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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结束以后，中国领导人面对变化了的国际局势，以及中国的发展，适时提出了新的外交理念。人类跨入21世纪，中国和平崛起，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国际局势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发展。中国外交顺时达变，与时俱进，提出了新世纪的外交理念。
一、致力于21世纪伙伴关系的国家关系理念
在国家关系结构上，上个世纪中国大体经过了50年代以中苏结盟为核心，主要发展同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结盟时期；60、70年代以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关系为重点的非结盟时期；80年代不同任何国家建立战略关系发展同所有国家关系的不结盟时期；90年代中期以建立伙伴关系来发展跨世纪的国家关系。伙伴关系主要类型有：战略型伙伴关系、合作型伙伴关系、协调型伙伴关系、建设型伙伴关系。
无论是50年代的结盟关系，还是90年代的伙伴关系，都是依据了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和中国国内的具体情况，是当时国家关系结构上的最佳选择。同时，这种选择也不可避免的受到当时国际环境的制约和中国本身实力的限制。
采取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同苏联结盟是在当时两大阵营尖锐对抗的国际背景下中国领导人的唯一选择。新中国成立初期，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一边，为新中国政权的巩固和争取国际社会的承认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当然，作为结盟相对实力弱的一方，中国的国家利益必然会受到一些损害。中国国家利益的损害不仅仅是在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同时也是对中国发展强大的限制。中苏结盟在五六年以后便出现了分歧，恰恰说明了这一点。
60、70年代中国采取了不结盟的做法，依靠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试图使世界朝着有利于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虽然中国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有了明显的发展，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支持下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但是，当时中国采取的不结盟主要是针对美国和苏联，其结果是中国面对美苏两方面压力。这一时期，中国在国家关系结构上呈现出单一性和外交政策的革命性。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在对外关系上强调不结盟。邓小平多次强调，阵营、大家庭、集团政治等都不好，应按五项原则来发展国家关系。不结盟是历史经验和教训的总结。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不结盟是真正意义上的不结盟，不仅超越了意识形态，而且也抛弃了以美苏划线的做法。不结盟使中国争取到了更大的外交空间，更多的外交主动权，也避免了受某一个大国过多的影响。中国改革开放最初的10年外交，中国同绝大多数国家的关系出现了良性互动，多边外交出现了最为活跃的局面。
冷战结束以后，冷战思维依然存在，多极化趋势在曲折中发展，世界上各种力量出现新的分化组合，大国关系空前活跃，呈现出积极构筑面向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的潮流。90年代中期，中国提出了建立面向21世纪的伙伴关系，并付诸于实践。伙伴关系不是结盟，没有伙伴条约，是针对冷战思维而建立的新型国家关系，是一种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平等信任、互利合作的关系，也是一种相互借重和互相制衡的关系。这种冷战后的新型国家关系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作为两种不同的国家关系结构，其原则不变，即两者都是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指导。但是伙伴关系与不结盟毕竟提出的时间不同，即一个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另一个是在冷战结束后和中国改革开放10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不结盟着眼于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国际环境和中国的实力，具有明显的务实性。而伙伴关系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提出来的，着眼于21世纪。这种关系多了几分理想的色彩，因而它的实现是一个曲折的过程。
二、以维护和平促进发展为目标的综合安全理念
冷战结束以后，中国政府为了实现中国的安全利益并维护和促进地区以及全球的安全和稳定，积极倡导了新型的安全观。新安全观主要是相对于带有冷战思维的传统安全观而言。自新中国成立到70年代末，中国在两大政治集团对抗的国际环境下形成了以解决政治安全为主要内容的国家安全观。中国在冷战时期的安全观主要是从意识形态和国家主权的角度考虑，认为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是国际安全威胁的主要来源，把国家安全战略同国际安全战略相联系，认为维护国家主权是国家安全的主要内容，而主要是通过结盟、准结盟或军事斗争方式来获得实现国家安全。旧的安全观是以军事联盟为基础、以加强军备为手段，其目的是制服对手，称霸世界。
冷战后，国际形势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是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世纪之交的国际形势，使人们看到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是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各国在重新审视安全环境，调整安全战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适时提出了“新安全观”。
1、新安全观以维护和平，促进发展为目标。和平与发展作为世界的主题，事关各国人民的福祉。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全球发展任重道远。传统安全依然存在，非传统安全有增无减，恐怖主义活动猖獗。世界经济总体复苏势头缓慢，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拉大。谋求一个相对稳定的世界，应有一个互信、平等的新观念。
2、新安全观强调综合安全，而不是单纯的军事安全。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之外，还有经济安全、环境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等一系列新的安全问题。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等。任何一个领域出现问题，就会涉及多个领域，单一的安全是不存在的。尤其是非传统安全是更为复杂的安全。恐怖主义、走私贩毒、武器扩散、疾病传播、环境恶化等问题具有了全球性。在现代条件下，它们很容易在全球蔓延，人类面临的安全形势更加复杂。无论是消除传统安全威胁还是消除非传统安全威胁，特别是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一个国家不可能解决，也是一个领域不可能解决的。安全已不再是“零和”游戏，其共性明显增强，各国的共同安全利益上升，相互依存加深。
3、面对安全综合的特点，“互信安全”就更加重要。“互信安全”是冷战结束后的新的安全理念。新安全观的主要特征是，以信任取代猜疑，以互谅互让取代争夺，强调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互相尊重、相互信任。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不同，抛弃冷战思维，互不猜疑，互不为敌。合作安全并不是靠牺牲本国的安全利益来委屈求全，也不是把本国的安全利益凌驾于别国之上，更不是为维护本国安全利益不惜损害国际社会共同的安全利益。只有互信才能达到互利。各国在维护本国利益的同时，互相尊重对方的安全利益，为对方创造安全条件，才能实现共同安全。
4、要达到安全上的互利，就需要协作。面对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恐怖主义危害上升，建立必要的合作机制尤其重要。各国在探索新的国际安全关系模式的同时，加强了相互沟通交流，以对话取代对抗，以和平谈判取代冲突，以通过经济交往、政治谈判等和平方式求得共同安全，消除安全威胁。国际社会反恐合作的深化，联合国通过一系列反恐决议；上海合作组织的进一步合作；以及关于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等等都说明了国际合作的加强。
三、以尊重世界的多样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的理念
世界的多样性说明了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世界的多样性不仅给世界带来了矛盾、摩擦、对抗、甚至战火，而且也是世界发展的动力。对多样性的尊重代表了人类社会平等、民主、和平和发展的理念。两极格局的解体，更需要尊重世界的多样性。
1、世界是多样性的。90年代中期，中国领导人反复强调世界的多样性，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没有多样化，就不成其为世界，没有多样化，也不成其为联合国。当今国际社会有近200个独立国家，大小国家面积之差约3500倍，人口之差约1万倍；历史、民族、文化、宗教方面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与自然条件相比，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的差别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中共十五大指出，要尊重世界的多样性。世界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应长期共存，在竞争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世界发展的活力恰恰在于这种多样性的共存。中共十六大指出，我们主张维护世界的多样性，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的多样化。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世界上的各种文明、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应彼此尊重。
世界的多样性使现实世界存在着差异和区别，而差异和区别带给人们摩擦和对抗是暂时的，融合、合作与发展才是最终的结果。正是多样性的存在及其内在的互动性不断促进着人类的进化和世界的发展。
2、尊重世界的多样性在于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首先，国际社会是多样性的社会，民主是其本质。其次，从主体上看，冷战后日趋多元化，这些多元化的主体要求实现民主化。第三，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尊重多样性，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十分必要。另外，尊重世界多样性，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是世界和平的重要保证。提倡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必然要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积极推动世界的多极化进程，尊重世界的多样性还要尊重各国的国家利益。国家利益是建立在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基础之上，因此各国不尽相同。中国强调国家不论大小、强弱都是国际社会中平等的成员，不同的国家利益应得到国际社会的尊重。中国发展和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就是对不同国家利益的尊重。
3、尊重世界的多样性在于促进文化文明的交流。文化文明不仅仅成为衡量一国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甚至在诸如建构主义等新兴国际关系理论中，它取代权力、制度等因素，成为国际关系体系和行为体国家之间关系的决定性力量。当今世界，文化文明同社会政治经济的联系愈益密切。文化已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战略资源和财富，谁掌握了先进的知识和技术，谁就占据了全球文化发展中的主导权，谁就抢占了未来社会发展的制高点。人类各种文明的发展虽然经过了相互激荡、冲突和撞击，但多是各种文明在不同程度和层次上的共存、交流或融合，这是文明发展的基本趋势。
彼此尊重，求同存异，和睦相处，互相促进，才能创造百花争妍、万紫千红的世界。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如同宇宙间不能只有一种色彩一样，世界上也不能只有一种文明、一种社会制度、一种发展模式、一种价值观念。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为人类的文明发展作出了贡献。应充分尊重不同民族、不同宗教和不同文明的多样性，世界发展的活力恰恰在于这种多样性的共存。文化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不同文化的矛盾冲突由来已久。在现代社会，文明间的差异仍是诱发国际冲突的重要因素。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剧，文化在跨国传播中原本就存在着不平衡性日益凸现，冲突也随之而来。冷战后的前南斯拉夫冲突、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纳－卡冲突以及其他以民族、种族仇杀和宗教纷争起源和内容的大小冲突均给冷战后的国际冲突涂上了文化的色彩。而此类事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莫过于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事件，它被视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对抗美国的民主的一种形式。
统一是建立在对“不同”的理解和尊重上的基础，生物学基因的多样性有利于生物的进化，国际社会的多样性有利于国家之间的取长补短。中国的古文明融汇了古代外国的文明成果，中国的古文明成果也传播到外部世界，体现了兼容并蓄的宽广胸襟，也体现我们对人类社会的责任感，其最终目的是谋求世界的共同繁荣。
四、外交以人为本的理念
外交最初的本质同民众没有关系，是皇帝和国王密使的事情。中世纪的外交被称为秘传之术，操术的高下除由同行晶评外，外人毫无评量的可能。20世纪出现了外交民主化的过程，“外交从国际精英的小圈子向一种新的或国际关系的民主概念转变，这种转变也要求对外交的公开解释和开放，尽管这增加了外交的复杂性”（注：巴斯顿：《现代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第3页。），但这毕竟是社会发展的趋势。传统外交即国家外交开始向公众外交转变使大量的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外交，如有非政府组织、媒体、学者等。
外交中突出以人为本，是中国20多年改革开放的结果，也是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新政府的执政理念，是以人为本，执政为民。中国的外交是全中国人民的外交，新时期的外交也贯彻了以人为本，执政为民这一宗旨。
1、外交的基础是人民。关于人民外交毛泽东、周恩来早就有大量的论述，将外交寄托于人民、视人民为外交的基础。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国家不是抽象的，国家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外交中兼顾民生民权。
2、以人为本外交更加务实。中国外交强调人还是第一次，有些学者称为外交革命，外交转型。也就是说外交中的以人为本突出了人，而不是抽象的人民。同样，外交显示出更务实的一面。需要强调的是政府外交与民间外交、人民外交和外交中以人为本的区别。外交有其特出的一面，敢于说在外交中以人为本本身就是个进步，因为这涉及到国家与公众，即人们通常说的，精英政治与公众意识。
3、外交实践中以人为本。中国新一届政府执政以来，在大量的外交实践中突出了以人为本。外交部长同网民交流、莫斯科友谊大学火灾中国留学生伤亡事件、在英国海滩非法移民遇难事件、中国公民在利比里亚危机中撤离、哈萨克斯坦泥石流中国人遇难、以色列亚辛遇难的中国公民安全问题、苏丹中国工人被绑架等等事件中都突出了人。外交与安全是密不可分的。国家作为人民的最基本的保护者，外交以人为本应在情理之中。
被称为公众外交的以人为本理念是社会进步的产物，公民有权知道关系到公民利益的事情，包括涉及到国家利益的事情。现代社会的公民有权利在涉及自己利益的外交问题上发表意见。外交以人为本我们可以用许多道理来解释，并加以肯定。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其负面影响，以及需要作进一步的理论解释。
世纪之交中国领导人冷静面对国际形势，客观把握中国现实，提出了中国外交的世纪理念，对中国的和平发展和世界的稳定与进步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