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民国教育的开拓之作——简评《动荡转型中的民国教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国论文,简评论文,之作论文,动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由南京大学申晓云同志主编的《动荡转型中的民国教育》（以下简称《民国教育》）一书近期已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见解，清晰地描述了民国教育的面貌，探讨了民国教育的发展性质和运动轨迹，无论从民国史研究还是教育史研究来看，都是具有开拓性的专著。
从辛亥革命至1949年的民国教育是一个较为复杂的研究对象。从教育思想说，有各种教育思潮的涌动，各种教育主张的提出和实践；从教育形式说，有正规教育，也有种种业余教育，有中央政府办的教育，也有共产党根据地办的教育、日伪在其控制区办的殖民奴化教育，以至华侨教育等等；就政府所办教育说，其教育方针、教育行政制度、学制等亦不断变迁。因此，如何把握这一研究对象是首先须解决的问题。以往的研究大体有两种路子。一种是传统的中国民主革命史研究的路子，把民国教育看成资产阶级教育失败和新民主主义教育胜利的历史。这种路子，未能把政府官办的教育放到应有的主体位置上来研究，难以合乎实际地清理出民国教育的面目，对种种问题的评价也因“左”的影响而多有失当。另一种是单纯教育史研究的路子，把民国教育看作教育本身不断发展、完善的进化史。其好处是对教育制度、教育形式及种种教育思想、举措的内容沿革研究得扎实、细致，但却明显地表现出对民国教育总体的、内在的规律研究上的不足。《民国教育》一书在把握研究对象上具有高屋建瓴的气势。该书的“绪言”首先指出，教育史研究的内容具有两种意义，一些仅属知识传授规律的内容可归为单纯教育研究的范畴，而涉及教育思潮、教育方针的内容则同时具有社会、历史、文化的意义，应作为社会、历史、文化问题来研究。由于民国教育是在文化思潮激荡、政治风云变幻的环境中发展的，后一种意义的研究应放到更为重要的位置。“绪言”又指出，制约民国教育发展的因素有三个：传统文化的影响、西方文化的影响、政治的影响。前两个因素规定了国教育中西交融、新旧交战的根本性质，而以完成旧教育至现代教育的转型为特征；后一因素，即政治权力的介入可对教育发展走向产生关键性的影响，这在民国时期表现尤为明显，于是使“转型”具有动荡的特点。“两种意义”、“三大因素”、“动荡转型”的看法，其意义不仅在于从大处着眼去触及、把握民国教育的根本特征，而且表明该书的著者摆脱了旧的思路、局限，把民国教育放到民国历史、文化的视野中来考察，为研究展现新貌提供了基础。
该书提出的新见解中，最为重要的是关于民国教育分期的意见。该书指出：以“五四”为界划分中国现代教育的阶段，认为“五四”以前是资产阶级文化反对封建主义文化，而“五四”以后是建立新民主主义教育的观点是不科学的，因为“被称之为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教育在整个民国时期还谈不上发展、确立起自己的成熟体系，也并未成为中国教育的主流”。著者也反对把近代教育史和民国教育史分为若干渐进的阶段的观点，因为这种分期“着重于其表面特征，缺少对其形态转换的内在精神、规律的把握”。该书从研究民国文化的角度，去分析民国教育发展的内在精神、根本性质的阶段性特征，提出将民国教育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为民初和北京政府时期。在这时期中，首先是南京临时政府发布一系列教育法令，意欲全面实行资产阶级的新型现代教育；紧接着是袁世凯掀起尊孔读经”的逆流，颁布“教育改革令”，意在推翻民初的教育革新之旨，开历史的倒车；袁氏的倒行逆施激发了猛烈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行造成思想解放，掀起势如潮涌的教育改革声浪，所取得的实绩体现于1922年壬戌学制的制定。这一学制是中国教育步出清末新教育“中体西用”范畴，确立现代民主教育的标志。此后几年，教育改革的理论探讨和实践尝试呈现自由而蓬勃发展的局面。于是民初和北京政府时期构成一个以新旧教育思想激烈交战、旧教育向新教育的转型完成、教育改革充满活力呈开放性发展为特征的时期。民国教育后期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这一时期的教育为了加强思想控制，始终贯彻党化教育，所谓“以三民主义为唯一教育之旨”。后期的教育虽然承袭而非推翻前期确立的资产阶级现代教育，并且在扩大规模，完善体制等方面着力发展，但前期蓬勃、多元发展的活力被扼杀，“兼容并包”、“学术自由”被视为异端，在“三民主义”的名义下，封建的中国本位文化重被强调到不适当的地步。于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构成了民国教育的一个以一统、迟滞、保守为特征的时期。《民国教育》所提出的前、后期说透过现象去把握本质，从而对民国教育现象作出概括，它没有简单地从概念出发评说历史和表面化地梳理历史现象的弊病，显示出历史研究发挥其洞察力而达到了应有的深度。这个分期说清晰地揭示了国民教育的发展脉络，是具有突破性和说服力的见解。
以分期说对民国教育发展的宏观把握为统领，该书对民国教育史的许多重要问题提出新的见解，从而使人耳目一新。例如南京国民政府初建时发生的“大学院制”之试行和废止一事，该书指出，此乃民国教育前、后期的转换点。因为该制是民国教育前期改革的代表者蔡元培意欲继续发展前期教育革新的精神，仿效法国制度，使“学术自由”、“教育独立”制度化的举措，大学院制被废止，党化教育被确立，蔡元培彻底失望而离开教育界，表明了前期精神的结束和后期精神统治的开始。又如对民国时期资产阶级教育思潮、理论和实践的评价，该书指出，“教育救国”论只有在以此反对社会革命时才具消极意义，而该论的本意是在中华古国走向现代化时以教育来创建新文化、新国民的热烈情怀和宏大志愿，所以应予肯定，而许多教育家的理论和实践，是搬用各种外国模式，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教育路子，具有深远的意义和研究的价值。再如作者把政府的保守、反动的教育举措和教育的实际效果、教育发展的历史进步趋势区分开来，从而对民国教育总体给予肯定的评价。这些观点既显示了不从流俗，不囿陈见的精神，更表现出实事求是的作风。
在明确的理论观点支配下，全书的阐述纲举目张，条理分明。分章体现了民国教育的分期和前后期中进展的阶段性，每章中的各节则以政府所办教育为论述的主体，先探讨其宗旨、思潮，次及学制、教育行政的演进，再述教育概况及评价，然后再述及该期其他形式的教育状况，较好地做到了宏观把握与微观分析相结合，重在探讨发展规律与叙述有广泛的涵盖面相结合。
《民国教育》着眼于把握民国教育的根本性质和内在运动规律，所提出的理论见解具有重要学术意义。首先，在民国教育史研究上，该书的分期观点和一系列新的见解鲜明地勾画出民国教育于动荡中转型，由开放而保守的总体面貌，提供了一种旨在驾驭内部规律的宏观把握。美国《侨报》亦明确指出这是“大陆研究民国教育的开拓之作”。其次，在中华民国史研究上，该书亦有重要的开拓意义。大陆的民国史研究近年来蓬勃发展，涌现了成批的著作，对民国历史的概貌、政治、军事、经济、重要人物进行重新审视和实事求是的评价，进而研究民国的思想文化已成必然的拓展趋势，而这种拓展，不仅是民国史研究为达到全面性而应有的横向展开，也将是民国史研究的深入和向更高研究层次的上升。《民国教育》正是这样的一本著作，它即是一种扎实的横向拓展，又上升到根本上触及民国思想文化性质和定向问题的层次。复次，该书对研究现实教育问题具有意义。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教育，是民国时期完成了转型后的中国现代教育的延伸和发展，不仅教育制度上大体承袭，教育思想上也多有一以贯之的课题。因此，该书对民国教育性质、面貌的重新勾画和认定，就为探讨当前中国教育的起源、模式、走向提供了思考的基础。这些学术价值，将随着各方面学术研究的进展而愈益体现出来。
与上述各项特色与特点相比较，相形之下，在探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民国教育制度、政策的利弊以及带规律性的问题方面，显得较为薄弱。不过，作为一部开拓性的著作，出现这样的不足，是可以理解的。相信在该书的带动下，学术界会有更多更加深入的研究民国教育的专著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