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稳定与持续繁荣的宏观分析——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2011）国际高峰论坛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峰论坛论文,繁荣论文,周期论文,中国经济增长论文,稳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十二五”开局的2011年，我国经济发展依然面临着极其复杂的形势，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复苏缓慢，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乏力，失业率居高不下，国家主权债务危机隐患未除，全球流动性泛滥，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和主要货币汇率波动加剧，新兴市场资产泡沫和通胀压力不断加大。我国经济运行中长期问题和短期问题交织，体制性矛盾和结构性矛盾叠加，宏观调控难度加大。
在此背景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以及香港经济导报社共同举办的“第五届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2011）”国际高峰论坛年会于2011年6月10日至12日在北京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80余名专家学者和政府官员围绕着“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可持续繁荣暨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指数发布”这一主题展开讨论，许多宏观经济研究领域的著名专家出席了本次论坛，大会发言的学者（按发言顺序）包括：中国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许宪春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论坛主席刘树成研究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太部主任助理阿罗拉·维韦克先生，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胡永泰教授，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张卓元研究员，原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林兆木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胡乃武教授，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连城教授，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杨圣明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张曙光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袁富华副研究员，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杨瑞龙教授，北京师范大学资源管理学院李晓西教授，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李文溥教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主任李建伟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分党委书记沈越教授，北京大学国民经济核算与经济增长研究中心副主任蔡志洲教授，宁波大学商学院陈昆亭教授。
与会专家围绕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可持续繁荣这一主题，对我国当前的内外经济环境、短期经济波动，以及实现经济可持续繁荣等问题进行深入讨论。专家们既注重短期分析，又着眼长期可持续繁荣，对未来经济发展趋势既达成了广泛共识，也存在一定分歧。现综述与会专家的观点如下。
一、经济进入适度增长区间同时须警惕经济从偏快走向过热
中国经济在危机之后，依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2009年第二季度率先复苏，2010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率达到11.9％，全年经济增长率达到10.3％，2011年第一季度回调到9.7％，中国经济运行已经由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时候的大幅下滑和其后大幅回升的“V”字型非常状态向适度增长的区间转换。针对一些媒体和业内人士所担忧的中国经济已经处于滞胀状态或者是面临滞胀的风险、经济增长率将降到8％以下、经济会硬着陆的看法，与会学者并不认同，认为这些解读违背中国国情，不符合中国经济基本态势变化。
1.经济走势前高后低，还是偏快？
有专家认为，2011年将延续2010年经济增速前高后低的走势。2010年四个季度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11.9％、10.3％、9.6％和9.8％，基本上呈前高后低的走势，基数的原因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今年的季度经济走势；某些经济政策的调整和政策效应的递减，如汽车购置税优惠、汽车下乡等政策的取消，家电下乡和以旧换新等政策效应的递减，将在一定程度影响今年消费增长；收入分配改革力度加大，城乡居民收入，特别是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加快，购买力增强，一定程度上对消费起到支撑作用。2011年前4月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呈下降走势，固定资产投资到位资金增速呈回落走势，2011年出口和进口增速将比2010年放缓，净出口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可能减弱。
有专家进一步指出，未来经济增长压力会进一步增大，从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看，消费、投资、净出口的增速都在回落。尽管出口回调，但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仍然很大。中国经济增长一定程度上依赖美国、欧盟和日本的经济走势，尤其是美国经济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影响更大。2011年美国虽然保持着比较宽松的经济政策，其经济回落也是必然的，弱势美元的态势会一直保持到2012年第四季度。美元贬值对国际市场大宗产品价格所产生的影响，必然抬升我国产品净出口价格，从而会影响到中国的经济增长。预测中国的未来经济增长的基本前提是美国经济保持适度增长，国内的宏观调控政策保持相对稳定，2011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会回调到9.7％，2013年还会有一个微小的回调，经济增长率大约在9％，随后经济恢复到较快的增长状态。整体来看，2012年到2015年，我国的GDP增速大概还能保持在9.9％左右。
有专家从经济周期的角度分析中国的经济走势，认为2011年和“十二五”时期，虽然进入了一个新的周期适度增长区间，但宏观调控的侧重点依旧是使经济走稳，防止经济从偏快转向过热。在“十二五”的开局之年，各地发展经济热情较高，前期出台的振兴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大保障住房建设和棚户区改造，加快城镇化建设，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等政策措施和各项区域发展战略正在发挥作用，再加上地方政府换届，这是一个快速上升的趋势，因此，要防止经济由偏快转向过热。
2.投资消费失衡带来产能过剩
有专家指出，投资和消费严重的失衡，实际上意味着这一轮的增长主要是依靠投资和重化工业带动，前几年出口也是带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当出口因为国际金融危机受阻，又通过提高投资率来弥补这个缺口，这就使得投资和消费进一步失衡。严重的产能过剩不仅会导致市场恶性竞争、企业效益下滑，发展到一定程度，会造成许多企业巨额亏损甚至倒闭，导致上下游产业链瘫痪，银行信贷风险加大等一系列问题。
有专家进一步指出，根据各地公布的“十二五”规划的预期目标，全国经济增长率是7％，而各省、市、自治区“十二五”时期的预期增长目标统计，24个省市经济增长率在10％以上，其中有13个省市要求五年翻一番或者是力争五年翻一番。有学者对各省市的加权平均，经济增长率大概是在10.5％，超过“十二五”规划7％的50％，这个高增长又主要是投资带动，这一轮的投资势头还在继续。这种情况就意味着“十二五”后期，产能过剩导致经济下滑，并使贷款问题暴露。
不良贷款在经济繁荣时期不会暴露，一旦经济下滑、水落石出就看出来了。由于我国居民贷款比例非常小，不太可能发生美国的次贷危机。但我们要看到另外的问题，贷给地方政府主导的投资项目，有深刻的体制原因。重化工项目、基础设施项目，投资规模大，对GDP和税收规模贡献大，成为地方政府和政府部门投资项目的首选。由于这种贷款项目长，短时间不良贷款只要能够付息，从银行的五级不良贷款中反映不出来，但从中长期来看这个问题很严重。国家有关部门对1958年以后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投资项目做了分析，其中1/3从建成之日起一直亏损。所以对政府部门和地方政府主导这么多的投资项目，效益如何，目前很难评估，这就隐藏了很大的风险。
3.合理把握适度的增长期间，适时进行宏观调控
有专家提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宏观课题组用HP滤波法所作的测算，1979—2009年的实际GDP的增长率在8％—12％这一区间，中线是9.8％。“十二五”时期在以科学发展为主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的背景下，新的一轮周期适度增长的上线，最好下调两个百分点，适度区间就是8％—10％，潜在中线可以把握在9％。这就意味着，当实际经济增长率高出10％时，就要实行适度紧缩的宏观调控政策。当实际经济增长率低于8％时，就要实行适度扩张的宏观调控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相搭配，是这次宏观调控政策组合的特点。
二、物价水平整体可控但通货膨胀会持续一段时间
但与会专家普遍认为，稳定物价水平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抓住了问题的核心，稳物价和稳增长是相辅相成的。
1.输入型通胀，还是流动性过剩
有专家把本轮通货膨胀与前几轮通货膨胀进行了比较进行分析，提出以下几点看法：一是2004年、2008年的通货膨胀是由食品价格拉动的，结构性上涨。这一轮食品价格还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非食品类价格也在上涨，逐渐走向全面通货膨胀；二是蔬菜、水果季节性比较强的农副产品价格，过去进入旺季之后有回调，但这次季节性回调的幅度弱化；三是过去食品价格涨幅比较高，但整个物价涨幅不高，非食品价格，或者是工业品出售价格涨幅回调幅度比较大予以抵消。从2008年8月份以后出现一个新的特点，上游产品价格涨幅不大的时候，中下游产品价格在上调，这说明中下游消化吸收上游产品的作用在弱化。
对于突然到来的通货膨胀，很多专家学者把脉导致这轮通货膨胀的主因是输入性通货膨胀，还是流动性过剩？有专家认为，我国这轮通货膨胀的成因主要是输入性通货膨胀。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主要经济体通过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导致国际市场上粮食、原油、铁矿石、有色金属等资源性产品价格大幅上涨。由于我国资源性产品的对外依存度日益提高，受其影响，国内包括石油、有色金属等主要生产资料价格几乎全部上涨。按照国家统计局的预测，全球油价、粮价、资源价格的上升对中国消费物价的影响预计在30％—40％之间。
有专家把物价上涨归结为五个方面因素：交易性货币供给、实际需求、工资上涨、劳动生产率提高、输入型成本推动。通过测算分析这些因素对这一轮物价上涨所起的作用，认为推动物价上涨的因素主要是输入型因素，交易性货币供给提高，以及工资上涨，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这些年物价没有出现大幅度上涨的一个重要因素。总的来看，输入型因素对上游产品像原材料、燃料、动力核心价格指数、采掘业指数、原材料价格指数，然后加工工业、生活资料，最后到CPI，影响逐步递减，在递减的过程中，输入型的因素被大幅度消化了。工资是推动物价上涨的很重要的因素，但跟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相比，整个劳动力成本还是下降的。
有专家持相反的观点，认为我国的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主要不是输入型的，而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过快、信贷投放过度造成的，集中表现为货币太多、流动性过分充裕。
热钱的流入和贸易顺差的持续高位运行使外汇占款比重增大，部分抵消掉紧缩性货币政策的效应，也是造成目前通胀的一个原因。我国现行的外汇结售汇体制，使得央行外汇储备的继续增加，被动投放基础货币。尽管央行通过发行央票等很多措施回收流动性，但实际上很难完全吸收。另外，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也将倒逼中央银行增大货币发行。
2.翘尾因素的影响较大，增加了调控难度
初步测算，2011年翘尾因素的影响为2.5个百分点，比2010年高1.2个百分点。其中，一季度翘尾因素为3.2个百分点，二季度为3.3个百分点。这就意味着从5月份开始，即使不再有新涨价的因素加入，全年CPI还会达到近5％。从现在的情况看，5月份的CPI仍然将在5％以上，6月份翘尾因素最高，会达到4个百分点，通货膨胀率有可能达到高峰值。根据国际上的许多预测，今年油价下半年会继续回升，在110—220美元/桶之间振荡。从中长期来看，2015年以前国际油价可能会继续走高，这主要是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部分石油开发项目延误，2011—2013年期间，石油产能的增量可能出现下降。随着全球经济的复苏，特别是包括我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增长势头强劲，全球石油需求将会继续增加，由于美元贬值趋势长期存在，也会继续推高国际石油价格。粮食价格高企，国内气候异常，大家对粮食涨价的预期较强。食品、能源等需求弹性较少，刚性很强，所以“十二五”时期抑制通胀尤其要防止工资与物价、农产品价格与工业品价格、上游产品价格与下游产品价格互相推动、轮番上涨的状况。2011年物价总水平上涨率控制在4％左右难度很大。
3.治理通货膨胀的应对之策
要稳定物价总水平，解决较高的通货膨胀问题，政府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2011年全年尤其是上半年应实施稳健偏紧的货币政策，着力回收过剩的流动性，积极应对当前的通货膨胀；采取有效措施防止M2全年增速超过16％的预期目标；动态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力争全年新增信贷规模控制在7万亿元之内。
二是适度加快人民币升值进程，2011年升值幅度可达到3.5％。人民币升值用以对冲国际价格上涨；强化对国际游资的管理，特别是针对特殊行业国际游资存在的新方式进行有效的管理。通过人民币升值的办法，对抑制输入型的物价上涨也是有效的，但不同的方式对经济增长产生的负面效应以及对物价上涨的抑制作用是不一样的，一次性升值只是短期有效，只有渐进式的升值才会对抑制长期物价上涨有作用。
三是调整负利率的政策。2010年2月起一直是负利率，负利率不利于宏观经济的正常运行，这是经济学的常识。负利率同样等于向普通老百姓征税，中低收入者是负利率的最大受害者。负利率使资金的成本降低，有利于经济的粗放扩张，有利于短期GDP的快速增长。通货膨胀往往造成负利率，而负利率又带来对资金的需求过旺，不利于通胀的治理。因此，如果要把治理通胀和物价过快上涨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就要改变负利率的政策，尽快使实际利率转为正值。
四是加大供给管理的力度。稳定物价水平最直接、最重要的是要保农业、保粮食，加大支农力度，增强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进一步加强和巩固农业的基础地位，确保粮食安全；二是健全关键物资的储备制度；三是控制部分价格敏感性产品的出口。
三、城市生活质量指数显示高速发展背后“两大反差”
在论坛上，首次发布“中国30省会城市生活质量指数”，目的是评判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后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状况。这一指数是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研究中心依据国际惯例和中国国情，组织数十名专家、学者历经近6个月时间，首次设计完成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指标体系（CCLQI）。编制城市生活质量指数是世界发达国家的通行作法，已被广泛应用于国际、国内对比，而且客观指标与主观指标相结合，已成为普遍趋势。
由客观指标和主观指标加权的城市居民生活质量指标体系，反映出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满意度并不像中国的经济增长一样乐观，总平均指数为54.49，处于一般和满意之间，城市居民“生活质量”提高空间较大；反映出经济高速增长背后存在“两大反差”：一是高速的经济增长与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之间存在反差，二是居民实际生活质量与居民主观感受之间存在反差。
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指数由客观指数和主观指数两部分构成，分别给主观指数和客观指数赋予40％和60％的权重，加权得出每个城市在每个指标的得分情况。其中主观指数包括收入现状满意度、收入预期、生活成本、医疗保障满意度、生活环境满意度、生活节奏以及生活便利程度七项分指数；客观指数在设计上基本与主观指标一致，总体上由25个二级指标构成，包含人均财富、人均消费、恩格尔系数、通货膨胀率、绿地面积等。指标体系的设计既考虑到居民的主观感受，又有客观经济社会数据作支撑，保证了指标的客观性和科学性。
在30个省会城市中，生活质量指数55分以上的城市有15个，超过了总平均指数54.49。排名前10位的是广州、上海、南京、银川、呼和浩特、合肥、石家庄、北京、长春、福州。按主观指标排序，前5位的是海口（55.08）、兰州（54.51）、杭州（54.50）、济南（52.67）、银川（52.04），后5位的是武汉（44.52）、呼和浩特（45.88）、南昌（46.48）、太原（46.78）、昆明（47.40）；按客观指标排序，排名前5位的是：广州（75.07）、上海（67.74）、南京（66.37）、呼和浩特（65.43）、银川（62.36）；排名后5位的是：哈尔滨（52.63）、海口（50.68）、兰州（50.11）、西宁（49.41）、乌鲁木齐（49.40）。
分区域看，东部城市生活质量客观指数高于西部，但主观满意度低于西部。通过调查我们发现，舒缓的生活节奏能够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以银川和南京为例，两个城市的生活节奏指数排名分别为第1和第3，其生活质量总指数也排名相对靠前。而一些生活节奏快的大城市，生活质量总指数排名则相对靠后，例如北京，生活节奏最快（排名第30），其生活质量总指数仅排名第8。另外，西部大开发后，居民生活质量改善指数较高，提高了居民的满意度。
之所以生活质量指数偏低，通胀率和住房价格高，社会保障水平低，生活节奏快，是居民主观满意度低的关键因素。受访者对生活便利（56.24）、生活环境（55.12）满意程度较高。而受访者普遍认为所居住的城市生活成本高（32.70），生活节奏快（42.66），城市生活成本高也可以从分项的客观指标中得到反映，用房屋销售价格指数和通货膨胀率来度量的全国各城市生活成本，同样呈现出较高的水平（61.62）。
城市居民实际生活质量与期望值存在反差，居民生活质量有待提高。客观的经济社会数据所反映出的居民生活质量（客观指数平均值57.67）高于居民主观感受（主观指数平均值49.71）。这说明居民对生活质量改善的愿望非常强烈，改革和发展的成果应该最终体现在生活质量的提高上。
有专家据此认为，我国30多年经济快速增长，经济实力大为增强，但居民对生活质量的满意度并不很高，这说明高速经济增长并不必然带来生活质量满意度的提高，反差的存在表明中国经济应在继续保持快速稳定增长的同时，努力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经济运行质量与经济增长质量。政府应着力降低生活成本，提高居民收入，加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重视生态环境建设，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着力改善民生，改革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提升生活质量主观满意度。
四、工资上涨趋势倒逼经济结构调整
对于工资成本上升，尤其是农民工工资上涨削弱了中国的竞争力这一似是而非的说法，与会专家并不认同。工资上涨是伴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发生的，因此，工资一上涨，就归结为竞争力下降是一种简单的、不科学的判断。工资的上涨会对我国的宏观经济产生长远的影响。中国低端工资形成机制的变革必将成为引领市场导向型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支点，为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带来了新的契机，开启中国市场驱动型经济结构调整的新阶段。
1.工资上涨是一个长期趋势
有专家指出，中国低端劳动力市场出现了结构性拐点变化，由总体过剩向结构性过剩转变，即使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以农民工为代表的低端劳动力工资仍然不降反升，持续上涨。工资水平的上涨是由人口因素、周期因素、政策因素、结构因素等多因素导致的，其反映的是在保留工资和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共同推动下，农民工工资形成机制正在从传统的生存工资法则转向保留工资约束下的市场议价型工资法则，并将使中国经济迎来工资快速上涨的新时期。它宣告了中国低端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形成机制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工资水平的上升成为趋势性现象。在2010年中国东部、西部、中部各个区域的劳动力需求－供给比都超过0.95，达到历史的最高水平。未来中国工业化进程加速，会催生出工资上涨的另一股强劲动力。随着中国重化工阶段和加工贸易化阶段达到顶点，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条件下，过去长期被压抑的中国制造业工资水平存在回补趋势。本轮工资上涨不是短期现象，是一个长期趋势。
2.工资形成机制的变革促使结构性调整
近年来，政府一直非常重视经济结构调整，但是收入结构、需求结构失衡问题却在持续加深。高污染、高能耗、低附加值的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居高不下，产能过剩问题越来越严重，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仍然相对缓慢。其根本原因在于行政调控并不能从根本上把握需求的动向，无法根据国际分工发展的规律来确定未来产业的定位，从而产生产业调整进程中存在大规模的政府失灵问题。工资形成机制的变革将使市场化的结构性调整全面展开。
工资形成机制的革命将带来中国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从而启动中国市场化的收入倍增变化，并加速中国“收入—消费升级”的台阶效应的到来。这种变革必将改变中国工资占GDP比重过低和消费启动大大落后于同类国家的局面，从而加速推进中国消费升级和产业升级。从全国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看，工资上涨趋势十分明显，但工资总额占GDP比重却呈下降趋势。
工资形成机制变革将加速推行中国产业在区域上的“梯度转移”，并使中国产业在“加速性梯度转移”中实现产业升级，克服以往行政化产业转移带来的各种问题。中国幅员辽阔，地区经济发展存在着较大的区域差异，这一点在地区间劳动力工资的差异上反映得也较为明显。工资形成机制变革将大大压缩东部区域产业生存的空间，从而导致产业自动向中西部转移。中西部地区在逐年大幅提高劳动报酬的背景下，实现了单位劳动成本的快速下降，并且在大部分行业具有单位劳动成本优势，也从侧面反映出东部地区需要产业转移的迫切性和可行性。这样一种由工资上升引发的产业转移，有助于消除长期以来的区域经济差异。
劳动力工资低会使得相对劳动力而言资本的价格更加昂贵，企业对廉价劳动力这一资源进行过度使用，而不愿意投资新设备和新技术。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初调整战略，走高工资、高生产率的道路。高工资逼着日本企业增加技术含量和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实现产业结构升级。
由于我国多数产业和企业长期以来依赖低劳动成本进行赢利，致使我国国家研发支出和企业研发支出均与发达国家存在不小差距。基于低劳动力成本的“世界工厂”使我国多数行业处于国际分工低端。低劳动力成本致使产业提高效率的动力不足。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不能仅仅看绝对的劳动力成本，应该是劳动力成本和劳动生产率二者的综合体现。目前我国制造业绝对劳动力成本处于较低位置，但考虑劳动生产率后的相对劳动力成本却并不低。我国的低劳动力成本，允许劳动生产率低的经济活动也能赢利，使很多低劳动生产率的经济环节缺乏提升效率的动机。工资形成机制变革有利于增加居民收入，增加了农民工进城的机会，将进一步推进我国的城镇化进程。城镇化水平与城市人均消费水平正相关。而目前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仍然大幅低于城镇居民消费水平，更多的农民工进城成为城市人口，将大幅提高整体居民消费水平。
3.工资上涨的空间依然很大
有专家对制造业劳动报酬水平与产业竞争力变动趋势进行分析，发现与和我们竞争的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按照单位产品的劳动工资水平非常之低。我们主要的竞争对手的平均工资水平是我们的1.5倍。中国现在如果把制造业的劳动工资水准提高50％，并不影响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有专家对劳动力成本进行了测算，这里的劳动力成本是广义的，不仅包括工资，而且包括劳工培训费用、劳保费用等。劳动生产率是制造业增加值与从业人员平均数的比值计算的。
结果是我们国家这十年来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远远快于劳动报酬增长。大概2009年我们单位产出劳动力成本只相当于1999年的89％。也就是说，如果按单位成本的劳动力成本来算，中国的劳动工资水平没有上升，而是下降了10％。通过比较投资来源地、产品出口地的发达国家和与我们竞争的发展中国家，会发现我国制造业单位产出劳动力成本具有绝对优势。
有专家分析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企业利润率的影响，认为总体上是静态影响比较大，如果人均劳动报酬提高10％，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利润率最少下降8.6％，最大会下降30％。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利润率下降会弱一些，大概会下降3.8％到17.6％之间。但进一步分析，劳动报酬同样提高10％，按不同年份去算的话，对利润率的影响是逐年下降的。比如说在文化体育用品行业，我们发现劳动报酬如果在2006年提高10％，利润率下降41％。到2009年，这个下降幅度只剩下29.7％，也就是说随着时间的增长，行业内部消化的能力在提高。但对行业动态计算的结果会发现一个情况，提高劳动报酬，没有发现导致企业利润总额和利润率的下降，相反我们发现利润总额和利润率都在随着劳动报酬的增长，而更快增长。
提高劳动力报酬不仅没有削弱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相反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其国际贸易竞争力。主要原因不在于工资，而在于劳动生产率。由于这些年我们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大大超过劳动报酬的增长速度，这造成了劳动报酬占产业附加值的比重持续下降的趋势。通过国际比较发现，我国制造业的相对单位产出劳动力成本不仅具有绝对优势，还在强化。我们的竞争对手涨工资比我们的幅度涨得更快。合理地、逐步地提高劳动报酬，不仅不会对企业制造业的利润率和企业的利润总额带来消极影响，反而会促进企业利润总额增长和利润率的提高。
五、经济持续繁荣的动力机制需要再塑造
对于中国的未来经济增长和可持续繁荣，与会专家比较乐观。有专家对后危机时代的中国潜在经济增长与增长路径转换进行了展望，在中国长期增长的动力机制及长期增长率的核算方面进行了理论探索。也有专家从我国的对外经济前景角度分析我国持续繁荣的必然性。
1.要素弹性逆转是长期繁荣的基础
基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经验，对中国（及发展中国家）经济长期增长趋势进行了阐释，有专家提出“要素弹性逆转命题”。随着产出中要素份额的变化，将呈现产出/资本弹性（α）降低，产出/劳动弹性（1－α）升高的变化。随着对民生的重视，劳动报酬会增加，产出的劳动弹性由目前的0.4逐渐增长到0.5、0.6、0.7。美国大概在1860—1920年，英国在1850—1924年，日本在1900—1960年，产出的劳动弹性是0.4左右。目前美国一直比较稳定，维持在0.7—0.8，英国是维持在0.6—0.7，日本在0.7左右。
有专家在“中国潜在增长基准评价模型”及投资、劳动、技术进步等要素变动趋势分析的基础上，认为中国未来10年潜在增长率仍具有8％—9％的潜力。并通过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过程中投资趋势的观察，提出“投资依趋势增长和拐点命题”，即从长期趋势看，投资（或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会出现城市化加速时期的对数线性增长与城市化成熟时期的下降趋势。“投资依趋势增长和拐点命题”的提出，是因为城市化加速时期，资本深化及由此导致的生产率提高的内在要求，这为判断中国未来资本积累动态变动情景，提供了理论基础。
2.压缩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将产生巨大的集聚效应
中国经济增长现阶段正处于城市化率50％向更高水平迈进的关键期。与发达国家比较起来，中国经济增长经历着“压缩的”工业化、城市化过程，即发达国家200年工业化、城市化历程，在中国被压缩在几十年里演化，进而决定了中国长期增长的行为特征（经济主体行为与发达国家的差异）和增长函数与发达国家不同。“压缩的”城市化过程必然给中国带来显著的集聚效应，由于中国的城市化是被压缩在几十年内实现的，所以它的集聚效应非常大，报酬递增明显；另外，由工业化阶段的“干中学”技术进步转向“自主创新”的驱动，蕴含与增长目标转换所引致的增长环境，产生可持续增长的动力。
3.培养新竞争优势的战略选择
有专家提出，当前美国短期复苏的手段是扩大出口和量化宽松，长期的手段就是回归实体经济的结构调整，美国的结构调整估计至少需要十年。谁来为美国中长期结构调整买单？这涉及全球失衡。失衡的责任，中国人和美国人各自应当承担一半的责任，美国无论实施量化宽松政策还是扩大出口，只会对外转嫁危机而不能解决问题。如何走出当前全球宏观经济的困境？无论是理论还是政策，我们现在的选择很少。我国外向型发展的目的是促进体制转型和诱导发展，三十年的业绩证明很成功。在内外经济失衡与国际压力显著增大条件下，需要实现外向型模式转变，解决中国走向大国经济的战略问题。
一是定价权。经济意义上的开放大国是世界主要价格的决定者，而不是价格的追随者；是国际重要规则制定和修改的决定者，而不是规则的接受者；是国际重大责任的承担者或逆周期调节者，而不是责任推卸者或顺周期参与者。中国在价格、游戏规则、责任担当等方面，依然是一个追随者。例如我国已成为世界铁矿石市场上最重要买家，而铁矿石的定价机制却从长期合同价格变成季度定价、月度定价以及现货定价。我国要提高全球范围内铁矿石投资比重，在国内厉行资源节约和替代战略，与全球铁矿石供需企业开展广泛的合作，形成规则的影响力和逆周期的调节力，这必然是时间和经验积累的结果，而不是拔苗助长。
二是金融实力。2010年，我国对外金融资产4.13万亿美元，其中对外直接投资的比重7.5％（3108亿美元），外汇储备资产的比重70.5％。对外金融负债2.34万亿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资占比63％（1.48万亿美元）。加快推进对外金融资产结构的多元化管理和配置，持续提高股权投资比重，逐步推进人民币和银行“走出去”，加快促进资本和市场国际化，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来建立区域和全球生产体系、综合物流枢纽、分销网络、研发和设计中心等区位布局。审慎迈过资本项目开放、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和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相对独立性相互协调的“坎”。上海与香港、台湾合作打造亚洲的国际金融中心。
三是从模仿走向创新。全球研发和创新活动主要分布在美日欧大三角区域。无论是国际前沿的基础性研究、应用性研究还是开发性研究，其创新的主体都主要是国际大跨国公司以及由世界最优秀的研究型大学、科研院所组成的国家创新体系。我国也有三个创新层次，即宏观层面的重大技术创新体系，如“两弹一星”；大企业层面的重点技术创新体系，如大飞机、高铁技术创新体系；小企业层面的技术创新体系。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很弱，创新环境对企业创新活动的支撑很弱，引资的直接技术外溢效果很弱，是我国与美国在知识和技术进步上的最重要差距。
四是承担世界责任。提高全球公共产品提供及软实力的持续影响力。积极推动国际贸易、金融和货币改革。努力纠正全球化过度强调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忽视了“经济发展”，从而造成全球公共产品供给不足、贫富差距扩大和穷国消费力严重萎缩等社会问题。在国际上积极促进包容性增长和发展，建立一个机会平等基础上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既要开放发展机会（如坚持贸易投资自由化，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又要实现全球的社会和经济协调发展，并保证人人能公平地参与全球发展过程并从中受惠。增强促进共享发展的南南合作与南北对话中的影响力。
五是推动经济全球化、经济国际化的战略。在“十二五”时期，我国将会实施扩大内需的战略和城镇化战略。扩大内需和城镇化战略都将是以中国市场需求为基础的一个内向取向的战略，如何解决扩大内需战略和城镇化战略与国际经济化战略之间的对接，对我们下一步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未来的30年，是中国在人才的国际化、资本的国际化、产业的国际化和市场的国际化的关键时期，一步步地打造在周边和全球的生产组装基地，打造我们对外营销的渠道和网络，积极推动人民币走出去、银行走出去和资本走出去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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