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的前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直接投资论文,前景论文,外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中国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的数额一直居于世界各国前列。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中国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的前景成为人们关心的问题之一。同时，理论界对有关中国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的许多问题一直存在争论。这些问题主要包括：决定外国直接投资进入中国的因素、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影响的性质、中国的外资政策等。探讨中国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的前景不可避免地涉及上述问题。
一、历史回顾
中国从1979年开始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截至2000年底，累计实际利用外国直接投资3466亿元人民币（国家统计局，2001）。图1 给出了历年来中国利用外国直接投资合同额和实际额的数量变化。从中看出，直到1991年，外国直接投资的数额都不大，但呈现平稳上升的趋势。
图1 1984－2000 年中国对外签订利用外国直接投资合同额和实际利用外资额的变化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1》，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2年是中国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的一个转折点。当年签订的外国直接投资合同额大幅度上升，实际投资额也随之上升，与1991年相比，签订的外国直接投资合同额上升了81.6％，实际利用外国直接投资额上升了25.2％。
对外签订直接投资合同额在1993年开始下降，实际利用外资额则继续上升。从1985到1998年，中国实际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的数额一直处于增长之中。正因为如此，1999年实际利用外国直接投资额的下降使一些学者认为，如果政府不及时改变外资政策，中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黄金时期就将结束。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中国实际利用外国直接投资额占全球外流直接投资总额的比例可以作为一个佐证。图2 给出了这一比例的变化趋势。从图中可以看出，这一比例在1994年达到顶峰（13.2％），其后逐年下降至2000年（3.6％）。上述观点有正确的一面，但也反映在一些基本问题上存有误解。
图2
中国实际利用外国直接投资额占全球外流直接投资总额的比例
资料来源：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01,UNCTAD,New York & Geneva.
二、趋势的解释
按照现代经济理论对跨国公司投资行为的分析，有效利用其通过经营活动累积的所有权资产（proprietary assets），以取得更多的经营收益是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主要动因。影响跨国公司投资区位的因素主要包括几个方面：在第一种因素中，即东道国可以与跨国公司所有权资产相配合以创造产品竞争力的因素，或者东道国有利于跨国公司所有权资产保全和发展的因素，东道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东道国的资源禀赋结构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方面（注：我们之所以强调资源禀赋结构对发展中国家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重要意义，原因之一是这些国家的资源禀赋结构差别非常大。与此相对应，发达国家之间的资源禀赋结构则非常接近，因此比较优势理论对解释发展中国家经济现象更加有效。）。迄今为止，中国仍然是一个劳动力丰富、资本稀缺的国家。劳动力成本低廉是中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因素之一。从我国外国直接投资行业分布的情况可以看出资源禀赋结构和要素相对成本的这种影响。在我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存量中，制造业一直是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部门。按照《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在1999和2000年中国实际利用外国直接投资总额中，制造业分别占56.1％和63.5％；而在1999和2000年的外国直接投资存量总额中，制造业分别占57.6％和58.9％。在制造业的纺织等产业部门，早期对外国投资者有较大的吸引力。近年来这些部门的地位被电子、通讯产品制造部门所替代。
与纺织、制鞋等部门相比，电子通讯产品的制造需要更多的资本（包括人力资本）投入和更多的研发支出。但是，在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的大环境下，跨国公司可以将生产活动的不同环节合理地分解到全球不同的生产区位。在这种分工体系下，整个产品生产流程中劳动密集的环节一般被安排到发展中国家的外资子公司。因此，目前我国电子、通讯产品制造部门的外资企业仍然处于劳动相对密集的阶段。跨国公司的上述活动实际上是将中国作为自己的一个生产加工基地和“出口平台”。一些调查表明（Atkearney，2001），迄今为止， 中国作为“出口平台”的可行性仍然是中国能保持对跨国投资者吸引力的一个重要因素。
除了中国的资源禀赋结构特色之外，中国对投资者产生吸引力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和巨大的国内市场潜力。最后，中国的吸引力与政府的外资政策有非常重要的关系。为了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政府制定了一系列鼓励性政策措施，这些优惠措施有助于吸引外商的投资。不过，也有一些观点认为优惠措施所发挥的作用实际上非常有限，尤其对那些大型跨国公司或者大型投资项目来说更是如此。按照这种观点，对外国投资者产生作用的并非政策的优惠而是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长期以来中国坚持对外开放和利用外资的政策，正是这种政策的一贯性和稳定性才使中国保持了对外国投资者的吸引力。
现在我们根据上述影响因素来分析前文所谓的外国直接投资（尤其合同额）下降的现象。
从分析的时间跨度来看，国家的资源禀赋结构显然不会发生实质性变化。利用中国大量熟练廉价的劳动力生产出口导向型产品仍然是外商直接投资的重点。因此，现存的两种解释是从市场容量和政府政策角度来分析外商直接投资下降现象的。其中， 市场容量的解释认为， 由于1992年以来的投资热潮，许多产品的生产逐渐积累了过量的生产能力，市场过分拥挤，因此对外商的投资产生负面影响；政府政策方面的解释则认为，中国政府强调产业升级、不再支持在东部沿海区域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三资企业，因此阻碍了外国投资的进入（Keynes，1999）。
除了上述两种解释外，第三种解释是将外商直接投资的下降归因于外部因素的影响。一种观点认为，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发生导致外国投资者对整个东亚区域投资的下降，中国自然要受一些影响；另一种观点认为，世界直接投资的一个趋势是并购占全部直接投资额的比例越来越大。在这种背景下，对外商并购行为存有多重限制的中国在世界直接投资总额中所占比例自然会下降。
笔者认为，从1991到1999年外商直接投资额从上升到出现下降迹象的过程，只不过表明一个完整的投资周期的结束。在这一周期活动中，外国直接投资数量的变化与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过程密切相关。具体来说，除了上面已提到的影响外国直接投资数量的几个基本因素之外，外商大举进入中国市场之前国内的产业结构布局和金融制度的安排是两个至关重要的影响因素。
在整个计划经济时期，为了实现经济上的“赶超”，我国采取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发展战略（注：关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经济后果详见林毅夫、蔡昉、李周（1999）。），许多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劳动密集行业的发展受到压抑。改革开放后，重工业优先发展的经济发展战略不再继续。当资源配置的方式开始从计划向市场过渡时，过去一直被压抑的劳动密集行业自然有一种快速扩张的趋势。但是，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并非一夜之间可以完成。金融体制改革的相对滞后，其结果是，资金仍然主要流向资本相对密集的大中型国有企业，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尤其非国有中小企业很难得到资金。这样，劳动密集型产业部门的发展就依旧受到抑制。外国直接投资的进入缓解了劳动相对密集部门资金匮乏的局面，为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做出贡献。
从时间上看，政府大幅度放松外商投资的政策限制是在1992年之后。正因如此才出现1992年后外国直接投资合同额和实际额的快速上升。但是，这种大幅度上升是以原先结构不平衡为基础的。当投资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产业结构不平衡的局面基本上被纠正，投资的发展只能按照正常的轨迹进行。此时，从数量上看，外商直接投资大举进入的局面就不会再出现，因此才产生直接投资数量下降的迹象。按照这种解释，投资的下降并非一种不正常现象，而是从不平衡走向平衡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正常的调整。
三、前景预测
现在分析未来几年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因素的变化。
我国的资源禀赋结构特征在短期内不会出现大的变动，我国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优势将继续保持下去。不仅如此，由于人均人力资本的上升，一些资本和技术更加密集的产业部门将成为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部门。但这并不改变劳动密集生产过程的本质。对外国投资者来说，中国的吸引力可能仍旧是作为生产加工基地和出口平台的作用。此外，我们并不排除某些资本和技术密集甚至研发型的投资继续进入。这一方面是因为东部地区经过持续发展已经初步形成对外国投资者具有吸引力的产业集群，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内市场的扩大，要求外国投资者不断适应当地市场的发展而更新自己的产品。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上述因素而增加的外国直接投资不会再出现类似1992年以后的高速增长局面。相反，外国直接投资的进入应该与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基本上保持同步。与上述基本经济因素不同，存在的两个因素可能会导致新一轮的投资热潮。第一个因素是中国加入WTO。 加入WTO之后，国家将开放一些新的部门允许外资进入， 其中金融业和邮电通讯业可能是对外商最具吸引力的部门。第二个因素与国有企业改革有关。在加入WTO之后，随着经济调整步伐的加快， 国有企业改革的进程也将加快。如果国家在适当的时候允许外国投资者参与国有企业的改造过程，包括放宽并购方面的限制，外国直接投资的进入速度将会明显加快。应该指出，并购的放开虽然可能使外资进入的速度大大加快，但是它对经济增长的意义未必会很大，或者说对经济推动的作用可能不会像当初进入劳动密集型行业并推动产业结构调整的外资影响那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