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汇率偏离与经济增长
——基于不同偏离效应的辨析与实证
李 娜1,2
（1.北京大学 经济学院，北京 100871；2.中国民生银行博士后工作站，北京 100031）
摘要： 汇率是目前国际矛盾升级的核心因素之一，实际汇率偏离测算方法不一，偏离在中长期能否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尚无定论。通过厘清以往研究中用“宾大效应”替代“巴萨效应”测算实际汇率偏离时存在的偏差，以1950—2017年期间全球182个经济体为研究样本，检验发现不同测算方法得到的实际汇率偏离均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影响，发现经“巴萨效应”调整后产生的影响更为显著，实际汇率每贬值10%，经济增长由0.17%（经“宾大效应”调整检验结果）提升至0.93%，说明以往研究中二者的简单替代将会减弱实际汇率偏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另外，两种效应均显示1990年之后实际汇率偏离与经济增长呈现倒U形关系，意味着近20年来实际汇率低估的促增长效应不复存在，印证了中国努力实现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的正确性。
关键词： 人民币汇率；实际汇率偏离；经济增长；巴萨效应；宾大效应；全样本检验
一、引言
近年来，全球贸易格局发生深刻变化，贸易保护主义再次强大，汇率成为矛盾升级的核心因素之一。正如美元走强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美国出口，加大美国贸易逆差；中国曾因拥有巨额贸易顺差的同时维持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稳定而备受质疑，“汇率操纵”观点认为中国政府通过操纵汇率使人民币维持低估，又通过压低工资、补贴出口商和忽视环境来获得贸易收益。
简介：袁浦小学“小金鲤”篆刻社团开设于2014年，教学生了解篆刻历史、认识篆刻工具，传授学生篆刻的章法、刀法等，使其接受艺术熏陶，开阔视野，提升综合素质。同时培养学生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兴趣，传承中华文明。
纵观人民币汇率变动，在21世纪初，官方汇率保持稳定，但中国的低通胀和过剩产能增长意味着人民币汇率变得极具竞争力，在此期间中国经常账户盈余跃升至GDP的10%，而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接近6%。有观点认为这并非巧合，中国作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国，中国制造商出口的产品被美国消费者购买，美国贸易赤字加深，美元应通过实际汇率贬值恢复平衡，但美元作为“储备”货币，贬值会对其他经济体产生冲击，在美元无法贬值但人民币不升值的情况下，中国被指责“操纵人民币汇率”，作为应对，人民币经通胀调整后的汇率在21世纪初的10年里上升了60%，但升值幅度的合理性、升值如何影响本国经济增长尚无定论。在代表性观点中，巴拉（2014）认为人民币被显著低估并由此推动经济走向繁荣[1]，但麦金农（2013）认为，人民币被蓄意低估的观点有失偏颇，国际债权国的汇率和贸易收支之间并不存在可预测的确定关系，且1995年以来，中国在高速经济增长过程中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对全球经济稳定发挥重要作用[2]。另外，Zhang&Chen（2014）运用不同方法评估1980—2012年人民币对美元的双边实际汇率水平，发现人民币在2011—2012年被高估约10%—20%[3]。张欣、孙刚（2015）对中国政府干预人民币汇率行为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认为人民币实际汇率并未被低估，“汇率操纵”结论难成立[4]。
对实际汇率偏离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讨论从未间断，但对该问题的研究存在一定困难：第一，目前对均衡实际汇率的判定方法并不统一，不同测算方法得到的实际汇率偏离程度存在很大差异；第二，对实际汇率偏离是否会对增长产生影响，以及如何影响的判定同样存在困难，由此才会导致对“一国货币是否被低估，是否存在以邻为壑”的争议不断，从源头上梳理和研究上述问题是非常必要的。进一步说，如果一国货币低估带来的收益大于成本的结论成立，那么每个国家都有动机去使本国货币低估，但显而易见的是，并非所有国家都可以同时这样做，当受到以邻为壑伤害的国家开始反击时可能意味着经济或是政治危机即将发生，那么一国政府究竟应该怎么做？实际汇率能否维持长期偏离？实际汇率偏离如何影响经济运行？
二、文献综述
在近20年的时间里，实际汇率偏离对经济增长的中长期影响研究逐渐成为学者以及IMF、Word Bank等国际机构的关注焦点，测算均衡实际汇率具有一定难度，已有研究从两个角度总结测算方法，一是从购买力平价视角出发，二是从宏观经济视角出发，后者基于不同思路形成基本要素均衡汇率、行为均衡汇率、自然均衡汇率等理论方法[5]。不同方法之间如何选取？大部分学者认为选取关键在于测算均衡实际汇率的目的是什么。若是为了测算单国均衡实际汇率或是防范低收入国家货币危机，从宏观经济角度出发的实际汇率均衡测算更合适；若是进行国际比较，基于购买力平价视角的研究更有利。Johnson et al(2010)认为不同方法虽然测算思路不同，但最终得到的实际汇率偏离结果应该是一致的，否则已有方法的科学性应受到质疑[6]。
与证明实际汇率偏离测算结果的准确性相比，大部分学者认为需要将工作重点放在考察实际汇率偏离与增长之间的关系上（Ganyaupfu，2013；Brixiova，2014）[7-8]。从理论角度分析，汇率（具体来说是实际汇率）不会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但是在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中（人口红利、投资、教育、开放、追赶效应等），实际汇率发挥着重要作用。比如从投资角度进行分析，实际汇率低估通过降低成本、提高盈利能力来增加投资，提升经济体竞争力的同时推动经济增长（Gala，2008）[9]；若从贸易角度分析，实际汇率低估使得贸易品部门扩张速度加快，经济体内生产资源在利益驱动下会自发地从不可贸易品部门流向可贸易品部门，资源重新配置带来贸易品部门生产效率提升以及经济结构改善（Gala and Lucinda，2006）[10]；若从生产率角度进行分析，币值低估通过贸易品部门中存在的“干中学”效应提升一国全要素生产率（Mbaye,2012）[11]，即币值低估国家享受低估带来的溢出效应并由此促进经济增长。相关研究如陈平等（2018）[12]将技术进步作为汇率错位与经济增长的中介影响因素，检验发现汇率低估能够通过促进技术进步进而提升经济增长率。另外，也有学者通过探讨实际汇率如何通过影响出口等需求因素，进而带来经济结构与要素积累等供给面变化，最终作用于经济增长（Missio et al,2015）[13]。
已有研究在对实际汇率进行修正时，大多并没有使用两国相对生产率指标来表述“巴萨效应”，而是用相对人均收入取而代之。准确来说，用相对人均收入进行修正所依据的是“宾大效应”，美国宾州大学研究者在对世界各国经购买力平价调整之后的经济增长和价格水平数据进行收集和处理分析时发现经济发展推高实际汇率这一结论普遍存在。“宾大效应”所描述的跨国价格关系已经成为“国际经济学中的基本规律”（杨长江，2014）[18]。“巴萨效应”从生产率角度对“宾大效应”进行解读，运用“宾大效应”修正均衡实际汇率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可能产生以下偏差：一是用人均实际收入替代相对生产率的前提是一国经济发展由可贸易品部门的快速发展带动，这对中国、印度等亚洲发展中国家适用，但一些小型开放经济体（如中国香港、新加坡等）的快速发展更多依赖于服务业（如旅游、金融业），因此简单的替代可能会带来测算结果不准确；二是用“宾大效应”修正之后得到的实际汇率偏离再次对经济增长进行回归就会引来“用经济增长解释经济增长”的质疑。Rodrik（2008）对实际汇率偏离与增长的理论和实证分析成为近十年来学术界进行相关研究时参考的范本，但Rodrik对实际汇率进行调整时同样运用的是人均实际收入指标，这一处理方式成为该文受争议最大的地方（Henry and Woodford，2008）[19]。
综上所述，实际汇率偏离影响经济增长的相关研究目前仍集中于国外，国内学者多聚焦于实际汇率与贸易、经常账户等关系研究，对实际汇率与经济增长，尤其是实际汇率偏离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尚不多见。基于以上分析，本文主要从三方面对实际汇率偏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1）选取恰当的实际汇率偏离测算方法，厘清现有测算中存在的混淆点；（2）实证检验中长期内，实际汇率偏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通过不同测算角度、稳健性检验等验证结论的成立情况；（3）考察二者关系随时间段变化情况，最后得到本文的研究启示。
三、基于不同效应的实际汇率偏离测算
（一）数据来源及变量说明
本文对实际汇率偏离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国别研究。目前，世界银行WDI数据库、国际比较项目支持下的佩恩表（PWT）数据库、IMF的WEO数据库均提供世界各国实际汇率和经济增长及进行跨国研究时所需的其他大量指标，本文在此进行简单辨析。
（1）从样本时间区间上看，WEO数据时间区间较短（从1980年开始），WDI数据指标始于1960年，PWT9.1中的数据时间区间最长（1950—2017年），若进行较长期考察，选用PWT9.1数据库较为理想。
四是转变管理服务方式。各级水利部门要在加强工程管理的同时，切实转变观念，把供水服务向支渠以下延伸。要抽调专业技术人员，参与协会运行管理，指导协会做好灌溉管理、水量分配和支斗渠维修改造工作，不断提升灌区管理水平，全力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
（2）从指标全面性来看，WDI数据库最具优势，该数据库记录了246个国家和地区的1400个指标，且多集中在宏观层面，如经济增长、通货膨胀、贸易及经常账户等，而PWT9.1中所提供数据为经过购买力平价调整后的实际值，其优势是便于进行国别比较。
（3）从数据质量上看，虽然WDI和PWT9.1均提供实际汇率指标，但WDI中各国实际汇率数据多从1990年开始，数据缺失年份较多，可能会对实证结果产生影响。此外，若用名义汇率和购买力平价来计算实际汇率，WDI给出的名义汇率是官方汇率，对发达国家而言，官方汇率和市场汇率无差别，但对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影响贸易和产出的市场汇率通常和官方汇率相差很大，由此看来WDI所提供的实际汇率指标不适合作为本文核心指标，相比而言，PWT9.1相关指标避免了上述不足。
因此，以PWT9.1数据库作为本文核心数据来源，选取182个样本国家的实际汇率、实际GDP数据，并结合人口数据计算得到实际GDP增长率、人均实际GDP增长率，时间跨度为1950—2017年。
（二）测算方法辨析
与经“宾大效应”调整的实际汇率偏离测算步骤相同，由相对生产率调整后得到均衡实际汇率，相应模型为：
当前强化信息化手段在农村经济管理中的应用，是农村经济管理现状的现实性要求，也是农村经济大繁荣大发展的必然性选择，更是农村经济管理者提升自身管理能力和管理水平的工作创新。只有农村经济管理者站在信息化时代视域推进信息化手段与管理工作的高度融合，才能提高农村经济管理工作的水平和效率，从而更好地引导广大农民发家致富。
由此看来，实际汇率偏离影响经济增长渠道多样，不一而足，但多数相关研究认为一定条件下，实际汇率低估能够显著促进经济增长，杨长江、周静东（2014）以文献综述形式归纳总结实际汇率低估作用于经济增长的理论机理，分析认为，低估在短期内可以显著刺激经济增长，但仅对发展中国家适用[14]。Rodrik（2008）的全样本检验、Wong（2013）的马来西亚数据检验均表明，贬值促进经济增长，升值抑制经济增长[15-16]。
（2）基础数据收集。进行基础数据收集工作。经过综合分析整理，完成了系统角色、会计科目、部门人员、项目信息、功能经济科目、资金来源、单据样式、合同类别、打印样式、凭证样式等基础信息的收集整理工作，并将各类基础信息导入系统。
因此，本文构建“相对生产力”这一指标对均衡实际汇率进行修正，试图在更准确表述“巴萨效应”的同时，考察分别经“巴萨效应”和“宾大效应”修正的实际汇率偏离是否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影响，二者的不同结果代表了以往研究中所存在的误差。
（三）实际汇率偏离测算对比分析
本文先后运用两种方法对实际汇率进行修正，首先根据人均实际收入水平进行修正，并将其称为经“宾大效应”调整的PPP方法；然后根据相对生产率指标进行修正，后者更准确地体现了“巴萨效应”的内涵，称之为经“巴萨效应”调整的PPP方法；最后将两种方法得到的回归结果进行对比分析。
1.经“宾大效应”调整
2.2.1 地理国情普查数据。使用内蒙古自治区测绘地理信息局的第一次全国地理国情普查中的林地范围数据，另外还用到了其中的DEM数据以及行政区划数据。使用ArcGIS中的3D Analyst中的栅格坡度、坡向提取工具提取坡度与坡向，并重采样为16m。
政府总消费可以看成是政府的一项扩张性财政政策，意味着政府将借入资金进行融资，进而提高本国财政赤字和实际利率，最终可能“挤出”私人投资。因此在经济发展中被认可的财政政策是削减财政赤字，削减财政赤字对于维持宏观经济稳定和持续增长具有重要作用。但也有相关实证研究表明，这一变量在短期（5年期限）显著，但是在长期（20年期限）并不显著。因此政府总消费变量在经济增长模型中系数符号可能为负或者不显著。
本文核心指标实际汇率选自佩恩表9.1，该指标以2011年为基年，由购买力平价（PPP）除以市场汇率得到，其中，PPP是不同货币在购买相同数量和质量商品时的价格之比，作为货币转换因子比较同一时期内不同国家的综合价格水平。对实际汇率指标进行对数化，有式（1）：
1.人力资本指数（Human Resource Index）
均衡实际汇率经过人均实际收入水平调整之后得到，将样本数据每5年均值设定为一个时间观测点，以考察“宾大效应”的中期影响。具体的修正模型为：
其中，lnrgdpchit表示人均实际GDP的对数值，用以衡量一国经济增速的提高。lnrerit代表实际汇率对数值，这一双对数模型意味着实际汇率会随着人均实际GDP的变化而变化；ft表示时间层面的固定效应，uit为残差项，用以控制其他影响实际汇率变动的不可观测因素。控制时间效应后的回归结果显示人均实际GDP对实际汇率的影响显著为正，β值为0.17，意味着人均实际GDP每增长10%，实际汇率将升值1.7%，这一结果与经典文献Rodrik（2008）的测算结果较为接近（0.24）但有所下降。经“宾大效应”对实际汇率进行调整之后，由模型（2）的预测值得到均衡实际汇率
衡量一国实际汇率被高估还是低估可以通过下式得到：
式中，lnundervalit表示经“宾大效应”调整后得到的实际汇率偏离对数值，至此得到样本国家1950—2017年期间每五年的均衡实际汇率偏离情形。当lnundervalit大于0时，意味着一国在某一时期的实际汇率值大于均衡实际汇率值，通过之前对实际汇率定义可知，该国货币被高估。相反，当lnundervalit为负时，该国货币在这一时点上被低估。
易平安又看向自己身边的其他人。现在已经进入自习时间，教头也不太管学生们做什么，故而课堂上吵吵嚷嚷，但第五小旗有骆剑峰这样古板固执的头儿，永远是最安静的一个团队——当然易平安除外。
2.经“巴萨效应”调整
其中，i代表国家，t代表年份；lnrerit代表实际汇率对数值，lnproit代表一国相对生产率对数值，这一双对数模型意味着实际汇率会随着一国相对生产率的变化而变化；ft表示时间层面的固定效应，uit为残差项。实证结果显示，与“宾大效应”的调整系数相比，相对生产率对实际汇率影响系数β值由之前的0.17下降为0.09，由于“巴萨效应”只是“宾大效应”的一部分，因此系数值的下降符合预期。这一回归系数意味着一国贸易品部门与非贸易品部门的相对生产力每增长10%，实际汇率将升值0.9%，进一步，衡量一国货币被高估还是低估可以通过下式得到：
集团拥有中国唯一的剑麻农业、工业研究所和剑麻技术开发中心。集团现有土地15000公顷，剑麻种植园6000公顷，年产纤维20000余吨，专业剑麻加工厂18座。生产经营剑麻纤维、白棕绳、剑麻纱、剑麻布、抛光轮、剑麻地毯、水草地毯、絮垫、门口垫、墙纸、剑麻工艺品、剑麻皂素等系列产品和天然地毯泡沫背衬胶、天然标准橡胶、天然浓缩胶乳以及木制品等产品。
此处所需指标，如工业产业增加值、工业部门就业人数、服务业产业增加值、服务业就业人数的数据源自WDI数据库，而实际汇率、GDP增长相关数据仍源自PWT9.1。国家以PWT9.1为基准，共182个国家，时间跨度为1990—2017年。由于相对生产力数据缺失较多，如果继续采用五年均值观测点将大大减少样本量，因此在根据“巴萨效应”进行调整时不再选用五年均值观测点，而是选取1990—2017年连续时间，共28年182个国家，构建短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早在20世纪60年代，学者已经发现名义汇率与购买力平价之间的偏离普遍存在，1964年“巴萨效应”的提出使该问题取得突破性进展：引起名义汇率与购买力平价偏离的原因并非随机或偶然发生，其本质是由一国更快的相对生产力提升所引发的系统性偏离，即名义汇率并不会在长期回到购买力平价水平，而是随着相对生产力的提升而实际升值。根据“巴萨效应”，如果相对他国而言，一国的可贸易品部门与不可贸易品部门的相对生产率提升更快，那么该国将面临实际汇率升值。如丁志杰等（2017）检验发现，实际汇率变动与经济发展关系符合“巴萨效应”[17]。因此，要得到均衡实际汇率，需引入相对生产率这一供给层面因素对购买力平价进行系统性修正。
为了准确地表述“巴萨效应”，本文选用相对生产率指标对实际汇率进行修正，虽然目前已有学者研究不同国家之间相对生产率与实际汇率的关系（卢峰、刘鎏，2007）[20]，但很少有文献运用相对生产率指标对实际汇率进行修正之后测算其偏离值，王雪珂、姚洋（2013）通过建立相对“相对生产率”指标验证“巴萨效应”在不同经济体中的成立情况，本文参照其指标构建方法，用工业部门代替可贸易品部门，服务业部门代替不可贸易品部门，部门生产率用部门产业增加值除以部门就业人数得到[21]。虽然指标构建方法相同，但与王雪珂、姚洋（2013）分析角度有所不同，本文认为在理想情况下，巴萨效应是成立的，一国实际汇率如果经巴萨效应调整之后依然存在偏离情况，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被高估或者低估。
中证协12月26日发布的《证券基金经营机构债券投资交易业务内控指引》。《内控指引》力求从内控体系、风险控制、业务管理、人员管理等方面强化证券基金经营机构风控合规意识，确保债券投资交易规范展业。近年来，部分机构债券投资交易内控薄弱，以各种形式直接或变相放大杠杆博取高收益，甚至规避内控机制和资本占用等监管要求。市场人士称，出台这一指引，是为了更有效规范债券投资交易行为，防范债券市场风险。
式中
表示由模型（4）预测值表示的均衡实际汇率，lnundervalpit表示经“巴萨效应”调整后得到的实际汇率偏离对数值，由此得到样本国家1990—2017年期间实际汇率偏离情形。将经“宾大效应”和经“巴萨效应”调整之后得到的实际汇率偏离做直方图，如图1显示，两种方法得到的实际汇率偏离均呈正态分布，前者均值在1附近，方差为0.702，而后者均值在0.3附近，方差为0.492，对比看出，两种效应得到的实际汇率偏离情况相差较大，运用到实证分析中会对实证结果产生不同影响，后续将进行相应对比分析。
图1 实际汇率偏离直方图（宾大效应和巴萨效应）
四、全样本国家实证检验
本文基于182国面板数据，建立多变量线性模型考察偏离对增长的影响。在变量选取上，除主要的因变量经济增长率、自变量实际汇率偏离之外，还需要考虑初始人均收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一指标主要考虑穷国对富国的追赶效应：一是穷国收入水平的提高可以通过简单的技术转移而非新技术研发而得到强化；二是根据国际生产率进行调整以后，穷国的工资水平更低。上述两个原因均可以激发穷国的增长潜能，使其在某一时间段内获得比富国更快的经济增长率。
在计量方法选择上，本文将多种方法对比综合考虑，包括将Pooled OLS回归结果作为参照项，考察个体固定效应、时间固定效应以及随机效应估计方法的合理性，结果显示本文应选择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对比结果分析在此省略。
（一）基于“宾大效应”调整的基准回归
参照Rodrik（2008），将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i代表国家，每5年为一个时间观测点t，Growthit表示人均实际GDP增长率，lnrgdpchi,t-1表示初始人均收入（实际人均GDP的滞后值），ft表示时间层面的固定效应，fi表示个体（国家）层面的固定效应，uit为残差项。检验结果显示实际汇率偏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系数为-0.017，在1%的水平下显著。意味着若实际汇率低估10%，经济将提速0.17%。本文将全样本双向固定效应回归定义为基准回归，并进行了异常值处理，将实际汇率偏离数据两端1%的极端值变为除极值外的最大或最小值，调整之后的实际汇率偏离指标观测值和均值基本不发生变化，标准差变小，偏离范围从均衡实际汇率的0.2—110倍缩小为0.5—11倍。
（二）基于“巴萨效应”调整的基准回归
与基于“宾大效应”调整的实际汇率偏离与增长检验最大的不同在于：（1）“宾大效应”用实际人均收入进行调整，而“巴萨效应”用贸易品部门与非贸易品部门的相对生产率指标进行调整；（2）“巴萨效应”检验时间段为1990—2017年，而“宾大效应”检验时间段为1950—2017年；（3）前者选用时间序列年均值（共28年），后者将每5年平均值作为一个观测点（共13个观测点）。
第一，制定贯彻落实《条例》的实施方案。太湖局将宣传贯彻实施《条例》作为贯彻落实中央1号文件和中央水利工作会议精神、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重要举措，作为深化水利依法行政的突出内容，作为水利工作的重要任务，认真制定并细化了贯彻落实《条例》的实施方案，统筹安排，精心组织，明确责任，落实分工，确保《太湖流域管理条例》贯彻实施取得实效。
基于“巴萨效应”调整之后的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检验时同样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方法，式（7）中变量涵义与前文相同。回归结果显示实际汇率偏离（此处同样经过异常值处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系数为-0.093，在1%水平下显著。回归结果意味着实际汇率每贬值10%，经济增速将提升0.93%，这一影响系数明显高于经“宾大效应”调整后得到的回归结果系数（0.17%），而且回归结果更加显著，p值从0.047下降为0.002。对比发现，经两种效应调整后得到的实际汇率偏离均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影响，但“巴萨效应”的影响更为显著且影响系数更高，实际汇率每贬值10%，经济增长由0.17%提升至0.93%，意味着以往研究中用“宾大效应”对“巴萨效应”进行简单替代，将会减弱实际汇率偏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本文设定的基本模型认为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主要包括人均实际收入滞后值以及实际汇率偏离值，然而在构建增长模型时，仅仅关注核心变量得到的回归结果并不充分。现有研究已经对决定增长的关键因素达成普遍共识，并根据研究角度差异进行相应变量筛选。通过在回归方程中引入不同控制变量，考察核心变量是否依旧显著，并评估控制变量的重要性，以此检验实际汇率偏离对增长影响的稳健性。本文选择的控制变量如下：
式中，i代表国家，以每5年为一个时间观测点t，考察中长期经济效应；lnrerit代表实际汇率对数值，PPPit代表购买力平价，而XRATit为名义汇率，PPPit和XRATit数据都是以美元为基准，即表示1美元可以兑换多少本国货币（此处将美国定义为外国），当二者比值小于1时，表示美元兑换的本国货币在本国购买完相同的商品和服务之后还有剩余，意味着本国货币的购买力相对较弱，本币币值被低估。根据前述，实际汇率指标需要经“宾大效应”修正，即富国经历了比穷国更快的经济增长，人均收入的上升带来实际汇率升值。
人力资本，即知识和教育。罗默（1986）的相关研究验证了教育将带来巨大正外部性和社会效益，以此为起点，大部分涉及生产函数的研究都发现教育对整体经济具有正效应。人力资本指数基于教育年限和教育回报综合计算得到，用来衡量不同国家人力资本水平，预计其在增长模型中的回归系数符号为正。
2.政府总消费支出（General Government Final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社会的不断发展，新媒体技术已经渗透到各个行业，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改变了人们的审美以及思维方式，传统的电视节目更加注重真实性，随着人们审美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电视节目的要求也在逐渐增加，传统的节目效果已经不能满足大众的需求，十分容易使人产生审美疲劳。因此，在电视行发展过程中，应该加强后制作。通常来说，后期制作的作用主要包括：（1）后期制作能够及时剔除节目中一些不恰当的言论，避免产生错误的舆论引导；同时，后期制作还能删除一些多余的镜头，保留一些恰当的镜头。（2）后期制作可以对节目进行适当包装、美化，提高电视节目的观赏性，保证良好的收视率。
3.贸易条件（Term of Trade）
贸易条件一般以进出口价格指数之比衡量，代表了贸易品部门和非贸易品部门的相对竞争力。贸易条件主要从以下两个渠道对增长产生影响：第一是贸易条件改善引起的收入效应，即消费者实际购买力增强带来不可贸易品销售增加，提高经济整体消费水平，以此促进经济增长；第二是贸易条件的改善等价于进口品变得更加便宜，消费者将从购买本国非贸易品转向购买更多可贸易品，最终消费水平是否增加取决于进出口总体变化情况，因此贸易条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确定，取决于不同效应互相抵消之后的大小。
4.用消费者价格指数表示的通货膨胀率（CPI）
维持温和通货膨胀率水平有利于经济增长，当一国经济长期无法摆脱紧缩状态时，整个社会有效需求不足，产出低于潜在产出水平，政府将通过一定的财政扩张政策，比如提高赤字预算、扩张投资支出、提高货币供给增长率等手段来刺激有效需求，促进经济增长。但如果经济出现滞涨，则会出现大量失业而不利于经济增长。因此，对于未出现滞涨的经济体而言，预计温和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影响为正。
5.一国总储蓄（GrossDomesticSaving）在GDP中的占比
对设施农用地管理的思考（季勇） .................................................................................................................6-20
国际资本市场并非完美，其内在缺陷会引起资本市场的剧烈波动，尤其是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一旦市场不确定性显著增加，资本外逃等风险因素将以各种危机形式影响全球经济，上述情形将对过度依赖外币储蓄的国家产生更大冲击。一国要保护自身免受国际资本市场失败带来的危害，通过在自身和国际市场之间建立安全渠道以减少对外部融资的依赖，即将国内储蓄替代国外储蓄（“储蓄替代”）将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因此本文将国内总储蓄水平作为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控制变量，并预计其影响为正。
除人力资本指数源自PWT9.1外，其余控制变量均来自WDI数据库。通过加入不同控制变量对实际汇率偏离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此处只报告经“巴萨效应”调整之后得到的实际汇率偏离对增长的回归结果。
依据上述分析确定目的层AVO类型为第Ⅰ类，即AVO截距P为正、AVO斜率G为负。碳氢检测属性为P×G，则在油气藏的碳氢检测剖面上呈现负异常。过成2、成3井各自的南北向剖面（图3）显示在井附近呈现负异常特征，指示油气异常。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以MS提供e航海服务的模式下，只有航海保障部门承担起海上服务区域协调人的角色，才能实现资源整合的最大化，且更有利于MS服务的推进发展。
表1 加入控制变量之后的全样本回归结果
表1中的Model1-Model5都有共同的解释变量：实际汇率偏离变量lnundervalpit和实际人均收入的滞后期变量lnr gdpchi,t-1，区别是在不同模型中加入不同控制变量，而且Model1-Model5的控制变量个数逐步增加，其中HC代表人力资本指数、CPI代表用消费者价格指数表示的通货膨胀水平、lnTOT代表贸易条件变量的对数值、GDS代表一国总储蓄、CON_G代表政府总的消费支出，替换不同控制变量的目的是考察在控制影响经济增长的不同影响因素之后，实际汇率偏离的影响是否依旧显著。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到，经过“巴萨效应”调整之后的实际汇率贬值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影响系数在0.066—0.158之间的范围内变动，基准回归的影响系数0.093介于这一范围之间。意味着当实际汇率贬值10%，经济将增长0.66%—1.58%。而五个控制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与预期基本相符：人力资本指数的提升、合理的通货膨胀、国内总储蓄都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正面影响，政府购买（代表对政府积极的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影响不显著，而贸易条件的改善对经济增长影响为负，说明贸易条件改善带来的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应，本国消费较少，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但影响系数很小。
（三）非线性关系检验
在双对数模型中，解释变量系数衡量的是实际汇率偏离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弹性大小，这种模型设定方式被大多数文献所采用。但也有学者采用二次方型（U形）来改进实际汇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Dollar1992[22]）。但Bhalla（2011）认为U形关系假定实际汇率偏离与人均收入之间的弹性对不同国家而言稳定不变，这与现实不符，进而提出二者之间的S形曲线关系。在S形关系下，弹性系数发生改变，Bhalla认为U形关系可以看作是由真实弹性变动加权平均得到，而S形的实际汇率偏离与经济增长关系更加符合现实[23]。但本文认为S形关系可能并非存在于实际汇率偏离与经济增长之间，而是经济增长本身所呈现的变动路径。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在基准回归之后进一步考察实际汇率偏离和经济增长之间的非线性关系时，在基准回归模型中分别加入经两种效应调整后得到的实际汇率偏离平方项，回归结果见表2。
表2 分阶段及二次项回归结果
（1）对于经“宾大效应”调整之后得到的实际汇率偏离而言，在全样本范围内，核心变量实际汇率偏离和经济增长之间的U形或者倒U形关系并不成立，继续将观测样本置于不同时间段内进行回归发现，1990年之前二者的线性关系成立（系数值及其显著性均大于基准回归），1990年之后二者的倒U形关系成立。即在1950—1990年期间，实际汇率贬值有助于经济增长；但在1990年后的近25年中，实际汇率贬值在前半段时间内确实促进了经济增长，但在后半段时间内实际汇率继续贬值将不再发挥作用甚至抑制经济增长。
（2）对于经“巴萨效应”调整之后得到的实际汇率偏离而言，在全样本范围内，实际汇率偏离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显著的倒U形关系，即实际汇率贬值并非一定可以促进增长，当贬值超过一定程度之后反而对增长产生抑制作用。这与“宾大效应”调整的实际汇率偏离测算结果几乎是一致的，前者的测算结果显示1990年之后，二者呈现倒U形关系，而经“巴萨效应”调整的测算样本区间是1990年之后，倒U形关系检验结果显示不同实际汇率偏离指数与经济增长呈现出趋势相同的非线性关系。
在类似研究中，Rodrik（2008）将研究时间段1950—2004年分为1950—1979年和1980—2004年两个阶段，结果显示分段回归的系数值和显著性几乎相同。将本文相关结论与Rodrik（2008）对比分析发现，二者唯一区别在于近10年来，实际汇率贬值已经无法再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四）稳健性检验
此外，实际汇率偏离和增长实证检验面临的一个质疑是，是否在某个因素的作用下同时出现低估和高增长？王泽填和姚洋（2009）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剩余劳动力的存在使得巴萨效应的发挥被削弱，实际汇率没有升值反而贬值，因此出现了低估和经济增长并存的现象[24]。而对于资本不能完全流动的国家，内部冲击会降低利率带来低估和高增长。对于上述内生性问题，采用Arellano and Bond（1991）提出的广义矩阵方法（GMM），将依赖时间的变量进行滞后而使所有决定因素都变成内生，从而能够对潜在内生变量的影响进行有效估计。至于二者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Glu¨zmann et.al（2012）认为贬值引起高增长，但是高增长带来的是升值，因此因果关系可能是不存在的[25]。
运用动态面板GMM方法对全样本国家是否存在“实际汇率贬值促进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表3）显示，实际汇率低估系数始终显著为负（不管是差分GMM还是系统GMM模型），影响系数在0.061—0.154之间，系数范围与双向固定效应的系数范围基本一致，在此可以将GMM方法看作是本文一项有效的稳健性检验。此外，表3给出Sargan检验和序列自相关检验，其中Sargan检验p值大于0.100（除Model3之外），说明在上述GMM模型中工具变量不存在过度识别问题，而相应的AR(1)的p值和AR(2)的p值显示模型存在一阶自相关但不存在二阶自相关，该结果说明动态面板模型的估计结果较为理想。总而言之，上述检验进一步证明本文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表3 GMM稳健性检验
五、研究结论及启示
本文基于研究目的选取实际汇率偏离测算方法，与目前搭乘宏观理论模型及计量技术发展“顺风车”产生的实际汇率均衡测算方法比较起来，更为简单易行，不同均衡测算方法对比分析的目的并非论证哪一种方法是正确的，重点是如何将不同偏差测算方法产生的影响降低到最小。对此，本文主要进行以下尝试：（1）对“巴萨效应”进行更为精确的量化表述，解决了“宾大效应”带来的“用增长解释增长”的问题；（2）检验结果对比发现，经“巴萨效应”和“宾大效应”调整后得到的实际汇率偏离均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影响，但“巴萨效应”的影响更为显著且影响系数更高，实际汇率每贬值10%，经济增长由0.17%提升至0.93%，意味着以往研究中用“宾大效应”对“巴萨效应”进行简单替代，将会减弱实际汇率偏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上述结论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了借鉴。
测算方法的不同将带来对实际汇率偏离的不同判定，但不同的偏离测算结果差异应该只局限于数值层面而非在偏离趋势上，如果一国长期维持实际汇率高估或者低估，那么不同测算结果得到的整体偏离趋势都应该是相同的。从本文研究结果来看，虽然经“宾大效应”调整的实际汇率偏离对经济增长影响程度低于“巴萨效应”，但二者对经济增长的整体影响趋势是一致的，尤其在非线性关系检验中，不同调整方法得到的实际汇率偏离对经济增长检验结果均表明，1990年之后二者呈现倒U形关系，即近二十年来，实际汇率低估对经济增长不再具有促进作用，持续低估甚至抑制增长。从中国实践来看，中国目前正在由出口主导型的制造模式转向依靠内需来推动经济增长，贬值并非推动增长的良药。未来人民币发展的趋势是实现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汇率波动将作为内外宏观经济短期冲击的吸收器而非放大器，人民币汇率将在市场决定机制下找到权衡的最佳平衡点，“坚持汇率市场化改革方向，保持人民币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稳定地位”已是目前政府工作共识。
本文仅得到实际汇率偏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趋势，但其中复杂的影响机制尚未厘清，实际汇率对实体经济产生的影响可能是多渠道同时在发挥作用，而对核心影响渠道的提炼和验证还需从建立更符合现实的理论模型入手，在理论推导的基础上进行实证检验是下一步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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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1003-4625（2019）08-0017-09
中图分类号： F832.6
文献标识码： A
收稿日期： 2019-04-23
作者简介： 李娜（1989—），女，山西大同人，博士，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与中国民生银行博士后工作站联合培养博士后，研究方向：汇率与经济增长，商业银行风险研究。
（责任编辑：王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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