政府可以通过公报形式，向韩国、朝鲜正式地毫不含糊地道歉，也可以在政府首脑会谈时，正式向荷兰、英国道歉，却偏偏不向中国正式地毫不含糊地道歉。再次是“不赔偿”。日本政府断然拒绝中国的日本侵华战争受害者的索赔要求，对日本法院判决的对侵华日军遗留化学武器受害者和强掳中国劳工的赔偿也百般抵赖；日本政府对侵华日军遗留化学武器受害者的赔偿说成“补偿金”，鹿岛公司更直截了当地声明其支付给死难中国劳工的“基金的捐出不含有补偿、赔偿的性质”。日本政府对待侵华历史的“三不政策”体现在国内的历史教育中，凸显了“掩饰侵华性质，推卸战争责任，强调受害意识，拒绝反省认罪”的指导思想，正视历史和反省侵略的理念被排斥在主流意识之外。
日本民众还有这样的想法：全面对华战争是日本明治维新以来最辉煌的“业绩”，如果承认对华战争的侵略罪行，就等于否定明治维新以来对外扩张的全部“成就”，那么现在日本人得以傲视世界的“优秀传统”也就丧失殆尽。这种心态被日本右翼保守势力所利用，也成为政府拒绝承认侵华战争罪行的社会基础。日本政府、右翼保守势力和部分民众互相推动，致使中日关系中以如何对待侵华战争为核心的历史问题呈恶化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