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全球生产网络视角的中美经济脱钩趋势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美论文,视角论文,趋势论文,全球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进入21世纪以来，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的经济脱钩成为广受关注的话题。随着中美经济发展的不同表现，中美经济“脱钩论”也几经反复，支持者和反对者皆有。这种脱钩仅仅是短期波动意义上的，还是长期趋势意义上的？本文将综述脱钩论的不同观点，剖析2007年以来中美经济脱钩论的演变，并从全球生产网络的视角讨论中美经济脱钩的趋势。 一、“脱钩论”文献综述 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些激进主义依附论者就提出了“脱钩论”的观点，认为外围国家在经历外部震荡而与中心国家脱钩后，经济上才能取得重大发展。[1]进入21世纪以来，“脱钩论”主要用来描述新兴市场国家尤其是东亚国家与发达工业化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2001—2002年，美国经济经历了一次衰退过程，但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并未如预期般减缓，经济学家们就此提出“脱钩论”，认为亚洲经济可以靠内需拉动而不受发达国家经济的影响。[2]此后，有关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各行其道的“脱钩论”不断引发争论。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亚洲开发银行是支持“东亚脱钩论”的一个重要阵地，对“脱钩”的界定是“经济周期性变动的动力主要来自于区域内自发的内部需求，并相对独立于全球需求变动趋势”，即亚洲经济越来越独立于世界主要工业化国家。[3]相似的观点认为，21世纪头几年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这段时间，“脱钩”是亚洲经济政策的一个主题。[4] 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及演变，世界经济也在不断发生变化，“脱钩论”随之几经反复。2007年年底至2008年年初，许多新兴市场国家在美国次贷危机中持续反弹，“脱钩论”大为流行，认为在发达国家经济衰退的时候，新兴市场国家有可能继续维持经济增长，甚至有助于发达国家摆脱衰退[5]；2008年9月，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导致全球市场整体衰退，东亚经济体的对外贸易急剧萎缩，“脱钩论”被暂时摒弃，从对脱钩论的自满转向呼吁东亚经济再平衡[6]，甚至出现“再挂钩”的讨论[7]；2009年新兴市场国家出现戏剧般的复苏态势，“脱钩论”又卷土重来，关于脱钩的讨论转向西方能否从亚洲率先复苏中获益，或者亚洲是否能够替代美国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动力[8]。然而到了2013年，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长显著放缓，据桥水联合基金估算，2013年全球预计新增约2.4万亿美元的经济产出中，发达经济体的贡献率约为60%，自2007年年中以来首次超过新兴经济体。[9]在此背景下，“脱钩论”又有了新版本，脱钩的“主角”变成了发达国家，即发达国家经济复苏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带动作用趋于弱化。 对于是否存在脱钩现象，已有文献基本上可分为支持和反对两派，其观点和依据分述如下： （一）支持脱钩论的观点 支持该观点的文献中，引用最多的是Kose等人的研究。该研究把106个国家分成3类，即发达国家、新兴国家和低收入发展中国家，通过考察1985—2005年数据，发现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之间经济周期存在脱钩趋势。[10]Helbling[11]、Kose[12]等人的研究证明工业化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增长率方面存在脱钩现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的报告也支持这一结论[13]。概括起来，支持脱钩论的主要依据是： 第一，区域经济一体化及区域内贸易快速发展。He和Liao认为亚洲脱钩论部分基于自身的区域一体化[14]，Hirata等人运用动态要素模型研究发现，区域因素对于亚洲经济增长的解释力增强，而全球因素的影响力却实质性下降。[15]Shin和Wang认为当东亚区域内贸易的份额上升时会发生脱钩现象[16]，Athukorala和Kohpaiboon认为产生脱钩论的主要原因是东亚区域内贸易持续增长以及东亚各国对区域经济长期增长保持乐观态度[17]。《经济学家》杂志也持相似的观点，认为脱钩论的证据之一是新兴市场国家之间贸易迅猛增长，已占其总出口额一半以上。[18] 第二，中国因素。世界银行2007年发布的研究论文提出，随着中国代替G7成为新兴市场经济波动背后的主要全球变量，新兴市场国家与发达经济体逐步脱钩。[19]《经济学家》杂志指出，中国的国内需求越来越多地拉动着亚洲的对华出口，新兴经济体出口份额中销往中国的商品比重越来越大，对中国的出口已超过对美国的出口。[20]Athukorala和Kohpaiboon的研究也证实，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零部件在日本和其他东亚新兴经济体对中国出口中所占的份额上升。[21] 第三，新兴经济体的国内消费和投资大幅增长。开放型经济的发展不仅推动了新兴经济体的对外贸易，而且带动了整体经济发展和生产力增长，进而是国民收入和消费的增多。据测算，2007年新兴经济体实际国内需求平均增长8%，几乎是发达国家的4倍。[22] （二）反对脱钧论的观点 有许多学者和国际机构都认为“脱钩论”不现实，有些研究甚至用“童话”[23]、“神话”[24]、“一厢情愿”[25]等字眼来描述它。克鲁格曼认为脱钩从来没有出现过[26]，《经济学家》指出，最悲观的论调是“在全球化时代，讨论经济脱钩没有任何意义”[27]。Cheung和Chang的观点很有代表性，认为东亚经济与美国结构性脱钩需满足三个条件：更加多元化的出口市场、具备政策自主性尤其是货币政策独立、国内金融市场不受美国金融体系的影响，而在可预见的未来，东亚商业周期不可能与美国脱钩，在长期也不具备与美国脱钩的潜力。[28]概括起来，反对脱钩论的主要依据有： 第一，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周期存在同步性。例如，联合国的研究认为，贸易和金融联系深化表明主要经济体经济周期对发展中国家的传导作用在加强[29]；约翰·奥瑟兹认为新兴市场相对于发达国家的优异表现，与发达国家的表现直接相关[30]；Lillie Lam和James Yetman认为，在控制宏观经济波动变量后，亚太与其他地区经济同步性同贸易和金融一体化紧密相关[31]。相关实证证据也很多，例如，IMF提出，在1982年、1991年、2001年三次美国经济衰退中，美国经济增长率每下降1个百分点，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经济平均下降0.5个百分点[32]；
通过考察34个新兴经济体和29个发达经济体，发现在两者之间存在强劲的联系[33]；IMF指出，截至2008年年底，亚洲受打击最严重的国家仍然是严重依赖出口的国家，并且始于2009年2月的经济恢复正是得益于与发达国家贸易的正常化[34]；据IMF估算，美国和欧元区经济增长率每下降1%，亚洲GDP将下降0.3个百分点[35]。 第二，亚洲区域内贸易多是中间品贸易，对最终产品的最大需求仍在发达国家。黄益平指出，80%的亚洲区域内贸易都是由中间产品产生的，只有20%是由最终产品产生的，而最终产品的60%仍然是输往发达国家，留在亚洲区内的其实不到20%。[36]何帆指出，“东亚经济在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不仅没有在增加内需方面有显著改善，反而越来越依赖外需，尤其在美国市场，不断膨胀的外汇储备就是一个佐证”。[37]Pula和Peltonen指出，2006年亚洲区域内贸易只占世界最终产品贸易的7%，而与美、欧、日三方的贸易却占世界的16%，而且自1995年以来，亚洲对出口市场的依赖程度日益加深。[38] 第三，从国际生产碎片化的角度质疑“脱钩论”。Garnaut[39]、Athukorala[40]、Bergsten等[41]、Roach[42]、Athukorala和Kohpaiboon[43]认为，“脱钩论”基于传统的横向专业化分工，忽略了国际生产碎片化和垂直专业化分工，尤其是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在全球生产网络中日益重要的地位。随着垂直专业化分工条件下贸易的迅速发展，基于横向专业化的贸易流量分析会导致错误的推论。刘洪钟等通过对东亚贸易结构进行分析，认为东亚的整个生产链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区域内贸易仍以零部件和中间产品为主，而中国作为最终的组装地和出口中心的地位未发生根本改变。[44] 第四，在现有的国际货币制度框架下，非储备货币国之间的贸易增长不可持续。刘煜辉认为，在非储备货币发行国之间不可能形成真正的贸易平衡，因为任何一个国家出现持续贸易逆差，就意味着其外汇储备将快速耗尽，从而被迫限制进口鼓励出口，而各国共同使用这些措施的结果就是抑制国际贸易增长。[45]从这个意义上讲，新兴市场国家的对外贸易必然依赖于美国的需求，不可能与美国经济脱钩。 二、中美经济“脱钩论”的演变 同亚洲与发达国家经济脱钩的轨迹相似，中美经济“脱钩论”也几经反复。2007年，美国经济增长率因次贷危机而下跌到2%左右，但中国经济增长却在11%以上，“脱钩论”认为中国经济可以不受美国影响而延续高速增长。[46]但是到了2008年下半年，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化，其对实体经济的巨大负面影响也被传导到中国，2008年11月中国出口7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第4季度GDP增长快速回落至6.8%。吴铮评价说，“脱钩论”在2008年9月随着雷曼兄弟一起破产了。[47]到了2009年，随着大规模经济刺激下中国经济回暖，中美经济“脱钩论”再起。巴曙松认为支撑中国经济增长脱钩的逻辑支持包括：储蓄的使用效率提高、地方政府围绕城市化进行的投资填补出口调整形成的增长缺口、国际和国内经济结构调整不利于出口部门恢复。[48]当然，即使针对同一个问题，不同的研究者也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例如，对于中美经济之间的相关性，黄益平认为过去十年中美经济相关性大幅提高，中美之间的“钩”可能挂得更紧了而不是脱开了[49]；Brooks和Hua也认为，鉴于在东亚生产网络中的装备制造中心地位，中国一方面加深了与亚洲其他国家的相互依赖，另一方面也加深了与美国等最终产品市场的相互联系[50]；Leduc和Spiegel则认为中美双边商业周期的相关性普遍下降[51]，钟飞腾和张洁也认为美国对维持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及可行性降低了[52]。 然而自2010年以来美国经济持续复苏，中国经济则逐步出现回落，中美经济“脱钩论”再起。不同以往的是，本轮脱钩的“主角”变成了美国。其中以徐以升的观点最具代表性，认为美国经济在向上、中国经济在向下，而且美国经济复苏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在持续变弱，当前的脱钩深植于全球生产网络“去中国化”重构的大背景中，从而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脱钩。[53]其主要依据是： 第一，美国经济复苏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持续变弱，中国对美国出口脱钩。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增长率已经从危机之前以及2009年、2010年的两位数，持续下降到个位数乃至负增长。2013年第2季度，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增长率下降为-2.4%。同时，美国从中国进口总额占美国总进口额的比例，在2008年达到20%的峰值之后，近几年一直在15%至20%之间徘徊；而中国对美国出口占中国总出口的比例，则从22%的峰值持续下滑到目前约15%的水平。 第二，美国经济模式调整产生的“进口替代”和“进口转移”效应加剧了中美经济脱钩。“进口替代”效应是指，随着页岩气革命带动美国产生全球层面的“能源比较优势”，美国要素商品价格大幅下降，美国消费更多地转向国内生产，并没有带动进口大幅增长。“进口转移”效应是指，2010年之后美国加大了从墨西哥等经济体的进口。2005年，美国从墨西哥进口的数额占美国总进口额的比重曾下滑到9%，但目前已恢复到约13%。 第三，中美综合成本差距缩小，制造业回流美国。从土地、能源、劳动力、资本等多种要素的综合成本来看，中美要素商品价格对比已经不再有鸿沟。从土地成本看，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工业用地价格已大幅高于美国。从能源成本看，美国页岩气革命之后推动煤炭、天然气、电力价格持续下降。从劳动力成本看，中美目前依然有鸿沟，但在缩小。美国制造业平均薪酬/中国制造业平均薪酬从2001年的25倍下降到2012年的5倍，但2010年美国制造业工人劳动生产率却大约是中国的3.7倍。再考虑到物流因素，对于一家美国公司来说，将在中国销售的商品的生产配置在中国是有道理的，但在北美销售的商品的生产放在美国就更有道理。 第四，美国正致力于构建将中国排除在外的区域贸易体系。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代表的全球贸易体制正在被更多的区域贸易体系所解构。目前美国正致力于构建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议（TTIP）都不包含中国。若达成这两个协议，中国将会有很长一段时间游离于一个包含美国、欧盟、日本、韩国等主要经济体的贸易格局之外，从而加剧中美脱钩。 三、从全球生产网络的视角看中美经济脱钩 上述关于中美经济脱钩的观点，大多讨论的是中国和美国在短期波动意义上的经济增长关联性。2007年以来，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不同的宏观经济政策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两国的经济，从而导致中美经济“脱钩论”与“挂钩论”交替出现。因此，从中长期看中美经济是否会脱钩，对于我国对“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更有意义。全球生产网络的出现和发展，将中美两大经济体紧密联系起来。两国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地位和角色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也不会随着短期经济形势的变化而改变。因而，从全球生产网络的视角研判中美经济的脱钩趋势，更稳定也更可靠。下面从中美两国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分工、行业与部门分工、区域主义与全球生产网络、产品国际竞争力四个方面，讨论中美经济脱钩的趋势。 （一）从全球价值链分工看，美国进口替代、进口转移和投资回流都难以对中国形成明显威胁 全球价值链是近三十年来国际贸易与分工最重要的趋势。不同国家在资本品、高技术中间投入品、低技术中间投入品、原材料中间投入品、最终消费品等不同的生产环节上基于比较优势形成分工。美国处于价值链上游，是重要的高技术中间品和资本品出口国，而中国处于价值链下游，是重要的最终消费品出口国，同时也日渐成长为低技术中间品出口国。这一贸易与分工趋势决定了中美之间的合作大于竞争。 由于中美两国在价值链上的分工不同，因此，美国制造业的恢复并不会对中国最终消费品对美国出口产生多大的进口替代效应。相反，中国需要进口美国的资本品和高技术中间品以满足自身出口的生产投入需求，因此中美两国的互补还会给中国进口美国产品加工并最终出口带来机遇。2012年美国对中国出口增长6.4%，虽然低于对墨西哥，但高于对加拿大，也高于整体平均水平。2013年1—9月，美国对中国出口增长5%，高于对墨西哥（4.5%）、对加拿大（2.0%）以及整体平均水平（1.6%）。 虽然中国与墨西哥的价值链分工相似，但两国行业分工不同，并非发生了进口转移。墨西哥在机动车辆、工程机械等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并与美国形成了密切的价值链分工与合作。而一直以来中国是在电子产品等其他行业上具备比较优势。因此，美国的率先复苏凭借汽车中间品的高弹性提升了墨西哥从美国的进口份额，但不代表对中国产生了进口转移。 分析美国制造业投资回流，不仅要考虑到两国价值链分工不同，直接竞争较小，更要意识到美国制造业投资回流难以开启全球生产网络去中国化。中国融入全球生产网络，不仅有美国的投资，还有日本、亚洲“四小龙”以及欧盟等经济体的大量投资，即便美国投资减少，也不会导致中国脱离生产网络。特别是，目前美国对中国的投资主要是为了进入中国市场，而非使中国进一步融入全球生产网络，因此投资回流美国也就不会使中国脱离生产网络。更何况，越来越多的中国对美投资会加强中美经济耦合而非促使两者脱钩，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去”会塑造中国主导的全球生产网络而非生产网络去中国化。 （二）从行业与部门分工看，不同国家受美国经济波动影响的时间节奏并不一致，中国受美国衰退传染较晚，受美国复苏拉动也较晚 国际贸易对国家间传导经济波动扮演了重要角色。美国可以通过进口贸易把自身的衰退或者复苏传导给外部经济体。由于进口是以国内经济为基础，国内经济中不同行业、不同部门衰退或复苏走势并不一致，而国际贸易中外部经济体存在行业与部门分工，因此，美国经济波动对其他经济体的传导也并不同步。 次贷危机前后，由于美国不同行业衰退先后不同，中国所处的行业分工地位使其受衰退传染较晚。在次贷危机爆发但尚未蔓延至整体经济之前，美国建筑行业已经远远早于其他行业出现衰退。美国在国际贸易中最早对此做出反应的主要进口行业是工程机械。推土机等工程机械进口早在2006年5月就开始下滑，这一时间点比美国整体进口下滑提早了19个月。次贷危机演变成金融危机的早期，美国汽车信贷迅速衰减、国际油价大幅上涨都冲击了美国机动车辆进口。运输设备（HS86—89）的进口在2007年年初就出现大幅下滑，而电子产品等其他主要进口行业的下滑在半年多以后才显现。[54]在美国的对外贸易与行业分工中，加拿大、日本、墨西哥是工程机械和机动车辆领域美国主要的进口来源国，而工程机械和机动车辆也是加拿大、日本、墨西哥对美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中国所占的份额较小。因此，这直接导致了上述三国较早地受到美国次贷危机的传染，而在危机期间中国在美国进口市场中的份额反而还一度逆市扩大。 美国经济复苏对中国的拉动作用有所滞后，也是受到了分工的影响。次贷危机升级成全面的金融危机后，美国私人部门进入去杠杆阶段，对生产和消费都造成了严重冲击。随着经济复苏，美国私人部门结束了去杠杆，转而缓步进入加杠杆，但生产和消费加杠杆的节奏并不同步。工程机械、机动车辆等制造业部门的加杠杆已经启动了生产的恢复，住房市场的复苏也带动了建筑行业，这些都使得加拿大、日本、墨西哥等国受益。但截至目前，居民部门的加杠杆力度仍远低于危机前水平。这种生产复苏领先于消费复苏的特征改变了美国进口需求结构，导致消费行业在美国进口需求中的比例出现下降。由于在行业分工中中国以居民所需的消费用品为优势，这意味着经济远远没有恢复到危机前那种能为中国出口提供充足拉动作用的程度，因此，中国在美国进口市场中的份额相应有所下降。但随着美国经济复苏从生产端向消费端延伸，从企业加杠杆向居民加杠杆延伸，未来美国进口扩张仍然能够带动中国出口增长。换句话说，尚未带动中国出口增长的美国经济复苏不是全面的复苏。 （三）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不会导致东亚生产网络重构 一是从历史经验看，自由贸易协议对生产网络的影响效果并不明显和清晰。例如，自由贸易协议在北美和欧洲签订的更早，一体化程度也更深，然而，东亚生产网络中生产环节分割的细化水平、分工的专业化水平却高于北美和欧洲生产网络。[55] 二是东亚生产网络内很多贸易已经享受了零关税和低关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在关税上的效果十分有限。东亚已经在关税方面形成了事实上的优惠贸易协议。东亚主要经济体实施的关税水平不仅明显低于在世界贸易组织内承诺的最惠国待遇关税水平，甚至也低于其在各种自由贸易协定和特惠贸易协定中承诺的优惠关税水平。[56]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是，在形成最终消费品以前，各种中间品会经历多次国际贸易，其所受关税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累加，高关税反而阻碍了一国的企业融入全球价值链。因此，全球价值链背景下的高关税尤其是中间品关税对一国提升自身竞争力是非常不利的，这促使各国主动地单边降低关税水平。此外，从行业层面上看，作为东亚生产网络内垂直专业化程度最高的行业，信息技术和电子产品的很多贸易已经覆盖在世界贸易组织的《信息技术协议》之内，享受了零关税待遇。[57] 三是全球价值链使得自由贸易协议的原产地规则难以发挥排他性（歧视性）优惠关税的保障作用。原产地规则的基础是过去的行业间分工、产品间分工，通过判定贸易产品属于“某一国家”来保障排他性（歧视性）优惠关税的实施，但全球价值链的新趋势是产品内分工，产品的生产地属于“多个国家”，也就是世界贸易组织现在所倡导的“Made in World（世界制造）”。例如，全球价值链的生产趋势带来了生产环节的专业化，这使得一国生产活动的增加值水平不断降低。然而原产地规则中的“从价百分比标准”往往要求产品发生了较高水平的增值活动后才能享受排他性的优惠关税。全球价值链的贸易趋势带动了中间品贸易的兴起，一国往往进口零部件加工后再出口的还是零部件。原产地规则中的“税号改变标准”要求在《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中四位数级的税目发生变化后才能享受排他性关税优惠，但零部件在四位数级甚至六位数级上的税目却一般都是相同的。 四是自由贸易协定中的深度一体化议题往往具有非歧视性。TPP和TTIP在关税领域之外的贸易便利化、服务、竞争政策领域被视为高水平的深度一体化议题。作为边境上的公共服务，贸易便利化一旦改进了效率就会惠及各方。在服务领域，由于企业股权结构的复杂性，优惠政策很难通过所谓的原产地规则判断服务提供企业的“国籍”。而计量实证文献中得出的结论却是区域贸易协定不仅在服务领域的政策是非歧视的[58]，其竞争政策条款大多也是非歧视的[59]。这虽然可以使得竞争政策的相关法律法规有利于来自协议伙伴的企业，但此类法律法规设立和调整的成本很高，并且随着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增多会变得更加困难。 最后，退一步讲，即便中国脱离了东亚生产网络，鉴于中国重要的中间品进口和出口地位，恐怕没有哪些相似的经济体能够替代中国。 （四）中国产品在美国进口中所占的份额仍在提升，主要产品在美国市场上仍有竞争力 根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数据，2005—2013年，中国在美国进口中的占比呈现出较为稳定的上升趋势，从14.6%升至19.4%。这期间出现例外的两个年份分别是2008年和2011年，中国份额分别下降了0.3个和1个百分点，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在这两个年份受到矿物燃料和其他矿产资源价格飙升的影响。2013年比2012年提升了0.7个百分点，已经超过危机前的水平。这种占比提升说明，总体而言，中国产品在美国市场上仍然保持了相对的竞争力。 商务部的统计数据还显示，从2007—2013年中国主要产品在美国进口份额的变动来看，中国在美国市场仍未丧失国际竞争力。其中，鞋靴、伞等轻工产品（HS64—67）占比维持在70%以上，家具、玩具、杂项制品（HS94—96）占比维持在60%以上；纺织品及原料（HS50—63）占比在三分之一左右，是美国首要的进口来源地，来自其他国家的进口占比均不超过10%；机电产品（HS84—85）占比则逐年上升，从2007年的28.2%上升至2013年的36.2%。 另外，中国整体上减少对发达市场出口，增加对新兴市场国家出口，并非是对某个国家脱钩。2013年第2季度，中国对欧盟、美国和日本出口同比增速分别为-8.2%、-2.4%和-4.0%，这是2010年以来第一次对三大经济体同时负增长。2013年，三大经济体合计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33.5%，比2012年下降1.7个百分点。[60]这表明，中国对发达市场出口已相对饱和。相反，近年中国加大对新兴市场国家出口，主要新兴市场国家在中国出口中的比重由2001年的1%上升到16%左右。 尽管中美经济短期内难以真正脱钩，但要关注长期内脱钩的可能性。2008年2月15日，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表示，美国经济与全球脱钩是一个长期论题。这是在暗示美国已经失去在全球的领导地位，其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已经大幅降低。然而正如德国央行行长韦伯所说，“全球经济不可能同美国经济永久脱钩”，美国对全球的影响力变化将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61]实际上，中美经济是否会脱钩，还取决于中国对于调整全球经济失衡和国内经济结构性失衡的政策选择，但至少，中国具备与世界脱钩的条件，如巨大的国内市场、政府和民间强大的财力、具有强大竞争力的中国制造业。然而，中国还是要关注美国将中国排除在新的区域贸易体系之外的企图，这将是判断经贸关系还是不是中美关系“压舱石”的重要依据。但正如Kim等人所证明的，中美之间不再是传统的单方面依赖的南北关系，而是双向依赖。[62]将中国排除在外，美国也要承担相应的成本和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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