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渭生[1]2002年在《唐代关内道军事地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唐代关内道军事地理，是当前学术研究中相对薄弱的一块“阵地”。 自古及今，战争直接影响百姓安宁，国家盛衰。而京畿地区的安全稳定，更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战略意义。关内道是唐代都城和京畿所在之地，是国家军防部署的中心区域。本文对关内道及其周边地区各种地理因素与战争的关系、及其对唐朝战备和作战行动的影响，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分析述论。这一研究有助于更客观地认识唐朝盛衰的历史过程，并可对一些相关问题(如民族关系、唐朝财经政策变化等)作出更科学的评价。 本文分为上、下篇。上篇对冷兵器时代军事地理学的基本问题作了尝试性探讨，下篇比较全面地论述了关内道各地形区域的地理面貌、军事交通及攻守进退的战争历程等，对唐代军防部署(以关内道为重点)的地缘战略思想和时空过程作了述评总结。全文的内容要点如下： 一、运用现代军事地形学理论分析唐代战争形态与自然地形的关系(第二章、第四章第一节)。自然地形对古代军事行动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通行程度、壁垒构筑、供水等方面。唐代属冷兵器时代，北方地区的战争形态主要为步战和骑战，皆属地面(平面)战争。步兵运动和作战，对交通和地形的要求最低，而克服地形障碍的能力最强。骑兵运动和作战，对交通和地形的要求较高，最适宜在平夷开阔和丘陵曼衍地形上，进行运动野战和远程奔袭。 二、关内道军事地形的战术性能和战略价值(第叁、四章)。关内道军事地形的种类和战术性能表现为，1、平原、草原开阔地区(关中平原、河套平原、宁夏盐同草原区、鄂尔多斯高原)交通便利，易攻难守。2、黄土丘陵沟壑地区(陕北高原、陇东高原、宁夏南部黄土高原区等)交便不便，晴通雨阻，易守难攻。3、山地与山林地区(秦岭、阴山、贺兰山、六盘山、子午岭、黄龙山等)交通极为不便，河谷、山口、关隘是军事防御的重点。4、沙漠地区(毛乌素沙地、库布齐沙地等)为畜牧之地，便于骑兵运动，不易防守。 古代国家保卫京城的地缘战略可概括为：获得军事防御屏障，控制重要的水陆交通线，据有战略要地，构建起多层防线。关内道“山河形便”的军事战略价值在于，它们是构建多层军防阵线的地形依托：北面的阴山，西面的贺兰山-六盘山-陇山，用以阻遏异族入侵；东面的黄河与潼关，南面的秦岭，用以防备内部的动乱． 叁、关内邀军事地理分区述论（第五、六、七、八章人本文按自沉地貌形在，将关由迟划分为关中平原地区、黄上丘陵沟蟹地区、黄河“酉套 与’尔多斯高原地区、阴山山地与河套平原地区邪四个军乎地形区域，着皿从军事文迅、军亭防彻和战争历程（战例）诸方面，对各州、县的军事地理状洲…． 四、从口理机构，时空分布等方面，叙述关内邀的牧监与军屯，即鹰 资（军马、粮佑、盐业）供给状况，以明中原王明的边防屯蛇赃盾代的具体裴现（第九章）。 五、关内邀军防部署的时空演变过程（第十章X有盾一代，侵枕失由沮的外来势力，主要是北方的突厥、薛延陀、回拄政权，西南的吐否王回，而尤以抗击吐膏为时最长（约百年左右人此皆游牧族类，天然具骑兵 势．盾代曹用的边防体制，经历了边州都督府、边回都护府和节度使（大军区）叁个阶段的更谷．中庸以后关内道京西、京北诸军镇西抗吐容、北御回捞的防彻肪，正是阴山防线、千陇山地防线、白于山（横山）防线和子午岭山地军享功能的持羹发挂．而关内沮终未沦入“夷狄”者，实有赖于自然地形“阻阴华更 拒防功柏和人为箔置的相得益彰。
刘利琴[2]2016年在《隋唐鄂尔多斯高原及其邻近区域城市地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鄂尔多斯高原及其邻近区域是一个四面环山、叁面环水的特殊区域,其亦农亦牧的特殊地理环境,使得历史时期的鄂尔多斯高原是中原王朝和少数民族纷争与对峙的区域。隋唐时期,是中原政权继秦汉王朝之后再次统一并控制该地区。研究隋唐时期研究区城市的发展演变及其特征状况,有利于了解中央政府对该地区的管理和边疆治理策略。本文首先通过历史文献与考古资料探究城市的建置情况与空间分布,分析城市职能、等级、形制以及城市间的联系,在此基础上探讨研究区城市体系的演变状况,为当今研究区城市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本文除绪论言之外主要包括五部分内容：第一部分简要叙述了隋唐时期研究区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自然环境方面研究区沙漠远未恶化到现今范围,农牧业发展都较好；历史人文方面,隋唐时期研究区处于中央统一的管理之外,聚居着突厥、回纥、党项等众少数民族。第二部分根据历史文献与考古资料论述了隋唐时期研究区城市发展轨迹。隋一代城市发展相对平稳,唐一代由于政局与军事动态的变化,城市数量多有变化,但一直处于增长趋势。总结出其发展趋势与中原王朝的政局与民族动态有着紧密联系。第叁部分在前一部分考证的基础上探讨了研究区城市的空间分布格局。总结其特点,并探析影响城市分布格局的自然与人文影响因素。第四部分探讨了研究区城市的职能、等级与形制。在指出研究区城市以政治军事型为主外,根据文献分析个别城市还有其它职能。在此基础上,根据政治等级、规模、幅员大小等因素划分了城市等级。并根据考古资料,通过个别城市,探析了研究区不同职能、不同等级城市的形制。第五部分探讨研究区城市体系的运作机制。本节在叙述城市间交通、军事防御联系的基础上,探讨研究区城市体系,并利用文献资料,展示城市体系的特征。总结部分,结合《文物地图册》与实地考察情况,发现研究区城址保存状况不容乐观,在此基础上给城址保护提出一点建议。
佚名[3]2009年在《汉唐历史研究新着推介《唐代关内道军事地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穆渭生着,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7月出版,37万字,定价28元。本书属断代区域性历史军事地理论着,全书分为上篇“总论”、下篇“分论”两大部分。主要学术观点如下。一、以现代“立体战争”水平审视冷兵器战争的空间形态,将其定性为“有限的平面(地面与水面)战争
褚清磊[4]2010年在《唐宋时期陕北城镇地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历史城市地理学是历史地理学一门重要的分支学科,研究历史时期的城市现象是认识今天城市发展状况的基础。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区域开发的需要,历史城市地理学的研究范围已经由对单一城市的研究扩大到对区域城镇体系发展的综合研究,以期对城市格局形成原因、体系演变做出合理的阐释。从目前的研究状况看,历史时期陕西城镇的研究多集中于关中地区,对陕北地区历史城镇的发展演变关注还不够深入细致。有鉴于此,本论文选取陕北地区作为本文的研究区域,时间界定在唐宋两代,力图使本文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学术和现实意义。城镇的发展演变存在历史继承性,总结历史时期陕北地区城镇发展中的成败得失,可以为当代继而为以后本区域城镇建设提供有益的参考依据。具体而言,本文的内容主要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部分,主要内容为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研究现状、研究内容及方法；另外在本章内,还对本文所研究的时代和自然地理范围、研究要达到的目标等进行了界定。第二部分对本区域城镇兴起发展的自然地理状况和人文社会环境,如地形地貌、气候水文、土壤植被、自然灾害等,以及唐宋时期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人口与民族构成、经济交通条件进行了概括论述,阐明了陕北地区城镇发展的历史地理基础。第叁部分主要是通过对历史文献的整理,梳理出了唐宋时期陕北地区的城镇建置沿革和行政层级的阶段性变化；对各级城镇进行等级分析,从各级城镇的等级分布上看,陕北南部地区要高于北部地区；并对唐宋时期陕北地区城镇体系的演变过程进行了研究。第四部分首先对唐宋时期陕北地区各级城镇规模加以分析,城镇平面形态多为梯形、长方形、叁角形以及其他不规则形,城镇规模与城镇所处的等级呈正比。从城镇功能上看,陕北地区城镇主要以政治军事功能能为主,同时主要城镇位于重要的交通线上,兼具交通功能,随着社会经济和商业的发展,经济功能逐渐得以凸显。第五部分总结唐宋时期城镇区域分布特征,陕北地区主要城镇大多分布于河谷地带和川道内,洛河、清水河、无定河流域为城镇密度较大的地区,子午岭山脉、黄龙山区和西北沙化地带城镇发展缓慢,为城镇分布密度最低的几个区域；在本部分内还对有代表性的区域中心城镇、县级城镇、军事小城镇内部结构加以研究。第六部分通过对唐宋时期城镇体系时代变化、布局空间演变的研究,总结其时空变迁规律,并对城镇变迁的历史地理因素进行探讨。通过本文对唐宋时期陕北地区城镇地理的初步研究,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唐代陕北地区的城镇从州城——县城两级城镇体系发展到节度使城镇——州城——县城叁级城镇体系；北宋后期,陕北地区的城镇体系已发展为路城——州城——县城——镇、城寨堡四级城镇体系,层级增加,体系更加完善。第二,受区域内政治稳定程度、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等方面因素的影响,在城镇等级上,陕北南部地区要高于北部地区。第叁,唐代陕北地区的城镇设置主要是出于政治控制上的需要,北宋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镇在政治功能之外,经济职能逐渐在加强；延州以北地区城寨堡等小城镇的大发展则与当时的军事斗争形势息息相关。第四,唐宋时期陕北地区城镇主要分布于河谷川道内和主要的交通线附近,表现出对水源和交通道路的依赖性。第五,北宋时期陕北地区的城镇建置,特别是城寨堡等小城镇的修筑对其后这一区域的城镇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世城镇大多由北宋时期继承而来。
冯文勇[5]2008年在《鄂尔多斯高原及毗邻地区历史城市地理研究》文中认为有墙的城市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标志。本文以实地考察和考古资料所获取的历史时期209个城址的信息以及历史文献记载为基础,对处于我国农牧过渡地带的研究区-鄂尔多斯高原及毗邻地区汉代至明代之间的历史城市进行了系统研究,并对汉代城市废弃与南北朝时期生态环境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论文的主要论点总结如下。在古城归属研究方面,本文考证:浩绕柴达木古城是汉代西河郡治平定县城、古城梁古城为西汉大成县与东汉大城县城、城梁古城为汉代增山县城、古城乡古城为汉代富昌县城;敖伦布拉格古城是汉代朔方郡修都县城、摩林河古城是汉代呼道县城、什拉召古城为汉代渠搜县城、高油房古城为汉代临河县城、八一古城为汉代广牧县城、黄羊古城是汉代沃野县城、西局子古城是汉代朔方县城;哈庆壕古城是汉代五原郡(?)泽县城、昭君坟古城为汉代河阴县城、城圪梁古城是汉代曼柏县城、榆树壕古城为汉代武都县城、城壕古城为汉代南兴县城、叁顶帐房古城为汉代宜梁县城;蒲滩拐古城是汉代云中郡桢陵县城、东老藏古城为汉代咸阳县故城、十二连城东部城址为汉代沙南县城。土城梁村古城是北魏武川镇城。天顺圪梁村城坡古城为唐代河滨县城。康家渠古城(又称城塔村古城)为辽代河清军故城或辽夏市场、柳沟古城是辽代金肃军城(西夏金肃州城)、城坡村城坡古城为西夏之唐隆镇。研究区各区域城址的重复利用率均较低,而废弃率均很高,为77%～88%,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城市发展大致分为六个阶段:汉代郡县为主的城市体系发展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军事重镇为主的城市体系发展时期、唐代军城和郡(州)县为主的军政城市体系演化时期、宋代边境城寨军事城市体系畸形发展时期、元代城市体系发展的低潮时期、明代沿边密集军事城堡体系发展时期。研究区历史城市的阶段性发展表现出如下特征:军事或政治城市体系特征显着,城市体系具有短期内一次成形的特点;受控于政治或军事城市体系的约束,始终没有形成明显的区域经济中心;城市发展具有跳跃性,城市的数量极不稳定,政治军事中心城市不断发生空间位移;城市职能比较单一,城市发展和衰落的周期与人口的增长和下降的周期几乎同步。关于研究区城市发展的机制,本文认为,过渡地区特殊的生态坏境和特殊的军事地理环境是该地区城市发展的基本因素:地缘政治形势的变化形成该地区城市发展的强大杠杆;国防战略和防卫要求对城市数量和规模具有决定性影响;草原民族势力的收缩与扩张是该地区城市发展的重要指示器;过渡性地理环境基础上的低水平的土地承载力和区域经济是该地区城市发展的根本制约因素。研究区历史时期城市空间分布的特征是:城市地理分布的总体格局是东多西少,南北大致均衡;就各个阶段而言,城市分布不平衡;城市分布明显偏集中于河流谷地地带,部分分布于湖泊边缘,河湖区位指向的分布特征明显;平原地区城市分布集中而密集,丘陵和山地城市分布数量较少而稀疏;各个阶段城市空间分布形态也不尽相同;城市分布区位与城市功能有密切的关系;汉代城市分布与汉代遗址和汉代墓群分布大体一致,并均位于汉长城以南。研究区历史城市的地理分布强烈地依赖于自然环境的状况;受前代已建城市分布的影响;受郡县、府州等行政制度及其变化的影响;受不同经济类型(农牧比重)和地区发展水平差异的影响;受水陆交通线的显着影响。历史时期研究区城市功能主要是行政功能和军事功能,比较单一化。城市功能大致分为四类,即行政功能为主的综合性中心、军事功能为主的中心、经济管理中心和商业贸易中心:各个阶段城市功能体系有明显的差异,且各具特点。历史时期研究区城市等级体系明显;城址周长规模的等级差异明显;各个阶段城市等级体系存在差异;城市等级体系也体现在城市行政等级和城市官职设置以及城门数量等方面。在城市体系的空间组织结构方面,行政原则的中心地结构特征明显;交通网络结构有重要的组织作用。研究区城市形态以方形和长方形城市为主,体现了中国传统城市形态及其强烈的象征意义;受地理条件限制,长方形城市数量一直占较高的比例。城市平面组合形式大致可分为两种:独立组合式和相连并列式。子城以偏于地势较高和利于防卫的城内一隅为最常见的形态;汉代城市的子城周长大致符合晁错的设计规模;城门开设的方向体现了对军事防御方向的要求;许多城市附建于主体城墙上的防御设施反映了研究区城市普遍具有的防卫功能。历史时期城市内部结构内涵丰富,体现在城市内农业用地、官署区、居民区、街道网、市、手工业区、文化区等方面,并表现出各自的区位特征。历史时期城市的给排水系统也达到了相当的高度。研究区汉代农业生产水平的综合分析表明,一方面,汉代城市的繁荣是建立在比较脆弱的农业基础上的,粮食等物品不断的外部输入是一种常态,汉代以后很长时间粮食生产水平并没有突破性的提高,这是研究区城市发展呈阶段性起伏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南北朝时期冷干气候的持续,对脆弱的农业生产具有重大影响,农业向牧业迅速转化,城市的区域农业支持系统受到严重影响,该时期沙漠化也强烈发展。南北朝时期的沙漠化和城市废弃是该时期气候变化结果的两个方面。清末蒙地放垦是研究区大规模的农业活动过程,它以人口压力和经济利益为根本驱动力,也是汉族农耕文化传播的过程。明清小冰期寒冷的气候背景和大规模的农业垦殖,使清末蒙地放垦对研究区生态环境产生了重要影响。
景凯东[6]2018年在《北朝至隋初鄂尔多斯高原军事地理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古时期的鄂尔多斯高原,是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冲突融合的关键区域。当地民族成分复杂,各部族时有叛乱,北方游牧民族也可经由此地进攻关中、河东。自北魏至隋代,中原王朝为巩固在这一地区的统治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本文以朝代先后为序,从军事机构设置、军事工程、行政建制、军事交通、补给体系等方面,论述北朝至隋初鄂尔多斯高原军事地理的相关问题。北魏占领该地之初,西方尚受到赫连夏残余势力的威胁,对当地部族的控制也不够强力。为应对这种情况,北魏在当地建立了数个大军镇,分兵驻守要地。军镇即为最高军政单位,承担着羁縻、控扼当地少数民族的任务。至王朝后期,方设置了数个州级政区,但依托据点的军事管理体系并未改变。北魏在当地开辟了数条交通线,其中以刁雍开通的黄河水运通道最为重要。补给体系方面,则以太武帝时设立的河西牧场和薄骨律、统万二镇下辖的屯田较为关键。北魏国力强大,在阴山一线以南设立了六镇,兵锋直指草原,故而在北魏末年大乱之前,鄂尔多斯高原较少受到外敌冲击,其军事体系的职能主要是控制、羁縻当地部族,触角虽未深入边缘地区,但统治却相对稳固。西魏、北周时期的战略形势与北魏时截然不同。因为北魏末年的战乱,鄂尔多斯高原原有的统治秩序被破坏殆尽。盘踞关中的西魏北周政权虽然凭借武力扫平了曹泥等地方势力,又自东魏手中夺回夏州,基本确立了在鄂尔多斯高原的统治,却无力恢复对高原北部的控制。新崛起的稽胡势力成为关中政权控制这一区域的最大障碍。西魏北周政权在鄂尔多斯高原地区建立了一系列新的军事镇防,分置了部分新州郡,又设立了夏州、延州、灵州叁大总管府统一指挥,以强化对当地的军事控制,保障关中的安全。其中,延州总管府辖区跨黄河两岸,旨在切断稽胡和北齐政权的联系,战略地位尤为重要。西魏北周时期,鄂尔多斯高原地区的州郡数量明显增加,中原化的行政体制更为完善,这是该地区汉化程度加深的一个表现。军事工程方面,西魏北周政权一改北魏时沿用老城的做法,在鄂尔多斯高原东部和延河流域修筑了一系列军城,以应对东北两面的威胁。交通路线和补给体系也因为战略形势有异而出现了一系列变化,例如牧场的位置即因对鄂尔多斯高原北部控制的失效而明显南移。至北周后期,关中政权基本压制了这一区域的稽胡势力,在当地确立了相对稳固的统治。随着国力的增强,北周在河套地区设立永丰镇,展示出北进阴山的态势。但终北周之世,关中政权的势力范围未能真正越过黄河。隋朝初年,文帝乘突厥小衰之机,在鄂尔多斯高原地区进行了一系列军事、行政调整,为统一全国和经略北方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些措施中,又以修筑隋长城最为关键。北朝至隋初的鄂尔多斯高原因其重要的战略地位,成为北魏、西魏北周、隋诸政权着力经营的地区。自北魏至隋初,中原王朝在该地区的控制范围经历了收缩又伸展的过程,但统治深度却在这一过程中逐步加深。这片土地见证了各政权之间的政治军事博弈,也见证了各民族之间的冲突与融合,在当时北方政局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史兵[7]2010年在《唐代长安城军事防御体系研究》文中认为历史军事地理是历史地理学的重要研究内容,也是军事科学的重要内容之一,涉及到叁大学科体系,即地理科学、军事科学和历史学。在历史军事地理学的研究过程中,古代都城的防御问题曾受到过重视。作为国家的首位城市,都城不仅仅是国家政治经济中心,往往也是经济中心,同时,都城是一个国家存在的重要标志。这样的一座城市,安全就成为首位要素。没有安全保证,都城的其他功能将会受到很大威胁。历史时期,乃至当代,都城往往是国家防御体系的核心,也是一个国家防御力量最为集中、结构最为完善的地区。研究都城防御体系,有助于认识国家防御体系,认识城市的规划布局思想、建筑艺术、建筑设施,认识都城选址的原则等问题,进而认识历史时期的人地关系。唐代长安城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座都城,其所在的关中地区也是我国历史上建都朝代最多、历史最长的地区。这么多王朝和政权建都于此必然有其内在规律可循。研究表明：关中地区的地形特点便于防御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构建都城军事防御体系的过程中地形是一个重要要素,除此之外,还需要其他要素的建设。本文以唐代长安城军事防御体系为研究对象,通过研究试图构建出一个都城军事防御体系的研究框架。在研究过程中,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第一,讨论了都城军事防御体系的基本研究框架(第一章)。包括研究的主要内容,方法等。军事防御理论是城市起源的一个重要假说。城市防御体系是指根据敌情、地形、任务等条件建立起来的,由阵地编成、兵力部署、火力配置、障碍设置、各种保障等要素构成的城市及其周边相关区域的系统。从军事地理角度分析,防御体系应该包括各种防御要素在空间上的配置、流变过程。军事防御体系的构成要素中既包括物质领域,也包括制度领域和精神领域。本研究中主要采用文献综述法、地图法、考古资料与田野调查法、系统分析法、比较研究法、空间分析法等方法。第二,讨论了关中的军事地形条件及唐长安城的防御设施(第二、第叁、第四章)。研究表明：唐代长安城的外围地形条件非常有利于防御,关中地区叁面高山、高原,东面有黄河阻隔,极大地增加了攻击者的交通困难。长期以来,人们在进出关中的险要之处构建了诸多关口很好的发挥了保护关中安全的作用。外围的地形条件和防御关口是关中地区最重要的防御屏障。关中平原也构筑起城市群和交通网络,便于内部军队调动。但是,由于这里平原广阔,无险可守,就需要建设城市群以支撑长安防御。唐代关中地区的华州、咸阳、武功、凤翔、奉天等城市为长安城提供了防御支撑点。唐代长安城由于规模巨大,郭城的防御设施极为简陋,基本不能发挥防御作用。长安城的叁座宫城建设有一定防御设施,在抵御进攻方面发挥过作用,皇城和禁苑也有一定的防御作用。长安城位于唐代版图的中部,唐代初期和中唐以后,长安城处在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攻击范围内,可以说是皇帝守边,是西北防御的重要支撑。第叁,讨论了唐代长安城的军队布防情况(第五章)。在所有的防御要素中,人的因素是最重要也是决定性因素。唐代我国军制发生了巨大变化,在长安城的防御部队也经历数次变化。初期以府兵为主,高祖、太宗不断完善了府兵制,在关中地区建立起强大的府兵基地,形成了举关中以临四方的格局。这一时期,长安城的防御力量主要来自府兵,统兵为十六卫。高祖时期长安城内还有王子兵等军队,是一种不稳定因素,太宗予以撤销。府兵制至玄宗朝走向衰败,同时期,形成于太宗时期的北衙禁军得到迅速发展,逐渐代替府兵成为长安城防御主力,特别是在宫城防御中,北衙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玄宗时期出于拓边的需求,方镇得到快速发展,长安城的防御军队不断弱化,安史叛军一路攻进长安后唐朝皇帝仓皇出逃。平定安史之乱后长安城防御军队得到加强,代宗时期神策军编入北衙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为维护唐王朝稳定和长安城安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之后,方镇势力逐渐强大,长安城无兵可用,最终被灭亡。在长安城防御部队中宦官也发挥了作用,京兆府,万年和长安两县也有一些防御部队,这些主要是治安力量。第四,讨论了唐代长安城的军事后勤补给系统。在防御作战中,武器装备、粮食马匹等军事物资的后勤补给同样不可或缺。唐代长安城所在的关中地区曾经是我国重要粮食生产基地。但是,由于气候、人口、纳粮制度、府兵占田、担负西北粮食供应等多种原因,曾经出现了数次重大粮食危机。因此,唐王朝始终将漕运作为关中地区生存之命脉予以高度重视,不断修筑、疏浚漕运设施。同时,采取和籴等政策补充关中粮食供应。长安城及其关中地区建有几座大型仓廪,是长安城粮食储备基地。西北地区是长安城军马供应的基地,唐代骑兵发展比较成熟,对军马依赖程度较高,关中地区同样建有牧场。唐代长安城的武库建在太极宫内,保证了皇帝对武器的绝对控制,之后,移往军器监。第五,本文通过例证对唐代长安城的军事防御体系进行了评价。本文按照全国性战争,突发的遭遇战,宫庭内战等叁种战争形式选择了安史之乱、泾原兵变和甘露之变叁个战例,力图说明不同情况下,唐长安城的防御体系所发挥的作用,及其利弊得失。之后,又与西汉长安城、明清时期长安城的防御体系进行了比较。比较认为,唐代长安城的军事防御体系尤其自身特点。通过以上分析,本文构建了唐代长安城军事防御体系的基本面貌。其特点如下：一,唐代长安城的防御设施形成了圈层,由外至内有叁层,外围的作用更为突出；二,有唐一代,长安城遇到的外来和内在威胁发生了多次变化,每次变化都迫使唐廷对长城城防御重点做出新的部署；叁,有唐一代长安城防御部队的军制发生了很大变化,与唐代军制变化相一致；四,唐代长安城十分重视物资供应和储备。通过研究,本文初步建立起了一个研究中国都城防御体系的基本框架,今后将在此方面进一步进行探索,以期构建起我国古代都城军事防御体系的演进过程。并从这个演变过程中探索人地关系的变化。
朱一帆[8]2015年在《唐末五代河东地区军事地理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题目为唐末五代“河东地区”军事地理研究,旨在探讨此时“河东地区”相关军事活动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结合史料文献可知,唐末五代的“河东地区”主要指这一时期的河东节度使辖区,其辖域虽有变化,但辖区的主体地域相对稳定,表现为“一府八州”之地。从政权更迭上来看,河东先后出现了沙陀晋、石敬瑭、刘知远、北汉,两割据政权(沙陀晋、北汉)和两藩镇势力(石、刘)。在四个政治势力之中,李存勖、石敬瑭、刘知远分别以河东为根据地,南下夺取国祚、建号称尊,北汉也凭借着这“龙兴之地”对抗后周,苟延宋初而亡。究其所以,与河东军事地理环境关系甚大,而河东拥有的“形势”无疑是河东势力能顺利成就帝业的重要原因之一。“左右王资”之“势”在河东政权更迭的过程中不断变化,“高平之战”后,北汉基本失去了这一“势”,虽有契丹为后援,却不能自保,最终还是逃脱不了亡国之厄。河东形势极其完固的特点,与其内部的军事地理环境密切相关。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山地型高原的地形特征,使其具备了“被山带河”的先天战略优势。关隘津要的布局与内部重要通途的紧密结合,体现了对军事地理学中“形”的充分利用。此外,河东势力还拥有一支强大的蕃汉步骑兵团,这支劲旅跟随河东节帅四处争战,立下了不朽功勋。以至德年间河东步骑数量为参数可以看出,唐末五代,河东军的数量总体呈由增到减、由多到少的变化趋势。河东各势力在唐末五代时期所采用的攻守策略不尽相同,这与其外围政治环境的变化、邻区军事地理价值及邻区内藩镇政治特点关系甚紧。分区讨论,河东西部的定难势力由于自始至终都是“意在保土”,与河东相安无事。河东北部的代北地区,历来就承担着戍边与卫晋的双重任务,是河东的大后方和重防区。沙陀晋盘踞河东时,极力争夺该区的控制权。石敬瑭割燕云十六州与契丹后,导致胡骑常侵入忻、代,威慑河东腹地,河东北部防线内缩至恒山——雁门关一线。此外,河东势力与北方统一王朝之间存在着一个过度区——新月地带。梁、晋对抗时期,双方对“新月地带”的争夺最为激烈,河东李氏政权根据该地带军事地理价值与区内藩镇政治特征的不同,采取了相应的攻守策略。
刘宇瑞[9]2017年在《北宋河东路军事地理研究》文中指出北宋王朝自建隆元年(公元960)建立到靖康二年灭亡(公元1127),战争在北宋的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痕迹。无论是北宋建立初期平定内部的割据叛乱,亦或是抵御契丹、党项、女真的入侵,战争成为了北宋的主要旋律之一。河东路地处北边,与河北路、陕西路共同构成了北宋的北方边防重地。叁路边防重地而河东路处于中间位置,必会有不同于其他两路的战略意义。河东路因其内部山河交错、地势地形十分复杂,历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军事统帅大展军事才能的用武之地。北宋河东路的战略要地可以分为上党地区、太原府及其周边地区、晋北军事前线及河外麟、府、丰叁州。所以文章主要围绕这四个地区进行研究。北宋初期,北汉割据在以太原为中心的山西中部地区。在立国两个月后,李筠在上党发动叛乱,倚险自守。宋太祖对于上党地区的地理形势、军事状况有着清楚的认识,加上宋太祖过人的军事才能,李筠之乱顺利平定,稳固刚刚建立的北宋王朝。北汉依靠着契丹的援助,加上汾水之侧的太原城是坚城一座,给北宋的统一造成了很大的难题。经过宋太祖、宋太宗两位君主的经营,终于在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结束了北汉的割据。顺利灭亡北汉离不开对于太原府周围的地理形势的合理利用。而在北宋末年金人南下时,太原府及其周边的地理条件并未得到充分的利用,致使北宋河东路迅速丧失,北宋随即灭亡。北宋在与辽、西夏、金的军事对抗中,军事统帅对河东地理形势的利用极大的影响了战争的走向和结果,也影响到了北宋与辽、西夏、金的双边关系。本文通过对河东路各要地的军事地理研究,充分认识各要地的地理形势,了解河东路在北宋时期战略地位的变化。
王亚莉[10]2018年在《唐代鄜坊镇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鄜坊镇是唐朝为了抵御党项等西北少数民族入侵而设立的御边型藩镇,它位于长安北部,是京西北八镇之一。鄜坊镇以其优越的地理环境在保卫京畿安全方面作出了很多贡献,对外它是西北防御线上的后方力量,对内它是唐后期平定叛乱、稳定政权的中坚力量,是唐政权的维护者。唐中央对鄜坊节度使的任命掌握绝对控制权,但又对鄜坊镇的经济给予特殊的优待和帮助,这种特殊关系使得鄜坊镇对唐中央绝对服从,与唐中央的命运紧密相连。对鄜坊镇的具体研究为研究唐后期的小型藩镇提供了分析角度,也同时对于这类藩镇的作用有了更全面的认识。
参考文献：
[1]. 唐代关内道军事地理研究[D]. 穆渭生. 陕西师范大学. 2002
[2]. 隋唐鄂尔多斯高原及其邻近区域城市地理研究[D]. 刘利琴. 陕西师范大学. 2016
[3]. 汉唐历史研究新着推介《唐代关内道军事地理研究》[J]. 佚名. 唐都学刊. 2009
[4]. 唐宋时期陕北城镇地理研究[D]. 褚清磊. 陕西师范大学. 2010
[5]. 鄂尔多斯高原及毗邻地区历史城市地理研究[D]. 冯文勇. 兰州大学. 2008
[6]. 北朝至隋初鄂尔多斯高原军事地理研究[D]. 景凯东. 陕西师范大学. 2018
[7]. 唐代长安城军事防御体系研究[D]. 史兵. 陕西师范大学. 2010
[8]. 唐末五代河东地区军事地理研究[D]. 朱一帆. 云南大学. 2015
[9]. 北宋河东路军事地理研究[D]. 刘宇瑞. 山西大学. 2017
[10]. 唐代鄜坊镇研究[D]. 王亚莉. 黑龙江大学.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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