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人力资本的过度与不足——基于弥补型过度教育视角的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证论文,视角论文,人力资本论文,大学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0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468(2012)04-0100-20
一、前言
教育收益率是教育经济学领域长盛不衰的一个论题，这一论题是以将教育视作投资为出发点的。如果受教育者不能获得与投资相当的回报，那么就意味着投资的失败。在高等教育领域，国家和个人都是投资者，受教育者的劳动生产率和个人收入既关系到已有投资的回报，又关系到进一步投资的积极性，无论从国家公共政策的角度还是家庭和私人教育决策的角度看，凝聚在大学生身上的人力资本都是高等教育的产出，人力资本与经济和产业发展需要是否匹配，是评价高等教育投资收益的重要标准之一。
受过高等教育者与劳动力市场的不匹配包括教育过度和教育不足两种情况。如果有高等教育学历的从业者本身拥有的学历和技能超过了工作的需要，技能未得到充分运用，则认为他们发生了过度教育；如果他们拥有的学历和技能低于他们工作需要的教育，则认为他们发生了教育不足。[1]过度教育问题之所以值得关注，原因在于它可能降低人的劳动生产率，给收入带来损失。[2]也就是说，过度教育的员工比起同等学历但进入了与学历相匹配岗位的员工而言，他们的收入更低。那么在我国高等教育迅速发展的情形下，伴随毕业生增加而出现的“职位挤压”、追求更高学历而延缓就业等现象，是否意味着我国也出现了美国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样的过度教育？这样的过度教育是否同样会带来生产率和收入的损失、意味着教育投资的不效率？如果过度教育仅仅会带来收入损失，那么理性的投资者为什么还是选择继续投资于高等教育，甚至在进入工作岗位以后还要通过各种途径提升学历层次？
人力资本理论职业发展理论为此提供了一个解释的视角[3]。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更多的教育会提高收益，所谓的收入损失是由人力资本的缺陷带来的。该理论认为过度教育的大学生实际上存在人力资本不足，所以用更高的受教育年限或程度弥补其他方面人力资本的缺陷。而职业发展理论从另一个视角回应了这种收入损失的成因。该理论认为这种收入的损失可能是真实的，却是暂时的。所谓工作所需要的教育是整个过度教育定义里面最核心也最难以界定的部分①，这个标准也是动态的，当前应取得的学历未必是当前工作需要的学历，而未来工作所需要的学历往往高于当前。因此可以将过度教育看作为职业发展和晋升而储备人力资本。在美国和欧洲高等教育毕业生劳动力市场的研究中，这些理论解释得到了一些验证，笔者认为人力资本理论和职业发展理论对于解释中国现象具有可迁移性，因此这两个理论将成为本研究最重要的理论支撑。过度教育的成因和影响是不可分割的，人力资本理论解释的过度教育是一种表面的过度教育，而实际是人力资本的不足，难以摆脱对收入长期不利的影响；职业发展理论解释的过度教育是一种真实的过度教育，是人力资本的过度，但是对于长期的收入增长是有利的。
本文有两个研究目标。第一个目标是对于大学生过度教育的原因进行探析，考察大学生人力资本是出现了过度还是不足，抑或哪方面过度而哪方面不足。研究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是否匹配很重要的是基于劳动力市场的调查，由于数据限制，来自用人单位的调查非常有限，以往研究难以了解到过度教育者的职业发展轨迹，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学者们了解过度教育发生的多种原因。本研究利用北京市企业调查数据展开研究，从过度教育的成因上区分了“弥补型过度教育”和“非弥补型过度教育”(或“发展型过度教育”)，用分位数回归的方法控制个体异质性，对这种分类进行了验证。第二个目标是分析大学生过度教育的收入效应。本研究将首先考察过度教育对于收入的总体影响，再分不同收入群体看过度教育带来的收入损失；并根据人力资本不足的方面，分别考察由于专业人力资本不足和质量不高带来的弥补型过度教育对收入的短期和长期影响。
二、相关文献回顾和研究框架
(一)大学生过度教育的研究进展
在过去50年里，高等教育扩张的浪潮在美国、欧洲和中国等东亚国家相继展开，虽然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有不同的社会因素推波助澜，但是扩张带来了高等教育毕业生增加的共同问题。从拉姆伯格(Rumberger)[4]提出的过度教育的美国至今，过度教育的困扰是相同的，那就是过度教育者的就业和收入问题。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学者在介绍西方国家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过度教育问题时，就建议高等教育招生和就业政策的决策部门应该注意高等教育适度发展和大学生就业难问题。[5]当时西方学者的研究多是关于过度教育的范围和收入效应的实证研究，主要从个人人力资本、工作特征等层面探讨过度教育的原因和影响。而我国的学者主要是从规模和投入上判断，认为我国教育规模不存在总体上的过度，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结构性、地区性的过度，并且高等教育本身运行机制和劳动力市场分割等制度因素是毕业生就业难问题存在的主要原因[6-8]，只有少数学者尝试用实证的方法研究高校毕业生过度教育的范围和影响[9-10]。
这些成果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实证基础和研究视角，只是随着高等教育的扩展，高等教育内部受教育者的能力差异也在扩大，同样学历的高等教育毕业生所拥有的人力资本可能存在很大差距，而且随着经济发展，个人投资教育的动机越趋复杂，这也对高等教育毕业生过度教育问题的研究提出了新任务。研究将从宏观视角转向微观层面，从共通性、一致性的研究转向差异化、离散性的研究。谢瓦利尔(Chevalier)[11]认为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展个体异质性在增强，而个体异质性是导致所谓过度教育和过度教育收入损失的一个原因。个体异质性来源于多个方面，包括未观察到的个人能力、人力资本质量、人力资本类型②等。个人能力异质性是先赋性的，其扩大难以避免，但是其他方面则是与教育和培训相关的，可以通过选择和努力改变的。罗伯斯特(Robst)[12]发现学校质量越好的学生发生过度教育的可能性越低，也就是说高等教育质量差异带来了受教育者就业的差异。学校质量差很大部分是因为生均投入不足，所以不能根据高等教育投入不足而否认过度教育的存在，相反，它可能还是一些低能力的群体表面过度教育的原因所在。人力资本类型不同也是个体异质性的来源，因为同样受教育程度的人拥有的技能也是千差万别，因此有的研究已经从学历的匹配与否深入到技能的匹配与否。[13]
(二)大学生过度教育的原因
已有研究对过度教育的解释没有统一的理论框架，但是归纳起来主要是从两大视角奠定理论基础，一个是供给方的视角，一个是需求方的视角。供给方就是受教育的劳动力，该视角的理论从个人特征着眼，假设过度教育的发生与个人人力资本的缺陷与积累有关，试图说明教育是面向未来的一项人力资本投资，并不存在真实和长期的过度教育，过度教育是竞争性市场下供求不平衡的短期现象，将随着劳动力市场调整用人结构和对技术成果的进一步利用，对劳动力素质要求的提高而消失。另一种视角则是从需求方出发，认为过度教育是劳动力市场对受过教育的劳动力供给的反应，并且将作用于供给方。需求方否认了人力资本理论等对劳动力市场充分竞争、能够及时进行调整的假设，把劳动力面临的市场条件视作既定条件，收入主要取决于工作特征，而超出工作需要部分的教育年限对收入没有影响或影响远小于工作需要的教育。第一种视角着眼于长期和供给主体，而第二种视角着眼于短期和需求主体。供给方研究视角下的主要理论包括人力资本理论与职业发展理论，需求方视角下的理论包括筛选理论、工作竞争理论、工作配置理论。两种视角都能够在一定情境下对过度教育现象提供了解释，而本研究主要是基于第一种视角。
除了理论假说，实证研究也验证了过度教育的发生与个人拥有的人力资本有密切关系。个人拥有的人力资本包括个人不可改变的性别和个人能力等固有的人力资本，也包括与教育和培训相关的积累的人力资本。由于女性可能更多地在职业发展和家庭责任之间权衡，从而倾向于选择自己能够轻易胜任的职业，所以较之男性更容易发生过度教育。[14]而个人能力较弱的群体过度教育发生率也更高，这恰说明了过度教育可能源于个人的能力缺陷，需要更多的教育来弥补。[15-16]个人拥有的积累的人力资本包括通过学校教育积累的和通过培训、工作经验积累的。从学历层次考虑，基于我国样本的研究发现学历层次越高的毕业生过度教育的可能性越大。[17]从学科和专业考虑，社会科学、人文学科和语言学的毕业生接受过度教育的岗位的可能性大于工程、技术和自然科学的毕业生，这可能是由于人文社会科学的毕业生专用人力资本的可迁移性更强，他们接受过度教育岗位的机会成本更小，所以愿意接受过度教育的岗位。从人力资本的质量考虑，学校质量越高，在校成绩越好，发生过度教育的比例和可能性越低。从培训和工作经验等考虑，过度教育多发生在缺乏工作经验的人群中。[18-19]基于中国企业员工数据的研究也同样验证了上述观点，武向荣还发现所学专业与工作岗位要求对口的员工发生过度教育的可能性更低。[20]
当然过度教育的发生不能排除劳动力市场方面的信息不完全[21-22]、市场分割[23]、行业壁垒[24]等原因，以及来自雇主方面为了降低监督成本而雇佣更高教育程度的员工的动机[25]。但本研究主要选择从供给方视角关注与过度教育发生相关的个人特征，特别是人力资本的不足，从中提炼出中国大学生过度教育的原因，并对其进行验证。
(三)大学生过度教育的影响
高校毕业生过度教育的影响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对总体经济发展，第二是对个人收入和职业发展。两个方面其实是相互关联的，但是一般微观视角的实证研究都选择个人收入为因变量来考察过度教育的收入效应。
大部分西方研究对过度教育的影响都是运用扩展的明瑟收入方程进行过度教育收益和收益率的研究。各项研究虽然使用的样本不同，对过度教育的测度采用不同的方法，但对过度教育的收入效应存在着共识。[26]在区分了工作所需教育和实际所受教育的基础上③，过度教育的收益率为正，而教育不足的收益率为负，过度教育的收益率绝对值要低于工作要求的教育的收益率，也就是说过度教育者虽然比同岗位的适度教育者(即本身学历与工作岗位要求学历相匹配的人)收入要多，但是他的收益率是低的，收益受到了损失。如果控制受教育程度，将过度教育作为虚拟变量引入方程，那么可以发现过度教育的系数为负。也就是说过度教育者比那些相同学历的适度教育者收入要低。岳昌君和杨娟[27]运用中国高校毕业生数据的研究得到了相似的结论，过度教育的员工比同岗位适度教育的员工收入要高，但是比同学历适度教育的员工收入要低。另外，由于过度教育扩大了同等学历者的收入方差，有学者提出过度教育增加了高等教育投资的风险。[28]
研究过度教育收入影响的深层次意义同样在于了解受教育者进一步投资教育的动机。如果单个受教育者不能找到匹配的工作，获得了低于相同学历同伴的收入，可以视作随机因素导致的；如果20%以上的人都承受了收入损失，那么无论是从雇主还是从业者的角度来看，损失背后的原因都是值得探究的。研究者不再满足于探求同等学历下没有得到匹配岗位的人比得到匹配岗位的人少收入多少，而是怀疑少收入的部分有多少是和过度教育相关的，有多少又是与过去没有考虑到的同等学历下人力资本的实际差异相关的。
为此，在观察数据难以达到实验数据要求时，研究者引入了一些计量研究方法来控制个体异质性。传统的明瑟收入方程为教育与收入关系的描述提供了简单而很具有解释力的模型，大多数研究都采用这种方法。为了克服其可能存在的教育的内生性、能力的不可观测以及度量误差等问题，学者们尝试用工具变量法、面板数据回归、分位数回归等方法修正估计的偏误。本研究也正是遵循这一思路，通过控制个体异质性来探索过度教育的成因，再对不同原因下的过度教育的收入效应进行研究。
(四)本文的研究框架
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试图建立一个以人力资本理论为根基、个体异质性为视角、“弥补型过度教育”和“非弥补型过度教育”(或“发展型过度教育”)为核心概念的分析框架，探讨过度教育的原因和影响，并用实证数据进行检验。如果个人收入是个人劳动生产率的反映，那么员工在过度教育的岗位则意味着他们人力资本的投资不能完全转化为有效的生产力。国外关于过度教育理论的争论之处主要在于收入损失的来源和持续的结果。维护人力资本理论框架的学者倾向于从个体异质性的角度来解释过度教育的收入损失。他们认为，进入过度教育岗位的员工相对于同等学历进入适度教育岗位的员工，其收入差距反映的是同样学历者因为未考虑的其他人力资本因素不同而产生的收入差距。其他人力资本因素包括难以观察到的个人能力、人力资本质量和专业人力资本类型等。过度教育本身并不会带来收入损失，但是现实的结果并没有完全支持这种理论。所以职业发展理论提出过度教育是个人人力资本积累的一种方式，过度教育者通常面向未来进行教育投资决策，并且将在当前岗位获得的对未来职业发展有裨益的培训机会作为对收入损失的补偿。这是基于职业发展和个人投资决策的一种解释，而基于劳动力市场的工作找寻理论从供给方补充了这个解释。工作找寻理论认为毕业生在劳动力市场找寻工作可能受到信息条件的约束，难以迅速找到合适的工作，所以一部分毕业生进入过度教育的岗位，并借此储存人力资本，等待更合适的工作机会。
总结起来，第一种认为同样学历者可能拥有不同的个人能力、人力资本质量、专业人力资本类型的理论是把过度教育发生的原因归于弥补某方面人力资本的缺乏；第二种认为过度教育的个体实际上是面向未来作准备，希望在长期获得更多培训机会和就业机会的理论是把过度教育发生的原因归于个人职业发展过程中进行的人力资本投资和储备。根据过度教育产生机理的不同，第一种过度教育可以被称为“弥补型过度教育”，而第二种可以被称为“非弥补型过度教育”(或“发展型过度教育”)。从时间维度来看，在个人职业发展的初期阶段，两种过度教育都有可能发生，并且都有可能带来收入损失。但是从过度教育及其影响的持续性来看，弥补型的过度教育将是一个相对长期的现象，弥补型的过度教育者所承受的收入损失将难以在短期内获得补偿，并且他们也比较难以通过工作转换和晋升流动实现职业发展和职业地位的提升；而非弥补型的过度教育将是一个相对短期的现象，非弥补型的过度教育者所承受的收入损失将会小于弥补型过度教育者承受的收入损失，长期而言，他们的收入将可能获得补偿，并且他们比弥补型的过度教育者也更容易发生工作转换和职位升迁。
因此，对个人收入和职业发展以及对教育投资的效率影响最大的其实是一部分弥补型的过度教育。弥补型的过度教育主要是利用更高的学历来弥补个体异质性。个体异质性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未观察到的个人能力、专业人力资本类型和人力资本质量。第一，个人能力的异质性是指固有的先赋性能力差异。就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实践而言，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带来入学机会的增加，本身能力较低的群体也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带来了大学生群体个人固有能力差异的扩大，这是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第二，专业人力资本类型的异质性是指毕业生在专业技能方面的差异。毕业生通过高等学校获得的专业人力资本是与学科设置相关的，而这并不一定和劳动力市场的技能需求匹配，部分毕业生专业不对口或者与工作相关的技能欠缺造成了过度教育，他们需要用更多的教育来弥补专业人力资本的不足。第三，人力资本质量的异质性是指同等学历毕业生所接受的高等教育在质量上的差异。高等教育投资增长的速度低于高等教育入学规模扩展的速度，生均成本降低，部分学校质量难以得到保证，毕业生实际能力低于文凭所反映的能力，造成一部分毕业生不具备与学历程度相当的技能，形成一种表面的过度教育现象。第一方面的异质性带来的过度教育难以避免，但是后两个方面的异质性带来的过度教育却可以给高等教育的专业教育和质量保障以启示。
三、数据和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和描述
本研究采用的数据来源于“北京市高等教育发展规划”课题支持的“首都用人单位高等教育毕业生素质需求调查(2006年)”。调查涉及北京市501家企业，该调查为了了解首都劳动力市场对高等教育毕业生的需求和评价，采取了重点抽样的方法，选取北京市东城区、西城区和海淀区部分高等教育毕业生集中、对高等教育毕业生吸纳能力相对较强的企业。从行业分布上，调查考虑到企业在首都劳动力市场的代表性，在反映北京市总体行业结构基础上，兼顾了北京市重点发展的信息传输、计算机技术与软件，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金融业等行业对高等教育毕业生的需求，共涉及13个行业。
被调查企业共拥有182283名员工，其中59.44%拥有高职大专以上学历，由于被抽取的企业都是大专以上从业人员占企业员工比例高于各区平均数以上的规模以上企业，所以这些企业都属于集中吸纳高等教育毕业生的企业，这些企业员工的平均受教育程度也远远高于首都劳动力市场从业人员的平均水平。按照每个企业随机抽取3名拥有高等教育经历的员工的方法，共抽取1503名员工，根据研究需要，本研究选取其中在进入劳动力市场以前，也就是找到第一份全职正式工作以前接受过普通高等教育的员工，共1402人，考察他们初次进入劳动力市场和目前在劳动力市场中工作与学历的匹配状况。这些员工82.5%都是在1995年以后进入劳动力市场、工作经验不超过十年的年轻员工。员工学历以本科为主，以本科学历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员工占到全部被抽样员工的57.6%。
(二)模型和计量方法
在考察过度教育的影响因素时，本研究使用二元逻辑回归模型，以“初次工作是否发生过度教育”和“当前工作是否发生过度教育”为自变量，因变量则是一系列个人特征和工作特征。由于本研究主要考察个人因素与过度教育的关系，所以工作特征仅作为控制变量。个人特征则主要观察专业人力资本和人力资本质量，控制性别、固有能力等不可改变的个人特征。
在考察过度教育的收入效应时，本研究运用了两个模型，这两个模型都是在明瑟收入方程基础上改造的。第一个是维都格等(Verdugo & Verdugo)[29]的模型，将过度教育作为虚拟变量引入收入方程，
利用以上模型，本研究将分别采用OLS回归方法和分位数回归(Quantile Regression)方法进行分析。OLS方法仅能估计到过度教育对收入的平均效应，但是通过上述理论分析和实证性文献的启示，过度教育在不同特征群体中的收入效应可能存在差异。OLS方法估计过度教育与收入之间的关系仅仅反映了过度教育对收入条件分布均值的影响，不能反映对不同收入水平的人的影响。分位数回归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当外生变量在各个分位数组别之间有足够差异的时候，能够估计过度教育对不同收入分位数水平的人的影响。
过去运用分位数回归方法进行过度教育的研究不多，哈门(Harmon)等[31]运用该方法的研究表明在工资分布中的较高收入群体中，高技能群体的教育收益率较高，由此验证了教育与能力的互补关系。麦吉尼斯(McGuinness)关于过度教育收入效应的研究接受了这个假设，区分了不同能力的人，不仅仅考察过度教育对于收入分布(平均效应)的影响，而且考察对分布形状(不同分位数段的差异)的影响，探讨了未观察到的能力与收入损失之间的关系。[32]本研究也尝试使用此方法以验证过度教育的收入损失是同时发生在低能力群体和高能力群体，因此过度教育固然部分是因为人力资本不足，但还存在其他原因的过度教育。
四、研究结果和讨论
(一)过度教育的群体特征
在与人力资本相关的变量中，学历程度、专业类型、专业是否与工作匹配、学校质量以及个人能力等因素都和过度教育的发生有显著关系④。
首先，学历程度越高的毕业生过度教育的可能性越大，员工在工作前获得的学历⑤对初次就业是否发生过度教育、工作转换以后是否发生过度教育都有显著的正影响。但是对于工作转换后岗位是否还会发生过度教育的回归发现，这种正向影响的绝对值减少，相对边际效应有所降低，特别是对于拥有博士学位者，这也说明长期而言，学历更高的毕业生将通过工作转换达到更好的匹配。
在专业类型上，科学和工程类专业毕业生比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经济管理领域毕业生发生过度教育的比例要小，并且明显低于他们发生过度教育的可能性。这和已有研究认为拥有与技术相关专业的毕业生比非技术类毕业生更不易发生过度教育的结论是一致的。[33]但是从最高学历的专业类型来看，科学和工程类的毕业生总体在教育与工作匹配方面不再具有比其他专业毕业生显著的优势地位。对此的解释是，因为本研究样本都是来自企业，很多企业员工选择在工作的同时继续追求经济和管理专业的更高学历。特别是技术类专业出身的员工，从员工“初次工作时最高学历专业”与“当前工作时最高学历专业”的对比可以发现，经管类专业毕业生从646增加到670人，增加3.72%，而理工类专业毕业生从564人减少到537人，减少了4.79%。一些技术类员工希望通过技术岗位进入管理岗位，所以他们会从事与自己原来专业无关的经济和管理专业的学习，为自己的长期发展寻求道路。虽然从统计上来看，“初次就业时主修专业与工作对口”与发生过度教育的关系是不显著的，但是从毕业生在工作之后继续投资教育的行为来看，改变原有专业，而投资与职业和工作需要技能相关的专业，可以更好地降低发生过度教育的可能性。这从反方面说明专业与工作不匹配确实是过度教育发生的原因，个人可能利用过度的学历来弥补个人人力资本的不足。另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辅修是一种很重要的弥补个人专业人力资本不足的方式，凭借辅修专业学到的技能寻找工作，发生过度教育的可能性有更低的趋势。但由于辅修的人本身较少，样本量小，没有统计上的显著性，这个结论尚有待更大样本的研究进行验证。
学校质量对过度教育发生率的影响是显著的，质量越高、声誉越好的学校的毕业生发生过度教育的可能性越小，并且无论是在初次就业时还是在职业的长期发展中，学校质量对过度教育发生的影响都是一致的。
以父亲受教育程度和个人在学成绩作为个人能力的代理变量，回归发现个人能力较差的毕业生发生过度教育的可能性更大。
由此可以粗略得出结论，过度教育和某方面人力资本的缺失确实存在着联系，存在人力资本缺失的人发生过度教育的可能性更大。
如果过度教育的原因只是人力资本的缺失，那么显然收入损失就应该仅仅是有人力资本缺失的人才会遭受的。也就是说在同样学历下，那些没有人力资本缺失的个体是不应该有收入损失的。事实是否如此，则需要进一步通过过度教育的收入效应进行验证。
(二)过度教育的收入效应
哈托格(Hartog)[34]对各国已有的关于各级教育的过度教育问题进行总结，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过度教育能够带来正向的收益，但是会承受收益的损失；也就是说高于工作要求部分的学历投资的收益率大于零，但是要低于工作所要求部分的学历投资的收益率，过度教育者比同样岗位适度教育者收入要高，但是比同样学历的适度教育者收入要低。这个结论和人力资本理论对教育与收入关系的估计形成了不一致，因为按照人力资本理论，反映个人劳动生产率的收入是由个人人力资本决定的，在学历代表了个人人力资本的假设下，相同学历的人应该能够获得同样的收入而不论进入什么样的岗位。所以支持人力资本理论的学者尝试放弃学历代表个人人力资本的假设，承认相同学历者内部的个体异质性。基于数据的可得性，本研究沿用了麦吉尼斯采用的分位数回归的方法[35]，以控制异质性对收入的影响。本文采用的是横截面数据⑥，并有对于个体受教育和工作经历的追溯性问题。这种方法在控制个体异质性上是基于一个重要假设——个人在总体中的收入位次的高低代表了收入能力的高低，也就代表了他们人力资本的高低。也即是说，人力资本低的个体的收入将处于收入分布的低端，而人力资本高的个体的收入分布将处于收入分布的高端。如果说过去用OLS方法计量发现的过度教育的收入损失仅仅是因为没有考虑到个体异质性，这些过度教育的群体在人力资本某方面的缺失导致了他们的收入损失，而不是因为更多的教育，那么过度教育的收入损失就应该仅仅发生在低人力资本、低收入能力的群体中。为了更准确地了解过度教育的影响，必须考虑到同样学历人群的收入能力差异。
1.过度教育对起薪的平均影响
OLS回归方法估计的大学毕业生教育平均收益率为11.5%，在考虑到工作需要的教育和实际受教育水平的差距以后，工作需要的教育的收益率为13.8%，高于实际所受教育的收益率，高出工作需要部分的教育平均收益率为8.9%。过度教育的收入损失对于本专科毕业生而言是显著的，过度教育的本专科毕业生比同等学历且进入与学历相匹配岗位的毕业生平均收入要分别低24.1%和11.5%，但是对研究生层次的毕业生而言，收入损失不显著。⑦
从不同性别来看，在不控制是否发生过度教育的情况下，女性的平均教育收益率为10.7%，略低于男性的11.6%，但是在控制了是否发生过度教育的情况下，女性的平均教育收益率为12%，略高于男性的9%。男性平均收入要大于女性，男性适度教育的收益率为13.3%，要低于女性适度教育的收益率13.5%，男性过度教育的收益率为9.5%，要大于女性过度教育的收益率7.9%。如果把适度教育收益率与过度教育收益率之差定义为过度教育的收入损失，可见男性所承受的收入损失要小于女性。用虚拟变量估计的系数也证实了这一点，过度教育的男性比适度教育的男性收入低10.5%，而过度教育的女性比适度教育的女性收入要低12.3%。
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有着与总体估计相似的结论，也就是说，只有本专科毕业生过度教育的收入损失显著，而研究生层次过度教育的收入损失平均来看不显著。不同的是，利用男性样本的估计显示，研究生层次过度教育的男性不仅承受了相对其他受教育层次的过度教育者更低的收入损失，还有可能获得正向的收入补偿，遗憾的是这个结果没有统计上的显著性，仅表明了一种可能。
2.过度教育对不同能力群体收入的影响⑧
由于假设了员工的收入分布代表了他们收入能力的分布，而起薪与工作中积累的人力资本无关，所以起薪分布代表了与学校教育相关的人力资本的分布。与学校相关的人力资本包括学历、学校教育质量、专业技能的可用性以及未观察到的个人能力等。为了控制住学历，本研究把专科和本科学历归纳为研究生以下学历，把硕士和博士学历归纳为研究生学历，那么拥有相似学历(研究生以下学历或者研究生学历)的毕业生的收入的高低不同则代表了相似学历毕业生人力资本异质性的影响。如果过度教育的收入损失仅仅发生在低人力资本的群体，那么说明过度教育的发生只和某方面人力资本的缺失有关。
回归结果显示，在研究生以下学历群体中，各收入组别中过度教育的收入损失从9.9%到16.9%不等，虽然随着收入能力的增强，过度教育的收入损失有减弱的趋势，但是仍然不可否认即使是更高能力的本专科生，过度教育仍然会给他们的起薪带来显著的损失。可见本专科生在初次就业时进入过度教育的岗位，并不是仅仅因为人力资本的缺失，还有其他的原因促使能力较高的本专科生成为过度教育者。
而在研究生学历的群体中，过度教育对收入的影响不显著。较低收入的研究生，教育不足能够带来显著的正向收益，过度教育没有发现预期的收入损失，还可能给他们带来了正的收入补偿，但统计上并不显著。而较高收入的研究生，过度教育的收入损失也并不显著。这说明个体异质性并不能解释研究生学历人群的工资差异，研究生群体发生过度教育的原因一部分可能是过多的教育能够带来更高的收入补偿。
分性别估计的结果与总体估计的结果相似。综合分析可以发现，研究生以下和研究生学历群体的过度教育的收入影响有所不同，即使控制住个体异质性，对于本专科生而言，过度教育的收入损失广泛存在于各个收入阶层，只是更高收入阶层的收入损失不显著。这说明更低能力的本专科过度教育者的收入损失可能是因为自身能力的缺失，但是即使是高能力的本专科生，他们一旦进入和学历不匹配的岗位，虽然他们能够获得较之低能力群体更高的收入，但是仍然难以突破一些岗位的限制，也就是不能突破岗位的天花板效应，仍然要承受部分过度教育的损失。
而对于研究生群体，总体而言，过度教育并不会给他们带来显著的收入损失。低收入能力的研究生群体的过度教育能够获得收入补偿，但是随着收入的上升，他们受到的岗位约束也增强。他们的高能力在短期内仍只能以潜力的形式存在，难以转化为现实的劳动生产力。
收入损失不仅仅发生在有人力资本缺陷的较低能力群体，那么说明“弥补型过度教育”并不足以解释全部的过度教育现象的原因，如果把其他原因的过度教育归为“非弥补型的过度教育”(或“发展型过度教育”)，根据本文的研究框架，两者由于产生的原因不同，对收入和职业发展产生的短期和长期影响也将会不同。
(三)弥补型过度教育对收入的影响
本文以个人人力资本的高低和是否存在人力资本的缺失作为划分标准，将存在人力资本缺失的过度教育定义为“弥补型的过度教育”，而将不存在人力资本缺失的过度教育定义为“非弥补型的过度教育”(或“发展型过度教育”)。人力资本缺失的原因和方面很多，有先赋性的和积累性的。例如，男性或者女性就在不同的岗位具有各自的性别优势，如果男性去从事女性优势岗位的工作，或者女性从事男性优势岗位的工作，那么性别因素就成为他们先赋性人力资本缺失的一个方面。积累性人力资本缺失主要和教育有关，高等教育给予学生专业知识等学术性技能和交往技能等非学术性技能的培养，两个方面都很重要，但是本文仅仅选择了学术技能中专业人力资本类型和综合人力资本质量两个方面，考虑了因专业不匹配带来的人力资本缺失和因学校质量不高带来的人力资本缺失。将具有以上任一方面不足的过度教育毕业生定义为弥补型过度教育者，而不存在以上两方面不足的过度教育毕业生定义为非弥补型过度教育者。
1.与专业匹配相关的弥补型过度教育对收入的影响⑨
所学专业代表了个人专业人力资本的类型，这里以员工对个人所从事的工作与其高校所学专业的匹配程度作为标准。如果毕业生主修专业与所从事的工作需要的专业技能对口，则认为毕业生属于专业与工作匹配，否则则认为毕业生属于专业与工作不匹配。初次就业的情况是，在专业与工作匹配的毕业生中，过度教育的发生率为27.08%，而在不匹配的毕业生中，发生率略高，为30.96%。在过度教育者中，只有21.62%是从事了与专业对口的工作，而另有78.38%则是在与专业不对口的岗位上发生了过度教育。存在专业人力资本方面缺陷的过度教育占了过度教育总数的约五分之四。而当前工作情况有所不同，当前工作中52.97%的过度教育者是专业对口的过度教育者。调查发现，很多专业不匹配的员工通过工作以后的在职继续教育获得了更高的学历，而这些学历的专业也与工作更加相关。
就当前收入而言，最高学历的平均教育收益率为10.9%，其中男性为9.9%，低于女性的11.3%。最高学历所学专业(与工作不匹配)的过度教育者，其收入比适度教育者要少13%，而专业匹配的过度教育者收入损失则相对较小，为7.9%。可见总体而言，专业匹配的过度教育者的收入损失要小于专业不匹配的过度教育者。
在进入岗位时，在工作中能利用对口的专业技能的过度教育者，其收入损失比那些缺乏对口的专业技能的过度教育者要高。专业匹配的过度教育者的起薪损失为25.1%；而专业不匹配的过度教育的起薪损失仅为7.6%，且在男性样本中这个损失还不显著。
但是从长期来看，专业匹配的过度教育的收入损失在员工积累了工作经验以后表现得不显著了；而专业不匹配者过度教育的收入损失在总体和女性样本中还是显著的，这样的收入损失还有所上升，总体收入损失从7.6%上升为8.5%，女性收入损失从10.2%上升为13.1%。这说明专业对口的过度教育带来的收入损失是暂时的，只要毕业生可以利用专业技能，从更长时间来看，他们很容易突破岗位的限制而获得与预期劳动生产率相匹配的收入，或者通过调整岗位进入与之学历相匹配的岗位。从用二元逻辑模型考察的过度教育再次发生率的影响因素的分析中可以发现，初次就业时专业对口的过度教育者再次发生过度教育的可能性明显低于初次就业时专业不对口的过度教育者。
2.与教育质量相关的弥补型过度教育对收入的影响⑩
是否来自名校代表了个人人力资本的质量。高等教育本身是分层的系统，依据一定质量标准，各类高校对进入大学的学生进行筛选，所以从筛选和信号理论的视角出发，来自于声誉更好的高等教育机构的毕业生是具有更强能力的人。另一方面，高等教育机构给予同样学历学生的教育并不完全同质，从我国高等教育机构的投资体制可以发现，声誉更好的公办学校往往拥有更优良的师资力量和教学设施，所以毕业生能够从这样的机构获得更高质量的专业人力资本和综合素质。而高等教育扩招使适龄青年中更大比例的人有机会获得高等教育学历，在他们本身的能力差异加大了毕业生群体内部之能力差异的同时，高等教育的生均经费并没有提高，这意味着高等教育的质量可能出现下降。在过度教育问题出现的时候，有必要特别考察由于个人人力资本质量不高而发生的过度教育对收入的影响。
由于数据限制，难以获得的用于划分高校质量层次的更好指标，所以本研究结合学校的类型和声誉，把“985”高校、科研院所和海外院校的毕业生定义为教育质量更高的毕业生，而“211”高校、其他公办和民办高校的毕业生定义为教育质量一般的毕业生。对于高校质量高与一般的划分也是一个相对意义的指标，是基于可得样本的学校层次之结构进行的划分。据此划分，按照初次就业时毕业的学校特征来看，22.1%的毕业生初次就业时来源于质量高的学校，而77.9%的毕业生初次就业时来源于质量一般的学校，25.1%的毕业生从质量高的学校获得最高学历，而74.9%的毕业生从质量一般的学校获得最高学历。本研究将教育质量高的毕业生群体中发生的过度教育归为没有人力资本质量缺陷的过度教育，将教育质量一般的毕业生群体中发生的过度教育归为存在人力资本质量缺陷的过度教育。
对初次就业的员工而言，总体计量的过度教育的收入损失确实有很大部分来自人力资本质量的缺陷。回归发现，有质量缺陷的过度教育者的收入损失为13.1%，大大高于没有质量缺失的过度教育者的收入损失6.1%。而且有质量缺陷的过度教育带来的收入损失是显著的，而没有质量缺陷的过度教育者的收入损失都不显著，且男性还有可能通过这种过度教育获得高于适度教育者2.8%的收入补偿。长期而言，初次就业时毕业学校在收入决定因素中的重要性逐渐降低，由于人力资本质量不足而形成的过度教育的收入损失也呈现降低的趋势。
从当前收入来看，名校毕业的过度教育毕业生的收入损失还要大于其他普通学校毕业生。得到这样的结果，可能的解释是进入工作岗位以后的员工无论是适度教育者还是教育不足者都有动力通过更高的学历来获取更多工作机会或者力图让自身能够胜任当前工作。3.5%的毕业生到质量更好的学校深造改变了他们的最高学历与工作的匹配状态。所以原本非重点院校毕业的适度教育者和教育不足者也成为了重点院校的过度教育者。但是研究观察到的这种状态有可能只是收入的暂时效应，如果能够进行更长时间的观察，可能会发现重点院校毕业生收入损失的降低，得到与不同质量学校毕业生过度教育对起薪的短期和长期影响相似的结论。
五、结语
本研究利用2006年北京市企业调查的数据考察了受过高等教育者的过度教育状况。研究发现存在人力资本不足的群体发生过度教育的可能性更高，且过度教育会给个体带来收入损失。但是这种损失并不仅仅发生在人力资本不足的群体，进一步验证了过度教育的发生可能出于多种原因。所以本研究将过度教育分为存在人力资本缺失的“弥补型过度教育”和不存在人力资本缺失的“非弥补型过度教育”(或“发展型过度教育”)。
从个人层面来看，在过度教育现象并不是单纯的劳动力市场中的需求不足和高等教育过度投资带来，也不是单纯的因为扩招带来的更多低能力者获得入学机会而降低了大学毕业生的平均能力带来的。“弥补型过度教育”主要是由同等学历者在专业技能和受教育质量等方面的不足带来的，这可能使过度教育的状态成为个人职业发展的长期阶段；“非弥补型过度教育”(或“发展型过度教育”)主要是因为劳动力市场的信息不对称、产业结构未升级、用工结构未调整带来的，可能是一个随持续的工作找寻和经济发展而变化的短暂的不匹配现象。从对收入的影响来看，两种类型的过度教育都会对刚入职的员工收入产生负面影响，且“弥补型过度教育”者在职业发展初期承受的收入损失更大。但从长期来看，“弥补型过度教育”带来的收入损失仍然显著，而“非弥补型过度教育”还可能带来收入补偿。
没有找到与专业匹配的工作以及所受教育的质量不高是造成弥补型过度教育的两个重要原因，其中与前一方面相关的过度教育者约占过度教育者总量的78.83%。这种专业不匹配带来的过度教育对于收入有负面的影响。在就业初期，虽然较之专业匹配并且过度教育的人群，他们的收入损失相对较低，但是长期来看，这样的过度教育的收入损失会加剧。所以一部分员工在进入工作岗位以后会追求更高的学历，在新的更高的学历教育过程中获得与工作相匹配的专业技能。这充分说明了专业对口在教育与工作关系中的重要性。对雇主的调查也发现，他们更看重员工的专业人力资本。我国高等教育的专业设置和招生计划具有很强的计划色彩，在改革上需要时间，并且学科并不是按照劳动力市场的技能需求类型进行设置的，二者的结合与衔接确实是一个问题。在新的高等教育改革和扩招中，应在充分考虑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基础上合理制定相关专业的扩招计划；并且打破专业之间的界限，拓宽专业基础，建立以能力为基础的专业教育方向是适应劳动力市场需求的。让学生在某个学科领域拥有更加广博的基础将能够提高他们进入劳动力市场以后的适应能力。大学的专业学习还应该注重学生的实际能力，提高专业知识对于实践操作的适切性。
高等教育的质量建设是与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相关的一个方面。我国的高等教育系统是一个分层的系统，央属高校在原有资源积累基础上，确立了良好的教育品质。而扩招的大部分是原本质量一般的地方高校，有不少地方高校在扩招和高校资源整合中从高职专科类学校升级为本科学校，但是质量并没有明显的提升。同等学历毕业生群体个人能力的差异程度扩大是与高等教育大众化相伴随的、不可避免的，但是同等学历毕业生接受的高等教育质量差异性扩大却是可以通过质量建设加以控制的。
确保教育质量可以避免较低质量学校的毕业生用更高的教育程度弥补人力资本质量的不足，形成教育资源利用的不效率，也可以避免因质量差异带来的收入损失和职业发展障碍。研究表明与质量不足相关的过度教育带来的收入损失要大于与质量不足无关的过度教育带来的收入损失，虽然随着工作经验的积累，学校教育质量的欠缺将会被工作经验等其他形式的人力资本投资所弥补，但是低质量学校的过度教育者比起同等学历的适度教育者而言，收入损失还是明显的。
致谢：作者感谢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经济研究所丁小浩教授、岳昌君教授对本文的帮助和指导。文责由作者自负。
注释：
①有三种方法来定义工作需要的教育：第一种是按照职业辞典的划分，第二种是用统计方法(标准差法、众数法)，第三种是自我评价法。
②人力资本的类型主要指是人力资本的学科基础、适用的行业和职业以及其中包含的具体各项技能等。
③估计过度教育收益的方法有两种，将在本文第三部分中详述。
④由于篇幅所限，回归系数表格省略。
⑤调查获得了员工初次工作和当前工作的所有工作信息，以及两次工作时获得的最高学历的信息。
⑥本研究选择的样本是从1995年到2006年之间毕业的本专科及研究生，他们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不同，所以他们的起薪受到当年劳动力市场环境的影响。为了剔除毕业年份对起薪的影响，本文使用调整后的起薪来进行回归分析。调整的方法是用各员工原始起薪除以同样毕业年份的所有毕业生起薪的平均值，得到代表某个毕业生在当年毕业生群体中的相对薪资位次的相对收益指数，用该指数乘以2006年毕业生平均起薪，表示以2006年劳动力市场平均起薪为标准的员工起薪。
⑦由于篇幅所限，此处省略了分学历层次回归的过度教育收入效应之系数表。
⑧本研究分不同样本对过度教育的收入效应进行了分位数回归(0.1～0.9分位)，包括总体样本、本专科生样本、本专科生男性样本、本专科生女性样本、研究生样本、研究生男性样本、研究生女性样本。因变量和自变量都和模型1相同。由于篇幅有限，此处省略了回归系数表。
⑨为了考察过度教育的长期收入效应，并将其与短期效应形成对比，本研究不但建立了最高学历专业不匹配的过度教育与当前收入关系的回归模型，而且还分别建立了初次工作时专业不匹配的过度教育对起薪和当前收入影响的回归模型。由于篇幅限制，省略与最高学历专业匹配相关的弥补型过度教育对当前收入的影响系数表。
⑩研究同样建立了三个回归模型，分别是与最高学历质量相关的过度教育对当前收入影响的模型，与初次就业时毕业学校质量相关的过度教育对起薪影响的模型，以及与初次就业时毕业学校质量相关的过度教育对当前收入影响的模型。由于篇幅限制，略去与最高学历质量相关的弥补型过度教育对当前收入的影响系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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