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材与辅助教材非法出版与管理的症结与对策_印刷厂论文

教材与辅助教材非法出版与管理的症结与对策_印刷厂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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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教辅图书作为学生的必备或常备学习用书,在出版市场占有相当大的份额,具有很大的利润空间,出版社、印刷企业及各渠道发行部门、个体经营者均以此作为主打产品,作为主要的创造经济效益的经营内容。而与此同时,各种盗版盗印等违法违规经营活动也随之而来,而且愈演愈烈,致使非法教材教辅图书大量充斥校园,成为“扫黄”“打非”中最为棘手的顽疾。教材教辅图书的非法出版不仅侵害了广大学生的利益,而且使正规经营的出版社面临极不公平的市场竞争,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现根据笔者检查和调研了解的情况,试从教材教辅图书非法出版经营特征及其原因加以剖析,并提出治理对策。

教材教辅图书非法出版经营的特征

一、非法盗版盗印和销售活动十分猖獗。要说明教辅图书非法出版经营泛滥的程度,仅从涉案参与者即可看出。从查处情况看,涉案人员除不法书商外,还有出版社、印刷厂、书店和党政机关及教育部门、中小学校的干部职工甚至负责人。有的已颇具规模,成为编、印、发一条龙,形成了庞大的发行销售网络。据悉,山西、四川有的村几乎成了盗版盗印教材教辅专业村。

二、非法加印现象比较突出。单从表面上来看,非法加印只是印刷企业不顾《印刷业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超出出版社开据的“图书、期刊印制委托书”所规定的印数擅自加大印刷数量,而在我们对案件的调查取证过程中发现,非法加印的违法行为涉及到出版社、印刷企业、发行部门和个人等多个环节,既有单方面的,也有多方面相关联的。此类现象,因为没有涉及盗版问题,单从出版物的鉴定来看,可以说仍然是正式的出版物,不会给学生带来任何不良危害,但这类行为的不良后果却是隐性的,它直接损害了出版社的经济利益,并造成国家税收的巨大损失。此类违法行为主要体现在编、印、发三个方面:

1.出版部门直接进行非法加印活动。这里所说的出版部门,并不是指出版社自身直接参与非法加印活动,而是指那些出版社名下的工作室、编辑部等部门。出版社在体制改革以后,成立了与出版社有承包关系的工作室、编辑部等名目的出版部门。它们被出版社赋予了充分的自主权,出版社仅提供书号,而从选题到编、印、发完全由这些工作室、编辑部自行做主,这就使得这些部门完全可以根据市场供求需要自行决定印刷数量,而出版社本身则并不知道这些单位具体出了多少教辅,这就造成了我们在调查的过程中到出版社了解相关情况时出版社并不了解详情,只能证明书是本社出的。而面对部门的违规行为,出版社也只能对内部管理漏洞造成的违法事实予以承认并加强编、印、发各环节的管理,避免此类问题的再次出现。

2.印刷企业擅自增加教辅印数,牟取暴利。正常情况下,印刷企业都是根据出版社开出的“印刷委托书”所列的数量印刷教辅,并且印完后必须全部交给出版社,即使有一定的损耗和留下的样书需要多印一部分,其数量也不会相差太多。但是从目前来看,印刷企业在印制教辅的过程中,实际的印数往往比出版社所规定的印数多一倍甚至几倍,多印的这部分的成本极低,几乎除了纸的费用以外就不包括任何的费用了,而大多数的印刷企业与个体书商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大量低折扣的同类教辅图书就这样从印刷企业通过个体书商流入市场,这就造成了有些个体书商的发书价格比出版社直接发的书折扣还要低的奇怪现象,这类现象在自编教辅中尤为严重。有的印刷企业不仅将非法加印的教材教辅图书以极低的价格直接批发给相识的书商,更有甚者,直接在厂内设有批发部,直接参与教材教辅发行业务,而且涉及的范围不仅仅在本省,跨省发行的情况也较为普遍。如去年8月查处的陕西省百花印务有限公司私自加印中国青年出版社《课课练》系列教辅一案,委托印数是每个品种5000册,共17个品种,而该厂每个品种均加印了万余册,并且直接发往北京、成都、东北等地。

此外,还有印刷厂互相盗印的,比如,湖南衡阳市查处华圣印刷有限公司盗用长沙鸿发印务有限公司的名义,非法印刷小学教材《英语》14万册,违法经营额多达47万元。

3.发行部门直接进行非法加印活动,即指出版社下属的经营部、发行公司直接参与非法加印活动。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经营销售部门被赋予更大更多的自主权或兼具编、印、发多种职能,或能独自决定图书印数。如在旗舰印刷厂检查时发现该厂非法加印了世界图书出版公司的学生寒假作业高达38万余册,而该厂在出版社的手续没有拿到之前也认为是正规出版社的图书,不应该有什么问题,教辅印完后也全部交给了出版社指定的接收人员,到出版社取证时出版社却仅承认委托书所写的数量,加印的部分一概加以否认,最后查实这完全是由出版社下属的发行部自行决定出版的数量。这种情况固然有小单位的经济利益问题,也有个人从中谋利的原因。

三、买卖书号、一号多书的现象屡有发生。目前教材教辅图书的发行已成为个体书商发行图书的主流品种,竞争十分激烈。一些所谓有一定实力、有一定关系的经营者,已经形成了编、印、发一条龙的体系,他们或者与出版社合作,由出版社组稿,自己印刷、发行;或者从出版社直接买来书号,自己编、印、发。这样一来其他的违规行为姑且不论,单从印数上来讲,根本无法控制,发行者完全以市场供求需要来决定印刷数量,而且这类违法违规行为都有一定的时效性,都是赶在学校的寒暑假的前后大量发行。如我们在近期查处的思维印务有限公司,其在东六路有三家批发店,而个人又同时拥有印刷厂,往往都是大量加印后直接发到东六路店中销售。再则就是有些合作出书和包销问题,出版社为了降低自身风险,不参与市场销售,发行任务完全由发行商来完成,这就造成了书商不惜任何手段进行市场销售。

四、教育部门和中小学校为利益驱使,自行盗印教材教辅图书、非法购买盗版教材教辅情况较为严重。由于中小学生是教材教辅图书的最终购买者和使用者,某些教育部门和中小学校利用其行政便利和特权也直接参与到非法教材教辅图书的活动中来了。检查中发现,目前中小学校使用盗版教材教辅的情况比较普遍,也比较严重,最为可怕的是,学校的老师也认为这一现象比较正常,以往是部分管进书的老师进行非法交易,而现在更多的是以学校为主体进行违法活动。而大多数的非法书商也瞄准了学校这一市场,用低折扣、送货上门的行为,向中小学校大量销售非法教材教辅,他们往往是与个别老师单线联系,行动较为隐蔽。如西安市91中高中年级所用的《课课练》一书,全部为非法书商上门推销的盗版图书,而学校主管领导对此事既知道,也认可。而较以往更甚的情况是,一些学校购进简陋的印刷设备,直接进行盗版印刷,形成自给自足,还美其名曰减轻学生负担,增加学校收入,而其非法所得,除了用于更新印刷设备外,全部用于学校老师外出旅游。学生所用的自印教材教辅则粗制滥造,质量低劣,误人子弟。

教材教辅图书非法出版经营的症结

上述出现的种种问题,究其原因,最根本的是经营者法制观念不强,不惜以身试法、铤而走险。同时,正经营管理体制上、管理部门的管理上也有一定的原因:

一、出版社自身管理不严。由于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尤其是我国加入WTO后我国对出版物市场的逐步放开,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各出版社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在体制上也作了相应的改革。在相继出现了与出版社有承包关系的工作室、编辑室、经营部等自主经营单位后,相应的管理措施不到位、有效的监督不到位,致使承包单位尽量少报印数,即可以按合同尽可能地少向出版社上缴利润,而私下却大肆加印,为小集体谋利者有之,而钻政策的空子,为个人谋利的大有人在。出版社自身深受盗版之害,每年为打假花费也不少,而往往是打来打去却打到了自己的头上而不得不草草收场,这也是我们查处工作每每需要到出版社取证而每每碰壁的顽症所在。而买卖书号、一号多书的行为,更是令违法者为所欲为,大谋私利。

二、市场份额相对固定,形成了“僧多粥少”的竞争局面。以西安市为例,西安市的教材教辅图书市场的整体份额相对固定,而该市的印刷企业却有1500余家,各印刷企业为了自身的生存,不惜一切代价去揽活,对到手的业务不管对方有没有正式委托书,先印再说,使得先印刷后开委托书的情况时有发生;而对委托方加印的要求更是有求必应,一来可以拉住客户,二来可以增加企业效益,完全置《印刷业管理条例》而不顾,使得非法印刷、非法加印的活动轻而易举地得以实现。更有甚者,为求得教材教辅市场的巨大利益,自行编、印、发的经营者这几年来也大有人在。

三、少数教育部门和中小学校为利益驱使,使得盗版教材教辅扎根校园。以往还仅限于个别负责进教材教辅书的老师的个人违纪行为,而现在则由个人行为直接演变成了教育系统一些单位的集体行为。归根到底,谋取私利是这些部门、单位置法律、法规而不顾的原动力。

四、对市场监管存在着一定的疏漏。由于管理部门间的相互沟通不够,致使执法部门在市场稽查的过程中常走一些不必要的弯路,一些有关系门路的经营者也常钻空子,一旦被查,本没有任何手续的马上可以补办,没有被查则得过且过;而法规制度的不健全和相对滞后,也给案件的处理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再者,稽查人员少、装备差、信息不灵也是造成查处工作困难的重要因素,使对出版物市场的稽查力度不够,尤其对出版社自身的违规行为目前还没有足够的精力去查,没有给违法违规的不法分子以足够的震慑力。

五、法制不健全、宣传不到位。现行的有关法规、条例或者跟不上市场管理新形势的需要,解决不了“扫黄”“打非”斗争中的新问题,或者规定的不详不细,执法时难以操作,莫衷一是。近几年来,随着国家对知识产权的重视,政策法规的宣传也越来越多,近年的“扫黄”“打非”工作也将盗版赶出校园作为一项主要工作来抓。但就目前来讲,针对大专院校、中小学校的法制宣传尚有不足,致使一些教育工作者法律意识淡薄,对学生使用非法教材教辅不以为然,学生对自身利益受到侵害的抵制能力也不强,使得非法教材教辅在校园内的泛滥成了见怪不怪的状况,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助长了非法教材教辅流行校园的势头。

教材教辅图书非法出版经营的治理对策

从近年来对出版物市场的总体检查和调研情况来看,教材教辅图书存在的这些问题较为普遍,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因此,如何加强市场监管,如何进一步规范教材教辅图书市场,如何着力将非法教材教辅赶出校园,是管理和稽查部门今后工作的重点。为了使今后的工作能够得以顺利、有效地开展,根据在教材教辅图书市场检查和调研中得到的经验和所遇到的问题,提出如下的建议和治理措施:

一、实行打击教材教辅非法出版经营工作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要严格按照“守土有责”的原则,从上到下,层层建立部门、地区和领导干部打击教材教辅非法出版经营责任制,对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造成恶劣影响的地区和部门,要追究有关部门、地区和领导人的责任,将其纳入各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考评内容。对党政机关和教育系统的个别人非法参与教材教辅发行,或充当非法出版活动保护伞的领导干部,要依照情节分别移交纪检、司法部门严肃查处。

二、继续加大监管稽查力度,严厉打击非法教材教辅经营活动。各地新闻出版局、“扫黄”办和稽查队要在依法对出版物市场进行行政管理的过程中,重点对非法教材教辅的问题进行监管稽查,尤其要针对教材教辅发行的旺季,重点对出版社、印刷企业、个体发行者及中小学校进行全面的监管稽查,对发现有违法违规的行为坚决予以严厉的打击,坚决将非法教材教辅拒之于校园之外。

三、加强社会舆论监督,加大普法宣传力度。新闻出版、“扫黄”办在加强对出版物市场违法经营活动进行查处的同时,要特别注意运用新闻媒体做好舆论宣传工作。同时,建议有关管理部门加强知识产权和《著作权法》的宣传力度、加大宣传的范围,尤其需要将宣传的重点放在大专院校、中小学校,使相关人员能够知法守规、廉洁自律,广大学生积极抵制非法教材教辅。在这重要一环上堵住非法教材教辅流入校园的渠道。

四、与相关管理部门积极配合,共同治理校园内非法教材教辅泛滥的问题。各级教委在督促各学校认真贯彻教委的相关规定和要求的同时,对于被查实的购买非法教材教辅图书的相关责任人要进行严肃地处理。新闻出版执法部门在对学校进行行政检查时,也应与教委积极协商、配合,共同对学校集体或个人参与的非法经营活动进行严厉地打击。

五、完善法规建设,坚决做到依法行政。在各种相关的法规完善之前,监管稽查工作中必须做到有法可依、有理有据,决不能粗暴执法、盲目处罚,否则既严重损害行政执法人员的形象,也干扰了经营者正常的经营活动。同时,加强对经营者自身管理的监督,如完善经营者出入货物手续、印刷企业印品出厂登记制度等措施,以便于对其实施正常的监督管理。

六、加强上下级和相关管理部门的联系和沟通,以利于监管和稽查工作的顺利进行。“扫黄”办应积极协调与新闻出版、文化管理部门和稽查部门的关系,多沟通,多交流,避免在案件的查处过程中出现不必要的障碍的发生。

七、加强信息交流,落实举报奖励制度。

八、加强对非法教材教辅源头的监管。从近年来的情况看,非法教材教辅的主要源头在出版社,其次在印刷厂。前者多为买卖书号,工作室或经营(发行)部(公司)所为;后者由印刷厂私自加印盗印所致。因此,呼吁有关管理部门加强对出版社、印刷厂的管理,并与有关考核指标结合起来;对违规违纪者加大惩处力度,以儆效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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