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反理性”的理性——兼析解构主义大师的建筑设计作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性论文,设计作品论文,主义论文,大师论文,建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TU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11X(2007)03-0080-06
目前，在建筑观念和建筑实践上，建筑界的思想呈现出一个多元化的局面。在这多元化的世界中，有极少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理性主义，还有解构主义等反理性主义。反理性思潮已经渗透到了当今先锋建筑设计观念的方方面面，这尤其表现在自上个世纪末出现的解构主义建筑和先锋实验建筑等流派中，它们表现出相同的“反形式”的倾向。这些“反形式”的倾向集中表现在观念的变异和形式的软化等方面：一方面，从视觉上表现出来形式的软化和秩序的凌乱化，一反建筑形式整体上的秩序性和清晰的轮廓性；另一方面，从建筑形式上，呈现出一种模糊和混沌的外在形态。这些变化是源于对现代主义理性精神的反叛，表面上是理性的失落和变异，试图抛开理性的羁绊而闯出一条与之不同的道路。如此一来，他们就别无选择地采用了“反理性”的观念[1]。但是，也许令他们尴尬的是，所谓的“反理性”其实本质上还是一种理性，他们依旧被理性所控制。本文试图对“反理性”的观念和作品做一个基于理性方面的初步分析。
一、“反理性”的背景
自从尼采宣称“上帝死了”以来，西方先锋知识分子就在主体性和理性的知识体系中撕开一个反理性的裂口。后来，福柯又接着宣称“人死了”，罗兰·巴特宣称“作者死了”。在建筑领域，詹克斯宣称“现代主义建筑死了”，埃森曼又宣称“后现代主义建筑死了”。这些主体性的文化终结的断言，共同指向的是（理性的）人作为“主体性的终结”，而主体性的基础就是理性逻辑。其实上述所有的“终结宣言”，最终所指向的就是“理性的失落”，是西方文化思潮中“理性的失落”在不同领域的直接流露。
艺术界也在默默地承受“理性的失落”的痛苦，极少主义艺术家唐纳德·贾德宣称“绘画的死亡”。当代艺术理念把绘画艺术推到一个极端，他们要么远离所谓的传统绘画和现代艺术的主体、形象、色彩和构图而成为一种“非绘画性”的绘画（例如下意识绘画）；要么就干脆取消了绘画本身，转为对艺术“意念”的关注而使绘画演变为纯精神的观念关注。这样涌现出很多艺术流派：如波普艺术、极少艺术、过程艺术、零派艺术、女性艺术、偶发艺术、大地艺术、表演艺术、行为艺术、视幻艺术和光效应艺术等等反理性的艺术。值得指出的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和荣格的“集体无意识”曾经是艺术的“反理性”主要发展动力和重要思想资源。
二、“反理性”的本质
当今所有的建筑流派中，解构主义是反理性程度最彻底的流派之一。但是，解构主义建筑仅仅是走出了一种清晰的理性，而进入了一种隐晦的理性。这种隐晦的理性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其一，在观念上，表现为反理性和反秩序，其实，在无意中又重新设定了一个新的秩序和虚的中心即“反理性和反秩序”。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如果破除一切中心或者秩序的话，那么他们的思路和建筑方案就会表现出一种无法理解的混乱，这显然是任何建筑师都极力避免的。
其二，在形态上，这些建筑作品表现为一种有节制的“混乱”。也就是说，他们有意回避形式美的规律，如均衡与对称、节奏与韵律，这些规律表面上排斥在他们的设计作品之外。其次，有意识消除建筑中元素的明显界限，柔化它们的轮廓。
解构主义建筑师虽然表面上是“反理性”的姿态，却无法突破理性的紧箍咒。无论是盖里和埃森曼的解构主义建筑，还是计算机生成的混沌建筑作品，这些建筑作品在细部上无论如何反形式美的规律，最终仍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而不是杂芜的堆砌，更不是一盘散沙或者狼藉不堪。解构主义建筑师无法把他们的作品下降到智力的理解能力以下，比如在作品中随意地添加构件，完全没有任何章法，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不仅他们自己无法理解自己的作品，更谈不上让别人去理解他们的作品。任何解构主义作品都是设计者的精心安排，既然是精心安排，无论如何“混乱”，它都不是纯粹的混乱，而是大脑故意设计出的一种有限的“混乱”。大脑是不可能设计出自己无法理解的“混乱”的，因为既然是大脑自身无法理解的混乱，就表明大脑对这种混乱一无所知，就不可能去设计这种混乱。如果某种“混乱”能够设计，那么对设计它的大脑来说就不是混乱了，而是认识。计算机可以生成混乱的东西，但是计算机生成的东西必须能被操作计算机的人所理解，否则，会被人的理性过滤掉。
解构主义作品始终追求一种布置的随意性和凌乱性，可以肯定地说，解构主义建筑师所设计的每一个作品都是处心积虑地推敲出来的，他们故意在形式上表现出某种程度的“混乱”，更不能够说是“反理性”的东西。正确的说法应该是，理性企图模仿“反理性”存在的状态，其实表现出一种更加理性的理性。因为理性设计出理性作品基本上不需要过多地考虑理性本身，而理性设计出“反理性”作品需要过多地考虑如何违反理性的常规，而又不让别人（的理性）看出这种有意而为之的痕迹。这样变成设计者的理性同欣赏者的理性之间的智力竞赛，设计者的理性要在躲过欣赏者的理性的侦察前提下，又要保持自己对作品的理性把握（自己不能先乱），如此煞费苦心地来制造“反理性”作品。最后的结果就是，欣赏者的理性把它判断为“反理性”作品，而设计者的理性，理所当然地在一旁偷着乐。其实设计者的理性与欣赏者的理性是同一个（人类共有的同质）理性，也就是理性设计出来的“反理性”作品，实质上就是理性对理性自身的研究。“反理性”作品，一般说来，在短时间内由于（欣赏者的）理性无法运用现有的形式美的规律来对作品分析，因而被判定为“反理性”。但是，如果赋予（欣赏者的）理性足够多的时间，它应该能够分析出设计者的理性思路。因此可以说，“反理性”作品是比一般的理性作品运用了更多理性原则和花费了更多理性手段而呈现出的一种结果。“反理性”作品其实本质上就是理性对理性本身的思考，而一般的理性作品其实本质上就是对理性的运用而已。“反理性”作品在逻辑层次上比理性作品处于智力的更高层次，“反理性”就是理性的理性。因此，所有的解构主义建筑，不管是形式和设计手法如何地不符合常规，它们都跳不出理性（逻辑思维）的范围，还是要无条件地遵循理性原则，只是越过表面浅层现象而隐藏在理性的深层而已。
三、“反理性”作品的分析
既然“反理性”作品是基于理性的理性，那么所有的“反理性”作品就应该都可以用理性来对它们进行分析和研究，以便认识“反理性”作品的设计思路和思维方式。
基于上述论述，本文把“反理性”作品分为三种情况：
一种是建筑组成构件或元素表现出某种混沌或者非规则性，也就是形式上的软化或不规则化，但是建筑组成构件或元素是通过形式美的规律来组织形成一个整体，这种手法本文称之为元素变异。
另外一种，建筑组成的构件或元素比较规则，但是却有意回避对某种形式美的规律的运用，建筑组成的构件或元素通过组团和设置一个制高点的控制而形成一个整体，这种手法本文称之为规律变异。
再有一种情况，是表现为元素变异和规律变异的综合，本文称之为综合变异。
（一）元素变异的“反理性”
元素的变异性主要体现在建筑的构件或者元素的反常化，通常表现为“软化”和不规则化。但是，在连接这些建筑的构件或者元素手段时，由于在形式上增加欣赏者对“软化”和不规则化的形式的鉴赏认识时间，因此，设计者尽可能地减少欣赏者对形式规律辨认的时间，尽量采取明显的易识别的形式美规律。为此，设计者应该最大限度地遵循形式美规则。
1.元素的软化。这种手法仅仅是追求视觉上的柔和化，造成新的视觉享受。可以这样说，元素的软化是从元素的外形上来作为反理性的一个切入点。应该说在所有的“反理性”手段中，该种形式是最为温和和浅显的，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它就是一种彻底的理性设计，只不过是柔化了元素或构件的外形而已（如图1）。比较典型的作品有久百城市广场和 eyebeam艺术科技博物馆等作品。
图1 元素的软化：某气囊建筑
●上海久百城市广场
上海久百城市广场（见图2）是由美国捷德国际建筑师事务所设计的。建筑师的设计理念来自于形成都市的过程中河流所扮演的角色，经过长时间的冲刷，黄浦江和长江的沿岸呈现出缓缓起伏的梯田。作为隐喻性的人流，沿着南京路把外滩和静安区连接起来。层层跌落的屋顶创造出户外公共空间。
图2 久百城市广场
形式分析 暂时撇开设计师的理念的说法，该建筑的层层跌落的墙体采用了柔和的曲线，而这些柔和的曲线墙体是通过一种渐变（复杂的韵律）而形成一个高低错落的有机体统一体。通过一种近似的对称强调主要出入口。该建筑的设计手法简单，仅仅在构成元素方面做了一些软化。
●Eyebeam艺术科技博物馆／工作室
该方案（见图3）是第二届远东数码建筑奖的获奖作品。Eyebeam艺术科技博物馆／工作室设计的空间组织主要遵循一个前提：一条可以弯折的线段，一面是创作部门（工作室），另一面是展示部门（博物馆和剧院）。此线段的一端起始于街面，垂直弯折至高层的另一端。由露面至墙，墙至楼面，再至墙面，依此循环。每一向度的改变，此线段由创作空间折向展示空间，来回交替。除了空间技巧的交错，本设计亦面临使用对象的互异：一方面是办公者的使用，另一方面是参观者的使用。两股人流在交错升叠的空间中流动。该建筑的巧妙之处在于用一条线段或折板一气呵成，既保留了整个建筑的整体感又有建筑内在空间的交错（参见图3中的结构示意图）。这是其能够获奖的重要原因。
图3 Eyebeam及其结构示意图
形式分析 从形式上来看，该建筑的建筑构件或者元素是扁长的箱体，不过这些箱体是相互咬合交错的。这些箱体，以相似的形式在竖向的（韵律中的渐变）叠放中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有机体。
2.元素的不规则化（如图4）。元素的不规则化相对于元素的软化来说就要激烈得多，基本元素采取不规则形式，或扭转或倾斜，给人一种动态感和非常的体验。由于元素或建筑构件的反常性，人们在鉴赏时，就会感受到建筑上一种强烈的反叛精神。同样在连接元素和构件的手段中，通常多采用比较明显的形式美规律。
图4 元素的不规则
（千禧年教堂、荷兰国际大楼、Chiat、Day、Mojo公司总部）
●迪斯尼音乐厅和古根汉姆博物馆
迪斯尼音乐厅（见图5）位于美国加州的一个名叫邦克的小山上，一个在历史上、文化上都很显眼的闹市区。古根汉姆博物馆（见图6）位于西班牙的毕尔巴鄂，是往昔商业及沿那温(Nervion)河岸仓库区再开发的先行项目。这两座建筑都与艺术相关联，盖里是有意把它们塑造成雕塑群形的建筑。这两座建筑的设计手法非常相似，同样时采用了不规则的建筑构件和元素，同样是通过这些构件或元素形成一组具有明显制高点的统一体，通过一个竖向的显眼的构件作为统领全局的关键。
图5 迪斯尼音乐厅
图6 古根汉姆博物馆
形式分析 元素的不规则化的变异把一个规则的长方体进行变形，这在电脑的CAD设计中变得非常简单。而在建筑元素或构件表面上是“堆积”成一个组团，其实这里还是运用了均衡的设计手法。从空间俯瞰是具有明显中心的组团，但是从地面上正常的视觉来看，无论从哪个侧面或者正面来看都是一种中间高两边低的均衡的构图，不过这两座建筑没有明显的前后立面和左右侧面之分。复杂的原因是没有划分清晰的前后左右的立面，而把它们混沌化为一体，从而造成了人在理解上有一种不确定和不明显的边界之感①。
（二）规律变异的“反理性”
规律的变异主要体现在元素的规整性上，但是，组合规则却偏离了正常的形式美规则，产生一种视觉的紧张感。然而，组合规则无论如何奇特，最终的目的还是要把建筑物的各元素或构件聚合成一个完整的统一体，遵循“多样性的统一”的原则。该种设计手法相对于元素变异来说，更加灵活和难以控制。因为建筑的构件或者元素变异无论如何复杂，建筑构件或者元素依旧是一个具有一定完形的实体，容易控制和把握。而把它们连接起来遵循一定的形式美的原则即可。规律变异则需要更多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因为在变异的过程中，更多的是没有常规的经验可以借鉴和利用，最终的效果也无法预测。这样就给建筑师的创作带来更大的挑战和刺激。一般说来，规律变异主要是对传统的形式美的规律突破，摒弃可供借鉴的常识，保证建筑的秩序性只能通过集中组团化，簇拥中心达到整座建筑的有机完整性。因此，设计作品最忌讳疏松和散漫。
●布谷办公楼和巴黎之美国中心
埃森曼设计的布谷办公楼(Nunotani Office Building)位于日本东京。日本是一个多震害的国家，布谷办公楼（见图7）倾颓和折叠式的外形就是地震对日本造成灾害的见证和隐喻。该建筑试图对垂直的办公楼进行反思，首创一种没有骨架和线条的建筑。它是由一个壳体和翻新的、被压缩的金属板建成的，建立了一种介于挺拔和柔软之间的一种意象。
图7 布谷办公楼
该建筑在建筑构件上采用了一种规则的方形体块，但是，在层叠它们时采取了一种非正常的不规则的手法，利用斜交和错位来体现，这种手法可以看作正常韵律的变体。建筑在外表上显出一种颓废和混乱，违背了正常的建筑观念，也使得该建筑让人产生一种强烈的视觉冲击感和奇妙的建筑体验。埃森曼设计的其他作品也有同工异曲之妙（如图8）。
盖里设计的巴黎之美国中心（见图9）位于法国的巴黎贝西(Bercy)区。该建筑期望成为巴黎的艺术和智慧活动的聚会地点，而同时反映出与周围复杂环境相匹配的状况。该建筑的构件都是较为标准的基本体量，但是，在组织到一起时采用了一种生硬的堆砌方式，把所有建筑的构件有意地挤向一堆，使人觉得非常的不舒服。相对于布谷办公楼的视觉冲击，巴黎之美国中心造型，示予人的是一种不按正常生长机制而是一种病理性发作后形成的一种病态的组织面貌，使人产生一种无法言状的感受。
形式分析 布谷办公楼的设计手法相对简单，仅在楼层叠加时进行了上下和前后左右的轻微的错位，就是相当于把楼层的叠加的韵律作了一些微调，从而形成一种怪异的建筑面貌。巴黎之美国中心，从总体建筑的造型来看基本上是规整的，仅是在建筑的局部作了很大的变异。而这些局部变异的元素，如果把它毫无规则的形状还原为规则的形状，把这些构造元素的毫无道理的大小回归为正常的尺度时，就可以发现该局部会形成一种韵律感。因此该设计局部手法乃是韵律的变异。我们再来看看盖里某个设计的演变图（见图10），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不规则设计来源于规则的手法，同样可以证明其实“反理性”就是更加理性的理性。
图8 埃森曼的其他作品
图9 巴黎之美国中心
（三）综合变异的“反理性”
综合变异综合了元素变异和规律变异两种情况，通过双方面的变化来达到“多样性的统一”。不过值得指出的是，一般来说，综合变异不是在两种变异上同时使用相同的力度，总是偏重一方，而另外一方必然减轻变异的程度，只有这样才能控制好整个建筑物的有机统一体。设计手法也多采用组团或者元素之间的呼应而使建筑物的构件或者元素成为一个整体。一般的建筑师都不会轻易地去碰这一领域，因为，这对设计者来说需要丰富的设计经验和高超的形式驾驭能力。这样的建筑作品在全世界也不多，基本上只有盖里和埃森曼等为数不多的建筑师在做这方面的探索。研究盖里和埃森曼两位解构主义大师的设计经历，可以看到他们总结了过去大量的变异建筑设计经验之后，才开始逐渐向这一领域挺进的。因此，这种变异只有理论上的意义，在实践中的意义就体现为人的创造力的无可估量性，无法作为一种设计理念而推广。
图10 盖里的设计演变图
●路易斯住宅
盖里设计的路易斯住宅（见图11）位于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郊区赫斯特的一个小山顶上，约翰逊也参与了该建筑的设计工作。该建筑设计的时间很长，经过了长时间的推敲和琢磨，才慢慢形成现在的面貌。从这个细节可以再次证明，解构主义的作品是故意创造出一种“混乱”，而“混乱”是经过深思熟虑和精心推敲出来的（典型的理性作风）的“反理性”。
图11 路易斯住宅
该建筑呈现出元素形式和构件的多样化和不规则性：有柔性的元素，又有存在明显棱角的元素。元素之间的差异给设计带来了一定难度，盖里在该作品中运用了组团的方式把形体相差很大的体块组合到一块，形成明显的簇团感，以化解形式上带来的松散性。就如一堆物体一样，建筑物的成团勉强拉住了这种“无意识”形式而造成的凌乱。在这堆建筑元素中，最为明显的是就是“簇拥”意识，达到“多样性的统一”，形成一个有机统一体。
形式分析 路易斯住宅的设计手法在元素上采用了两种变形体：一种是方形变形体，一种是曲面变形体。如果我们把上述两种元素进行反向思维，即把它们变成规则的方形和曲面体（如半圆体），就会得到一个半圆体两旁放置了几个方形的体量，是一个相当标准的韵律和对称的设计布置手法。因此，尽管该建筑的体量和设计手法都比较隐蔽，但还是遵循形式美的规律和多样性的统一的。
●千禧年教堂
千禧年教堂（见图12）是埃森曼参加竞标的方案，设计中采用了两个不规则的单体复合而成。设计作品中见不到规则的形状，也见不到明显的形式美规律，但是两个构成元素在形式上的呼应关系把他们紧紧连接为一个有机体。设计中体现出来的熟练和老道，已经远远超出了一般建筑师对形式的驾驭能力。形式的不规则和组合原则的含蓄化，都使该建筑呈现出强烈的反建筑的常规印象。
图12 千禧年教堂
埃森曼认为，教堂是一种代用品。教堂原意为基督教社区，教区是不需要预定空间或者建筑物以宣诚意的，它是建立在信徒的信任上的。只是到了后来，教堂开始出现并且成为天堂的代理之所，教堂承担了举行各种仪式和宗教活动场所的重要作用，同时成为信徒们情感和精神上的一种依托。在埃森曼看来，教堂中朝圣礼就是为了弥补朝圣者由于各种现实因素的限制而不能实现的愿望所产生的遗憾，以在教堂中的朝圣和忏悔等宗教仪式来成全信徒的心愿。以“亲近之乐”来调和“身在远方的事实”。这样，教堂就应该是一种满足人的精神上需求的空间场所。现代交通和媒体的发达，似乎消除了教堂存在的基础。但是，教堂作为信徒的一种经验，是含有“远”“近”的两种意向，成为“远”“近”的象征的共同体。
形式分析 千禧年教堂的设计就是由两个并置长方体演变而来。这两个长方体在变形之后，由于有形体上的凹凸呼应，所以两个变形体之间依旧有统一感。在未变形之间，两个并置的长方体，是对称的或均衡的，只是在变形之后，这种关系变得更加隐蔽。因此，非常怪异的千禧年教堂依旧是标准的体量和标准的形式美规律的变形体而已。
四、结语
凡是以作品形式出现的艺术，不管是标榜为“反理性”或者“无意识”的作品，其实都不可能是真正的反理性。即使是充满“下意识”倾向的天才画家达利的梦幻般的作品，依旧可以运用理性对它进行分析，即使作者认为自己的创作完全是无意识的，但是，他在一段时间内的创作呈现出相似性就表明这种创作具有规律可循，而规律则是理性最拿手的认知对象。
“反理性”作品的出现，也不是孤立的现象，应该说与当前的哲学思潮如后结构主义哲学和艺术探索如装置艺术、观念艺术的发展具有相互影响的因果关系。因此建筑上解构主义的蓬勃发展也还是有其文化和历史的发展背景，认真地探索这些背景环境的知识，有利于正确认识解构主义建筑思想的来龙去脉，也有利于把握建筑发展的脉搏。本文只是从理论上对“反理性”的设计作品作了一些简单和浅显的分析，希望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为理论建设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意见。
［收稿日期］2007-01-08
注释：
①通常的建筑物，是前后左右四个面呈明显的边界，而这两座建筑呈现出的是一种四个方位浑然一体，因此当人们企图按常规思路去划分出四个面来时，总是以失败告终。因为无论如何去划分，有些构件位置总是会否定你的划分，从而使得建筑物呈现为一个没有明显空间方位的层次体，呈现出一种混沌状。如果我们放弃四个方位的划分，而描述为这些构件或元素形成一组具有明显制高点的统一体，竖向的制高点作为中心统领全局而把这些元素紧紧聚合为一个空间体，就解决了这个棘手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