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和平愿景：西方和平心理学的理论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世界和平论文,心理学论文,愿景论文,和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和平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但人类历史中却充满着战争与暴力冲突。20世纪以来的两次世界大战以及无数的局部战争，给人类带来了无尽的灾难。无论是对战胜国来说，还是对战败国来说，生产力都遭受了巨大的破坏，人民都经历了无尽的痛苦与动荡，因此战争中没有绝对的胜利者。能否处理好战争与和平问题，直接关系到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关系到人类社会的繁荣与幸福。长期以来，无论是国际关系学、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还是和平学，其追求和平的效果都不理想。究其原因，就是以上学科在试图追求人类永久和平的过程中，没有充分认识到人性与和平的真正内在关联，缺乏对人性的充分认识。
因此，在和平似乎离我们愈来愈远之际[1]，众多学科依然面临着一个共同问题：战争是人的本性吗？永久和平是否是一个不可达成的目标？
和平心理学家认为，战争不是人类本性，永久和平是可以实现的目标。基于此，和平心理学从研究人性与和平的内在关联出发，运用多元化方法，主张充分调动人类创造和平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反思人类冲突根源，防止暴力发生，和平化解冲突，进行社会和平制度变革，创建社会和平文化，发展和平教育，建构和平人格，提升人的幸福与尊严，促进社会和平与进步，以和平方式实现和平。近年来，和平心理学在和平人格建构、实现个体和平转化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暴力发生地区的冲突化解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促进和平教育、建构和平文化的过程中也得到了更多认可，和平心理学也逐渐引起了众多研究者的关注。
1 和平心理学的概述
1.1 和平心理学的概念
美国和平心理学家Macnair把和平心理学定义为：“它是对暴力行为及其心理过程进行研究的科学。它寻求降低暴力发生的可能性与阻止暴力发生的方法，帮助暴力受害者减少负面心理影响，促进和平冲突化解，达到人人享有公平、尊严、尊重与和谐的目的[2]。”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和平心理学以人的和平心理与和平行为为研究主体，以帮助人类获得和平为核心目标。和平心理学把和平人格的培养、社会和平的促进作为自己的关注焦点，以促进个体内心平和、提高人类全球共生意识、提升人类幸福为追求目标。
1.2 和平心理学的哲学基础
和平心理学的产生有着深厚的哲学基础。和平心理学的思想与西方哲学人性论的传统、西方人道哲学、人道主义、存在主义以及宗教哲学有着密切关联。和平心理学首先源于对西方古代哲学与伦理学中人性观的反思。在西方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人性观。一种是亚里士多德、霍布斯、达尔文等人的观点，亚里士多德认为不同的人在社会中处于不平等的地位，有人天生是主人，有人天生是奴隶，富有的人狂暴、贪婪，贫穷的人下贱、狡诈，只有中产阶级的人最好。激情、行动的过度与不足都是恶行的特性，适中才是美德。霍布斯把自私、自利、自我保存等特点视为人普遍的绝对本性。人为求利进行竞争，为求安产生猜疑，把性恶论推向了极致。另一种是柏拉图、康德、卢梭等人的观点，古希腊的柏拉图就把“善”视为最高的理念，人的一切善行具有真实而永恒的价值基础。康德认为人是有感性、有理性的双重存在物，而人的本质在于理性的存在。人性是至善的，将德行与幸福和谐起来，不仅是必然的，也是可能的。卢梭认为，人天性善良，具有怜悯同类的同情心。和平心理学强调人性是善的，至少是中性的，恶是后天环境造成的，这是对人性善哲学思想的继承和延续。和平心理学人性善的观点摆脱了纯哲学思辨的传统，立足于生物进化论，吸收了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试图把人类的和平潜能、人类本性纳入事实的科学轨道之中。
和平心理学也吸收了人道主义的一些观点，人道主义主张以人性作为衡量历史和现实的准则，重视个人的价值，维护个人的尊严和权利，使个人得到充分自由的发展。和平心理学强调关心人的和平价值和尊严，提升人的幸福，主张使人得到自由、充分的实现，这与西欧的人道主义传统有着密切关系。和平心理学的和平哲学也与存在主义的自我选择论有着一定的渊源，它们都重视对人存在价值的探讨。存在主义哲学把人及其存在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强调人与物不同的特征，关注人的个性、价值、尊严和自由选择。在他们看来，物是自在的存在，人是自为的存在，人不是被决定的，人无所谓恶，也无所谓善，而是具有自由选择能力的存在，是一种“在世界中的存在”。和平心理学也吸收了宗教的和平理念。许多宗教都具有非常明确的和平理念，有个别宗教比如佛教更是把和平提升到它的教义或实践的中心位置[3,4]。尽管表达方式有所不同，但世界四大宗教：佛教、基督教、天主教和伊斯兰教都以实现内心平和、和谐、欢乐、与神同在的生活境界为目标[3]。因此，宗教中的和平哲学理念受到众多和平心理学家的认可，也有一些和平个体质化分析结果表明，很多和平人士比如甘地、马丁路德金等都具有浓厚的宗教和平哲学基础[5]。
2 和平心理学的理论模型
2.1 “诊断—预后—治疗”模型
和平心理学研究模式与医学研究非常相似，二者都需要“诊断—预测—治疗”(Diagnose－Predict－Treatment，简称DPT)过程[6]。和平心理学的任务与健康研究一样，不是为了寻求不切实际的绝对的无暴力，而是为了更好地处理暴力给人类带来的痛苦，就像减少疾病带来的痛苦一样。和平心理学旨在对暴力状态做出诊断，对暴力发展过程做出预测，阻止和减少暴力(消极暴力)，对暴力后的群体和个体进行心理治疗，改善人类生活状况，提高生命的尊严和幸福(积极和平)。和平心理学DPT研究模型(见图1)重视以下三个过程：
(1)诊断。诊断是一种在经验主义系统内的描述，其对象要么是一种痛苦的状态，如不适、疾病、暴力，要么是一种幸福的和生活得到改善的状态，比如快乐、悠闲、健康与和平。如果为了消除痛苦，这种目的就是消极的，即追求暴力的缺失(消极和平)；如果是为了改善生活，这种目的就是积极的，即追求尊严与幸福(积极和平)。
(2)预测。预测是对这一系统内随着时间变化的轨迹进行的一种预报，通常是从苦到乐，从有病到健康，从暴力到和平。
(3)治疗。治疗是一种干预，既包括自我干预，也包括他者干预，或者二者兼而有之。治疗与诊断、预测关系紧密，既包括预防性的，也包括治疗性的，或者二者兼而有之。
图1 和平心理掌的“诊断－预测－治疗”模型
2.2 2×2系统模型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心理学教授、和平心理学杂志前主编Christie认为，21世纪的和平心理学研究模型应该更加关注减少直接暴力(direct violence)与结构暴力(structure violence)，最终实现人类安全、幸福、有尊严的终极和平目标。他提出了和平心理学2×2系统模型(见图2)[7－9]。
图2 和平心理学2×2系统研究模型
Christie等人认为，在和平心理学领域，更细化的和平概念导致了研究模式的变革。直接暴力从个人之间的攻击行为到国家之间的暴力(如战争)等具有不同层次；结构暴力是更加隐蔽的暴力，它根植于政治、经济制度之内，既存在于国家之内，又存在于国家之间，通过剥夺人类的基本需要，使人逐渐走向死亡。
直接和平建设旨在防止直接暴力的发生或升级，从个人之间的关系到群际间关系等多个层面设法以非暴力解决各种冲突问题。结构和平建设可以通过结构变革得以实现，旨在改变政治压迫、经济剥削和占社会主导地位的文化叙事形式[10]，倡导社会公平结构，确保所有人类的需要公平地得到满足[8]。
2.3 过程式积极和平多维模型
Chiristie(2008)等人在倡导积极和平的基础上建构过程式积极和平多维模型(A Multilevel Model of Positive Peace Processes，见图3)。他们认为，积极和平意味着对某些不公平的制度内部或几种制度之间的调整与转化。当政治结构变得更宽容，福祉受损的边缘群体拥有话语权时，就表示积极和平得到了促进；当那些曾经遭受剥削的群体能够获得满足其基本需要的资源时，就标志着经济制度也发生了积极转化；当没有拥有权利的主体开始批判、分析并反对遭受当权者压迫的结构形式时，就意味着暴力文化结构已经被成功地转化了。
图3 过程式积极和平多维模型
正如图3所示：无论主要关系处于冲突、暴力或者暴力后状态，都不会脱离特定的社会制度和社会文化背景。只要存在社会不公平，任何地方都可以作为通往积极和平的机会。本图从左到右的主要关系表明：
(1)当关系处于冲突状态时，可以采取多种冲突管理策略，达成冲突化解的目标，即促进消极和平。Lederach[11]进一步指出，冲突转化也属于积极和平的范畴，有利于把关系中结构部分推向更加趋于合理与公平的状态。最理想的状态是消极和平与积极和平同时发生。
(2)当主要关系处于暴力状态时，只过分强调维持和平与清除表面冲突障碍，而不考虑不公平社会制度的存在，很可能导致产生强调“法律与秩序”的高压社会，从而造成更大的社会冲突隐患。为此，化解暴力冲突必须充分考虑社会文化与体制的变革，推动社会向着公平的方向发展。
(3)当社会主要关系处于暴力后状态时，消极和平倾向于保留原来的社会结构，而积极和平倾向于废除原来的社会结构。因此，Wessells[12]指出，对于那些致力于干预刚刚经历过战争或创伤的地区的组织来说，一定要注意社会制度和平建设的稳定性，防止循环暴力发生。
3 和平心理学研究的局限与未来研究的展望
在我们为和平心理学能给科学心理学带来诸多启示而欢欣鼓舞之际，存留于和平心理学自身的诸多缺陷与疑惑也值得我们深思。
首先，和平心理学忽略了对人类历史实践的关照。和平心理学把人对真、善、美、和平等存在性价值的追求看做机体的遗传构成所固有的品性，将人的先天的和平倾向视作决定因素，社会、教育环境只不过是延迟或者促进人性发展的因素，不起主要作用；在人的受动性与主动性关系上，人的和平主动性、自我和平选择成了主导方面，人的受动性、社会与环境对人的和平塑造作用则退居次要地位。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这一重要因素，则被完全忽视。其实，人的和平潜能本身就是人类社会长期的历史实践的产物。正如马克思所说：“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来说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因此，人的本质的生成与实现，不只取决于先天遗传的作用，也不只限于受到自知或自我意识的影响以及现实社会条件的制约，还决定于人类社会的历史实践。
其次，和平心理学未能摆脱非此即彼的二歧研究视野。由于和平心理学仍然恪守着科学心理学的基本原则，仍然没有脱离科学的窠臼而存在相当多的局限性。这表现在和平心理学用人性邪恶—人性良善、暴力品质—和平品质等对立的维度去审视百年心理学的发展和人复杂的心理和行为，是一种典型的用非此即彼的二歧视野来看待一切事物的思维方式；和平心理学将人的独特性、和平品质、和平人格、和平文化纳入了科学心理学的视野，但它过于依赖还原分析的方法，用它来追寻构筑心理学大厦的基本元素，忽视了人的整体存在。和平心理学初步看到了暴力与和平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暴力与和平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不能割裂二者以试图获得正确的理解，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脱离对方而存在。而更为重要的是，和平心理学家并未认识到“人一方面是自然的存在物，属于自然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更是一种超越自然，突破了自然限制的实践性存在物，人的本性具有双重性”，对人的本质的认识还远未达到“实践”的高度。
最后，和平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存在难以令人信服之处。和平心理学试图融合科学心理学和人文科学心理学两大方法论，将人的主观和平倾向、和平品质与和平文化纳入心理学的研究范畴，在具体研究中运用了科学心理学合理的方法和因果分析法[13]。同时也将人文心理学的研究价值和原则融入了和平心理学的研究主题[14]。但是在对科学心理学方法论进行批判时，我们不难发现，和平心理学方法论仍未彻底放弃实证主义的研究原则和方法论基础，仍然更多地依赖使用客观实证的、量化的研究方法，最终也未能真正脱离科学的窠臼。
和平心理学已经成为国内心理学研究中的一个新思潮，但若要获得长足的发展，必须克服自身存在的一些问题，同时对各种挑战与争议予以有力的回击。首先，和平心理学需要扩宽自己的人性观。以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践观点去看待人的和平本质，充分认识到人的生物性、社会现实性、历史文化性、主观能动性，并把这四个方面有机统一于人的生存实践活动中。其次，和平心理学应该促进人类的和平转化。星球公民应该将保证实现人类共同利益放在至关重要的地位上，关注全球性的问题，建立公正的世界秩序[15]。和平心理学未来须为促进社会正义、提升人类尊严与幸福而继续努力[16]。然后，应该促进多文化背景的研究，打破以美国研究为主的地域限制，打破以白人为研究对象的局限，增强和平心理学的跨文化研究。
总之，尽管与拥有一百多年历史的主流心理学相比，和平心理学尚在襁褓之中，充满着分歧与疑义。但以促进世界和平、提升人类幸福与尊严为己任的和平心理学符合21世纪人类的需要，符合建设和谐世界的愿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平心理学将会进一步得到发展与完善，成为心理科学研究中的一支生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