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管理转换非线性机制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略管理论文,中国经济发展论文,机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284（2007）07—0062—04
自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着年均7％～9.5％的高速增长，并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效。从发展战略角度，我们可以把中国的发展战略划分成两个阶段（胡鞍钢，2004）。第一个阶段我们称之为“增长优先”战略，着重于经济增长，维持社会稳定。战略主题是加快发展、不平衡发展，倡导“先富论”；改革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第二个阶段我们称之为“协调发展”战略，战略主题则是协调发展、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倡导共同发展、共同分享的“共同富裕论”；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投资于人，发展人的能力；实施五大协调发展战略。这一战略的实施正全面展开。
如何理解中国经济转轨中发展战略的转变？其转变的内涵机理是什么？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对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经济现代化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既有解释和简要评述
两种代表性的解释。一种是国情研究专家胡鞍钢从国情研究角度给出了解释。从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对历史文明的分析思路出发，认为中国面临城乡差距扩大、地区发展差距扩大、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不协调、资源环境与发展不协调和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不协调五大挑战（胡鞍钢，2004），这一战略转换实际上是“对我们所面临的重大政治、经济、社会挑战的积极响应或主动回应”（胡鞍钢，2004）。这一解释准确描述了我国经济转轨中面临的现实约束，遵循汤因比的文明演进解释，分析单位是国家，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其分析采用的是“刺激——反应”假设，对约束因素、作用机理和动态过程的处理都相对简单、线性，且忽略了其他因素，诸如主体的文化偏好在选择中的影响等，本质上是战略转换的外生性解释。一种存在于管理学理论中。对于战略转换，在战略管理理论中有很多模型，每个模型都代表了某种战略管理的过程，图1是被广泛接受的战略管理过程的一般模型（Fred R.David,1989）。
在该模型中，外部分析包括经济因素，社会、文化、人口和环境因素，政治、法律、政府因素，技术因素和竞争因素五个部分（Fred R.David,2003）。战略转换不仅源于内部系统的反应，也包括对外界环境的反馈，考虑到对各个层次的相互作用，反馈发生的内部要求基本能够反映出企业战略转换的静态构成和动态过程。而战略转换在模型中既是外生的又是内生的。该模型只局限于企业组织，而一个非经济系统，组织的层次和复杂性是迥然相异，其构成和机理是无法类比的，尽管如此，仍为我们提供了启迪。
考察这两个典型的模型之后，我们发现其共同的特点是：第一，对战略构成的各类系统与环境要素的线性化处理。在中国的经济转轨中实质上是一个各种经济组成的非线性叠加、非线性经济系统。这是解释中国经济发展战略转换的前提。在胡鞍钢的模型中只是列举了约束条件，并未分析约束条件之间的相互作用；在战略管理模型中虽然触及了内部分析，但仍是线性处理。第二，对战略转换过程的机械式处理。采用反馈过程来解释，但并没有区分不同类型的反馈。对于中国经济系统，我们可以区分为对于生态环境的资源环境反馈、对同层次组织行为的社会经济反馈和对资源结果的技术经济反馈（Kurt.Dofer,2001）三种反馈。不同反馈针对不同的约束条件，同时不同反馈之间又相互作用，且在经济系统中不同阶段的相互作用也不同。这是分析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基础。故有鉴于此，寻求对中国经济转轨中的战略转换合理解释，我们试图建立一个非线性演化解释模型。
图1 战略管理的一般模型
二、理论模型
首先，界定一个中国转轨经济的系统与环境模型。跟汤因比不同，年鉴学派历史学家Braudel推广了马克思的基本思想。马克思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Braudel进一步认为物质生活决定经济基础，他发展了人类文明的三层次模型：物质生活、市场经济和世界体系（Braudel 1981）。陈平将其模型推广为一个人类社会的金字塔模型，如图2（Ping Chen 1990）。在物质生活层次中包括环境（地理、气候和资源）和人口。政治经济学的传统研究只涉及市场经济的中间层次。更为一般的观点应该包括生存经济（黄宗智 1985）。Braudel认为，物质文明决定了经济的基本结构。文化人类学家强调环境在塑造文化和社会制度方面扮演了基本的角色（Harris 1980）。在基础层次对上层建筑有基础性的影响问题上，陈平认同Harris的观点，并且他特别强调了这三个层次之间的相互作用在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因为发展是一个动态的不可逆的过程。而我们确定的经济系统即为图2的中间层次，正处于指令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状态，包括体制和文化两部分。而其环境则分别为所处的物质生活层次环境，包括技术结构、人口结构和资源环境三部分；世界系统环境，包括国家间贸易环境、战争环境等。
图2 人类社会结构的金字塔
其次，分析反馈路径。在控制论的角度看体制和文化组成的经济结构，其机理可归结为新制度经济学家所说的反馈与路径依赖。路径依赖表示“历史关系到下一步将要发生的事件表现为居先既存事件状态的结果”（Malcom Rutherford,1996）。其实，从最一般的意义来讲，路径依赖是指一种状态，这种状态表明某些结果是由于引导特定事件所决定的。而反馈通常也有两类：正反馈和负反馈。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十分强调负反馈机制在达到均衡和稳定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认为，过渡供给会增加未售出存货的数量，会使价格下降，进而使过渡供给减少。而任何一种润滑作用降低社会摩擦，通过把馅饼做大来安抚受损的社会成员。而增长反过来要依靠创新，创新背后的推动力又来自某种正反馈机制。路径依赖增长的正反馈的经典例子是硅谷（Arthur 1989,1990）。在中国，存在着大量的例子，如在贫穷的内陆农村地区推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富裕的沿海城市地区进行的经济特区的试点，合资企业中的外国投资、交流、学习、模仿等，所有这些都通过正反馈波浪式地相互作用。外资细小的绝对规模相对应利用外资的巨大效果表明，其基础过程是催化而非均衡的性质（Ping Chen 1993）。
最后，认知过程。前面的两种观点未涉及经济发展战略转换过程中的认知过程。而经济系统与工程系统根本的不同即在于经济系统是由有意识的主体组成的各类组织主体、制度主体和文化主体所支配的，因此战略转换的根本在于经济系统和环境通过反馈作用之后由主体实现认知，经过信息和知识的处理，改变战略意识，输出新的行为，发生新的战略实施。认知综合模型的基本结构如图3所示（孙林岩，金天拾1996）。大方块为认知主体（人的认知系统）和认知对象所在的客观环境。认知主体接受认知对象及环境送来的刺激信号，加以分析、处理并从中学习、输出行动至环境和其中的认知对象。而后，认知对象又输出反馈至认知主体，如此循环进行，详见孙林岩、金天拾1996年文，此处略述。
图3 认知综合模型
借此，我们可以忽略时滞把模型建立起来。模型分成战略认知、战略输出、战略绩效和战略反馈四个模块，如图4所示。
图4 经济发展战略转换模型
经济发展战略的决策群体就是“战略群体”，同经济系统中的其他群体一起构成经济体系的主体，战略群体接收反馈信息之后形成信息处理，对信息处理完成之后，形成新的认知，这种新的认知就是支配行为决策的意识形态，这一阶段称之为“战略认知”。在形成这种新的认知意识形态支配下，按照一定的制度结构和文化偏好进行行为决策并输出经济主体行为，这种行为也会对其他群体产生影响，这一阶段称之为“战略输出”。不论战略群体还是非战略群体，最后都体现为经济体系的按照某种经济原则输出的各种经济行为，这些输出行为从三大类外部环境中获取输入，并产生对三大类环境的绩效输出。其中，通过技术结构产生经济产出绩效；通过资源与人口结构获取到各类资源并对因此而对资源与人口环境产生影响，两者共同构成绩效情况；对世界体系环境通过贸易和竞争发生互动，产生输入和输出，并也因之产生世界体系的绩效，这三类共同构成“战略绩效”，体现战略输出的或正或负影响。由行为对环境产生的战略绩效对分别形成三类客观信息，价格信息、生态信息和与世界体系相关的信息，都是因经济行为产生的经济效果而导致的信息，所以将战略群体对这些信息的接收都称之为“技术经济反馈”；对系统中其他群体产生的影响而导致的以社会结构为主的信息接收称之为“社会经济反馈”。这两类反馈共同构成战略模型中的“战略反馈”部分，如果反馈加强了输出，则称之为正反馈，反之，则为负反馈。再经由“战略认知”环节完成整个战略过程。下面以中国两次的战略转换对这一模型进行初步实证。
三、简要实证
第一代经济发展战略——“不平衡发展战略”，取得巨大的经济成就，也带来诸多负面影响。以第一代战略认知导致的战略行为产生部分的“不平衡战略绩效”为例，来阐明第二代经济发展战略——“协调发展战略”。在本模型中的转换过程中有几种较为突出的不平衡绩效：城乡发展不平衡、地区发展不平衡、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平衡、资源环境与发展不平衡和贸易发展与技术层次发展不平衡，这五种不平衡导致了各自的战略反馈，从而产生各自的战略认知，对原有战略下的结构不断形成负反馈，对符合新战略的结构形态不断形成正反馈，在到达一定的战略认知阈值的时候，战略认知发生改变，产生新的战略；新的战略促成新的认知、新的制度结构和文化结构，从而输出新的战略行为，则产生符合新战略的正反馈绩效，正反馈加强，促进了新战略的形成。笔者仅以城乡发展不平衡为例来简要勾勒本模型。
城乡发展不平衡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1978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生活费收入与农村家庭人均收入（现价）相对差距为2.36倍，到1985年缩小为1.72倍，1990年扩大为2.02倍，1998年为2.51倍，2000年为2.79倍，2002年为3.1倍。另外，城镇居民转移性收入远高于农民。从收入来源看，城镇居民人均转移性收入大幅度增长，1985年为66元，相当于人均全年收入的8.8％；到2000年已经上升为1461.68元，相当于人均全年收入的23.1％。而乡村居民转移性收入水平远低于城镇居民，1995年为86.2元，2000年为147.59元，占人均年收入的4.69％，比重也明显低于城镇居民。第二，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差距也在扩大。1978年两者的相对差距为2.68倍，到2002年扩大为3.29倍。实际上农民还需要家庭经营费用。根据中央财经领导办公室陈锡文估计，如果把城镇居民的财政部补贴都折算过来，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实际差距达到6倍。第三，我国城乡居民教育水平差距比较明显，这反映在人口受教育程度上，2000年，我国农村1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6.85年，与城市平均9.80年的水平相差近3年。2000年，全国3／4以上的文盲、半文盲集中在西部农村、少数民族地区和国家级贫困县。农村15岁及以上人口中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占52.3％；高中级以上文化程度只占7.7％，低于城市33个百分点；而大专以上学历仅有O.74％，低于城市近12个百分点。
城乡的差距实际上是占我国人口比例最大的农民群体与整个社会群体的不平衡，收入差距和消费差距使农民群体的生活水平相对于城镇水平大大下降，使农民群体对社会整体的现状不满，而教育水平的差距拉大和下降，则使农民群体对社会整体的预期产生不满；在现状和预期都出现不满的时候，当前的社会结构即有断裂的可能性，社会运行即有崩溃的可能性。而原有的不平衡战略仍在不断强化这种相对差距和社会不协调，农与非农社会结构性变大，社会冲突加深，社会不断在各个层面传递出这种社会经济信息。
经济发展战略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灵魂，直接决定着经济转轨的成功与否，影响着经济现代化的前景，在经济现代化的理论研究中处于中心位置。目前文献，专门针对发展战略的研究少而不成体系，因此，本文仅就转化和发生的机理进行尝试性的前沿研究，引入战略认知环节和控制论思想，建立一个战略转换非线性演化模型，试图从机理角度揭示我国发展战略的转换，最后进行简要实证，初步印证了本模型。但这只是一个初步模型，尚待研究的问题还有很多，已超出经济学和管理学的研究领域，需要多学科的交叉研究。
［收稿日期］2007—04—08
标签：经济模型论文; 经济论文; 绩效反馈论文; 群体行为论文; 过程管理论文; 认知过程论文; 非线性论文; 经济学论文; 胡鞍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