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发展：定义、原则和政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可持续发展论文,定义论文,原则论文,和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引言
我首先介绍关于可持续性的两个截然不同的观念（基于效用和基于生产力（注：本文中的“生产能力”的英文throughput是作者试图推介的一种新的经济学概念，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生产能力”。——译注）），并解释我为什么反对前者，赞同后者。其后我将描述一下目前人们对发展概念的理解（全球一体化所带来的GDP增长），解释为什么它与可持续性相互矛盾，也与比较优势的前提相互冲突。然后，我全面阐述将生产能力的概念引入到经济学理论中的必要性，指出微观和宏观经济学因忽视了这个概念而引起的不利后果。最后我根据一种更为完备的经济学理论，思考了一些与可持续发展有关的政策含义，这些政策，如生态税改革或生产能力的最高限额和贸易限制，都是基于节约优先的原则，而非效率优先的原则。
一、定义
在“可持续”发展中，究竟什么应该是持续的？一般有两种答案：
第一，效用应该是持续的，即未来世代的效用将不会下降，就效用而言，未来至少应该和现在一样富裕或者幸福。效用在此指的是代内成员的人均效用。
第二，物质的生产能力应该是持续的，即从自然而来，经过经济活动又返回自然这样一个熵的物质流不会下降。更确切地说，生态系统保持这些循环的能力是不会衰竭的，自然资本将保持不变。就可得到的生物物理资源以及生态系统所提供的服务而言，未来至少将享有和现在相同的福利。生产能力在此指的是社区在一定时期内的总的生产能力的流量（即人均生产能力与人口的乘积）。
这是可持续性的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在传统经济学中，效用是一个基本概念，尽管肯尼思·伯尔丁和N·勒根的大力推介，生产能力仍不是经济学中的基本概念，因而效用概念一直占主导地位就不足为奇了。
尽管如此，我仍采用生产能力的概念而摒弃效用的概念，理由有二：其一，效用是不可计量的；其二，也是更重要的一点，即便效用是可计量的，我们仍不能将它留传未来。效用是一种经验，不是一件物品，我们无法将效用或者是幸福留传给未来世代。我们可以给他们留下物品，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给他们留下知识，至于未来世代用这些馈赠得到的是幸福还是不幸，则不在我们的控制之中。对于我来说，将可持续性界定为代际间不会减少的馈赠，而且是一些既不可计量又不可留传的东西，是毫无益处的。在此我必须说明的是，我仍认为效用是经济学理论中不可或缺的概念，我只是认为生产能力这个概念更能够表现可持续性的内涵。
生产能力的方式是用一些在代际间更可计量和更可传递的东西来解释可持续性——即用以产生取之自然、用之自然的熵的生产能力。而且，这种生产能力是我们赖以生存和生产的新陈代谢的循环。从物理层面上看，经济是由物质组成的——包括具有人类躯体的人口、牲畜、机器、建筑物和手工艺品。所有这些物质都是物理学家所称谓的“消耗性结构”，是由来自自然界的生产能力所维系的，可以对抗熵的力量。动物想要维系其生命和组织结构，必须以新陈代谢的方式通过消化道来进行。所有的消耗性结构及其总和——即人类经济，莫不如此。
经济学家非常青睐经济活动中循环流动的观点，它源于威廉姆·哈维于1628年发现的血液循环现象，被重农主义者所发扬光大，在所有的经济学教科书的第一章中不断被复制。对于经济学家而言，消化道远不如循环系统具有启迪性。若是具备循环系统而不具备消化道的动物真的可以生存，它只能是一台永动机，生态学家不相信永动机的存在，而经济学家则似乎更愿意相信。
将生产能力的概念引入到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中并非是使经济学简化为物理学，但是它确实促使人们认识到物理学定律对经济学的限制。可持续性体现了长久性和代际公正的价值，同时也承认死亡和有限性。可持续发展不是宗教，尽管有人对它顶礼膜拜。由于大部分生产能力都是不可再生资源，因而我们的经济的预期寿命要比宇宙的寿命短得多。就长久性而言，可持续性需要人们更加依赖生产能力中的可再生部分，并且愿意将不可再生部分与未来世代共享。当然，如果生活得不幸福，长寿并非什么幸事，因而我们必须通过提供一个必要的基准条件来给予这个以效用定义的可持续性应有的含义，即我以后将采用的以生产能力定义的可持续性，而不再赘述用效用定义的概念了。
描述了“可持续的”之后，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发展”。发展也许更多地被解释为生产能力的人均更大效用，而增长则被界定为更多的生产能力。但是由于目前的经济学理论缺乏生产能力这一概念，我们一般将发展简单地等同于GDP的增长，而GDP这个价值指数将生产能力和效用两者的变化结果混为一谈。增长中增值的大部分分给了穷人，或慢慢流向底层，这种期望是人们最经常描述的发展的一个更高条件。然而，任何一项贫富间GDP的重新分配的重要政策都会遭到反对，因为这被认为是阻碍GDP增长的“阶级福利”。而且，任何将GDP从私人物品转为公共物品的改变（所有人都受益，包括穷人）通常会被斥责为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干预——即便人们深知，市场经济不会产生公共物品。我们被告之，水涨船高，增长所带来的利益最终将惠及穷人。发展的关键仍是总量增长，而目前通行的观点认为，总量增长的关键是全球经济一体化——自由贸易和资本自由流通。出口导向的发展被认为是惟一的选择，人们不再提及进口替代。
“发展即全球增长”这一理论或思想会行得通吗？我表示怀疑，原因有二，其一与环境的可持续性有关，其二与社会公平相关。
1.超越了生态所能承载的极限会迅速将“经济的增长”变为“非经济的增长”，即成本高于效益的生产能力的增长将使我们更加贫困而非更加富有。宏观经济学并不包罗万象，它只涵盖了整体（即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尽管宏观经济学延伸到了物理学层面（生产能力），但它并没有延伸到无限的虚无。它延伸并侵占到了有限的生态系统，因而产生了因抢占自然资本和服务而获得的机会成本。这些机会成本（消耗、污染、生态系统的服务丧失）可能、而且经常要大于由于生产能力之增长所产生的额外生产收益。对此我们没有绝对的把握，因为我们计算的只是收益，而不是成本。我们的确计算了成本所必需的令人遗憾的防卫性支出，但是它却被计入GDP，而不是从GDP中扣除，
2.即便增长不需要环境成本，我们所谓的部分贫困和幸福是相对收入的函数而非绝对收入的函数，即不平等分配的社会条件的函数。增长不可能增加所有人的相对收入。只要贫困或幸福是相对收入的一个函数，增长就无力影响它。当增长的利润更多地用来满足（富裕国家的）相对需求而不是满足（贫困国家的）绝对需求时，就必须考虑上述因素。但是，如果反贫困的政策就是全球增长，那么就不能忽视旨在增加富人福利的增长的功效。
难道我是在表明财富与福利无关，我们应当接受贫困？否！财富多当然比财富少要好，问题是增长会增加净财富吗？我们如何知道生产能力的增加，甚或GDP的增加不会使不幸大于幸福？不会使我们更加贫困而不是更加富有？当人们在生产能力的产出一端进行污染，在投入一端进行消耗时，不幸便积累起来。在经济学理论中忽视生产能力导致了将消耗和污染当作“意外的”外部成本（如果这些成本能够被认识到）。使生产能力成为经济学理论的一个基本概念会使我们认识到，不幸必然伴随幸福而生，当不断增长的生产能力所产生的不幸大于幸福时，增长就变成非经济的了。由于宏观经济学中缺少生产能力的概念，因而“非经济的增长”的概念在宏观经济学中也不会有什么意义。
富裕国家的增长很有可能是非经济的，而穷国的GDP增长主要集中在吃饭、穿衣和住房，很可能仍然是经济的。吃饭、穿衣和住房是人类绝对必需的，不是不会带来福利的自动抵销的相对需求。这是千真万确的，虽然有些穷国也十分擅长自欺欺人，将自然资本的损耗（开矿、打井、伐木、捕鱼、开垦）也算作希克斯(Hicksian)（注：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希克斯把一般均衡理论运用于宏观分析领域，提出了IS-LM模型，对现代收入决定理论作出了新的解释。希克斯收入即指由IS-LM模型所决定的国民收入。——编注）收入。人们也许合法地提倡限制富裕国家（越来越不经济的）的增长，将资源集中用于贫困国家（尚还经济的）的增长上。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现行政策完全不是为了减少富国的非经济增长，为穷国的经济增长提供空间。非经济的增长这一概念还不为人们所认可。相反，全球化的前景要求富国加速发展，以便为穷国提供可供出口的市场。人们认为，穷国的惟一选择是向富国出口产品，为达此目标，必须接受能生产迎合富国高品质需求的公司的投资。其结果是，偿还这些外债使得它们的经济更加趋向出口型，也使债权国面临着许多风险，如国际资本流通的不稳定、汇率的波动、无法清偿的债务，以及同世界顶级公司的激烈竞争。
全球的经济都必须围绕着这个政策运转，因为如果富国没有足够的增长速度，它们就无法有足够的资金投向穷国，也无法有多余的收入来购买穷国出口的产品。
宏观经济学家竟然无力察觉“非经济的增长”现象，令人十分奇怪，因为宏观经济学的任务不外乎找到每一宏观活动的最佳限度。所谓最佳，就是超过了某一点，进一步的增长就是非经济的了。微观经济学中最佳化的基本规则是，增长的最大极限是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效益，这被形象地称为“何时停止”规则——即何时停止增长。而宏观经济学却没有“何时停止”规则，GDP被认为可以永远增长下去。理由是，宏观经济的增长不会侵占任何东西，因而也不会发生任何限制增长的机会成本。相反，微观经济部分会延伸到宏观经济中，与其他微观经济活动争夺资源，因而会产生机会成本。然而，宏观经济被认为是向无限的虚无增长的，永远不会侵占和替代任何具有价值的东西。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宏观经济学也是更大的有限的整体（即生态系统）的一部分。相对于承载其的生态系统而言，宏观经济的最佳规模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而宏观经济学对此却一直视而不见。这种对增长规模的成本的无视在很大程度上是忽视生产能力的后果，并导致了生态的不可持续性问题。
二、全球一体化带来的增长：比较优势和绝对优势及相关疑惑
在时下出口导向型增长的思想指导下，穷国最不应当做的事情就是为自己生产任何产品。今天，任何有关进口替代的话题都会遭到被滥用和被曲解了的比较优势的论调的攻击。就其前提而言，比较优势的逻辑是无懈可击的，但不幸的是，其前提之一（如李嘉图所强调的那样）是资本在国家间的不流通。当资本流通时（而且事实确实如此），我们进入了一个绝对优势的世界，这个世界无疑仍存在着由专门化和贸易所带来的全球性利润。然而与比较优势的状况不同，现在不再是每一个国家都肯定能从自由贸易中获益。要走出这个困境，必须大力限制国际资本的流动，从而使比较优势更加安全。另一个出路是，对从绝对优势的贸易中获取的全球利润进行国际再分配。从理论上讲，从绝对优势专门化获取的利润甚至可以比从比较优势状况下获得的利润更丰厚，因为我们可以摆脱对资本家利润最大化的限制，即摆脱资本的国际不流通性。但是绝对优势有政治上的弊端，因为它不再保证自由贸易会使所有国家都受惠。那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采用哪种解决方法呢？是由资本的不流动带来的比较优势，还是重新分配利润以补偿损失的绝对优势？两个都不是，他们不愿承认存在着矛盾。他们既推行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自由贸易，又鼓励国际资本的自由流通。这是自相矛盾的。
在一个经济一体化的社会中，存在着自由贸易和资本的自由流通，有着越来越自由（或者至少是不加限制）的人口流动，因而很难将穷国的增长与富国的增长截然分开，因为国界在经济上越来越没有意义。只有发展的方式更加以国家为基础，我们才能说，增长会在某些国家继续，而会在另一些国家停止。但是全球化的三巨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和世界银行都不这么认为，它们只是一味地推动全球GDP的继续增长，非经济增长的概念根本进入不了它们的思维。而且，它们世界主义的指导思想也根本不将国家视为社区和政策的基本单位，尽管它们在其成立宪章中都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界定为国家联盟。
三、宏观经济学中被忽视的生产能力：GDP和增值
如前所述，生产能力和相对于生态系统而言的宏观经济规模这些概念在经济学中尚不为人熟知，因而我们暂且回到我们所熟悉的GDP和增值等概念，然后从这条熟悉的路径探究生产能力的概念。经济学家们将GDP界定为在生产过程中由劳动和资本带来的增值的总额，但是被增加的价值究竟是什么，人们很少关注。在我们探讨这个问题之前，让我们先看看增值本身。
在每一个生产过程中，增值是同时被创造和分配的。因而经济学家认为，不存在单纯根据道德原则进行分配的GDP“大蛋糕”。正如肯尼思·伯尔丁所形容的那样，不存在大蛋糕，只有许多小的“蛋糕块”，这些“蛋糕块”包含了不同的人和国家的增加值，又由统计学家无意间加总成为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作为一个不可分割整体的抽象的“大蛋糕”。如果想要重新分配这个想象中的“大蛋糕”，人们应当企求于那些烘制了较大蛋糕块的人们的慷慨，以分给烘制较小蛋糕块的人们各一杯羹，而不是使用一些招致不满的言论，如人们对想象中的共同遗产的平等参与。
我对上述观点颇为赞同，但是它忽略了一些重要问题。
在我们片面强调增值的时候，我们经济学家忽略了相互关联的范畴（即生产能力）：“价值被附加到了哪里”。由劳动和资本所产生的“增值”必须附加到某物上，因而那个某物的质量和数量是十分重要的。一种真实而重要的感觉是，自然界初始的贡献确实是一个“大蛋糕”，是一个先存在的、系统的整体，是我们所有人都可以共享的遗产。它不是我们每个人烘制的蛋糕块的总和，而是种子、土壤、阳光和雨水，孕育了小麦和苹果的生长，使我们得以通过我们的劳动和资本使之转化成蛋糕块。要求平等地获取自然界的馈赠不同于觊觎我们邻居通过她自己的劳动和节俭获得的财产。因此，我们要求将收入重新分配给穷人的着眼点放在自然贡献的价值，即生产能力的初始价值上，以便通过劳动和资本获得更多的价值。
四、微观经济学忽视生产能力：生产函数
但是即便在我们非常容易理解的生产的物理过程中，也存在着缺陷。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生产函数至少和国民核算中的概念相一致，即GDP是通过劳动和资本所产生的增值的总和，因为他们通常将产出仅仅当成两种投入——劳动和资本——的函数。换言之，在生产中由劳动和资本生成的增值没有被附加到任何东西上，甚至包括没有任何价值的中性物质上。但是价值不可能不附加到某物上，它也不可能附加到灰烬、尘埃、锈迹和消散到海洋和大气中的热能上。生产能力的熵值越低，它得到由劳动和资本所附加的价值特征的能力就越强。由于人类活动不能够产生低熵，因而从严格意义上讲，我们完全依赖于自然这个终极的资源，它既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又是我们创造的。任何忽视对生产能力的根本依赖的生产理论都会严重地导致人们误入歧途。
为说明学生们是如何在这个问题上一步步地被误导，我想引用一段我所在的学院中微观经济学理论课上所使用的教科书为例。书中第146页，在给学生们介绍生产的概念时，说生产是通过生产函数将投入转化成了产出。投入或要素包括资本(K)、劳动(L)和原料(M)——将原料包括其中是一个非同寻常和大有希望的特征。
即便新古典学派包括了资源，它也只是一个用以阐述问题的R，用来与L和K相乘。这样一个增值形式说明，只要L和K充分增长，R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设想一下，假设我们有一个足够大的烤箱，动用了足够的厨师在一个巨大无比的烤盘上奋力搅拌，我们就可以用一磅的糖、蛋和面粉烤制出一个100磅的蛋糕！
问题是，生产过程并不是严格按照数学的乘法运算进行的。生产过程与乘法运算毫无相同可言。生产所进行的是一种转化，这个现象如果不借助生产能力的概念是无法弄清的。R从原料转化为最终产品和废弃物（后者没有在生产函数中被列为产出）。R是一个流量。K和L是促成转化的动因，是影响投入R转化为产出Q的存量——但是它们自身却不包含在Q中。K和L之间可以相互替代，二者都是转化的动因：R中的各部分间可以相互替代（如以铝替代铜），这两种物质都在转化中。但是转化的动因与转化中的物质的关系从根本上讲是互补的。效率动机是物质动机的补充而非替代！这种替代仅限于使用较少的多余劳动或资本以减少物质上的浪费——这个差额很小，很快就会用尽。
语言使我们误认为生产过程就是一个增值过程，因为我们习惯性地将产出称为“产品”，将投入称为“要素”。我们将乘数（要素）相乘就可以得到乘积（产品），这种想法太天经地义了！然而，那是数学，不是生产！如果我们接受生产能力这个概念，我们就会提出“转化功能”而非“生产函数”。
五、相互对立的问题：不包含稀缺物质和包含非稀缺物质
经济学家们习惯地认为，相对于经济来说，自然界是无穷尽的，因而是不稀缺的，所以其价格是零。但是自然是稀缺的，随着生产能力的不断增长，它一天天地变得更加稀缺。效率要求自然服务是有价的，即便是前苏联的计划经济者都最终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是，这个价格应该付给谁？从效率的角度讲，谁得到价格都无所谓，只要使用者付费即可。但是从公平的角度看，谁得到价格却至关重要，因为自然服务变得越来越稀缺。这种支付是一种理想的资金来源，可用来消除贫困和投资公共福利事业。
增值属于导致价值增长的人，但是在通过劳动和资本取得增值以前的初始价值应属于所有人。向自然服务所付的稀缺租金，即自然的增值，应当成为重新分配的重点。租金的概念是超出必需供应价格之上的费用，而从市场效率的角度看，它是公共税收中最合理的部分。
呼吁那些通过劳动和资本而获得大量增值的人们慷慨解囊，使之成为个人的慈善行为要比将之当成公共政策中公平的基础更加合理。对劳动和资本所产生的增值征税当然也是合理的。但是当我们已经尽可能多地为公共收益而收取自然资源税金后，这种做法虽然更加合理，却不是那么必要。
以上推理反映了亨利·乔治的基本观点，他将这个见解从土地推而广至所有自然资源。新古典经济学家把这个简单的见解弄得令人困惑，因为他们拒绝承认自然的生产性贡献，即自然提供了“价值被增加到哪里”的场所。他们辩解道，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以往的经济学家们都将自然视为非稀缺物，但是，现在他们开始认识到了自然的稀缺性，并将之归入市场。我们对此感到高兴，并推动其进一步发展。
尽管现有知识适当的配置价格是零，但是创造新知识的成本往往要远远大于零，这当然是知识产权以专利形式进行垄断的正当理由。然而，创造新知识的主要投入是现有的知识，人为地抬高现有知识的价格当然会阻碍前者的发展，这一点需要人们的重新反思。自由贸易全球论者奉行毫无道理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的老调，近来极力强调产权垄断，我对这种通行的论点表示怀疑。詹姆士·沃森和弗朗西斯·克里克揭示了DNA结构之谜，这是20世纪最重要的科学发现，但据我所知，他们没有得到任何专利税。然而，那些利用了这项伟大发现的人们却因为垄断了相对而言微不足道的贡献而大发其财，如果没有沃森和克里克提供的免费的知识，他们会一无所成。
尽管这个讲演的主要目的是要将新的稀缺品和真正的竞争性的自然资本和服务纳入到市场范畴，我们却不应当忽视与之相反的问题，即将真正的非竞争性物品从被市场人为划定的范畴中解放出来。
六、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和政策
我并不是在倡导对土地和资源的全部私有财产进行革命性的剥夺，如果我们可以从一个空白的名单开始，我情愿使土地和矿藏成为公共财产。但是对于许多原来丰富现在却越来越稀缺的自然资源来说，只要考虑到产权，我们仍的确有一个空白的名单。我们必须将那些越来越稀缺、尚没有产权的环境服务纳入到价格体系的约束之下，因为这些是真正的竞争性资源，一个人的使用会把机会成本强加到另外一个人身上。但是从效率角度讲，它只关心是否对资源征收了费用，而不是谁出了这个价钱。我们从新近稀缺的环境公共物品（如大气吸纳量、电磁光谱）中收取的必要费用或者稀缺税应当用于扶贫和提供其他公共服务。
乔治主义（注：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和社会改革家亨利·乔治(Henry George,1839.9.2～1897.10.29)的理论。——编注）(Georgist)理念的现代版本是对自然资源和自然服务征税（这些稀缺物品没有被生产函数和GDP计算在内）——用这些资金消除贫困和为公共物品提供资金。抑或我们可以简单地用这些租金所得建立一个类似阿拉斯加永久基金的信托基金，用以支付公共开支，阿拉斯加永久基金也许是乔治主义原则现存的最好的制度化体现。当个人投入了人力和物力取得了增值时，对此征税会引起他们的不满；但是对于没有投入的价值征税，即收取自然稀缺租金，却不会引起不满。实际上，没有征收自然稀缺租金，使之成为某些幸运儿本不应获得的收入，这才一直是社会不公和冲突的主要根源。
对自然资源的生产能力征收稀缺租金，并将之用于公众，会受到生态税改革的影响，或者受到因政府对污染或排放额度进行拍卖所形成的数量限额和贸易体系的影响。每个国家都会以不同的形式将生产能力和经济规模限制在生态系统可承受的范围之内，同时提供公共税收。我不想讨论它们的优劣，这与市场上的价格或数量干预有关；我要强调，它们都比现行政策具有优势。现在普遍为人们接受的思想也许可以称为“效率优先”原则，与此相对应的是“节约优先”原则，这体现在上面所提到的两种生产能力限制的机制中。
“效率优先”原则貌似合理，尤其是当它被称为“双赢”战略和形象地比作“摘低处的果子”时。但是“效率优先”的问题也随之产生。提高效率本身会使提高了效率的要素的供应量增加，那种要素的价格就会下降，时下便宜的要素就会找到更多的用途。结果是，尽管效率提高，我们却耗费了比以前更多的资源。规模也继续增长，这种现象有时被称作“杰文斯(Jevons)效应（注：杰文斯效用指英国著名经济学家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1835～1882)在其边际效用价值理论中所阐述的以消费心理变动为依据的边际效用递减现象。——编注）”。然而，“节约优先”的政策所带来的效率是次要结果；而“效率优先”原则不会导致节约——节约在此毫无必要，“效率优先”也不会带来可供重新分配的稀缺租金。
恐怕有些新古典经济学派的同事们会对我说，节约（或效率）是一个赞同特定价值的概念，特别是当你将之与稀缺租金的再分配联系在一起时。他们会质问我，我凭什么将我个人的偏好强加给民主的市场，云云。我对这种质问的回答是，生态的可持续性和社会公正是基本的客观价值观，不是个人的主观好恶。它们之间有着本质的不同，现在经济学家认识到这一点为时已晚。
七、结论
正如世界银行所宣称的，减少贫困的确是发展的根本目标。但是通过增长并不能达此目标，原因有二。其一，GDP的增长所带来的环境和社会的成本已经超过它所带来的生产利益。这种非经济的增长使我们变得更加贫困，而不是更加富裕；其二，只要我们生产的物品和服务主要只是满足相对需求而不是绝对需求，即便是真正经济增长也不会增加福利，如果说福利主要是相对收入的一个函数，那么总量的增长实际上是在自我抵销福利。显然，出路在于抑制富国非经济的增长，给穷国至少是暂时的经济发展的机会，但是这种观点被倡导全球增长的全球化思想所排斥。我们有必要推行一系列国家和国际政策，收取适当的资源租金，以限制对生态学而言的宏观经济的规模，并为公共服务提供税收。这些政策必须以一种经济学理论为依据，这就是以生产能力为其最基本概念的理论。这些富有成效的国家政策必须受到保护，不受导致全球化成本外部化和降低标准的竞争的影响。保护高效的国家政策绝不等同于保护低效率的民族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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